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8日上午,潮州码头。
“到底是要迎接谁呀?”陈洁如问,“还要你亲自到码头来?”
“待会你就知道了,是一个大人物。”蒋介石神秘地说。
“还能大过廖仲恺吗?”陈洁如好奇地说,“你也没有如此迎接过廖仲恺的呀!”
俄顷,轮船靠岸,一个仪表堂堂,风度翩翩,梳着背头、满面春风的中年男人,在一个身材微胖的女人的陪伴下,健步向蒋介石走来。
“季新兄!”蒋介石叫道。
“介石!”汪精卫快步上前,拉住蒋介石的手,亲切地叫着。
“这位就是汪先生,这位是汪夫人。”蒋介石向陈洁如介绍,又指着陈洁如,对汪精卫夫妇说,“这位是陈洁如。汪夫人,你们是本家,洁如应叫大姐。”
陈璧君露出不屑的表情,陈洁如终于能够公开和夫人们交往,欢天喜地的样子,拉住陈璧君,问长问短。
蒋介石陪着汪精卫夫妇来到湖轩,陈洁如以主妇身份,拉上陈璧君四处参观。
“介石,我从北京直接到这里来看你。”汪精卫亲热地说,“接到校军东征的捷报,是孙先生生命最后时刻里最高兴的事了。”
蒋介石很感动:“季新兄,一别半年,甚是思念。只是再也见不到孙先生了……”
说着,两个人一阵欷□。
“介石,孙先生临终前,还以微息呼唤你的名字。”汪精卫说。
蒋介石闻听,哽咽不能言。
良久,待蒋介石平静下来,汪精卫说:“介石,孙先生死了,我担心党内会起纠纷。展堂对联俄、容共本来就极不赞成,和鲍顾问也甚不融洽;仲恺虽深得苏俄顾问和共产党的信任,但是党内元老又责其‘赤化’,左右两派,俨然形成,实在令人担心啊!”
“帝国主义是我们的敌人!”蒋介石说,“英国、日本,无日不再压迫、欺凌我们,苏俄毕竟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也一直在援助本党革命,联俄政策,还是要执行下去的。”
“可是,总理死了,展堂会继承这个政策吗?要仲恺来做,党内元老接受他吗?”汪精卫颇是诚恳地说,“介石,你知道,这么多年追随总理革命,我一直没有担负政府的责任,不是兄弟我不愿意负担责任,实在是看不惯官僚政客之所为,与其混进政治舞台,不如洁身自好,本我所学,干一些切实改良社会风气的工作。但是,现在,总理死了,本党的革命,是要按照总理的遗命继续下去的,我们都不能再逃避责任。”他看着蒋介石,亲热地叫着,“介石,这半年来,你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中坚忍不拔,努力奋斗,杀出了一条血路,中央几天前任命你为党军司令官,就表明介石就是本党干城,此番兄弟之所以径来军次见介石,就是想听一听介石对兄弟行止的主张,兄弟当以介石一言而决之!”
