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出师不利,又一次负气而去(1 / 1)

“我一直期待着此次赴俄谈判能够取得丰硕成果,不料苏俄拒绝了我们的军事计划。”听完蒋介石当面报告了访俄情形,孙中山颇是失望。

蒋介石是1924年1月16日抵达广州的。尽管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即,孙中山日理万机,还是当即就抽出时间,听取蒋介石的口头报告。

“拒绝我们的军事计划,暴露了苏俄的野心,”蒋介石说,“我看苏俄对中国之政策,乃视满、蒙、回、藏为其苏维埃之一,即使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其利己主义,与英、法、日帝国主义者,也就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分!”

“可是,现在,也只有苏俄愿意帮助我们。”孙中山说,“我们也只有苏俄这唯一的朋友。所以,我们不能不实行联俄的政策。”

“苏俄对中国革命,只承认本党为唯一领导革命的政党,并力劝其共产党员加入本党,服从领导。”孙中山说,“何况,苏俄不是也承认了吗,所以本党要实行容共政策。”

“对苏俄共产党,我的观察,说的和做的未必一致,主义和事实应当分开,主义固然可信,事实则不然。”蒋介石忧心忡忡地说。

“介石,你对中俄将来的关系,未免顾虑过甚,更不适于现在革命现实的环境。”孙中山说,“我们早有办军校之议,苏俄顾问鲍罗廷到任后,即提议尽快创办军官学校,此事关系重大,介石乃是我心目中军校校长的不二人选,你可集中精力筹办军校,专心军事,不必过问党务、政治。”

蒋介石沉默了良久,说:“先生对中正过蒙垂顾,知遇之隆,并世稀有。中正亦敢以陋见陈于先生。眼下,粤局未有丝毫转机,依然危机四伏,军事上依靠滇、桂各军,他们未必乐见其成;财政上,不是财团垄断,就是各军把持,无钱、无枪,创办军校形同无米之炊;人事上,粤中军政要员,对中正嫉妒排斥由来已久,他们也未必乐意由中正办军校。总之,不作全盘的统筹,对军政、财政、民政、人事进行调整、改革,创办军校,实在举步维艰。”

“财政上,我已于本年初成立财政委员会,派叶恭绰、廖仲恺等十三人为委员;人事上,会按你的意见,用杨庶堪为省长。”孙中山说,“代表大会在即,待本党改组完成,一切可着手进行。”

1924年1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24日,会议通过了创办军官学校的决议。旋即,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派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以王柏龄、邓演达、沈应时、林振雄、俞飞鹏、宋荣昌、张家瑞为委员。筹委会下设教授、教练、管理、军需、军医5部,推定王柏龄、李济琛(由邓演达代)、林振雄、俞飞鹏、宋荣昌为临时主任,分部办事。

1924年1月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

蒋介石这才看到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名单。

中央执行委员24人:胡汉民、汪兆铭(精卫)、张人杰(静江)、廖仲恺、李烈钧、居正、戴传贤(季陶)、林森、柏文蔚、丁惟汾、石瑛、邹鲁、谭延阊、覃振、谭平山、石青阳、熊克武、李大钊、恩克巴图、王法勤、于右任、杨希闵、叶楚伧、于树德。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7人:邵元冲、邓家彦、沈定一、林祖涵(伯渠)、茅祖权、韩麟符、李宗黄、白云梯、张知本、彭素民、毛泽东、张国焘、傅汝霖、于方舟、张苇村、瞿秋白、张秋白。

中央监察委员5人:邓泽如、吴敬恒(稚晖)、李煜瀛(石曾)、张继、谢持。候补中央监察委员5人:蔡元培、许崇智、刘震寰、樊钟秀、杨庶堪。

看到名单,蒋介石很是不平。

“季陶,你看,这个沈定一,”这天,蒋介石找到前来参加会议的戴季陶,愤愤不平地说,“去岁随我赴苏俄考察,一味替外人张目,他是个什么东西,居然位列中央?”

“介石,你没有参加代表大会,也好!会议简直不成样子,大会无异于苏俄操控!就连本党的党章、党纲,都是俄国顾问鲍罗廷起草啊!”戴季陶虽然位列中委,但是,他的怨气,似乎一点也不比蒋介石少。

说到这些,勾起了蒋介石的伤心事:“季陶,孙先生特派我赴俄考察,费时半年,费金万余,不可谓不郑重其事,我亲笔写了报告,也曾经和孙先生当面说过,可是,孙先生听不进去,反而责我不适应环境。我的见闻报告,似乎毫无省察之价值,那我蒋某人的信用人格,岂不扫地了吗?!”

