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6月16日，陆军军官学校整修一新，彩旗招展，一大早，校长蒋介石、党代表廖仲恺率全校师生，列队在学校大门口，迎接贵宾。

8时，一辆轿车开到，国民党总理兼军校总理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抵达。人群中，顿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9时，开学典礼正式开始。除孙中山外，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胡汉民、汪精卫、林森、张继，大元帅大本营外交总长伍朝枢、军政部长程潜，粤军总司令许崇智、湘军总司令谭延阊、西路讨贼军总司令杨希闵、桂军总司令刘震寰，广州市政厅厅长孙科、公安局长吴铁城……南方政权的党政军要员、苏俄顾问、各界代表500余人前来观礼，济济一堂，共襄盛典。

“今天开这个学校的希望，就是要从今天起，把革命事业重新创造，要这个学校的学生来做基本，成立革命军，诸位学生就是将来革命军的骨干。”孙中山致训词说。

致词毕，孙中山郑重地把陆军军官学校的校印交给身着军装、足蹬高腰马靴的校长蒋介石。

一时间，手捧校印、37岁的蒋介石，成为会场上所有目光的汇聚点。这些目光，有殷殷期望，有欢欣鼓舞，也有嫉妒、恐惧、鄙视乃至仇恨。仿佛，那不是一颗普通的印章，而是金光闪闪的权杖。

开学典礼从上午9时，一直进行到下午5时，来宾在大操场阅兵毕，方才结束。

“莘莘学子，亲爱精诚，三民主义，是我革命典型；革命军人，奋斗牺牲，再接再厉，继续先烈精神……”

“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

校园里，不时还会有人哼唱开学典礼上齐唱的校歌和国民革命歌。

“报告校长！”这天，蒋介石正在办公室拟写《军校官长功过条例》，总队总队长邓演达敬礼报告。

“什么事？”蒋介石问。

邓演达报告说：“查得第一队队长吕梦熊，私自召集会议，同盟罢职，要挟加薪。”

“什么？！”蒋介石闻言大怒，“啪”地用力一拍桌子，“岂有此理！军法从事！”

正好戴季陶走到门口，看到这个情形，不禁摇头。

蒋介石挥挥手，让邓演达退去。

“介石，何事，如此动怒？”戴季陶问。

“吕梦熊，刚刚任命他为第一队队长，不到十天，他居然……”蒋介石余怒未消，把手头的文稿高高举起，“哗”地摔在桌案上，“此等败类，岂能容他！”

“这是小事，”戴季陶说，“无非是提出加薪，何必如此动怒？”

“季陶，有何事？”蒋介石问。

“苏俄和北京政府建立外交关系，首任大使加拉罕已赴任，鲍罗廷亦是苏俄的外交人员，”戴季陶说，“倘若站在国际关系的立场，他们支持造自己承认的国家政府反的团体，说得过去吗？我看他们是唯恐天下不乱，好火中取栗！军校开学典礼的第三天，中央监察委员张继、谢持和邓泽如三位，已向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弹劾共产党案。我早和仲恺说过，我们这些本党的政治教官，倒被共产党的教官所排挤，几无立足之地矣！军校是本党的军校还是苏俄的军校？听说现在还要在军校成立党部，必定为共产党所把持，外面好多军校出身的将领都和我说，你们这样办军校，一定办不好！现在客军也好、粤军也罢，对军校戒心很重，省城的商人也说，黄埔军校培养的是布尔什维克化的军队，所以对军校无不惧恨交加，甚至提出趁军校尚未成气候，赶快从布尔什维克手中拯救广州！这样下去，如何是好？还有，其实共产党对你也不放心，说是成立党部、实行党化教育，就是防止军校培养出私人的军队！”

“孙先生说，我们的革命要想成功，必以俄为师，所以军校不能不借鉴他们的经验。况且，没有苏俄的支援，军校也办不起来、办不下去。至于我蒋某人，矢志为党牺牲！”蒋介石颇不耐烦地说，他转向门外，“来人，传本校长的命令：吕梦熊开除党籍，免职！”

戴季陶怏怏不乐，告辞而去。

过了两天，苏俄政治顾问鲍罗廷到军校做精神讲话，鲍罗廷及柯洛夫将军讲话后，党代表廖仲恺讲话，最后，蒋介石讲话。

各位同志、学生：

刚才苏俄同志及我们的党代表所讲的话，讲得很彻底，想必你们听明白了。我听了他们的讲话，有很大的印象，好多的感想，而且觉得无穷的惭愧……我们中国呢，不但没有真正的革命军，而且革命党员借着军队来自私自利，所以中国革命至今不能成功。比方党里委托他练一个团兵，他就争权夺利，耀武扬威，到了后来，什么叛党卖国的事都做得出来。如此的革命，怎么能够成功？

