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新年前后，劝驾的函电，像旋风一样，向蒋介石刮来。

但是，蒋介石的感觉，并不好。党中领袖、故旧友朋如此函电交驰，劝他赶赴沙场，是真的高看自己？

蒋介石不这么认为。

有一件事，蒋介石耿耿于怀。

去年新年后，孙中山、张静江、胡汉民、陈炯明等也曾经一再敦促蒋介石离沪南下，蒋介石不得已，决定从命。为此，他去拜访也住在上海的汪精卫。

“这些年，季新兄游历海外，更增学问，还请季新兄对中正多多指教。”蒋介石谦虚地说。

汪精卫虚文应酬道：“岂敢！这个世道，像我这样的人，现在是没有什么用处的。我在想，不如本我所学，干一些切实改良风气事业的工作来得有益。”[1]

“哪里，本党离不开季新兄这样的人才。”蒋介石敷衍着。

恰好，胡汉民、廖仲恺也到了汪精卫寓所，蒋介石便向几个人谈到陈炯明、朱执信等电召他的情形。

“祝贺！祝贺！”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纷纷说，“看来，非介石出山，则军事无望啊！”

蒋介石“殊感不快”，觉得这几位党中大佬，讥他蒋介石名不副实，他感叹自己“资格犹浅，为人所诧异。”[2]

言犹在耳，这些人，怎么可能觉得他蒋介石是不可或缺的人物呢？无非将自己视为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马前卒罢了！

还有，廖仲恺信中的不逊之词、戴季陶造访时的声色俱厉，都让蒋介石心里很不是滋味。

所以，蒋介石不想就这样轻易答应赴粤，但是对此也不能置之不理。

于是，蒋介石于1月4日给胡汉民、廖仲恺回信：

……弟之对党对友，不敢存一分偷安之心，亦不敢作丝毫矜张之气，而对于爱我诸公，更不愿有些敷衍客气之意，以自暴自弃。即对仲兄（廖仲恺——引者注）之函，时形不逊之词，殆亦自居挚友，率性直书，无所隐饰，不敢效世俗轻浮之状，以自负良知。……弟对粤事，终抱怀疑不安之态，……今日竟存（陈炯明——引者注）对先生（孙中山——引者注），如当二人看待，则将来一场无结果，可以断言也。……

第二天，蒋介石又给戴季陶写了封信

……日前一剧开场之初（指12月25日因戴季陶迫蒋介石赴粤引发争吵之事——引者注），实以兄（戴季陶——引者注）声色俱厉，不容我置喙余地，态予人难堪。兄固爱我，凡有劝解，无不顺从。然弟索性急躁，平时对人太欠恭敬，而对兄则十分忍耐，故于吃亏受气之余，不知不觉之间，酝酿之久，是以爆发于今兹患难相共甘苦共尝之日。事后思之，自愧更又自笑。为人不自爱惜，暴弃傲慢，一至于此，有何面目以对良师益友耶。兹引曾涤生（曾国藩——引者注）诫其弟……家书一节，以为我二人取照宝鉴，则往后之交谊，益加深挚，未始非因此而玉成也。

……1月10日，蒋介石接到张静江1月7日所写信函，告诉蒋介石两件事：一是孙先生来电，促他赴粤；二是替他代认恒泰股份，同时还劝他和戴季陶主动和解。

蒋介石回函：

……日来闲居，常以弄墨自娱……代认恒泰股份，甚感，请为签字。……季陶为我益友，而公则为我良师也。……季陶爱我而不知我之短处，且感情用事，责人太苛……只知骂人，而不恤人之困难。……孙先生七日来电，促我速行，……祈吾公代复一电，措辞宜圆，不致有伤感情耳。

其他人的敦请，蒋介石可以拒绝，但是，孙先生亲自电促，他置之不理，于心不安。或许是担心伤了与孙先生的感情，1月10日这天，他埋头起草了一份《军事意见书》，提出了对时局、对于军事准备、对于北方出兵准备等共九个方面，邮呈孙中山。又对粤中老资格的党人古应芬5日来函，写了回信，告诉他自己拟于两星期之内启程赴粤，并请古应芬将此函转请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一阅。