“共产党的人,好几个都进入本党的中央了!”戴季陶说,“像李大钊、谭平山、林伯渠、张国焘、瞿秋白、毛泽东、于树德这些人都堂而皇之成为本党的中央大员!”

蒋介石更加伤感:“孙先生似乎对旧系统失去信任,难道滇、桂军人,比我辈更忠诚可靠?杨希闵、刘震寰都名列其间,孙先生要依靠新系统,可是,这个新系统,到底怎么样?”

“我也很奇怪,中委里面,除了胡展堂、廖仲恺几位,像你这样追随孙先生出生入死者,并不多见,可是,孙先生却……或许是要你专心办学,不要因为党务、政治而影响了办学?也可能是孙先生对你的脾气性格有看法?不过,介石兄,孙先生还是信任你的。”戴季陶说,“你坚持要杨庶堪做省长,孙先生不是在大会闭会当天就发表了吗?况且,创办军校是何等重要的事情,孙先生交给你办。我听说,程颂云这些人,自恃资格老,有意要当校长,粤人中也有不少人,欲以许汝为当校长,对孙先生要你办军校,颇有微词,议论纷纭!可是孙先生心目中,你是军校校长的不二入选。”戴季陶说。

“办军校,不是凭空说说的。现在是一无钱,二无枪,孙先生说钱的事情,请各军自愿赞助,仲恺到处求情,才筹得几万元;枪就更不用说了,仅仅拨给我30支!校舍呢?孙先生指定在黄埔岛建校,以旧有的广东陆军学校和广东海军学校作校舍,我去看了看,黄埔岛一片败瓦颓垣,荒烟蔓草。这些还好说,关键是,排挤嫉妒之人多,支持、帮助之人少,季陶,你说说看,在粤军政要人,谁真心支持我办军校呢?”

“介石兄,你觉得委屈,众人却觉得你得了便宜,趾高气扬。”戴季陶说,“环境如此,只有坚持。听说招生的事,已经着手进行了?”

“我找你来,也是为此事。”蒋介石说,“军校筹委会已召开第一次会议,分配招生名额,第一期拟招生324名,假定东三省、热河、察哈尔共50名;直隶、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四川、湖南、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每省各12名;湘、粤、滇、豫、桂五军各15名;本党先烈家属20名;尚余11名,另招备取30名至50名。考虑到各省多在北京政府的势力范围,不能公开招生,只有密托回籍之大会代表代办,介绍革命青年来校应试。你回上海后和果夫说,就以证券交易所做掩护,在浙江招生。”

“介石,你何以坚持要杨庶堪做省长才肯来粤?”戴季陶问。

“粤人中可做省长的,我认为也只有廖仲恺、胡汉民二人。孙先生以仲恺热心联俄,要他负责改组本党事;胡展堂因对改组本党有保留,尤其对联俄有异议,孙先生派他在上海做联络段祺瑞的工作,省长一职,最好由杨庶堪来担任,”蒋介石解释说,“沧白非粤人,且与滇桂各军有旧谊,所以我建议由他担任省长,以便协调各方,也可避免粤人做省长时厚此薄彼、任用私人的诸多弊病。”

“可是,我听说,杨庶堪有意成为滇川总领,去年滇军内讧,就是杨庶堪从中拨弄。”戴季陶说,“去年7月,你辞大本营参谋长之职离粤后,也是杨庶堪建议以滇人杨蓁代理,想以此人取代你在孙先生身边的位置,所以孙先生并未像以往那样敦促你复职。有人说,杨庶堪这个人,自恃长期在孙先生身边掌管枢密,有鉴于现在他和滇桂各军的旧谊和孙先生对他的信任,已经不安于位,跃跃欲试了。介石,你还是防备他点好。”

“交友实难啊!”蒋介石感慨说。

见过戴季陶,蒋介石又来到滇军第二军军长范石生的指挥部,向他借款。此人不但是滇军实力派,而且还是新成立的财政委员会的委员,有整顿税收、统一财政的权责,在驻粤的滇、桂各军中,范石生尚属最接近孙中山的人。虽然曾经受到过他的羞辱,但是走头无路之际,蒋介石还是硬着头皮,向他筹款,以解燃眉之急。

“你,要在黄埔办鸟军校?!”范石生抽着大烟,听完蒋介石的请求,冷笑道,“就你那几只吹火筒,我派一个营就全给你收拾了!”

