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6月18日，蒋介石接到孙中山的一封电报：“宁波江北岸引仙桥十号，蒋纬国先生：事紧急，盼速来。孙文。巧。”

“果不出我之所料，陈炯明公然叛党，广东政府为其部属包围缴械。”蒋介石神情凝重，对纬国母子说，“这回，我务必要去赴党难了。此去，不知能否活着回来。”

自从蒋介石4月23日离开广东，他甚至没有在上海停留，也没有与阿凤幽会，就回到溪口、宁波居住，其间带着纬国，去湖州拜访隐居此地的戴季陶，祭扫陈其美的墓地。途径上海时，才和阿凤幽会了一次[1]。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许崇智等催促他返粤的函电，不知道接到了多少。可是，蒋介石都不为所动。他所希望的是，先解决陈炯明，再图北伐，不然必有食脐莫及，不可挽救之一日。为此，他也三番五次和胡汉民、廖仲恺、许崇智函电往返，阐述自己的主张。但是党中领袖，都认为不到万不得已，不可内部相残。既然如此，无论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等如何催促，甚至孙中山电报中说“粤局危急，军事无人负责，无论如何请兄即来助我，千钧一发，有船即来”，蒋介石仍置之不理。

可是，这次不同了。这天下午4点，蒋介石已经从汪精卫自上海发来的电报中，惊闻广东发生了事变，陈炯明部属叶举所部炮轰总统府，所幸孙先生尚无恙。

“书生败事，可叹！政府处置失当，可叹！”蒋介石思忖，“我也有罪啊！前些天若是汪精卫不来上海，我早点去广东，或许局面还不至于如此！”[2]

但是，事已至此，也只能面对。此去广东，与以往任何一次都不同，能不能活着回来，确实是难以料定的。以粤军中那些人以往对他的态度，此番去广东，即成为粤军的眼中钉，如入虎穴矣！所以蒋介石虽急于启程，却不能不把后事安排一番。

生意已经失败，加上去年葬母、修屋，蒋介石已是负债累累，以后家里的生活、两个孩子的教育，谁来负担？思来想去，只有托付给张静江了。

于是，蒋介石给张静江写了一封信，托付后事；又写好了遗书，也一并寄给张静江收存。

办完了这一切，蒋介石和纬国母子洒泪告别，于6月20日启程赴沪。

21日上午，蒋介石登岸，即往访前不久到沪的汪精卫。

“介石，想不到！真是想不到啊！”汪精卫痛心疾首地说，“局势竟恶化到这个地步！”

“季新兄！”蒋介石叫着汪精卫的字说，“我早就说过，陈炯明是心存异志的，是绝对不可靠的！可是，还有人说我是要和陈炯明在孙先生面前争宠，甚至说我是拨弄是非！孙先生也不听我的劝告，结果怎么样？”

“介石，你有先见之明，有先见之明！”汪精卫苦笑着，连连说。

“究竟是怎么回事？”蒋介石问。

“以前的不说了，你都知道。”汪精卫口才甚佳，很快就把此次事变的情形，非常清晰地说给蒋介石听。

从汪精卫的叙述中，蒋介石了解了粤变的梗概。

蒋介石离开广州后，孙中山又到韶关大本营，指挥北伐战事。陈炯明则依然住在惠州，并通电辞去陆军总长职务。陈炯明的心腹叶举率兵进入广州，提出“清君侧、除屑小”的口号，通电要求恢复陈炯明广东省长、粤军总司令职务，罢免胡汉民。

“展堂之用，本来就有代孙先生受过之意，”汪精卫解释说，“我曾经在孙先生公子哲生处看到过孙先生写给哲生的一封信，其中就有‘汉民纵不能代我办事，必能代我任过；否则，各种之过皆直接归在父一人身上矣。展堂之用，其重要者此为其一，故不能任彼卸责也。’及‘汉民去留，甚有关于大局之得失成败也’等语。也难怪陈炯明对展堂怨恨至极。”

广东这里，叶举等要挟为陈炯明复职，罢免胡汉民，而此时，广西桂系的一些残兵败将也乘广东内讧之机死灰复燃，一些无名后辈如李宗仁等纷纷抢占地盘。孙中山委任刘震寰为广西绥靖处督办，但也只能控制梧州一隅之地。

为了缓和局面，孙中山采纳汪精卫的建议，下令“陈炯明以陆军总长办理两广军务，所有两广军队，悉归其节制调遣”。陈炯明对此命令未置可否，只是回电说，他已饬令叶举等退出广州，并以人格和生命担保叶举等人不发生轨外行动。

但是，叶举并未退出广州，60营粤军在广州以欠饷为名，派捐筹饷，市面秩序大乱，人心惶惶。

孙中山闻讯，不顾胡汉民的劝阻，于6月1日只身回到广州，召叶举会面，以期解决移防和军饷问题，叶举却先一日离开广州，避往石龙。气愤之下，孙中山密令海防司令陈策开炮轰击叶举部。汪精卫、陈策等力劝孙中山不可激化矛盾。

无奈之下，孙中山于6月12日召集广州各报记者，公开了内部矛盾：“我北伐的目的，在于打破北方武人的专制，不料广东军人武武相护，反对北伐。陈竞存本人是出身秀才，他反对北伐可能由于政见不同，他的部下反对北伐却是为了拥护武力。我出兵八月没有获得进展，问题在于武人专制，在后方掣我的肘。”他还说，“我如果没有把握，决不会自己投到六十营军队的大包围中。这种无纪律的军队必须裁汰。我为了保全广州秩序，今天特请舆论界前来讲清道理，希望你们在十天内将陈家军在广州的种种不法行为尽量揭露，然后告诫他们全部移驻广州城外三十里，听候宽大处理。否则我一定要顺从人民的意见，加以驱逐。你们叫我孙大炮，我就是孙大炮！我以前炮打过莫荣新，今天可以用同样手段对付陈家将！”

