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俄首都莫斯科，步兵第144团，在一阵“乌拉——乌拉”的欢呼声和激昂的《国际歌》声中，蒋介石被苏俄的红军战士抬起，轻轻摇摆着……

自9月2日午后抵达莫斯科，蒋介石一行受到苏俄方面的热情接待，他们被一个个激动人心的场面所感染。

抵达莫斯科的当天，在前往宾馆途中，恰遇苏俄党和政府组织的群众大会，目睹22万人集会，旌旗飞舞，观者塞道的场面，蒋介石感到“无任欣忭”[1]。

第一个与代表团正式会谈的是苏俄外交部东方局局长，蒋介石觉得“相见时颇诚恳，皆以同志资格谈话”；随后与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外长）谈话，蒋介石觉得“甚为投机”；和俄共中央书记会谈，蒋介石也觉得受到“盛情的同志式接待”，并为从其谈话中获得俄共这个“姐妹党”领导革命成功的一些经验感到高兴。

最具有实质性的会谈是军事领域的。9月9日，在与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斯克良斯基和苏联红军总司令加米涅夫会谈中，蒋介石通报了中国的军事形势，向苏俄提出了要求：苏俄军事委员会向中国南方多派人，按照红军的模式训练中国革命军队；共同讨论中国的作战计划；按照红军的模式，在库伦以南临近边境地区建立一支革命的新军等，虽然主要事项尚未得到明确答复，但是斯克良斯基副主席让蒋介石感到“和蔼可亲”，对于“俄国人民无论上下大小，比我国人民诚实恳切”，也让他感到“欣慕”。

接下来的几天里，蒋介石按照苏俄方面以书面现实阐述要求的意见，带着代表团成员，集中精力起草了《中国革命的新前景》和《致苏俄负责人意见书》，核心的内容是：“在靠近友邦边境的中国西北地区找一个适当的地方，作为我们实行革命计划，与中国军阀和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列强进行战斗的军事基地。”

受到苏俄热情接待，多次会谈又很是投机、融洽；再加上因完成了丽份重要的文件起草而感轻松，正是在这种情形下，蒋介石受邀参观步兵团，在有400名红军官兵出席的大会上，蒋介石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在盛赞了“红军是世界上一支最勇敢、最强大的军队”之后，蒋介石又说：“你们战胜了你们国内的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但你们还没有消灭世界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你们要准备与他们决战……我们是革命者，是革命的国民党党员，我们是军人，我们是战士，我们也准备在同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中牺牲！”

蒋介石的演说充满强烈而诚挚的感情，几乎是在吼叫，双手也在颤抖。他的演说激发了全场的热情，于是，才出现了红军战士将蒋介石抬起来的一幕。

红军把蒋介石抬起来，直到代表团乘坐的汽车前。

“吁，红军的热情，红军的精神，是任何一支军队中都没有的！我很感动！”上了汽车，蒋介石还沉浸在激动中，禁不住对奉命全程陪同的卢果夫斯基说，“今天的参观，印象非常好！红军的所有人，军官和士兵，不像是首长与部下，而像是农民兄弟。”

“十多年前，我在日本军队实习过，红军的军纪及整理，虽不及日本军队，”回到宾馆，蒋介石对张太雷等人说，“然其上下亲爱，出于自然，毫无专制之气。”

“他们的双首长制，有团长，还有政委，这是任何军队都不曾有过的制度。”王登云略有疑虑地说。

“我看也无权限之见，”蒋介石用欣赏的语气说，“大约军事指挥上的事务归团长，而政治及智识上的事归党代表，尤其是精神讲话及平时除军事外之事务，皆归党代表。”

“介石兄是不是以为，苏俄一切都好于吾国？”王登云说。

“那也不尽然，”蒋介石说，“前几天我们到皇家剧院观剧，正厅票价要5个金卢布，前天我到商店买鞋子，定价竟然高达90金卢布，真是太贵了！”

不过，欣喜的情绪并没有持续多久，蒋介石的心绪渐渐变得恶劣起来。

9月23日，代表团赴苏俄外交部，代表团成员、共产党员张太雷和外交部的工作人员发生争论，蒋介石为张太雷帮腔，惹得满肚子不快。

“真是阎王好见，小鬼难缠！外交部的部员，下流无赖，实在使人讨嫌！”蒋介石愤愤然，说，“以我蒋某人的性格，恨不得一走了之，回国算了！”

“介石兄，这不比在国内，在孙先生那里，”王登云劝解说，“毕竟是外交场合，况且只是部员傲慢无礼，就算了吧！”

