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母亲王太夫人确实病了。有医生告诉蒋介石说，太夫人可能活不过今年了。

蒋介石忧心如焚。但是，他对毛福梅厌恶之极，不愿意和她见面，便和纬国母子住在县城里，只是偶尔回溪口探望。

这天，蒋介石接到陈果夫从上海写来的信函，向他报告说，交易所执照即可发下，股价已开始上涨。

此前，由于江苏名流张謇的阻挠，北京政府农商部迟迟没有为上海交易所颁发执照，营业实际上是非法的，大家心里并不踏实；此番获得转机，股价应声而涨，对心情烦闷的蒋介石来说，实在是一大喜讯。

于是，蒋介石回到溪口，和母亲商量到普陀山施舍千僧粥，以祈福祛病。

从普陀山回来，蒋介石又得到消息：张静江、戴季陶、陈果夫等鉴于即获执照，决定扩大恒泰号经营范围，增加代客买卖金银业务，资本额46000元，每股100元，蒋介石以蒋伟记之名，得44股。

生意初见曙光，蒋介石正为此感到欣喜，突然接到一封张静江的告急电报：“商战为人环攻，请兄速来营救！”

蒋介石一看，不禁大吃一惊，顿觉心灰意冷，精神近乎失常。冷静下来，又自责“何养气不到，一至于此哉！”[1]

这些天，孙中山、胡汉民、陈炯明等叠电催促蒋介石赴粤，他一直没有动身。可是，接到张静江的告急电报，蒋介石急忙赶赴上海。

两天时间里，蒋介石和陈果夫、戴季陶、张静江等，不是“商量生涯解急办法”，就是“商量营业事”[2]，很是用心。好在，问题顺利化解，而且股价一直在上涨中，蒋介石松了口气。

“季陶，报章上说，广东在紧锣密鼓选总统，”在谈生意上的事情之余，蒋介石也和戴季陶谈论时局，“我3月5日给孙先生发去一函，力劝缓选总统，看来，孙先生无意采纳。”

“北方选出新国会，又选文人徐世昌做总统，直皖战争后，段祺瑞隐退，直系二号人物吴佩孚又极力阻止曹锟取徐自代，列强以为中国政局向好，外交上有利于北方，所以孙先生想以成立正式政府来对抗徐世昌，同时争取外交。”戴季陶说。

“可是，孙先生充其量是广东的总统，怎么和徐世昌对抗？”蒋介石说，“至于外交，更说不上。孙先生当年为了拉日本反袁，什么条件都答应，可是日本不还是支持了袁世凯吗？我看孙先生应该学学俄国的列宁，列强极力封杀俄国劳农政府，人家也不为所动。”[3]说到俄国劳农政府，蒋介石问戴季陶，“你和陈独秀筹划成立中国的共产党，为什么又不干了呢？”

“陈独秀是《新青年》的领袖，我对他心仪已久。通过一起办《星期评论》的李汉俊，我结识了陈独秀。我们两个人可谓好汉相惜，相见恨晚。我还把自己租住的楼让出来给陈独秀一家住，这里也成了《新青年》编辑部的所在地。我经常参加由陈独秀主持在《新青年》杂志社举行的座谈会，讨论有关社会主义和中国社会改造等问题。共产国际的维经斯基也经常参加。他们成立了一个叫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我的住址就是这个组织的团址，对外挂外国语学校的牌子。后来说要仿照俄国，成立中国的共产党。建党要有个党纲，于是大家把这事就交给我负责起草。但是等修改定稿了，我一细读，发现内中有一条：‘共产党员不做资产阶级政府的官吏，不加入资产阶级的政治团体。’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我总算明白了，共产党与我心目中设想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儿。那天，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施存统、俞秀松、邵力子等人在陈独秀家开会，商量名正言顺地挂出共产党的旗帜。我有事晚了一步，当我推门进去，这些人已经将组织共产党的事完成了。他们以为我到了，一定会点头同意，没有想到，我却说，兄弟不能参加共产党，只要孙先生在世一天，我就决不可能参加其他的政党。大家本来以为谁不参加都有可能，唯有我不可能不参加，见我竟然如是说，当时的气氛顿时凝结了。”

蒋介石说：“共产事业，吾国似无此条件。去岁，我家里做一书橱，包工欺伪百出，令人嫌恶。此虽小事，然从中可以窥见，中国资本家固然令人厌恶，可工人之无道德、无教育也是事实。对于共产事，我实抱悲观。非从根本上待其心理完全改革，教育普及之后，断乎谈不到此。”[4]

戴季陶又转入正题：“说到本党，我也认为，此时选总统确非适宜；但是，既然孙先生力主，我辈夫复何言？介石兄，既然孙先生不主张你过问政治，眼下你还是专心军事为好。现在孙先生身边的军事人物，一个陈炯明，你认为他不可靠，对孙先生已存二心；一个许崇智，你认为他重内轻外，办事无续；邓铿也非帅才，我看孙先生和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诸同志，已然把你当孙先生军事助手看待的。介石兄，你也不能妄自菲薄。现在正是孙先生用人之际，你下一步作何打算？”