正在此时，北方政局发生重大变化。大总统徐世昌被迫辞职，皖系主导的国会解散，原大总统黎元洪复职，宣布恢复旧国会，恢复民国元年南京临时参议院制定的《临时约法》，谓之法统重光。北京政府和各界呼吁停止一切国内战争，一切听候法律解决。

就在黎元洪通电就职的这一天，即6月15日，廖仲恺在赴惠州会见陈炯明途中被叶举部扣押，囚禁于石井兵工厂，叶举等还发出通电，吁请南方总统孙中山实践自己与徐世昌一同下野的诺言，并派兵围住了孙中山在广州的住地观音山粤秀楼。

孙中山不断接到叶举部将对其不利的报告，却不愿意相信：“竟存恶劣，当不至此。”

6月16日凌晨，叶举部炮轰总统府。

同时，广州街道上贴满了叶举署名的四字公告：“国会恢复，护法告终，粤军将士，一致赞同，请孙下野，以示大公，诸色人等，安居勿恐。”

孙中山在炮轰总统府前两小时，在秘书林直勉等陪伴下，已避往设在海珠的海军司令部，与海军司令温树德同登楚豫军舰。

“叶部蔑天理，无人道，深堪发指。天眷吾党，幸而孙先生不死，中国尚有一丝生机，然而，局势危矣！”蒋介石说，“中正若不于死中求生，何以对友？何以报国？何以激励人心耶？”[3]

“介石，你看，该怎么办？”汪精卫问。

蒋介石说：“弟已托付后事，写好遗书，拟即奔赴广东，一为牺牲！”

“我已订好船票，马上启程赴香港。”汪精卫说，“只是，广东的局面很不好。我刚刚得到消息，19日，广东省议会和广东各团体举行了联席会议，议决赞成大总统黎元洪的国家统一令，欢送孙先生下野，迎接陈炯明回省复职。就在今天，海军总长汤廷光、广州卫戍司令魏帮平和叶举三人联合发布了安民布告，要求孙先生下野。现在孙先生在广州孤立无援，无兵、无钱，此难如何解救？”

“孙先生一定很焦急，所以才需要我辈赴难！”蒋介石说，“不过，倒是要想办法筹些款项为宜。”

可是，从哪里筹款呢？张静江生意失败，而且自己的家事已托付于他，实在不好再向他要钱了，蒋介石想到了虞洽卿。

“阿德哥，”蒋介石登门向虞洽卿求助，“都说你是宁波帮的领袖，当年阿德哥支持革命，腾出房子供同盟会秘密活动，派人保护英士兄的安全，孙先生在南京主持临时政府，因无经费极难运转，阿德哥又解囊相助。袁政府和日本签订‘二十一条’，阿德哥在上海组织救国储金团，扩充中国事业实力，借此打击日货。足见阿德哥虽在商场，却一直支持民党革命。如今，孙先生遇到困难，请阿德哥再施援手。”

“我哪里有钱？”虞洽卿对蒋介石很不客气。

“阿德哥是交易所的理事长，又有好几家公司，总是可以筹些钱的。”蒋介石请求说。

“你还好意思说交易所！”虞洽卿满脸怒气，“就是你搞垮了交易所，还要来捣蛋！不行！”

蒋介石强忍着，说：“阿德哥说我蒋某人搞垮交易所，不知从何谈起？我也只是在几个经纪人公司挂名股东而已，从未参与其间。至于几个经纪人公司失败，乃是静江兄套利所致，我也损失殆尽啊！”

虞洽卿说：“你说的这些，我不管，反正现在没有钱给你。”

“阿德哥，别忘了，”蒋介石说，“当年创办交易所，最早是孙先生提议的，孙先生是最早的发起人，而之所以创办交易所，目的是为民党筹集经费。我也知道，今年春天里，交易所因买方违约，出现风潮，停止营业。但是，后来阿德哥引入外国资本，和全球货币物券交易所共同营业，这在3月底的《申报》上都登出来的。4月份，交易所就全面开市了。现在孙先生蒙难，难道你见死不救吗？”

虞洽卿语塞，斟酌良久，说：“钱，我可以给些，但是现在不能给，你何时启程赴粤，何时拿钱。”

“能给多少？”蒋介石问，“10万，怎么样？”

“只能勉强筹5万。”虞洽卿说。

“那就8万？”蒋介石讨价还价。

“算了，6万！”虞洽卿说，“就这么多了。”[4]

蒋介石终于舒了口气。

可是，蒋介石还不想就此启程，家事与党事，交迫于胸中，思念可爱的纬国，也舍不得天真无邪的阿凤。

6月22日晚，阿凤到旅社陪伴蒋介石。隔了一天，他又带阿凤乘车游览大上海的夜景。

“你为何愁眉不展？”阿凤见蒋介石常常走神，便问。

“阿凤，我在思考解救粤难之策。可是，越想越觉得，粤难无法解救。”

“那，你还去吗？”阿凤问。

蒋介石悲壮地说：“阿凤，此去广东，九死一生，或许再也不能见你了。我舍不得你！但是，党事与家事，二者不能兼顾，当此关头，我意已决，誓将舍我亲爱之家族，以殉身党难！”[5]

第二天，蒋介石毅然决然地告别上海，抱着必死的决心，悲壮地乘船南下，奔赴党难。

[1]蒋介石日记，1922年5月23日。

[2]蒋介石日记，1922年6月18日。

[3]参见蒋介石日记1922年6月21日。

[4]参考魏伯桢：《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与蒋介石》，载《文史资料选辑》，第49辑。

[5]参考蒋介石日记，1922年6月25日、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