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凤，我回来了！”在从广东陪同孙中山回到上海的第二天，蒋介石见到了阿凤。

离别近两个月了，蒋介石只是在到达广东、登上永丰舰后给阿凤写过一封信，此后就音信全无，如今相见，两个人都很惊喜，也格外激动。

连续三个晚上，蒋介石都和阿凤在一起度过，还一同坐车到北泾游玩。

“这几天，白天我都会在孙先生寓所处理事情。”蒋介石对阿凤说，“我冒死毅然到永丰舰与孙先生共患难，孙先生很感动。过去，我多次向孙先生陈言，说陈炯明不可靠，孙先生不以为然，事实证明，我的判断是对的，孙先生自己就说在这个问题上，他乏知人之明。所以现在，孙先生对我的建议，无不采纳。”[1]

“那，以后怎么办？”阿凤问。

或许，阿凤关心的，是她和蒋介石的未来。但是，蒋介石自己的未来在哪里？从走下俄国邮轮，登上上海滩的那一刻起，孙中山就成为了“租界一亡命客”，蒋介石也又一次面临着今后何去何从的问题。虽然在孙中山寓所奔走忙碌，却“一事无成”，蒋介石感到“精神疲惫，心思昏迷，甚无谓也。”[2]连孙中山招待经过一番颠沛流离到上海的非常国会议员的宴会，蒋介石也不终席而退。

“介石，8月19日，陈炯明已回到广州，复任粤军总司令、广东省长了。”廖仲恺对蒋介石说，“陈炯明一上任，继续高唱联省自治之调，还坚持说，粤军将士之所以请孙中山下野，是因为孙先生阻碍国家统一。”

蒋介石恨恨然，道：“时局变化，至不可测，此时惟随即肆应而已。顺逆异形，最后胜利，必有所归，端赖吾人之努力如何了！”又说，“仲恺兄，自港来沪的船上，我向孙先生陈言，革命的策略应当调整，实施远交近攻政策，对北方不妨维持和平，先讨平陈炯明、巩固西南，以广东为根据地，再行北伐。孙先生颇赞成之。”

廖仲恺说：“现在，似乎正是以此策略行事的。孙先生派精卫赴杭州联络皖系的卢永祥，派汉民去福建联络皖系徐树铮，商谈与皖系合作条件，继续反直‘三角同盟’的事。本来，孙先生要派我去奉天联络张作霖的，因为俄国要派特使越飞来沪，孙先生就留我在这里与其接洽。”

“与政客周旋，实在是痛苦之事。弟留此已无事可做，先回家一趟。”蒋介石怅然道。

“局势变化很快，孙先生还需要你谋划，还是留在孙先生身边为好。”廖仲恺劝道。

“家事纷扰，还是回去一趟，多则一周，少则三两日，再回来不迟。”蒋介石坚持说，“况且，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正可集中精力思考今后军事行动的计划。”

就这样，蒋介石离沪到了宁波。

过了半个月，蒋介石又从宁波回到上海。

一到上海，在大东旅社安顿好，蒋介石即联络汪精卫、廖仲恺等人，得知他们都在孙先生处开会。

蒋介石既失望又愤怒，又联络张静江家，得知久不在沪的张静江已回来了，便急忙前去拜见。

“二哥，他们如此对我，实在过分！”一见张静江的面，蒋介石就愤愤不平地说。

张静江很吃惊：“介石，你毅然赴难，孙先生对你已视为心腹股肱，何出此言？”

“弟从广东回来，孙先生分派精卫、汉民等到各处联络，弟无事可做，便回甬闲居。其间精卫给我写信，要我尽快回沪。我给精卫、仲恺写了一封长信，谈了联络各方，反攻广东的军事计划，此外也谈了我对政治、党务乃至一些人事的看法。我认为党约不改，党务终难整顿。不如乘此时机改正誓书，收容一般有为青年，则党势必能增大。我还建议，经费再困难，也应维持国闻通讯社和商报这两个宣传机关，因武力已穷，若舆论再不注重，就更难为力了。”

“是不是建议没有被采纳？”张静江问。

“岂止如此！”蒋介石怒气冲冲，“精卫、仲恺给我回信，说军事无人参划，要我速来上海，专掌军机，一切应酬尽可不经意，政治问题等等，也可不理。”

“他们是不知道介石的真实想法，以为介石真的对党务、政治没有兴趣。”张静江说。

蒋介石情绪激动：“他们一次次催促我到上海来，似乎很重视我蒋某人，可是，我来了，他们根本就不理会我，闭门开会，研究改组本党之事。我算什么？在他们心目中，蒋某人无资格涉足党务、政治，至多算一个军事幕僚而已！谁我都想不见了，明天就回宁波去！”

张静江见蒋介石情绪激动，未置可否，转移话题说：“介石，你在永丰舰与孙先生共患难的经历，不妨写出来，我资助你出版，到时候请孙先生写序。”又说，“介石，交易所的债务纠纷，很烦人。现在卖方赔了些代用品，下一步还要继续谈判，谈判不成，还要诉诸法庭。眼下不少人在追债，在上海一定要谨慎。”

说到债务，蒋介石更是伤感。

蒋介石的长子经国，本年3月考入上海万竹小学高等四年级，来上海求学，借住在蒋介石的胞妹家，但是照顾经国的事，蒋介石托付给了陈果夫，可是，股票交易生意失败后，陈果夫也是满身债务，生活无着，为躲债四处藏身，经国买衣服花费十五元，找到茂新公司去支领，竞被拒绝了！这个情况，是蒋介石刚刚知道的。他的烦恼，又增添了一层。

告别了张静江，蒋介石即和阿凤会面。

“我们何时能够结婚呢？”阿凤问。

蒋介石本来心绪就差，阿凤此一问，更添心中的烦恼，便借故离开了。但是，到哪里去呢？繁华上海滩，只有从阿凤那里，才能够获得些慰藉，忘却无尽的烦恼，所以，他又返回了阿凤家，“日夕，访璐妹三次。”[3]

“叛逆不灭，岂可以安家？！”[4]蒋介石对阿凤说，又说：“阿凤，我明天就回宁波去了。上海这个地方，一天都不能住，人们骂北京是铸造恶人的烘炉，我看上海更是一个大烘炉，铸恶人的范围比北京更为广泛。”[5]

阿凤未必听得懂蒋介石的话，但是她一定很奇怪，这个自称在上海滩呼风唤雨、如鱼得水的男人，何以突然对上海如此厌恶。

蒋介石也不想把内心的烦恼都说给曾经嫌弃自己的阿凤听。

生意失败，革命事业失败，为人夫失败，为人父也如此失败！蒋介石的心情坏到了极点，他不愿在上海停留，只住了一夜，就直接到了宁波天童山，“纳凉”玉佛殿前，在寺庙外的幽静小径上踱步，茫茫人海，知己何在？孜孜以求，成效何在？朗朗乾坤，前途何在？悲观、伤感，令35岁的蒋介石又萌生了“解脱尘缘之想”[6]。

[1]蒋介石日记1922年8月22日记载：“敷陈今后应付时局方针及未来希望，皆蒙采纳。”

[2]蒋介石日记，1922年8月20日。

[3]蒋介石日记.1922年9月l0日。

[4]这是蒋介石日记（1922年9月2日）中语，为敷衍阿风，蒋介石很可能会如此对阿风说。

[5]参看蒋介石日记.1922年9月10日。

[6]参见《蒋介石年谱初稿》，第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