1月11日，蒋介石又接到孙中山来电

转介石兄鉴：援桂（即讨伐桂系军阀——引者注）克日出师，请兄（蒋介石——引者注）速来臂助，兄本允赴粤追随，勿再迟延为幸。盼复。孙文。

蒋介石不相信陈炯明会带粤军出粤，所以他决定还是不能答应孙先生马上赴粤，遂于次日回电：

……今莅粤五旬，未闻发一动员令，中（蒋介石——引者注）是以有待。如果出师期定，当不俟召前来效力也。中正叩。

随后的几天里，蒋介石又陆陆续续接到戴季陶、邵元冲、杨庶堪、胡汉民、陈炯明等人的函电。

戴季陶在信中说：

介石我兄惠鉴：尊书敬悉。是日弟不自知何所开罪于兄，惟自信对兄为一腔热诚，即劝兄赴粤，虽属为公，亦有一半系为兄个人打算，无故而逢兄之盛怒……兄之自我之强，有不可当者，然而杯酒失意，辄任性使气，不稍自忍，以此处世，深虞召祸；即不能，亦足碍事业之成功。……至于遇事忍耐沉静，以中正和平自持一层，即兄居家亦宜如是，对于家人、雇仆、同乡、戚友，更不宜动辄任性使气，有不如意，则骂詈随之……静江与弟皆认为忠厚和平为先生（孙中山——引者注）唯一优点，……甚愿与兄共勉学之耳。……

杨庶堪在信中说：

……中山先生政治兴趣未衰，……尤欲持以勉兄共襄其业，且见兄之重要过于一般同志。……

盟弟邵元冲信中说：

先生（孙中山——引者注）处能真心办事之人，实亦太少，吾人万不能不尽心以助之。……兄既谓中国宜大改革，宜彻底改革，则兄必已自任为负改革责任之一人……如是则兄必非厌恶中国社会之人，乃不满意现在中国社会之现象而已。……吾人因爱社会，关切社会，故不能不自己努力，不能不为社会努力，否则一齐撒手，中国不成其为国家矣。……

陈炯明来电说：

请秘密转蒋介石兄鉴：……中军指挥官无人胜任，非借重吾兄不可。破桂之后可图长江，革命前途实有希望，务请来粤。……

胡汉民信中说：

……季陶私自离粤，弟（胡汉民——引者注）切责之，渠乃欲挽兄（蒋介石——引者注）来以自赎，相迫太切，其意则可谅也。仲恺前致兄书，今兹亦不自忆作何语，以粤中财政为桂匪捣乱至于破产，而军饷火急……仲恺支持太苦，日夕如坐愁城，亦企以恕季陶者恕之耳。……望兄来如望岁，……仲元（邓铿——引者注）亦言“我自信不如介石远甚，介石……是平桂必要的一个人。”故兄更勿迟迟，以顾大局。

蒋介石回了戴季陶一信，说：

……吾谓先生（孙中山——引者注）待友，其善处在简直痛快，使人畏威感德；静江待友，其善处在不出微言，使闻者自愧。而兄（戴季陶）之待友，限格太严，锋芒太露，度量不甚宽在，此其所以逊于孙先生与静江也。然兄之待吾，私爱之厚，道义之深，有过于孙先生与静江之待吾者，而吾之待兄，固亦奉为畏友良师……粤中自成风气，孰有如孙先生之以诚待人者，而其内容复杂，尤非吾兄所尽悉。如以对我个人言之，则挥之使来，招之使来，此何等事，而谓吾能忍受之耶！气度太褊狭，则或有之，然吾人妄自尊大固不可，轻自菲薄，亦何可为耶？趋炎附势，夤缘于权豪之门；贪位恋栈，乞怜干无情之友，是岂吾辈自重党员人格之道乎？……总之，弟不愿自居偷安，亦决不愿自外于世。畏谗避怨，是或有之，而贪生怕死，则未之有也。彻底之事，根本之计，则乐为之；不实之事，无益之举，则不乐为也。弟处世之病，在乎极端，故有生患难之至友，而无应酬敷衍普通之交好。……兄之所以不轻弃夫弟者，……而终望弟有成业之一日乎。……

给戴季陶回信的第二天，蒋介石又给陈炯明复电，并上书陈述战略，他答应陈炯明，不日赴粤。

1月27日，蒋介石离开奉化，前往上海。

“先生及诸位同志函电叠催，不去于心不安，”蒋介石见到张静江，向他报告了各人函电概要，并**心迹，说，“然则，说是出兵讨桂，孙先生至今尚未发布动员令，讨桂到底能不能付诸行动，尚属未知中，弟此去，实在为时过早。”