我们中国军人还有一种最大的毛病，就是只知道盲从官长，不知道国家是什么，主义是什么。真正的革命军人，是要以信仰主义、服从纪律为职责……你们要晓得你们是党的学生，是国家的学生，是主义的学生，你们将来出去做事，也不是为哪一个人做事，是为党做事，为国家做事，为主义做事……对个人盲从的习惯，是要竭力打破的，……十三年来，中国的军人被袁世凯辈弄坏了，他们专用金钱来收买军人，军人变成他们个人的利器，专供他们做家狗，如此久而久之，相习成风，就变成今日这个亡国的现象。我希望你们以后痛除从前这种腐败的恶习，扫除你自己卑劣的思想，不要盲从官长。

我们是为求民族自由、民权平等、民生福利而来做军人的，我们是为求国家独立、社会进步而来革命的，决不是跟到一个人或认识一个人来革命的。如其跟到一个人，或是认识一个人来革命，那就不能叫做革命，那就是叫做盲从，那就叫做私党，那就叫做他人的奴才走狗了。中国人的思想习惯，到如今仍旧是几千年前皇帝奴隶的恶劣思想……

革命总要以主义做中心，国家做前提，切不可盲从，更不可自私自利，专为个人衣食利禄，这样方才可以叫做革命，方才可以叫做革命党员。

“嗯，蒋校长讲得好！”鲍罗廷说。

半个月后，蒋介石收到戴季陶的一封信：“弟匆匆便去，未能事先告兄，归沪后屡欲有所言，而千头万绪，不知从何说起……”

“季陶回上海了？”蒋介石吃了一惊，他急忙把教授部主任王柏龄叫来，“茂如，怎么回事？季陶何以不辞而别？他信中只是说，‘当此危局，自顾忧惭，颓然思退以自牧，亦事理之当然，非有他也’。但是事情恐非如此简单吧？”

“介石兄，”王柏龄和蒋介石曾经是同窗好友，私下场合，在校长面前也就不像其他人那样诚惶诚恐，“季陶乃受共产党干部排挤，对军校政治教育为共产党所把持不满，故不辞而别。”

“到底怎么回事？”蒋介石追问。

“季陶讲三民主义，有共产党干部云，应该分旧三民主义与新三民主义，旧三民主义已过时，军校当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这新三民主义教育学生。”王柏龄报告说，“共产党和苏俄顾问讽刺季陶要创造一个戴季陶主义。”

正说着，邓演达进来报告说，有一个学生要求退学。

“按照本校章程，只有学校开除学生的，不允许学生退学！”蒋介石怒气冲冲，“你把他给我叫来！”

要求退学的学生战战兢兢来到校长室，蒋介石刚要发火，想到戴季陶信中的话：“吾兄以饱经忧患之身，具坚贞不拔之气，沉毅豪侠，……岂不甚可敬佩。惟所虑者，社会之改造非仅赖个人个性之统御所能成功，改造者之伟大，惟于其所持理想原理之伟大与性格之仁厚、感化力之强弱中见之，而他之庄严皆副德……”于是，他转而用和蔼的口气说：“你为什么要退学？”

“学生、学生……”来者支支吾吾说，“近来，因思想变更，信无政府主义，所以……”

“你相信无政府主义，是在入学前，还是进校以后？”蒋介石问。

“学生——学生是——是在进校以后。”

“你为什么相信无政府主义？”蒋介石继续问。

“因为、因为，外面的朋友给——给学生寄了无政府主义的书报，学生看了以后，就——就相信无政府主义了。”

蒋介石眉头不禁皱紧了。

“本校党部业已成立，还要建立党小组，组长应该负起责任，监察同学的行为思想，”蒋介石对王柏龄和邓演达说，“以后凡是与本党违反的书报，未经许可，一概不准阅看，这种事，以后要组长负完全的责任。”

入夜，办完了一天事，蒋介石给戴季陶回信。

往昔，都是戴季陶劝他不要消极；这次，却是蒋介石反过来劝戴季陶打起精神，自道无论遇到什么艰难困苦，都要忍耐坚持，矢志为党牺牲一切。至于政治教育上的纷争，蒋介石不想也没有精力过多介入，现在，他不仅是校长、粤军参谋长、国民党中央本部军事委员会委员，还被任命为长洲要塞司令、各军军事训练筹备委员会委员长，整天忙得席不暇暖，但是，戴季陶的被排挤和一名学生因改信无政府主义要求退学的事，让蒋介石感到不安。

“方才党代表对你们所讲的话，是很重要的话，你们要切实记着。”这天，兼任广东省省长的党代表廖仲恺发表精神讲话后，蒋介石发表演说，“无政府主义，说得好听些，是一种很高尚的理想；说得不好听些，就是浪漫主义、退化主义。……我自己也经过这一个思想的阶段，后来……才知无政府主义不犹不能救中国，实在是祸害中国、灭亡民族的主义，才知道想救中国，非本党总理的三民主义不可。……现在我们中国，处在这种极危险的环境里，……试问有谁能想出一个主义来救中国？除了本党总理的三民主义之外，还有第二个的主义可以救中国吗？……本校是为实施三民主义而创办的，除了按照三民主义的思想去实行外，没有别的事，也不许有别主义侵犯到这个学校里来。以后我们党员对三民主义绝对要服从，不准有一毫的怀疑，而且不许有批评三民主义的态度，如果有怀疑三民主义或者变更三民主义的人，就是叛党，那都是我们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