“胡展堂[5]等诸同志叠电催促，孙先生于本月4日、8日已连发两电，要我即速赴粤，”蒋介石说，“季陶，孙先生真的信用我吗？与其说信用我，不如说笼络更恰当些。至于陈炯明，也是利用我，他们整天把粤人治粤、广东是广东人的广东挂在嘴上，倘若我不甘心死心塌地为他卖命，那就打击排斥不遗余力，我的处境，可想而知了。我思考再三，还是不能去。”

“有仗打，就有你施展的机会，”戴季陶说，“你不能错过，否则让孙先生如何信用你呢？

“陈炯明不想讨桂，只是和孙先生周旋而已。”蒋介石说，“至于孙先生，正忙于选总统，我去做什么？所以我给孙先生回电说，‘动员无期，来亦何益，且反多阻碍，暂为缓行’。其实，还有一事，不便向外人言者，就是家事。”他感叹说，“季陶，现在想来，家庭之于人生，实为一大魔障！[6]”

“是不是和大嫂？”戴季陶问。

“季陶，毛氏平日，人影步声，皆足以刺激我的神经！”蒋介石诉苦说，“4月3日下午，我在文昌阁看《通鉴》时，见毛氏和经国擅自自奉化城舍归，怒不可遏，大闹一场，毛氏竟当经国之面，与我对打，实属不成体统。我也自知，殴打之后，自伤元气，也实在犯不着。可是，当时真是忍无可忍。我已决计离婚！”蒋介石断然说，“4日我写了一封长信给妻兄毛懋卿，缕诉与毛氏决裂情形及主张离婚理由。”

“介石兄，你太暴躁了。”戴季陶说，“不过，倘若能早日有个了断，解除后顾之忧，以便全力辅助孙先生，也是好的。”

但是，蒋介石知道，了断，不是那么容易，其中的关键是自己的母亲。

就在蒋介石与毛福梅对打那天，蒋介石一怒之下，把妻妾及经国纬国二子，逐出家门，就是要向自己的母亲王太夫人发泄不满。第二天，给妻兄写完正式提出要与毛福梅离婚的长信，得知毛福梅还在家里，蒋介石又是一顿大骂。

“是我不让她走的。”王太夫人说。

蒋介石竟然诅咒自己的母亲，故意给母亲以刺激，好让她不再从中作梗。虽然他自责说，诅咒自己的母亲，“罪戾上通于天矣！何以为子，何以为人！”[7]然而，4月19日中午，蒋介石从上海回到奉化县城，得到消息说王太夫人又把毛福梅叫回家里了，他还是忍不住骂自己的母亲：“母亲老悖，一至于此，不仅害我一生痛苦，而且阻我一生事业，徒以爱子孙之心，强欲破镜重圆，适足激我决绝而已。今日拟发最后离婚书。”[8]

此后的半个月，孙中山、胡汉民、陈炯明、许崇智等依然函电叠催，张静江等也来函，告诉蒋介石上海股价大涨，生意大有盈利；可是蒋介石却被家事闹得焦头烂额。

母亲王太夫人已是全身浮肿，咳嗽不出，热度甚高，蒋介石为之心椎，愁闷不堪；又因不愿意看到毛福梅而不能看顾病母，他不禁感慨“门庭多故，使我有母而不能养，有子而不能教，皆毛氏一人所害。此夙世冤孽，非离婚无以回天伦之乐”[9]。可是，病危的母亲不同意他离婚，写好的离婚书也只得压而不发。

一个毛福梅已经令蒋介石难以忍受了，姚冶诚也“故态复萌，其成心之忍，掉舌之尖，”让蒋介石“愤无尽”，对她好一顿痛骂，还是不足平息怨气[10]。

第二天一早，刚刚5点钟，蒋介石就起床了，登上文昌阁，伫眺风景，不禁感慨万千：“人类以敬爱相尚，L在家族之间。我待毛氏已甚，自知非礼，但一见心狠，按耐不住，如中国习惯，不以离婚为丑事，则目前彼此之痛苦，皆可以免除。今乃不然，徒使男女终身磨难，白首抱冤，此诚大惑不可解也。”

回到家里，又看到毛福梅，蒋介石竟为之晕厥，痴呆半晌后，也不顾病中的母亲，对毛福梅又是一顿打骂。

何以解脱呢？蒋介石苦思冥想，没有人体恤自己，无论是社会的还是家庭的环境，都难以打破，想来想去，他的结论是：“只有出俗为僧而已！”[11]

[1]蒋介石日记，1921年4月15日。

[2]见蒋介石日记，1921年4月17日、18日。

[3]蒋介石的这些看法，见其给孙中山主张缓选总统的上书，载《蒋介石年谱初稿》，第61-63页。

[4]蒋介石的这个想法，在其1920年2月2日的日记有记载。他对资本家、商人等厌恶的话，多次在日记里出现过。如1922年11月28日日记云：“中国商人，见之头疼。”也有“工人之辛苦危险，可谓极矣，资本家见之，如无慈悲之心，非人也”之类的话。

[5]胡汉民，字展堂。

[6]家庭对人生实为魔障一语，参见蒋介石日记，1921年1月22日。

[7]蒋介石日记，1921年4月4日。

[8]蒋介石日记，1921年4月19日。

[9]蒋介石日记，1921年4月25日。

[10]蒋介石日记，1921年5月5日。

[11]蒋介石日记，1921年4月25日，5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