“去还是要去。”张静江说，“介石此去，足慰众望。”

蒋介石说：“二哥，弟思考再三，今后决心对于自己地位，始终以个人名义赞助孙先生及竞存兄，如无军械自练军队，凡有职责，一概不受，以为藏拙养精之地。此时若盗虚名而无实际，一朝失败，则前途绝望矣！”

在沪上盘桓了数日，蒋介石于2月6日抵达广州。

第二天，蒋介石谒见孙中山，建议说：“先生，中正以为，粤军唯一的方针，乃在从速讨桂，向外发展，如此，则内部之团结可以巩固，广东根据地亦可以巩固。粤军今日处于苟安保守地位，如不积极进行以谋发展，则两三个月后，大势一变，则悔之晚矣！如果能迅速出发，虽掷十万金之饷弹亦不足惜！万不可不计其大而务其细，不谋其远而图其近。”

“介石能来，甚好。”孙中山说，“平桂计划种种，正待参定，各事之筹备，也需周察始免缺憾。你要多为竞存筹策。”

蒋介石觉得，孙先生对他的话，似乎并没有重视。但是，他还是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遍访陈炯明、廖仲恺、胡汉民、许崇智、邓铿，研究讨桂战略。

2月11日上午，从陈炯明处出来，蒋介石在4天里第三次谒见孙中山。

“先生，此来粤中，得悉竞存要建设广东模范省，正全力推进兴办实业，筑建公路，实行免费教育，革除陋俗，禁绝烟赌逐项政策，甚获人心。”蒋介石说，“竞存之举，固然惠及全粤父老，然则，有句话，正中敢布腹心，向先生言之。先生之于竞存，只可望其宗旨相同，不越范围，若望其见危授命，尊党攘敌，则非其人，请先生善诱之。”

“宗旨相同，即当信托之。”孙中山说，“还是要同心同德。”

蒋介石知道，孙先生对他的话，不以为然，也就不便再言。随之，蒋介石又去拜访胡汉民。

“竞存要邀请陈独秀来粤组党。”胡汉民说，“还要他担任教育委员会的委员长，说是要为广东引入新思潮。”

“陈独秀办的《新青年》我是经常看的，”蒋介石说，“确实令人耳目一新。”他又问胡汉民，“展堂兄，竞存兄说起联省自治，到底是怎么回事？”

“联省自治是一帮学究，有鉴于国内局势，提出的和平解决办法。”胡汉民说，“概而言之，民主当自下而上实行之，由县而省，实行自治，制定省宪，省长民选，自治各省联合，组成联邦共和国。”

“如此说来，联省自治是改良的办法，”蒋介石说，“孙先生是主张革命的，那孙先生不可能赞同联省自治。”

胡汉民说：“联省自治，在学者或许是出于理想，但对地方实力派来说，就难免有为军阀割据提供口实之嫌。”

蒋介石说：“展堂兄，弟早向孙先生说过，竞存不会真心服从孙先生的。弟所以不得不屡屡辞职，实在是竞存对弟一味猜忌，弟难以在粤军立足。”

胡汉民说：“介石，你知道竞存名字的来历吗？他曾经告诉过我说，他少年时做过一个怪梦，梦中左手揽月，右手挽日，故名炯明。他写的诗中有‘日月梦持负少年’之句，此人心中念念不忘的，是要做扭转乾坤的人物。我早就看透，这个人野心很大，把粤军看成是个人成就霸业的资本。所以我多次向孙先生建言，削弱他的权力。”

“可是，孙先生一味信任他。”蒋介石抱怨说。

“那也未必。”胡汉民说，“你知道，粤军共有两个军，竞存是总司令兼第一军，汝为为第二军。孙先生采纳我的建议，将粤军分为三个军，汝为的粤军第二军改为国防第一军，另组国防第二军，委黄大伟为军长，均不受粤军总司令节制，而直属军政府统辖。还有，孙先生采纳我的建议，划广州为直辖市，不受省长节制，委孙先生公子孙科为市政厅厅长。”

“难怪竞存对展堂兄多有不满。”蒋介石说。

胡汉民叹气说：“可惜啊，许汝为和孙先生的公子哲生，实在不争气！倘若他们有介石的见识和能力就好了。所以，我多次和孙先生说，一定要介石你留在粤军，以为牵制。这也是你每次辞职后我都不厌其烦敦请你回来的原因所在。”

