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3月15日，宁波江北引仙桥10号，蒋介石租住的寓所，突然变得热闹起来。胡汉民、汪精卫、邹鲁、林业明、林直勉、胡毅生，这些围绕孙中山左右的人，一起从上海来到这里。

“介石，兄弟一行到贵府，是敦请趣驾的！”胡汉民开宗明义，先说明来意，“孙先生在1月3日组织由11人组成的党本部军事委员会，任命介石为委员，2月18日又任为大本营参谋长，并三番五次来电催促，诸同志更是函电交驰，促请介石赴粤襄助军事，介石却稳坐钓鱼台，倒是兄弟坐卧不安，无奈，只得奉孙先生之命，登门趣驾。”

蒋介石将众人领进书房。

书房的墙壁上，挂着孙中山手书的对联。

“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胡汉民抬头念道，“从容乎疆场之上，沉潜于仁义之中，穷理于事物始生之处，研几于心意初动之时。”

“此三联为弟自撰联句，孙先生书之。”蒋介石解释说。

“大道将行，天下为公。”汪精卫接着读另两幅联句，“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公尝。”汪精卫又读另一联。

“前一联为礼运中一句，后一联乃英士兄赠弟联句。”蒋介石解释说，“弟于1月7日自福建军次归，盘桓于沪上，20日谒先生时，以自撰联句者三，乞先生书之，先生慨然书之；又书礼运句和英士兄赠弟联相勉。”

“喔，1月20日，孙先生心情甚好，当天，先生任命兄弟为广东省省长，许汝为为粤军总司令。”胡汉民说，“可是现在看来，当时未免过于乐观了。”

“是啊，展堂兄可谓死里逃生啊！”汪精卫感慨。

蒋介石知道，汪精卫所说胡汉民死里逃生，指的是江防事变，他已经从汪精卫来信和报纸上，了解了整个事情的经过。

就在蒋介石自福州回上海之际，杨希闵、刘震寰等率领的滇桂联军一路东进直逼广州，陈炯明通电下野，率部退守惠州；滇桂联军占领广州后发出通电，请孙中山回粤复任大元帅。

1月20日，就在蒋介石请孙中山书联相赠的当天，孙中山任命胡汉民为广东省省长，许祟智为粤军总司令，孙中山并准备立即动身前往广州，重组政府。

胡汉民到达广州的第二天，即1月16日，桂军将领沈鸿英设计与杨希闵、刘震寰联名邀请省长胡汉民、广州卫成司令魏邦平等到滇军杨如轩驻地的江防司令部召开善后会议。会上，沈鸿英故意与魏邦平争执，其部属即拔枪向胡汉民等人射击。杨如轩以事变发生在自己驻地，乃出面制止。胡汉民乘乱逃到楼下，眼镜被打碎，身上的钱物被洗劫，卫士也被打死两个。魏邦平伏地躲枪，未及逃脱，被沈鸿英扣押。

“事变当晚，沈鸿英驻长堤部，见一小汽车经过，以为是兄弟所乘之车，乃用机枪扫射，谁知小汽车是沈鸿英的参谋长黄宏猷和军长刘庆达所乘，这两个人作了兄弟的替死鬼。”胡汉民心有余悸地说。

“眼下，孙先生虽回粤重组大元帅府，然许汝为部仍在福建，而在粤之滇军、桂军，各怀异志，自行其是，惟以搜刮地方、扩充实力为宗旨，戴着孙先生的帽子，**孙先生的家乡！可悲的是，这还算好的！沈鸿英则更是勾结吴佩孚，随时都会叛乱，陈炯明部则只是退守惠州，实力未灭，随时会向广州反扑。”汪精卫说，“如此局面，令人堪忧，故孙先生与诸同志叠电促请，以介石早日赴粤襄助军事为盼。”

蒋介石说：“对于粤局，弟以为未到根本解决之时，故多次上书孙先生，主张他不必急于赴粤，也曾将此意，函告展堂、季新诸兄，请劝阻孙先生。但是，先生以日期已定碍难更改为由未纳弟之言。以弟看来，孙先生此去，也只能是治标之计，对粤局实无善策，能够维持现状，不使内部纷扰，已经很不容易了。”

“俄国对援助本党颇为积极，孙先生与其特使越飞发表联合宣言，将联俄之事公诸于世，孙先生急于赴粤，旨在消灭陈炯明，得广东后与俄联合，便有所凭借。”汪精卫解释说。

“现在，重建的大元帅府，实际上也是空架子，”胡汉民说，“以军事，没有服从命令者；以财政，只能靠派捐维系，粤中绅民，多有烦言。要打破此一困局，还是要军事上的进展，而孙先生左右无军事人才，所以，介石万勿推辞，早日赴粤为好。”