蒋介石气得脸色煞白,一语未发,转身而去。

他心情烦闷,决定以参观西江讲武堂为名,离开广州,到肇庆走一趟。

西江讲武堂是粤军第一师师长李济深所创办,李济深也被蒋介石聘为军校筹委会下设的教练部的主任,只是他忙于军务,暂时由邓演达代理。

来到讲武堂,李济深请蒋介石对学生发表演说。

“我此次由省城到肇庆,一路看见交通阻滞、民生凋残、一片凄凉的景况,触目惊心,想起来真是十分难过。凡此种种,皆是我们革命军应任其咎的。”蒋介石动情地说,“我以为,诸位同志将来毕业以后,有两种责任,一种是改良军队的责任,一种是实行三民主义的责任。”他转而又慷慨激昂地说,“捣乱中国,使中国内争延长,至今不能组织一良好政府的人,不是中国的北洋军阀,实在是外国帝国资本主义的列强。他们站在北洋军阀的背后,操纵一切,唆使他们扰乱,使中国陷于长期的混战,竟致我们中国现在不能做一个独立的国家!”

又说,“本党的主义,不是各个人能力所能实行的,所以我们要组织这个中国国民党。凡是革命的人,应该统统加入这个党,团结大家的力量,来对抗敌人。果能如此,我们的三民主义没有不能实行的道理。”

可是,一回到广州,筹款的事情,还是躲不过去。

全国最早独立于县治外的城市,就是广州市,现在,孙中山的独生儿子孙科是广州市的首脑——市政厅长。蒋介石找到他,商议为军校筹款的事。

孙科叫苦不迭:“介石兄,广州乃滇、桂各军分据把持,强行征税抽饷,回过头又向政府索饷,无奈之下,各军的军饷,便分配给有收入的机关分摊,各机关直接支付各军。像公安局有房捐警费的收入,就得负担滇军范石生部的部分军饷。过去,海外的华侨捐款是一大笔收入,现在海外华侨受到陈炯明的蛊惑,不愿意捐款给我们了。我是一分钱也拿不出来的。”

“哲生,你说的固然都是事实,”蒋介石说,“然则,毕竟政府还是有税收的,关键是都为财团把持。”

“财团?姑且承认有财团,但是也不能说财团把持,”孙科辩解说,“税、捐多如牛毛,士商不胜其烦,政府收不上来,只有承包给财团,没有财团承包,政府是束手无策的。”

蒋介石无奈,只得去找杨西岩了。

杨西岩长期掌管广东财政。去年,蒋介石曾经公开要求免杨西岩财政厅长职,由廖仲恺取代作为到粤就职的条件。如今,杨西岩虽然不再担任财政厅长,可是他是筹饷局局长,向军校拨款权,就掌握在他的手里,孙先生指示,筹款局每月拨付给军校筹备处5000元款项,却迟迟不见拨付。无可奈何之际,他不得不登门求情。

“要钱?没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何况,老朽不是巧妇,而是拙妇。”杨西岩嘲讽说,“这不是老朽自谦,是你封的!你公开要求免老朽的职,才会来粤就任参谋长,你不会忘记吧?”

“你拒绝拨款,不就是想让我走开吗?我走好了!”蒋介石怒气冲冲地说。

“你也不是第一次走了!”杨西岩讽刺说,“你今日辞参谋长,明日就有杨蓁代理,想来你也不会忘记吧?”

“好!好!我这就走!”说着,蒋介石拂袖而去。

回到住处,蒋介石分别给孙中山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写就了辞呈:“前盟总理委办陆军军官学校,自维愚陋,不克胜任,请另选贤能接替,所有该校筹备处,已交廖仲恺同志代为交卸,以免误党。”

写好辞呈,也不管是不是批准,蒋介石便满怀怨怒,离粤返乡。此时,距他来到广州,仅仅不过一个月零五天;距他被派为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还不到一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