胡汉民如此信任自己，蒋介石很感动。

“无论如何，眼下是要平定广西，一旦两广底定，挥师北伐，或许有些矛盾就迎刃而解了。”胡汉民说，“走，我们一起去访汝为，研究讨桂计划。”

在许崇智家里，三人研究了讨桂计划，胡汉民走后，许崇智问蒋介石：“介石，有一件事，孙先生有没有和你说起？”

“何事？”蒋介石问。

“做总统之事。”许崇智说。

蒋介石大吃一惊：“孙先生要做总统？”

许崇智说：“对。那天孙先生找我垂询，说因对抗北京政府和外交上的考虑，他想取消军政府，成立正式政府，他来做大总统。”

“为什么非要做总统呢？”蒋介石不解。

“孙先生说，革命需要两件东西，一件是权，一件是力。他一定要做总统！做了总统就有了权和力了。”

“汝为兄何意？”蒋介石问。

“我说，服从党，个人无异议。”许崇智回答。

“那汝为兄内心到底怎么想的？”蒋介石又问。

“既然是孙先生的主张，吾人只有服从。”许崇智说，“不过，私见以事实上之利害关系言，平桂后先举大元帅，再选总统，较为妥当。”

“陈总司令呢？”蒋介石又问，“他是何主张？”

“我看竞存不支持孙先生选总统之举。”许崇智说，“竞存对孙先生一味以武力解决国内政治，始终不以为然，眼下竞存热衷于联省自治，正命人起草广东自治条例、民选县长施行办法，想通过联省自治找到解决国内局势的办法。倘若孙先生选总统，势必激化与北京政府的矛盾，继续走武力对抗的道路，竞存怎会赞成？”

蒋介石有些失落。如此重大的问题，孙先生竟然对自己无一字言及，显然觉得自己的意见无足轻重。

“介石，你以为此事当办吗？”许崇智问。

“当年组建护法军政府，名义上还有西南六省。现在呢？西南各省都宣布自治，唯有广东一省勉强承认军政府。桂逆未平，西南也还未能统一，南下的国会议员也不足法定人数，如何选举总统呢？”蒋介石说，“即使勉强选总统，不也是广东一省的总统吗？外交上，能够增加砝码吗？身为广东省长的竞存，会乐观其成吗？眼下关键是讨平桂系，巩固两广，以两广为根据地，北伐以谋江浙，推翻北京政府，那时再选国会、举总统，岂不名正言顺？”

“孙先生意已决，恐难以改变。”许崇智无奈地说。

“倘若孙先生执意选总统，弟料党见随以歧异，内部因之不一，西南亦将为之涣散，必重蹈民国七年大元帅之覆辙。”蒋介石忧心忡忡地说，“总之，若孙先生做总统，不益反损！”

此事，令蒋介石很是烦闷，他便再次谒见孙中山，想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先生，道路传闻，先生有选总统之意……”

不等蒋介石说完，孙中山打断他，说：“介石，现在要紧的是军事，而本党的军事人才实在匮乏，你还是专心军事，不必过问政治。”

蒋介石不便再说下去了。

心情烦闷的蒋介石，只好按照孙中山的要求，专心于军事。可是研究讨桂计划时，又是意见纷纭。

“展堂兄，何以讨桂的计划，陈总司令总是不满意呢？”蒋介石问胡汉民，“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竞存永远不会满意，”胡汉民说，“因为他根本不想讨桂。”

“何以见得呢？”蒋介石问。

“孙先生要竞存率军讨桂，竞存担心他走后，广东会落入他人之手，自然不热心；孙先生也曾设想，既然选总统意见纷纭，是不是退一步，在主席总裁的身份上加一个大元帅的头衔，亲自率军讨桂。可是，竞存又担心粤军会被孙先生带走，还要广东负担军费，也暗中阻挠。所以讨桂计划，他永远不会满意，只是他不便说出口，不免搞些暗地的动作。”

明白了这一点，蒋介石大失所望：“讨价还价，权术奸诈，皆非我所能也。见几不作，必招怨尤，徒伤岁月，而无益事实，我何为者耶？”[3]蒋介石自问。

一气之下，在广州停留了仅仅7天，蒋介石即以侍母病为由，返回奉化。

[1]参见参见雷鸣：《汪精卫先生传》，第116页。这些话，应该反应的是汪精卫在这个时期的心态。

[2]参见蒋介石日记，1920年5月51日。

[3]蒋介石日记，1921年2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