“说到政权，弟与诸同志看法，可能略有不同。”蒋介石说，“弟意如欲达政治目的，但期与我所定之目的无碍而其余各事，不妨容纳若干。盖党义与政权，此时尚难溶为一炉。今日本党政策，要么先得政权而后行主义，要么先行主义而后求得政权。又急于求得政权，还要行主义，时机未到。倘若想实行主义兼求得政权，在步调上就以政权为先，此时用人上，忠诚之党员不加入政府，而以一帮中国式的政治人才如唐绍仪、王正停、谭延阊等组织之。孙先生主张太坚，不能容纳这些人的意见，所以像李烈钧、唐绍仪等，对政权也就消极抵制。”

“介石所言，弟已从你致廖仲恺的大札中领教过，孙先生也已阅知。”汪精卫说，“这些主张，也是弟多年来期期不绝于口者。惟徒托空言而已，能否实行，惟介石是赖。”

“喔，都说介石是军事人才，看来此言也只是说对了一半！时下孙先生用人之际，高明如介石者，何可隐居自适？”邹鲁感慨说。此人是同盟会元老，曾与胡汉民、陈炯明等一起响应武昌起义而在广东发动独立，后当选国会议员，在国会曾提出《质问赵总理何以不依法赴质书》、《弹劾袁政府违法大借款案》等，被称为“捋虎须”议员。孙中山蒙难永丰舰后，邹鲁又受命在香港担任孙中山的特派员，联络各方共同讨伐陈炯明，滇桂联军占领广州后，和胡汉民受命到广州，江防事变脱险后和胡汉民一起来到上海，又与胡汉民、汪精卫等人被任命为驻沪办理和平统一代表。

“弟久困目疾，不能阅书，不能治事，愤欲自杀者再。惟虑所负党之使命，不能损此精明，只有静养待愈，”蒋介石说，“宁波有诸多好去处，像观宗、延庆、七塔三寺；天童、育王诸胜，都值得一看，弟愿做导游，请诸位一探。”

胡汉民、汪精卫等人，没有得到蒋介石赴粤的承诺，也就随他在宁波游览名胜，盘桓多日。虽经胡汉民、汪精卫等人苦苦相劝，蒋介石只是说“目疾未愈”，始终未明确答应；但是，为了给胡汉民、汪精卫面子，他还是陪几个人一起到了上海。

“弟不能赴粤，实有苦衷。”到了上海，蒋介石终于对胡汉民说出了内心的想法，“许汝为多次电催，要我到福建去，我回复说弟刚愎浮躁，善谋不足而败事有余，且屡出自试，愚拙益甚，以致无言不失，无事不乖，故踌躇再三不敢应命。倘若我赴粤，许汝为必以为我弃他；故我曾致电孙先生，请他去电，向许汝为解释，待汝为回复后，弟方可赴粤。可是，直到3月19日，才接到许汝为的来电，说他刚知道弟尚在沪，要我接电后立即赴粤。故此前孙先生和诸同志叠电相催，弟不能从命，其因在此。”

“既然汝为已经敦请你赴粤，不致发生误会，还是快动身赴粤为宜。”胡汉民说。

“即使这样，弟也不能现在就去。”蒋介石说，“因为，去也无益。”

“那又为何？”胡汉民问。

“赴粤无非是为孙先生出谋划策，弟在此地同样可以向孙先生进言。”蒋介石说，“我已两次进言，建议孙先生对沈鸿英暂时置之不理，放弃省城，专以对付陈炯明。孙先生未必纳之。”

“遥断毕竟不如亲临，”胡汉民继续劝说，“介石还是在孙先生身边，随时参赞为宜。”

“弟意，是不是赴粤，要看能不能发挥作用，有助于进展。眼下去，弟实在看不到对达成目的有什么助益。除非，答应我两个条件。”蒋介石说，“其一，军事无财政支持，无以推进，现在广州的财政厅长是杨西岩，此人无能无策，当由仲恺兄接任，整饬财政；其二，粤局危殆，弟以为陈炯明之患小，沈鸿英之患大，广州无本党之基本军事力量，而粤局非俟粤军安抵省城，殊乏处置之道。故当待许汝为回省到穗，弟再去不迟。此意，弟已致电向孙先生提出。”

