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桂林。这里，是孙中山为筹划北伐设立的大本营。民国十一年，公历1922年的春天，大本营里的气氛，显得紧张而压抑。

3月26日，孙中山在大本营主持召开紧急会议。

“鉴于目前情形，我主张，当回师广东，解决陈炯明问题，待粤省巩固，方可再图北伐。”蒋介石情绪激动地说。

“去岁末，苏俄专使马林来桂，转达其政府有意助我之意，北伐可得俄之助；段祺瑞亦派其心腹徐树铮来见，奉张的代表很快也会来桂接洽。直奉两系大战在即，正是北伐之良机。”孙中山说，“仲恺来函，力主按原计划行动为好。他言一旦回粤，则内忧将无已时，吾人不欲观之。”

“我比任何人都希望看到早日出师北伐！”蒋介石大声说，“此行一路南下，在船上我就开始拟定北伐计划书，真可谓夜以继日，废寝忘食，用了足足半个月才完稿！”

蒋介石是在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许崇智一再催促下，恋恋不舍告别阿凤，于去年12月22日到达广东的。一路上，他一直在思考北伐计划，制订作战方案。在广州度过新年，孙中山、胡汉民等叠电催促，蒋介石又赶赴桂林，和胡汉民、许崇智等一再会商北伐计划。可是，大家都很清楚，身兼广东省省长、粤军总司令、广东“中华民国政府”陆军总长、内务总长的陈炯明，明确表示反对北伐。

从广州一到桂林，见到孙中山，蒋介石就建议说：“先生，对陈总司令，先生不应一再退让。”

“竞存说我是广东的总统，那竞存就是广东的皇帝。”孙中山半是自嘲地说，“我已告诉竞存，北伐胜利了，我自然不会回广东；不幸而失败了，也无颜回广东，无论胜利还是失败，广东都会交由竞存来主持。他不愿率军北伐，我就命他在后方接济粮饷。”

蒋介石不以为然：“竞存反对北伐，其中一个理由就是广东叠遭战祸，不可再搜刮民脂民膏用于战争，要与民生息，他怎么可能会接济粮饷呢？”

“不要过于猜疑。”孙中山说，“我的话，竞存还是会听的。”

蒋介石很失望，他真想拂袖而去。冷静下来，想到是年岁首抄录的曾国藩的嘉言，诸如“韬光养晦，忍辱负重”；“以志帅气，以静制动”；“军事之要，必有所忍，乃有所济，必有所舍，乃能有所全”等等，他还是忍住了。

苦闷之中，只有在书中寻找安慰。当读到胡林翼“林翼至愚，当不自作聪明；亦惟林翼颇聪明，当不自用其愚”这段话，蒋介石感慨万千，日记中写道：“可知我自作聪明，实为至愚之人，以后切不可自作聪明也。”[1]还把胡林翼“所望有兵柄者，日夜悬一死字于卧榻之旁，知此身之必死则于以求生，或有生机”这段话节录下来，以为自励。

这天，蒋介石又在读书，读到“愚公移山”和“精卫衔石”这些寓言故事，联想到当下的局势和自己的境遇，似有所悟，便提笔写道：“因知成功之难，非一朝一夕之可能也。今日之事，固非三五年不能收一段落，岂可心猿意马，朝三暮四，犹豫不决，轻举妄动，来往随便乎！”[2]

“介石，噩耗！”胡汉民突然出现在蒋介石面前，沉痛又愤怒地说，“仲元在广州火车站被暗杀了！”

蒋介石大吃一惊。由于北伐粮饷问题迟迟未能落实，孙中山只得派粤军参谋长邓铿前去催办，想不到竟遭暗杀。

“再也不能回避和竞存之间的矛盾了，”胡汉民说，“我们都要向孙先生陈言。”

第二天，孙中山召集紧急会议研究对策。

“先解决了陈竞存，再说北伐之事。”蒋介石说。

孙先生似乎难以决断。

这次，蒋介石决定一定要坚持，于是高声争辩说：“现在的形势是内忧回避不了，早晚要解决。不解决，无以言北伐！况且，北伐要取道湖南，而湖南的赵恒惕和陈炯明唱和联省自治，反对借道北伐。”

“竞存断不敢背叛于我，只要彼不公开叛变，我不能讨之。”孙中山说，“可潜师回粤，改道江西出师北伐。”

会议一结束，胡汉民奉命赴韶关组建大本营，许崇智则奉命率部向粤北迂回。总统府参军长吴忠信则被委为军事全权代表，择日北上，配合汪精卫、伍朝枢，联络皖、奉两派首领，商讨“三角联盟”共同对付直系的军事事宜。

北伐大本营的决策，陈炯明很快就知道了，他来电质问北伐军回粤目的何在？并呈请辞职。

孙中山批准陈炯明辞去广东省省长、粤军总司令、内务总长职务，仍保留陆军总长职务。

“先生，对竞存，不可再存幻想，早日解决为好。”蒋介石单独谒见孙中山，建言说，“没有巩固的后方，北伐就不会有胜利的可能！”

“介石，不必再说了，”孙中山态度坚决，“竞存只要不公开叛变，决不能内部相残！”

“可是，先生，没有巩固的后方，北伐如何推进？”蒋介石争辩说，“再说，等到他公开叛变，则为时已晚，从前的一切努力，皆付之东流矣！”

