6月23日,军校以何应钦为总领队,率领入伍生800余人,教导团第一团第三营,第二团第二、四、七各连,举行声援上海“五卅”运动游行。
蒋介石在校长办公室,总是暴躁不安,接到陈洁如的信,得知她月底才能够到广州,更觉心烦。
下午3时,电话铃响了起来。
“什么事?!”蒋介石抓起电话,没好气地说。
“介石,是我,延阊啊!”是建国湘军总司令谭延闿的声音,“出大事了!今日广州各界群众,因援助上海各地惨案而游行,以密集单道前进,无有掩护,至西堤沙基口,竟遭英国士兵从沙面租界用机枪扫射,死伤约70人,黄埔学生、士兵死23人,伤十余人!”
听到这里,蒋介石震惊万分,悲愤交加,心肠欲裂,咬牙切齿地说:“英贼!帝国主义者!视我华人性命如草芥,屠杀我华人如犬豚,国耻至此,我何以生为!”
放下电话,蒋介石当即登船,赶赴帅府。一路上,只觉景象凄黯,昊天顿呈不可思议之红灰色,一片苍淡!
胡汉民主持会议,研究应对办法。
“国势至此,不以华人之性命为事,任其英贼帝国主义所惨杀,闻之心肠为断,几不知何为人矣!中正自生以来,哀戚未有如今日之甚也!”蒋介石慷慨激愤,“沙基之屠杀,是英政府直接向我革命政府挑战!以中正看来,徒斤斤于衅自谁开,固嫌示弱,即希望此案尚有和平解决之可能者,亦昧于常识!英帝国主义者,与我实际上盖已入于交战状态,再无与英贼妥协之余地!我政府当表明态度,唤起全国民众坚持到底,始终誓于死战而已!”
“交战?我们拿什么和英国交战?靠某国吗?”林森、邹鲁等几位国民党元老,提出反对,“倘若不是本党一味和某国亲善,或许也不至于有今天这个惨剧!”
“要组织省港大罢工,向香港英国帝国主义者显示工人的力量!”廖仲恺说。
直到深夜,还是未能达成一致,胡汉民总结说:“作为对英国枪杀我民众的反应,第一步,对香港实施全面经济封锁。”
回到住地,蒋介石越想越觉得气愤、耻辱,“切齿腐心”,发起了高烧。早上,挣扎着起床,赶到北校场集合士兵讲话。
“英贼屠杀我民众,屠杀我子弟!”蒋介石勉强支撑着,义愤填膺地说,“作为军人,不报此仇,誓不为人!……”讲着讲着,他觉得头重脚轻,身子一歪,就要晕倒在地,幸亏宓熙等人眼疾手快忙上前扶住,才没有倒地。
消息传到汪精卫那里,他当晚特意派陈璧君前去探望,蒋介石“心甚感激”[1]。
“英虏皆可杀!”陈璧君走后,蒋介石坚持着写日记,重重地写下了这样的一句话。他并且决定,以后每天都要书写仇英口号,用以自针[2]。
沙基惨案,在蒋介石眼前挥之不去,仅仅经济封锁就算了吗?他自问,未免太软弱无力了吧!于是,他怀着满腔悲愤,写成“请中央对付沙基惨案意见书”,派人火速送给胡汉民,限期送达。
“校长,交通课黄晓沧不在,派不出车。”秘书张家瑞报告说。
蒋介石大怒,半天,才感慨说:“国势至此,危亡无日,各职员如再不激发天良,各尽职责,努力为人,是不啻以亡国奴自居也!国弱党危,同胞同志任由英虏惨杀压迫而不知耻!驰职昧责之人,在国家为民贼,在社会为败类!民贼、败类,不杀何待?!”
“校长,这……”张家瑞惶然。
“拟令,诫勉本校职员尽责!”蒋介石吩咐说,“凡本校所辖各职员,今后,如有旷职卸责者,不惟立即革职,且必照律严惩,以肃党纪而整校风!”
说罢,蒋介石又是一阵晕眩,张家瑞忙心疼地说:“校长宵旰焦劳,而又遭国难,校中军医处腐败,教育长受攻击……”
蒋介石摇头叹息不止:“内外皆不幸事,刺激深矣!身体真有些坚持不住了!”
