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纫秋兄，我要发一道急令，你快快给盖印。”6月的一天，蒋介石手拿文牍，急匆匆找到大本营秘书兼监印官萧萱，叫着他的字说。

按照孙先生的要求，大元帅除有大印外，尚专刻一枚大元帅小印，由萧萱掌管，凡军事、政治上一切命令，除大元帅手令外，一律需加盖此小印始为有效。

萧萱一看，蒋介石的命令乃是饬滇军总司令杨希闵准抽调配合其作战的粤军杨锦龙旅回归粤军第一师代理师长李济深指挥。他沉吟良久，说：“参谋长，此令一发，恐滇军不服，所失必巨，假如滇军拒不奉令就更难解决。”

“我是行营参谋长，掌管军令是我的职责，你只管盖印，至于其他事，不是你的责任。”蒋介石焦急而又生气地说。

为便于奔走于滇桂各军之间的蒋介石筹划军事，1923年6月17日，孙中山发布大元帅令，任命蒋介石为大元帅行营参谋长。

“大元帅有令，小印之加盖与否，由本人负责，本人有权从长计议定夺。”萧萱坚持说，“况且，大元帅有鉴于我们私交不薄，另有嘱托。”

萧萱说孙先生另有嘱托，让蒋介石哑口无言。原来，任命蒋介石为行营参谋长后，孙中山特地对萧萱说，蒋介石虽是他所信赖，但蒋生性急率，恐有时思考不周，处事失当。而萧萱处事精审，且与蒋介石私交不薄，望对蒋所拟军令，其极关重要者，必须是萧萱自己以为可行，方可盖此小印发布，否则应与蒋介石细商，蒋介石亦必乐于接受。孙中山并告诉萧萱，他曾以此意告诉了蒋介石，蒋介石亦欣然同意。现在，萧萱说到孙中山的密嘱，蒋介石自然无言以对。

“嚓嚓嚓！”气急败坏的蒋介石忿然撒毁命令，“忽”地向地上一甩，纵步而去。

萧萱急忙向孙中山报告。

“介石，纫秋所说，到底怎么回事？”孙中山找到蒋介石，问。

“我已以电令拍发。”蒋介石余怒未消，说。

孙中山也就不再追问。

过了几个小时，杨希闵回电，要求孙中山收回成命。

各军拒绝执行大元帅命令，已司空见惯，孙中山不仅不敢追究责任，还要向他们解释、疏通，以免结下怨隙，所以一看到杨希闵的电报，孙中山甚着急。

“大元帅，沧白与滇军有旧谊，请他出面与杨总司令疏通，方可消除误会。”萧萱建议说。

孙中山急忙对大本营秘书长杨庶堪说：“沧白，只好辛苦你了。”

杨庶堪以私人关系向滇军留广州办事人员说明，谓大元帅知杨锦龙旅缺乏战斗力，故欲他调，以免或至牵动全局，既然不便抽调，假意接应，免至误事。

第二天，杨希闵复电杨庶堪说，可令杨锦龙旅担任情报，不令作战，请转达大元帅释念。

事情总算解决了。孙中山又把蒋介石和萧萱叫到一起，当着自己的面让两人握手释嫌。[1]

蒋介石也只好接受。

入粤以来，蒋介石“陈猷决策，草檄批牍，筹战策，馈饷糈，出随车驾，入掌军机，日不暇给”[2]，可是不仅多是无用功，反而常常受到羞辱。

这天，蒋介石参加一个军事会议。

滇军第二军军长范石生主持会议。

“请允许中正谈谈对作战的看法。”蒋介石起身说。

“你，叫什么名字？”范石生傲慢地问说，“想讲什么？”

“大本营参谋长蒋中正，”蒋介石忍住屈辱，说，“讲一讲本人对主攻方向的看法。”

“那就说说吧。”范石生仿佛开恩似的说。

“本军应集中全力，先攻北江……”蒋介石含垢发言。

“嘘——算了吧！”范石生不耐烦地打断蒋介石的话，“你说得轻巧，吃根灯草！”

会场一阵哄笑。

蒋介石尴尬万端。[3]

大本营行营里，每天接到的，都是不好的消息：勉强拼凑的讨贼军两攻惠州而不下，而孙中山倚为长城的许崇智东路讨贼军则伤亡溃散过半；原来追随孙中山的海军也转而拥护北京政府，不再承认大元帅代表中华民国，粤局不仅未有转机，反而在不断恶化。

“先生，粤局堪忧。中正几个月来奔波于各军的司令部，实际上是寄人篱下，仰人鼻息，苦不堪言。”6月23日这天，在石龙，蒋介石与孙中山谈时局，不禁感慨说，“要想立于不败之地，必须有一支忠诚于党、服从先生的军队。许汝为部，也未必能当此任啊！”

“是啊，”孙中山感慨说，“此次讨贼，我本对许汝为寄予厚望，然汉民向我报告说，粤军攻占河源后，汝为把指挥权委于参谋长张国桢，自己却擅回广州，中下级军官也纷纷效尤，回广州寻欢享乐，遂致纪律涣散，士气低落，失去战斗力，不仅坐失克复惠州之良机，且导致粤军损失过半！汉民多次建议，要我对许汝为务必严惩，可是，相比于滇桂各军，也只有许汝为是忠诚同志，党中同志已对他多不谅解，我不能再责备他，只有好言慰之而已。眼下汝为对介石颇有怨言，你还是要和汝为多沟通，求得他的谅解。”