胡汉民也就无话可说了。

蒋介石在上海盘桓6天，有5天，或者白天、或者晚上，是和陈洁如约会，还专门“外出购纬儿所读书”[1]，随后就又回到宁波。

在宁波，蒋介石一边课7岁的纬国学业[2]，一边关注着广东方面的动向。

大元帅大本营秘书长杨庶堪来电，转达了孙中山对蒋介石建议更换财政厅长的明确答复：杨西岩确实不适宜继续担任财政厅长，待廖仲恺自日本回粤，即发表财政厅长之任，并要蒋介石迅速到粤，勿再延迟。[3]

还有粤军集中省城之事没有说法，蒋介石虽然从宁波到了上海，却没有南下。他连续给许崇智发电，请他速率部一路避战，谋集中省城。随后，他又致书杨庶堪，请他转报孙中山，提出条件：廖仲恺任财政厅长，许崇智速回省城，“二令可否在弟启程前发表，裨弟到省后即可着手进行，而鼓来者之气。”

蒋介石在上海等待着消息，陈洁如差不多每天都要到大东旅社与他相会，他还特意把在万竹学校上学的经国引见于陈洁如，又交代经国说：“上次写信给你，要你每月可到果夫哥哥处，挪零用银3元，如果想买各种书籍，与果夫哥哥商定，你要记住。”[4]

等了一个星期，蒋介石所盼的两道命令并未发表，只是接到了孙中山准予他辞去东路讨贼军参谋长之职的电报。尽管心中不悦，蒋介石还是于4月15日乘船前往广东。

“广东的局势，令人眼花缭乱，忧心忡忡啊！”蒋介石来到刚刚迁移至珠江南岸的士敏土厂的大元帅大本营，秘书长杨庶堪就向通报说，“不仅有主、客军之矛盾，客军之间，滇、桂、湘军之间，滇军、桂军内部，都是矛盾重重，各军将领，降叛归附视同儿戏。孙先生失望之余，除命一部监视沈鸿英外，而以滇、桂大部开赴东江东莞、石龙，推进至樟木头、龙岗及博罗方面，担任警戒陈逆之任，至于肃清陈逆之主要责任，则属意于许汝为所率之东路讨贼军。弟与滇军有渊源，故孙先生命弟从中调和，周旋得实在很艰苦。”

蒋介石谒见孙中山，建议说：“先生，对于粤局之处置，中正以为，军事，当促汝为克期抵省，会合在省之各军，先谋集中，然后再定一共同作战方案，以为攻守剿抚进行之程序；政治，则当以整理财政为先，整理财政，则以速易财政厅长为急。”

因沈鸿英部进攻广州甚急，形势危殆，孙中山也顾不得这些，也就未置可否。

“先生，还有一事，想请先生玉成。”蒋介石对孙中山说。

“何事？”孙中山问。

“中正15岁遵母命娶妻毛氏，后因奔走革命需要，在上海由英士作伐，纳妾姚氏，此二人现皆已脱离关系，”蒋介石说，“去岁末，在先生寓得瞻夫人之小妹美龄小姐之芳颜，可谓一见倾心，先生可以说服美龄小姐接受我吗？”

“不会的。”孙中山坦率地说，“不过我可以试试。”

蒋介石于绝望中，还留着一丝希望。

广东的局势也如同蒋介石此刻的心情：近乎绝望，只是留有一丝希望。孙中山四处劳军督战，蒋介石作为参谋长跟随左右。

5月7日这天，蒋介石随孙中山到三水慰问伤兵后，乘暇向孙中山建言说：“先生，中正以为，粤局处置，当作一全盘计划，预定平定与整理两时期。对于民政、财政、军政，皆应制定实在之方案，如期施行。眼下，自宜于用人行政，确立方针，理财整军，而进行之办法，首要是选用得力之人，当请仲恺兄担任省长之任，财政厅长当马上易人。”

孙中山面露难色，无意接受。蒋介石还想争辩，但又觉“争辩无益”，思来想去，“只有一走”。

不过，当天下午，任命廖仲恺为广东省省长、叶恭绰为财政部长兼广东省财政厅长的大元帅令就发表了，蒋介石颇是欣慰，“卒听吾言，此元首爱护之诚意也，吾知诚矣！[5]蒋介石在日记里写道，感动之余，他也就打消了去意，夜以继日地苦筹御敌之策。

过了两天，传来消息说，粤军第一军军长黄大伟变节，降于陈炯明，并在香港运动第一军。

“去岁，中正偕黄大伟脱离军队，自福州去沪，当时诸同志多不谅解，谓中正不遵先生之命，执意回沪，”蒋介石对孙中山说，“现在看，倘若当时不使黄大伟脱离军队，许部将被其瓦解！”

“介石的判断是对的。”孙中山说。

“当公开通缉黄大伟，”蒋介石建议说，“如此，可减轻其运动军队之压力。”