“为外交部员无礼怠慢，使人讨嫌，几欲回国。”第二天，冷静下来，蒋介石反省说，“余之性质，实太狭褊，不能放宽，奈何！”过了好几天，他又提醒自己说，“宽容大度，包罗万象，方能成伟大事业。器小如此，奈何！”可是，因为代表团内部讨论致苏俄方面的备忘录文稿时“稍有龃龉”，蒋介石便发出了“交友实难”的感慨，内心感到“萧然寡欣”。

10月10日，是中国的国庆节。这天，蒋介石邀请在莫斯科的中国留学生到住所举行庆祝会。

“蒋团长对马克思主义很有兴趣啊！”看到蒋介石的书桌上摆放着《马克思学说》、《马克思学说概要》、《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传》、《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等书，一个留学生说。

“是啊，我在读这些书。”蒋介石说，“刚读《马克思学说概要》颇觉有趣，上半部看不懂，差一点就放弃了，至看到下半部，则倦不掩卷；还有《马克思学说》之《经济主义》，至今日下午已复习三遍毕，尚不能十分了解，甚叹马克思学说之深奥也！”

“蒋团长，何不加入共产党呢？”几个人劝说道。

蒋介石道：“此事，须请命本党领袖孙先生。”

几个留学生摇头，有一个人低声说：“个人忠臣。”

蒋介石心里很不高兴。不过，他没有当面反驳。在庆祝会的演说中，他依然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孙中山的崇拜。

“我的演说大家感觉如何？”第二天，蒋介石问王登云，“我自己觉得，昨日的演说，虽长达一个半钟，但还是颇有条理。”

“这些留学生，都受马克思学说之影响，据说还有专门论述领袖与群众关系之内容，自有其一套说辞，”王登云说，“所以对你演说中突出宣扬孙先生，便有‘有崇拜个人之弊’这类的批评。”

“我演讲的题目是《中国国民党的历史》，讲本党的历史，怎么可能不突出宣扬孙先生？”蒋介石冷笑说，“中国人自大之心，还有宁愿为外人支配而不愿尊重国内英雄，真是可笑！这就是青年人之所以能言难行而无结果的原因所在！”又感叹说，“党人好尚意气，重妒嫉，而俄党下级人员较吾中国更甚，此实为俄党虑也！”

隔了一天，蒋介石在苏俄外交部，读到了孙中山致苏俄领导人的三封信，随后，又陆续接到了孙中山、汪精卫、廖仲恺给他的来函。

蒋介石既感动，又着急。

“孙先生致苏俄领袖信中说，我的参谋长和密使蒋将军要和贵国政府及军事专家一起，提出一项由我的军队在北京西北地区进行军事行动的建议，并授权我全权行事；汪、廖二同志也对吾人此行充满期待。”蒋介石对同行者说，“吾人使命重大，然去国已二月有余，建立北方基地之事尚未进入实质性商谈，令人不安。吾人要积极进行，不负孙先生重托。”他又在日记里写道：“中师诚挚之辞，每使人读之泪下，其非比长于文字者故为笼络之语，此其更可贵也。”想到孙中山奋斗多年，仍在艰困中挣扎，蒋介石仰天长叹，“天何不欲至诚之人成功而使之久屈也！”眼下，孙先生的革命能不能成功，取决于能不能取得苏俄的支持，在北京西北地区建立新的军事基地，而这正是蒋介石此行的主要使命，所以他有些着急。

终于，在经过几次交涉后，10月21日下午，蒋介石与苏俄外长契切林见面，就建立新的军事基地问题进行商谈。

“蒙古人怕中国人。”契切林在听取了蒋介石的阐述后，并没有明确答复，只是笼统地敷衍说。

“要知道，蒙古人所怕的是现在的中国北京军阀政府，决不是怕主张民族主义的国民党！”蒋介石对契切林的观点大为不满，便反驳说，“况且，即使笼统说怕中国人，如果苏俄有诚意，即应该使蒙古人免除怕的状况。”

“原以为，事前就开辟西北基地事函电往来，此番到俄只是磋商具体细节，”蒋介石对同行者说，“哪里想得到，苏俄并未有明确态度，甚或是反对的态度。”

于是，蒋介石组织一行人，字斟句酌，写成了几份函件，分别致送外长契切林、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斯克良斯基，阐明立场，提出要求。

等了几天，三番五次致函，苏俄方面迟迟未做明确答复，蒋介石终于忍不住了，愤愤不平地说：“苏俄是不是故意拖延？显然，他们完全不把我放在眼里！”

