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12月15日午后3时许，上海开往宁波的江天轮上。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以及陈果夫、林业明等人，前来与当天回到上海又匆匆离开的蒋介石相见。

头等舱虽然宽敞，可是一下来了这么多人，还是显得有些拥挤。

“介石，今天才到上海，何以急急回甬？”廖仲恺不解地说，“你还是尽快到粤，向孙先生当面汇报此次访俄的情形。”

“游俄报告书，弟在大连来沪的船上业已写好，回乡再作修改后即可寄呈先生，故也就不必急急赴粤。”蒋介石说。

“不去广东，也要留在沪上为好。”胡汉民说，“本党改组之际，介石当留沪协助改组。”

蒋介石说：“弟也不便留沪。家母六十冥寿在即，弟要回乡为亡母办冥寿。”

“既然如此，吾弟快去快回。”汪精卫说，“粤、沪诸事，待吾弟商榷者众多。”

“此次游俄，弟身心俱疲，也需要休息一段时间。”蒋介石说，“弟请仲恺兄向孙先生转达弟之建言，请先生任命杨庶堪为省长。”

“一定转达。”廖仲恺继续劝说着，“介石，你不是一直有志于创办军校吗？你在访俄时也就此事和苏俄商妥，苏俄派鲍罗廷为孙先生顾问，鲍罗廷10月到沪后，即提议尽快开办军校，现军校筹办在即，介石还是尽速赴粤为宜。”

蒋介石不为所动。

众人见劝说无效，不知道蒋介石何以情绪低落，便又问起访俄的观感。

蒋介石简要通报了情况，最后作出结论说：“苏联有给予援助的真诚愿望。问题在于，我们党人是否充分理解自己的任务。”

开船的时间到了，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等人，只得下船，怀着满腹疑虑，挥手与蒋介石道别。

蒋介石是上午9时抵达上海的。去国几个月，船到上海，蒋介石迫不及待与陈洁如相会。

因早有函电告知了抵沪的日期，陈洁如事先入住大东旅社，蒋介石抵达的时候，陈洁如尚未起床，一番温存过后，待用罢午饭，蒋介石又来到张静江家里。

寒暄一番，蒋介石向张静江报告了访俄的经历。

“介石，最近本党政治上有很大动作，”张静江通报说，“孙先生根据苏俄顾问的意见，已于13日启动本党改组工作，任命廖仲恺、谭平山、陈树人、孙科、杨庶堪等人为临时中央执行委员，负责改组工作，并进行党员重新登记。本党要仿照苏俄共产党，召开代表大会，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代表和总理指定代表，都已完竣，不日即在广东开会。”

“汉民、精卫皆未任临时中央执委？”蒋介石有些吃惊。

“孙先生以为他们对改组、对联俄容共政策不热心，所以未予任用。”张静江说，“不少共产党人为本党代表大会代表。据闻，将提交大会选举之中央执委，不少也是共产党方面的人，或者本党中热心于联俄容共分子。”

蒋介石从张静江的话中听得出来，自己不是代表大会的代表，显然也不可能成为中央执行委员。

“吾弟既奉命访俄，孙先生先听一听吾弟的意见就好了。”张静江颇是遗憾地说，“不过，现在孙先生对苏俄顾问言听计从，连我们这些人，包括一直追随左右的汉民、精卫也都被排斥在外了，只有仲恺因热心于联俄容共，得以继续重用。”

“孙先生难道会置旧日之系统于不顾吗？”蒋介石疑惑不解地说，“回国的船上，弟读到一些留俄青年给孙先生的信，其中竟有本党内‘忠臣多而同志少’之语，不禁痛心，青年见解谬误如此，共信已失，党谊不敦，祸变将作矣！弟誓做忠臣，不做洋奴！但是，既然弟对党务、政治无置喙余地，也就不必急急去粤了。”

张静江一向沉默寡言，并未接话，沉默片刻，蒋介石又说：“不过，仲恺任省长乃出弟之建议，今仲恺辞任，弟要向先生建言，任用杨庶勘为省长。”

张静江似乎明白了蒋介石的用意，赞赏地点了点头。[1]

从张静江家出来，蒋介石便不再停留，匆匆登船回乡。

胡汉民、汪精卫等人，在蒋介石访俄期间与他函电往来不断，听说蒋介石今日到沪，本想抽暇欢聚，为他接风洗尘，相互通报情况，交换意见，不料听到了他即日回乡的消息，不知就里，便匆忙结伴赶到码头，上船和蒋介石见上一面。