5月10日，孙中山发布大元帅令，公开通缉黄大伟。

当晚，孙中山宴请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蒋介石作陪。此前，孙中山告诉蒋介石说：“去岁末，我给列宁写信，告诉他本人拟派遣全权代表于近期往莫斯科，与他磋商合作事宜，以裨俄中两国的合法利益。同时又写信给越飞，询问他俄国政府能否通过库伦支援我。年初在上海，我与越飞会谈，希望俄国给我200万金卢布的援助。5月1日，我收到越飞的电报，俄国政府已答应提供200万金卢布，并同意帮助我在西北建立作战单位，开办军校。”

席间，孙中山对马林说：“感谢俄国对本党的慷慨援助，我已决定，近期派代表团赴莫斯科，磋商联俄事宜。”

“先生，中正早有游俄之愿，可否允我赴俄？”12日，商议赴俄事宜时，蒋介石向孙中山请求说。

“此行责任重大，我想亲自去一趟。这样可以直接和他们的领袖列宁面对面磋商。”孙中山说，“这里军事紧张，还要介石多谋划。”

蒋介石也不便再说。

过了几天，大本营秘书萧萱对蒋介石说：“参谋长，黄大伟发表了致孙先生的公开信！”

蒋介石接过报纸一看，当读到公开信中“南宁梧州唆杀元戎，实等乱命，大伟力争不可，指为抗命，抑又何辞？”等语，不禁脸色骤变，“这个逆贼，真是可恶，把去年那次内幕给公开了，他分明是给孙先生抹黑！”

蒋介石所说内幕，即是1922年4月间，当孙中山和陈炯明关系濒临破裂时，孙中山曾经有刺杀陈炯明的决定。

“其实，当时的香港报纸上就有披露。”董萱说，他找出1922年6月24日的《华字日报》，指着其中一篇说，“这篇《孙陈破裂原因》就说，孙先生‘以手枪授黄大伟，命杀竞存，黄不肯奉命。’已经明明白白给写出来了。”

“这些逆贼！”蒋介石恨恨然，“天何不助先生尽灭逆贼！”

“其实，粤人和海外华侨，对陈炯明还是很有好感，说他毕竟给广东办了许多好事，即使和孙先生决裂，粤中士绅也都认为是陈炯明为保境安民，不想把广东拖入毫无意义、注定失败的争战。粤人还议论说，孙先生引来滇、桂各军，不啻引狼入室，滇桂各军在广州大开赌禁、烟禁，大元帅府为筹措经费，也不得不创设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强制征兵、征夫、征粮，与陈炯明治下的广东，犹如天壤。民心倒对陈炯明颇同情之。所以，孙先生以号称十万大军讨伐不足三万人的陈炯明叛军而屡屡失败，不是没有原因的。”萧萱说，“脱离陈炯明的粤军，内心也未必不佩服他治粤的政绩、赞成他反对武力透过自治实现真共和的政见。黄大伟就是其中的一例。你看，黄大伟有‘憨言朝进，捕令夕颁’之语，显然他这封公开信是对孙先生明令通缉他的报复行动，又屡揭孙先生之历史，也是对神话孙先生的一次回击。”

萧萱是湖北人，与蒋介石相识甚早，从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流亡日本开始，无论在日本，或在上海，或在广州，除因有事务不同在一地外，几乎无日不相见。萧萱与蒋介石常奉孙先生之命会商各事，接触既频，谈论多洽。在上海时，两人曾同住党部秘密寓所。蒋母王氏与萧萱夫人相处颇得。蒋母曾邀萧萱夫妇到溪口蒋家小住。蒋母到普陀山做佛事，亦邀其偕往，及蒋母逝世，萧萱也曾协助营葬。包括孙中山在内，均知二人私交不薄。在地域观念甚重的粤人的包围中，蒋介石和萧萱常常私下交流。

“介石，”萧萱说，“你的环境很不利。陈炯明那些人对你恨之入骨，说陈英士和你是神话孙先生的罪魁，又不分是非，一味愚忠，给孙先生出了许多坏主意；至于滇、桂各军乃至许崇智的粤军，对你也是嫉妒、排挤，说了不少坏话。你要谨慎为好。”

[1]见蒋介石日记，1925年5月22日。

[2]这个阶段的蒋介石日记中，连篇累牍都是“在家课纬儿”，“在家为纬儿订影本五册”，“定纬儿课程表”等内容。

[3]见杨庶堪电，载《蒋介石年谱初稿》，第122页。

[4]此为1922年2月28日蒋介石写给蒋经国信中之语，见《蒋介石年谱初稿》，第146页。

[5]蒋介石日记，1922年5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