蒋介石的不满和烦躁，这一切，都在苏俄的掌握中。但是，他们并没有立即对蒋介石的信函作出答复，而是要极其果断和坚决地向蒋介石灌输苏俄方面对中国革命的判断所得出的结论。

“我身体不适，需要治疗、休养，”蒋介石心情郁闷而烦躁，对陪同的卢果夫斯基说，“请安排到疗养院休息两周。”

但是，得到苏俄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斯克良斯基等人将于11月11日与代表团会谈的通知，蒋介石也就不再催促疗养安排，而是全力以赴精心做着会谈的准备。

“孙逸仙和国民党应该集中全力做好政治工作，”与代表团会谈时，斯克良斯基开门见山，直截了当地拒绝了蒋介石所提出的军事计划，“因为不然的话，在现有条件下，一切军事行动都将注定要失败。”

蒋介石听明白了，苏俄要求国民党当前主要做好宣传工作，办报纸、杂志，搞选举运动等等，至于军事行动，是将来的事情。他忍着愤懑，争辩说：“孙逸仙与越飞会谈以后，国民党加强了自己的政治活动，但党认为同时也有必要开展军事活动。在俄国，共产党只有一个敌人，而在中国，地球上的所有国家的帝国主义者都反对中国的革命者，所以，在中国采取军事行动是必要的。”

“军事行动的时机只有当内部条件很有利时才可能出现，”斯克良斯基不仅没有让步，而且索性批评说，“发起你们方案中所说军事行动，就是事先注定要失败的风险。”

“在学习了苏联的经验以后，”归途中，张太雷阐明了自己的观点，“本代表团应该同意斯克良斯基的意见。”

蒋介石默然，只是对陪同的卢果夫斯基说：“我感觉身体好些了，疗养院就不必再安排了。”

“无论为个人，为国家，求人不如求己。无论亲友、盟人之如何亲密，总不能外乎其本身之利害。而本身之基业，无论大小成败，皆不能轻视恝置。如欲成功，非由本身做起不可。外力则最不可恃之物也。”当晚失望、愤懑的蒋介石在日记里感慨万千地说。

话虽这样说，苏俄方面的观点，还是引发了蒋介石对国内、党内现状的思考，痛苦地认识到，党内的优秀同志，或死节，或远离，现在所见者，趋炎附势、争权夺利、吹牛拍马、以公济私、卑鄙恶劣、互相利用挑拨之徒，还有的则贪似狼，猛似狗，蠢似猪，实在可叹！

即使是代表团内部几个人，蒋介石也头痛不已，张太雷、沈定一似乎认定，凡是苏俄方面的说法，无不正确，他每欲与苏俄方面据理争辩，沈定一、张太雷首先就和他争论起来，好在邵元冲于11月4日从欧洲赶来，他既是蒋介石的同乡，又一起追随过陈其美，邵元冲还担任过孙中山的机要秘书，在莫斯科相会，蒋介石有他乡遇故知之感，遂于11月16日，与他结拜金兰。

就在蒋介石和邵元冲互换兰谱的第二天，蒋介石接到广东来电，阅后不禁大惊失色！

“耀如，粤局危殆，石龙失守，孙先生下落不明！中正自去国，独于孙先生之起居，耿耿于寸心；今闻孙先生竟然下落不明，不啻晴天霹雳！真后悔不该负气远游！万一先生不幸罹难，我不能始终扈从，尽心卫主，岂能逃其罪？！”蒋介石焦虑万端，对邵元冲说，“负气去国，本来有短则五年多者十年在外游历之计划，今则一概打消，为不负使命，再做最后的努力，一俟与苏俄军事领袖托洛斯基会谈后，即启程回国！”

“蒋团长，共产国际东方局局长胡廷康即维金斯基约见，”张太雷向蒋介石报告说，“你看何时可以与之会谈？”

蒋介石想到代表团早就向共产国际递交了一个报告并请求拜会其领导人，可是延宕至今竟不得见，感到很愤懑，便说：“不见也罢！婉拒之。”

过了几天，张太雷又报告说，胡廷康邀请蒋介石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并与其领袖季诺维也夫会谈。

“代表团的使命，是实现在西北开辟军事基地的计划，苏俄方面虽然已拒绝，但是，还要与托洛斯基见面争取，”蒋介石说，“至于共产国际的会议、会谈，既然他们不热心，我看不去也罢。”

“介石兄，既然胡廷康三番五次相约，还是去的好。”邵元冲劝解说，“至少可以阐明观点，让他们了解本党的立场。”