蒋介石慨然说：“汝为不听中正之言，方有今日之败，不反躬自省，反而怪罪中正，实在令人心寒。”

“介石，当下，相比于民元前抑或‘二次革命时期’，革命越来越艰困，”孙中山感叹说，“实在是同志越来越少，人才越来越缺乏，令人欷□。还是要和汝为搞好关系。”

蒋介石话中有话，说：“中正以为，政治要进步，执政者必明是非、论功过、行赏罚。”

7月6日，蒋介石“晨起，默念苦持军事，怨忌交集，引退为安。然以总理知遇之深，则不忍遽去，心殊怆恍”[4]。不过，自英德至韶关，蒋介石此前从未到过，一路上的风景，使他暂时忘却了烦恼。一到韶关，他就连夜与滇军各将领会议进击南雄之敌，筹划统一财政办法。

可是，“经费支绌，政务纷纭，”蒋介石觉得“愈理愈多”，也只是“徒伤脑力而已。”[5]

正在蒋介石心殊怆恍之际，7月11日，许崇智怒气冲冲找来了，见到孙中山，他愤愤不平地说：“大元帅，本军自福州回师，乃是遵照大元帅的命令，蒋参谋长也三番五次来信，遥控行军作战，今因伤亡溃散过半，各方皆归罪于崇智，不特指责之声不绝于耳，更是连粮饷也不接济！崇智敢请大元帅主持公道！”

蒋介石怒火中烧，说：“许总司令，中正尚在沪上，即致函总司令，请率部避战，谋集中省城，可是总司令未纳中正之言，在潮汕误入陈炯明圈套，致有今日，总司令部属不明真相，对中正指责抱怨不绝如缕，中正尚可忍耐，何以总司令也有此论呢？”

孙中山劝解一番，两个人才停止了争吵。

过去，蒋介石曾经感叹军事生活非人所能为，并对孙中山和党内诸同志不让他参与政治感到愤愤不平；现在，他突然意识到，“政治生活”也同样“非人所能为”，这让他感到“心烦虑乱”，也对自己的未来感到“悲观”[6]。

在这里苦持军事，不见转机反而是怨忌交集，今连自己的盟兄许崇智也在孙中山面前诋毁他，7月12日，蒋介石一怒之下，愤而辞职，避往香港。

“如善用弟才，唯有使弟远离中国社会，在军事上独挡一方，便宜行事，而无人干预其间，则或有一二成效可收。”7月13日，蒋介石自香港致函大元帅大本营秘书长杨庶堪说，或许是他也自忖，让他军事上独挡一方这个要求是不可能实现的，故又说，“为今之计，舍允我赴欧外，则弟以为无一事是我中正所能办者。”[7]随之，蒋介石便离开香港回沪。

回沪的船上，早晨醒来，蒋介石“自省过去之愆尤，为人所鄙薄者，乃在戏语太多；为人所嫉妒者，乃在骄气太盛，而其病根皆起于轻躁二字。此后惟以拘谨自持，谦和接物，宁人笑我迂腐，而不愿人目我狂且也。”[8]

17日，船到上海，蒋介石便前去拜访张静江。

彼此通报了近况，便说到了交易所的事，蒋介石得知交易所的“种种弊私，乃以诸同志受害者众，甚抱不平，因结合团体与之开谈判，至理事会屈服乃止。”[9]

处理交易所的事，花费了蒋介石不少精力，以至于“几不能安眠”，深感“天下事之难，莫难于共事人之不良也”，暗暗告诫自己“以后莫管闲事，以免讨气。”[10]

与以往一样，只要一到上海，蒋介石就会和陈洁如幽会，或许还有婚约的逼迫，为此还引得姚冶诚的诅咒，蒋介石“心滋不悦”，觉得姚冶诚“终非大家闺范”[11]。

孤独而烦闷的蒋介石不禁感慨：“人世间唯一中师为可亲，此外则家中小孩子，余皆厌物也。”感叹“除中师外，诚意待我者，屈指为谁？昔日以为可信之人，而今愈不可信矣！天下事惟求诸己者为足恃也。”[12]

不过，还是有一件事，似乎让蒋介石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1]参考萧伯荣等《先父萧萱生平事略》，载丹江口《水都网》。

[2]毛思诚《民国十五年前之蒋介石先生》中语。见《蒋介石年谱初稿》，第125页。

[3]参考《炎黄春秋》1998年第7期，第8-10页。

[4]同上。

[5]蒋介石日记，1925年7月9日。

[6]蒋介石日记，1925年7月11日。

[7]《与杨庶堪纵谈粤局与个人行止》，转引自杨天石《寻找真实的蒋介石》，上册，第89页。

[8]蒋介石日记，1925年7月16日。

[9]毛斯诚语，见《蒋介石年谱初稿》，第146页。蒋介石在赴俄前，除回宁波外，于7月底、8月初，在上海处理交易所事，其7月17、18日、26、27、29日，8月1、3、4、5日的日记中，均有相关记载。

[10]蒋介石日记，1925年8月5日。

[11]蒋介石日记，1923年7月24日。

[12]见《蒋介石年谱初稿》，第146页，“中师”乃蒋介石私下对孙中山的尊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