第二天早上7时许，蒋介石回到宁波的寓所，见到跳笑嬉歌、活泼自在的纬国，一解心头的郁闷，露出了笑容。

“从莫斯科归国途中，路过一座盛产宝石的城市，本想买些宝石玩具回来，给纬儿玩耍、纪念，”蒋介石不无遗憾地对姚冶诚说，“可惜钱带得不多，只得作罢。”

因当日即为蒋母六十冥诞，在宁波稍事停留后，蒋介石又雇轿兼程赶往溪口，随即转往母亲王太夫人墓地。按照蒋介石亲手设计，基地修造的屋宇甫落成，名慈庵，蒋介石当晚即宿于慈庵中。

连日来，除了修改《旅俄报告书》并寄给孙中山以外，蒋介石整天忙于参拜亲属墓地，白天，“拂案焚香，绕茔抚树”；入夜，徘徊于山门之外，岭上寒风，松间明月，耐人寻思。

俄国之行，洽军事，谈党务，商政治，论外交，俨然孙中山之化身；归国之后，却被排斥在党务、政治进程之外，即使是孙中山和党内先进将自己看作军事人才而重用，可是，开辟新的军事基地的计划也成为泡影，苏俄又极力反对国民党开展军事行动，蒋介石不能不感到失望、愤懑，同时也感到前途茫茫，他需要表达自己的不满，显示自己的存在，同时也需要静静地思考今后的行止。

蒋介石息影慈庵，急坏了在广州和上海的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张静江、杨庶堪等人，他们日盼蒋介石不到，便连发函电，催促他早日命驾到粤。

就在蒋介石回溪口三天后，廖仲恺的电报就到了：鲍罗廷有事与商，军校急待开办，无论如何，乞即到沪，结伴南下。

又过三天，孙中山的电报也到了。他似乎对蒋介石流连乡间的原因有所洞察，故电文称：“兄此行责任至重，望速来粤报告一切，并详筹中俄合作办法。台意对时局、政局有所主张，皆非来粤面谈不可，并希约静江、季陶两兄同来，因有要务欲与商酌也。”

但是，蒋介石有自己的检验办法：自己提议的省长任命还没有发表，也未有明确的说法，他决定不能应召。

接着，廖仲恺联名胡汉民、汪精卫的信又到了。函中语带急切地说，我们已联名致电孙先生，乞先生速发表杨庶堪为省长，并电杨勿推辞，此事总可如兄之所言，“惟望兄早日来沪，鲍先生及弟等待商之事甚多，万不能以此一事（指蒋介石推荐省长事——笔者注）遂耽搁来沪之期也。鲍先生事尤关重要，彼每见弟等，必问兄来未。弟等以为此事或较省长问题为尤重，兄不可因小失大也。”

过了几天，胡汉民又联名廖仲恺、汪精卫，给蒋介石发来一函，转抄杨庶堪自广州发来的电文，内称：“鲍先生日盼兄至有如望岁，兄若不来，必致失望。党事较一切为重，兄所主张者，今诸问题待兄至而决，兄迟迟不来，党事无形停顿，所关甚大。军官学校由兄全责办理，一切条件不得兄提议，无从进行。诸如此类，非兄来不可，省长问题犹在其次。”随后，胡汉民、廖仲恺、汪精卫劝道，杨庶堪就任省长与否，“尚须数度之磋商，兄如坐待省长发表始来上海，此层似非必要耳。且以他事牵累，其为损失，岂有纪极。望接此信后，随即命驾，盼甚祷甚。”

蒋介石并未“随即命驾”，只是给胡汉民、廖仲恺、汪精卫写了回信，继续婉拒他们的敦请，告诉他们，自己最早也要在阳历正月初始能去沪。

张静江是了解蒋介石息影林泉的内因的，但是他也认为应当适可而止了，于是，便给蒋介石写了信函，一改当时函电普遍以弟自称的惯例，以兄长的语气说：“昨晤果夫，云吾弟之行期尚未定，奈何。以兄私意，似不宜再缓……”

汪精卫、廖仲恺依然不放弃努力，又分别以个人名义，给蒋介石写信，继续促驾。廖仲恺甚至语带责备，忠告蒋介石说，答应出山的日期，“万不能再延，否则事近儿戏，党务改组后而可乘此惰气乎？”

“我读出师表，”蒋介石依然在溪口盘桓，读书，是他的习惯。读了诸葛亮的出师表，他不禁感慨万千，也不管纬国是不是听得懂，仿佛自言自语地说，“深感忠孝同源，其性光足可照耀千古！自喜素所为文，多与此旨相符。”

[1]上述对话，并无明确的历史记载，有些有史料可证，有些是根据当时的背景推理而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