“季新兄,我是支持你的!”蒋介石感动地说,“许汝为素与展堂兄不睦,季新兄不妨也和汝为一晤。”
当晚,蒋介石陪着汪精卫游览潮州夜景。回到住所,蒋介石禁不住对陈洁如说:“汪精卫这个人,对我真不错,很平和、亲切,是个可亲的人。”[1]
“他为什么对你好?”陈洁如问。
蒋介石说:“他和胡汉民资历、地位相当,可是胡汉民虽然也是书生,但是粤军中的一些人,像师长李济深、旅长陈济棠,与他很接近;而汪精卫与军队毫无渊源,这样亲近我,或许是想在军队中找到支持者吧。”
“你过去说,不能信任俄国人,现在你对俄国人为什么那么亲近?”陈洁如好奇地问。
“别人说我是愚忠,我对孙先生就是愚忠!”蒋介石说,“联俄容共是孙先生决定的,我就要服从。后来,苏俄援助我搞黄埔军校,东征也援助我,是帮助我的,英国、日本这样压迫我们,不联合援助我的俄国,是没有一点办法的。”
第二天,又陪他到汕头会见许崇智,随后在他下榻的桂园和汪精卫再作长谈。
“季新兄,现在我国的一些青年,对本国的英雄不崇拜,反而甘为外人支配,所以,要造成崇拜总理的气氛。”蒋介石说,“闻总理死讯,我即在军次遥祭一周,又召开公祭大会,回黄埔后,又在学校举行悼念总理大会。我又建议建国粤军制定《总理纪念周条例》,以每周星期一为纪念周,永久行之,如有阳奉阴违等行为,一经察觉或举发,除将其应负责之官长撤差外,并另予分别议处。有人说我这是神化孙先生,只要能够使得本国的青年崇拜本国的英雄,神化也是无可非议的。”
汪精卫甚赞成,于是,第二天,便和蒋介石一起,参加了在粤军总部举行的总理纪念周。
上午十时,全体人员向孙中山像行三鞠躬礼、默哀三分钟,随后全体官兵宣读总理遗嘱。然后,许崇智便请汪精卫讲话。
“兄弟现在向诸位报告这遗嘱的来历。”汪精卫绘声绘色讲述了随孙中山北上的经历,和他为孙中山起草遗嘱的详细过程,“总理病重,兄弟便在北京主持本党临时政治会议,总理对广东有所指示,由兄弟传达;广东’向总理有所请示、报告,由兄弟代为答复;在京的各方活动,由兄弟代为参加。听得医生说总理的生命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兄弟便起草好了总理遗嘱,约总理家属三人,至总理榻前,面请总理指示数语,俾便遵守。总理沉默久之,遂振目谕日:‘我看你们是危险的啊,我如果死了,敌人是一定要来软化你们的。你们如果不被敌人软化,敌人一定要加害于你们。’……话毕,目复阖。兄弟以极诚恳的态度请求说:我们跟总理奋斗了几十年,向来都没有怕过危险,以后还怕什么危险?向来没有被敌人软化过,以后还有什么敌人能够软化我们呢?不过总是要总理先告诉我们几句话,令我们有所遵守,方知道怎么样向前去奋斗。总理见兄弟请求如此迫切,乃重振目谕日:‘你们要我说什么话呢?’兄弟答日:我们现在预备好了几句话,读给总理听。总理如果是赞成的,便请总理签个字,当做总理说的话;总理如果不赞成的,便请总理另外说几句话,我可代为笔记下来,也是一样。总理听至此,即谕日:‘好呀,你们预备好了什么话呢,念给我听罢。’兄弟即取出一张纸,低声慢读道:‘余致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总理听毕,即表示满意之态度,点头谕日:‘好呀,我很赞成呀。’……总理签字后,让特意从上海赶到北京看望他的张静江先生首先签字,依次是吴稚晖先生、兄弟我,还有总理的亲属宋子文、孔祥熙,廖仲恺夫人何香凝等12人签了名。”
会场上,气氛凝重,汪精卫继续说:“3月11日下午,总理还能够和侍候的人谈话,入夜以后,体气越弱了,声息越微了。一间静悄悄的病室里,一个垂死的病人,躺在**,面色渐渐地淡了,眼光渐渐地涸了,一种微弱的声息,断断续续地唇吻间慢慢地发出来,不知是呻吟,还是呼叫:‘和平!奋斗!救中国!’一声复一声的,约摸至少也有四十余声,渐渐地连声息也发不出来了。所能看见的,只有唇吻间的微动了,噫,充满了这病室里的空气,还是极悲凉啊!还是极热烈啊!”[2]
说着,汪精卫的眼睛里,满含泪花。
“喔呀!汪先生的口才,真是极好的!听者无不为之倾倒啊!”
“难怪有人说,汪先生出词气动容貌,听者任其操纵,未见人演说过于此人者!”
“原来我等整天宣读的总理遗嘱,是汪先生写的呀!那么,大元帅是不是该汪先生来做呀!”
听完汪精卫的演说,建国粤军的官兵议论说。
[1]毛思诚记载:“公(蒋介石)甚感其亲爱也。”
[2]张国焘则回忆说:“我和他(汪精卫)会面时,他总摆出曾亲受孙先生遗命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