蒋介石勉强同意了。

11月25日晚7时，蒋介石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一到会场，看到各色人等，经介绍，原来各国共产党的领袖都齐集这里，参加会议。

蒋介石也应邀发表演说：“共产党实行的是共产主义，而本党实行的是三民主义，”蒋介石在演说中说，“民族主义，就是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对帝国主义，扶持弱小民族；民权主义，就是每个人都拥有言论、结社、集会、出版等自由，政府必须来自人民并为了人民；民生主义就是国家社会主义，所有大工业、所有土地都属于国家，由国家管理，避免资本主义的危害。”他接着阐述说，“民生主义是通向共产主义的第一步。因为中国大多数人民不识字，属于小农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因此中国目前不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也不能使用共产主义的口号。经过三五年的努力，中国革命取得成功，我们就开始进行第二阶段，即在共产主义的口号下展开工作。”

随后，共产国际对蒋介石演说展开讨论。

“三民主义不是共产主义的口号，”季诺维也夫说，“民族主义应该更具体、更明确；民权主义在欧洲已经是反动的口号，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不能享有自由和权利；至于民生主义，完全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未必有必要详细讨论。”

“我们不是为资产阶级而进行革命工作的，”蒋介石解释说，“目前我们希望，小资产阶级和我们建立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但是，我们并不为它的利益而斗争。”

“当然，共产国际并不认为国民党是资产阶级的政党，否则我们就不会同这样的党打任何交道。我们认为国民党是人民的政党，也是革命的政党。”季诺维也夫说。

虽然蒋介石对苏俄方面的观点并不完全赞同，但是感到在这样的会议上自己的演说最从容而有条理，他的会议的感觉还是很不错。

隔了一天，托洛斯基终于出面与代表团会谈。

“国民党和孙逸仙应该尽快放弃军事冒险，只要孙逸仙只从事军事行动，他在中国工人、农民、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的眼里，就会同北方的军阀张作霖和吴佩孚别无二致。”托洛斯基毫不客气地说，“国民党的绝大部分注意力应该放在宣传工作上。”

蒋介石试图说服托洛斯基，同意建立中国西北的军事基地。

托洛斯基断然拒绝：“国民党可以从自己国家的本土而不是蒙古发起军事行动。”

蒋介石不仅大失所望，而且怒火中烧。

“很显然，苏俄并不视蒙古为中国领土，他们言而无信！”回到驻地，蒋介石愤愤不平地说，“远的不说，就说最近，今年初，越飞在和孙先生会谈时，曾经信誓旦旦地保证说，苏俄绝无使蒙古脱离中国的目的；就在我们代表团在莫斯科期间，苏俄与北京政府谈判中曾经向报界公开声明，蒙古为中国之一部，俄国决无任何侵并计划。言犹在耳，可是实际上这是在欺骗我们！”

“你不能这样看！”沈定一大声反驳蒋介石，替苏俄辩护，“苏俄是真心帮助我们，怎么可能欺骗我们？”

“苏俄之所以反对我们在西北建立军事基地，就是因为这样做影响了他们实施操纵蒙古独立的政策。”蒋介石激愤地说，“蒙古如果想独立，需要我们承认，我们给予他独立！”

沈定一也不示弱，继续和蒋介石辩论。

争吵在升级，两个人差一点动起手来。

第二天，共产国际发表了《关于中国民族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蒋介石读后很是失望，对邵元冲说：“此决议普浮不实，其自居于世界革命之中心，骄傲虚浮。”

两个人又说到对苏俄领袖人物的观感，蒋介石说：“我看季诺维也夫似有颓唐不振之气，俄国有排斥异己之征兆，吾为之危。”

“托洛斯基似乎很有活力。”邵元冲说。

“托洛斯基其人慷慨活泼。他言革命党之要素，忍耐与活动，二者相辅并行且缺一不可，倒是耐人寻味。”蒋介石感叹说，“反思我中国人，个性上厌倦与消极，此所以不能成事也。”

当晚，蒋介石又到车站送邵元冲去德国：“良友何去之速！”他感慨说，“此番择友不良，沈定一者流，甘心为外人支配，一味替外人讲话，见之心烦。”又说：“此行劳而无功，实在烦闷。”

邵元冲赴德，张太雷留在莫斯科，代表团只有蒋介石、沈定一和王登云三人，于11月29日启程回国。

坐在火车上，蒋介石一语不发，感到“抑郁无聊之极。”

[1]蒋介石日记，1923年9月2日，本篇加引号处，除对话外，引用蒋介石日记和中共党史研究室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运动》，均转引自杨天石著《寻找真实的蒋介石》上部，不再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