“我已命精卫、仲恺从中调和，”孙中山说，“在我回广州前，你先期到广州去，和竞存会晤，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自己的建议没有被孙中山采纳，蒋介石闷闷不乐，对自己的盟兄吴忠信说：“礼卿，时至今日，孙先生还对陈炯明心存幻想，将来必陷于被动，到时候，悔之晚矣！现在，北伐已陷入进退维谷境地，眼不见为净，我还是走开的好。”

“眼下这个局面，你不宜一走了之。”吴忠信劝阻说。

蒋介石只好强忍着，赶赴广州。

可是，就在蒋介石抵达广州的前一天，陈炯明避往惠州去了。

“竞存明明知道孙先生派我来见他，他居然故意避而不见！”蒋介石怒气冲冲，对廖仲恺说，“他这是不留余地！”

“介石不必动怒，”廖仲恺劝道，“竞存此去，想来也是不想激化矛盾，避免冲突，吾人就将此视为留有余地嘛！”

“看来，我蒋某人是该离开了。”蒋介石说，“你们去和他调和矛盾好了！”

廖仲恺劝道：“当此千钧一发之际，介石千万不可意气用事。竞存回避，我遵孙先生之命负责为北伐筹措粮饷，事仍可为。”

蒋介石只有苦笑了。当晚，他就在车站住了一夜，等待第二天孙中山的到来。

“先生，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蒋介石说，“竞存已不可能回心转意了！”

“竟存会如此恶劣？料他也不至于背叛我吧？”孙中山说，“韶关大本营由汉民代理北伐军大元帅，我就坐镇省垣，仲恺负责接济粮饷，北伐仍可如计划进行。你即可赴汝为部，履行你的参谋长职务。”

蒋介石再也不好说什么了，怀着失落的心情，回到在广州的住处，看到广东省财政厅厅长古应芬收转陈果夫于4月4日写来的一封信。

拆阅来信，蒋介石沮丧万分。

春节前，蒋介石从1月9日《申报》看到《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股东会纪》的消息，说交易所盈利达661129元；2月22日的《申报》上又看到《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股份发给红利公告》，股东会决定提取50万元作为第三届股东红利，每一老股5元，新股4股作一老股。

这些消息，加上得到了天真少女阿凤，北伐也按照他的计划书在筹备中，到桂林后的40多天里，蒋介石难得地心情愉悦起来。他不断给阿凤写信[3]，照了两张相，自己就觉得“很有光采”，寄给阿凤和姚冶诚母子看，还给纬国写信说：“我在桂林，孙公公及胡、许、吴[4]各位伯伯往来极其亲热，亦极其有趣，而且我住的八桂厅，亦极其幽雅，为桂林省城第一好地方。”另一封信里，他告诉纬国母子，他“精神天天好起来，旧病亦已经好了”。蒋介石也很关心生活开销和生意上的红利，写信说：“去年家中的账目及上海汇来银若干，最好写一封详细的信来。”

没有想到，事情的变化如此之快。军事上的事，或许并未出乎蒋介石预料之外；可是，商场的变化却是他不曾料到的。

刚过春节不久，蒋介石就收到陈果夫发来的电报，报告他说上海发生交易所风潮，张静江失败[5]。

正担心会不会分文不留的蒋介石，从陈果夫信中终于知道了，何止分文不留，还亏损数万元。

“约数亏去五万元，”陈果夫在信中叙述了相关情况后说，“静江先生损失，应与吾叔相等。”他又详细列举说，“恒泰号去年下半年之红利，每股四百六十余元。利源号截至去年底止，约盈利七八千元，并未分派。茂新至去年底，约盈利有二万余。此次损失，茂新约在二三万左右，利源损失或比茂新多。”[6]

“太相信静江了！太相信别人了！”蒋介石追悔不已，“拿出二十万金交给静江，转眼间居然血本无归，还欠下一屁股债务！”他焦躁、反思，冷静下来又总结教训、自我安慰：“以二十万金信托于静江，经营商业，全权交人，自不过问，虽信人不能不专，其病则在自不预问，不知机，不留心，无经验之累也，有何悔也。”[7]

诸事不顺，蒋介石烦恼不已。

孙先生、廖仲恺等皆言北伐可继续进行，蒋介石大不以为然。他认定，没有后方，北伐不可能有大的进展。既然如此，留有何益？蒋介石收拾行囊，准备离开。

孙中山闻讯，亲临蒋介石的住处挽留：“介石，你又要走吗？此时你若走，则我和汝为机能全失，人无灵魂，躯壳何用？”

“先生！”蒋介石为孙中山的话所感动。

可是，送走孙中山，蒋介石斟酌再三，还是决计回避。当晚，他便乘船离开了广州。

[1]蒋介石日记，1922年3月19日。

[2]蒋介石日记，1922年3月21日。

[3]据蒋介石日记记载，从1月9日到5月22日，蒋介石和阿凤的通信往复，至少有10次。但3月22日以后到其辞职回乡，就再也没有这方面的记载了。

[4]指孙中山、胡汉民、许崇智、昊忠信。

[5]是年春节为5月10日，蒋介石5月15日日记云：“今日接上海来电，言交易所风潮，静江失败，余必被累，损失不少，或分文不留也未可知。”

[6]《陈果夫致蒋介石函》，手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转引自杨天石：《寻找真实的蒋介石》，上，第72页。

[7]此为一个月后即5月25日蒋介石日记中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