这个时候,病中的蒋介石盼陈洁如到来如望云霓,派人迎接几次都没有接到,越发烦躁,动辄就大发脾气[3]。
6月29日,陈洁如到了,蒋介石心里踏实了许多,病也好了,一整天都在和她缠绵。
7月1日,是国民政府成立的日子。这天上午,军校举行第三期学生开学仪式,廖仲恺、汪精卫等人,都来祝贺。蒋介石冒着酷暑,精神饱满地发表演说,又禁不住提到沙基惨案:“沙面案于凄惨之中觉有一种光明印象,生者固悲愤,而死者则得其所也。”
“介石,新政府尚未成立,即遭内部打击。”廖仲恺私下对蒋介石说,“前天,监委邓泽如领衔,以中央监察委员会名义弹劾中央政治委员会,说国民政府成立,事关重大,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事先并不与闻,此举实为非法。”
“如何处理呢?”蒋介石问。
“只好在下午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把这个弹劾案打掉,再举行政府委员的选举。”廖仲恺说。
“还有,”廖仲恺又说,“6月27日这天,汉民从报纸上看到猜测政府组织和人选的报道,便拿上报纸,找到我和精卫,气冲冲地质问:‘你们这是闹的什么玄虚?我是代理大元帅、中政会代主席,这名单我何以一无所知?’精卫劝解道:‘这或许是报上的猜测,展堂兄何必当真呢?’汉民怒气未消:‘胡某人不懂洋文,当不了外交部长,你们另选贤能的好,我最好是出国考察。’我劝道:‘汉民何必如此?总理尸骨未寒,我们应戮力同心,共负革命的责任。’汉民冷笑道:‘你们还知有总理?我与你们之间,只就历史关系来说,也不该这样相欺!’我看汉民言语间充满怨怒,对我更是怒目相向。”
“报纸上何以登出这样的消息呢?”蒋介石问。
“或许,是有人故意泄露出去的,以造成舆论。”廖仲恺说,“如此看来,本党内部纷扰,是难以避免了;我廖仲恺更是成为不少人仇视的对象。”
“仲恺兄,当此非常时期,要格外小心啊!”蒋介石关切地说。
参加完开学式,廖仲恺、汪精卫一行,便匆匆告辞了。下午,国民党的中委们要开会选举国民政府委员,他们要赶回去参加。
省城里,成立政府的大事在进行中;黄埔,蒋介石则在军校会客厅训诫各官长,又对学生干部讲话。
当天,国民政府成立,蒋介石决定把“军政意见书”不失时机地呈上去:
(一)关于军费问题。查广东全省收入统计约在3500万元,如能再加整理,或可增至4000万元以上,拟提出1800万至2000万作为军费,……
(二)关于各军之编配(暂定名额为65000人):第一军区(粤军)组织三军,约30000人,(党军)组织二师,约10000人;第二军区(湘军)组织三师,约12000人;第三军区(滇军)组织二师,约10000人;第四军区(原北伐军各部)组织一师,约3000人。……
(三)关于各军之编制……
……
(九)训练农民团与学生军至十万之数,以民国十五年杪练成。……
……此意见书应俟三个月内肃清潮、梅及南路逆军后实施,现拟择要试办。
同时,还特意附了一份说明:“此军政意见书,草在6月23日沙面惨杀案以前。近见英人暴戾,更不能不准备实力与之决一死战,……若吾党再隐忍坐视,畏缩不前,徒以经济绝交一语了事,则亡国无日矣!为今之计,一方面须作绝交持久为三年、五年之计;一方面准备实力,以半年内为第一期战备完成之期。……但此意见书不必示其他人,请诸公注意,并作为将来军政改革具体计划内一参考材料也。”
第二天,陈洁如便陪着蒋介石住进了颐养院,割治他的鼻瘤。
当天的报纸上,国民政府成立的消息成为头条新闻。
大元帅府改组为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推定16人为国民政府委员:汪兆铭(精卫)、胡汉民、张人杰(静江)、谭延闿、许崇智、于右任、张继、徐谦、林森、廖仲恺、戴传贤(季陶)、伍朝枢、古应芬、朱培德、孙科、程潜。
国民政府委员11人到会,他们在16名委员中推定5人为常务委员:汪兆铭、胡汉民、谭延闿、许崇智、林森;推定1人为国民政府主席:汪兆铭。
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胡汉民,军事部部长:许崇智,财政部部长:廖仲恺。
“校长,胡先生和廖党代表都受到顿挫,惟汪先生最得益。”被蒋介石召到医院来帮助起草“革命六大计划”的王柏龄、贺衷寒几个人围在蒋介石的病床前,议论说,“胡先生失去了代理地位,退到汪先生之后;而廖党代表,尽管有苏俄顾问和共产党的全力支持,可是只排在16名委员的第10位,也未能入选常务委员,可见,廖党代表在中委中,是受到孤立的。”
“校长追随总理革命十余年,况且倘若没有校长东征、平叛,国民政府也无以成立,”贺衷寒颇是不平地说,“可是,政府委员里,连朱培德、程潜、于右任、徐谦这些人都沐猴而冠,校长却……”
“君山,这不是军人所当议论者!”蒋介石制止说。
“校长,有一个插曲,大家作为笑谈。”贺衷寒继续说,“汪先生自投一票!”于是,他绘声绘色地把听到的传闻讲述了一遍。
蒋介石这才知道了当时的情形:昨天,到会的11名国民政府委员投票选举国民政府主席。中央政治会议秘书伍朝枢负责发票、点票。投票完毕,伍朝枢站起来高声说:“发出选票11张,选举汪兆铭的11票。”说完,他迟疑了一下,觉得有点奇怪,又高声报告一次:“发出选票11张,收回11张,选举汪兆铭的11张。”全场的目光,都转向了汪精卫。汪精卫颇是难堪,满脸通红。
“没有想到,汪先生竟然自投一票!这真是件闻所未闻的新鲜事。”王柏龄感慨说,“汪先生未免太急于上台了!也未免太不自信了!”
“好了!”蒋介石又制止说,“国民政府已经成立,再不能率由旧章,所以当务之急,要抓紧把‘革命六大计划’稿完成,次第实行。”
接下来的几天里,蒋介石住在医院里,一直忙于他的“革命六大计划”的起草,连7月3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立,也未能参加。
7月7日,蒋介石出院后,便将他呕心沥血撰成的洋洋万言的《革命六大计划》,呈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
激愤、焦劳,刚出院的蒋介石,又一次病倒了,去医院时,刚一出门,突然栽倒在地,人事不省,吓得陈洁如花容失色。
[1]蒋介石日记,1925年6月24日。
[2]蒋介石坚持到次年秋北伐紧急时方停,诸如:“英虏我必歼之”,“英虏不灭非男儿”,“如何可灭此横暴之英番”等。
[3]蒋介石日记,1925年6月26日语:“今日洁如逗港,不能到省垣,殊云霓之望”;28日语:“今日洁如未到,暴性大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