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九年春夏之交，上海筱崎医院。姚冶诚从戴季陶夫人处得知，蒋介石因伤寒症已入院治疗两日，忙前来探视。

蒋介石一见姚冶诚，不禁怒火万丈，恨恨道：“你给我走！我不愿意看到你！”

姚冶诚战战兢兢，说：“病了，总要有人侍候。”

“我不想让你侍候，有你在，我的病反而会加重。”蒋介石厌烦地说，“我蒋某人前世做了什么孽，让今世遇到你这个冤家！”

姚冶诚无奈，只得含泪离开了。

或许是忘不了天真无邪的阿凤吧，蒋介石对姚冶诚越来越看不顺眼了。本来，蒋介石在1919年岁尾曾经计划着，新的一年“所当致力者，一，体育，二，自立，三，齐家；所当力戒者，一，求人，二，妄言，三，色欲。”可是，1920年新年第一天，早晨未起床，瞟见楼下电灯还亮着，蒋介石怒恨交加，对姚冶诚一顿痛骂。他恨姚冶诚没有治家之法，感叹“娶妾之危害实不胜言[1]。

自收到阿凤的那封信，蒋介石的爱情攻势受挫，“齐家”的可能性也越来越渺茫，蒋介石就又频繁出入妓院消遣，回家又常常发一些无名火。

14日这天，蒋介石“晚，出外游**”，自问“身份不知道堕落于何地！”，到了18日这天，“上午，外出冶游，又为不规则之行。回寓次，大发脾气，无中生有，自讨烦恼也。”[2]

心情不好，身体也出了毛病，春天起，就颇受牙痛、沙眼的折磨。可是，姚冶诚迷上了赌博，打起牌来，也就忘了侍候病人。为此，蒋介石不少生气。

“近日冶诚嗜赌而不侍我疾，且出言悖谬，行动乖违，心甚愤恨之。”蒋介石一气之下，5月16日，索性迁出了刚刚租住不久的法租界贝勒路365号住所，到一个叫“一品香”的旅馆独自居住。

刚搬进“一品香”几天，蒋介石就发了伤寒病，还是戴季陶夫人把他送进医院，令他感激不已。

听说蒋介石因病住院，他的母亲王太夫人扶病前来，孙中山也于5月27日亲往探视。

“先生，俄国革命成功之经验，颇值得借鉴。”蒋介石说，“昨日季陶、仲恺来，我们曾经商议，拟一起到俄国考察，由我和季陶各出3000元作为旅费，准备6月底前即动身。”

孙中山说：“出国考察固然是好事，不过，眼下本党军事工作需要介石协助，出国之事，以后有机会再说。”

蒋介石只得作罢。

既然不能出国，一些事情就躲不开了，于是，蒋介石约请张静江、戴季陶和居正于5月31日这天一起来到医院。

“今天，请各位兄长来，是想商量一下处置弟和姚氏之事。”蒋介石有气无力地说，“弟在病中，思来想去，益恨姚氏举动之贱劣，心术之狠贪。扩而广之，乃至于痛恨家庭习惯之锢旧，社会之龌龊，寻思去国离乡，以求独善其身之道。”

张静江、戴季陶、居正，都纷纷劝蒋介石和为贵。

蒋介石深感“离合两难。乃决心暂留而析居，以观其后。盖因弃去，一则纬儿无人抚养，恐其常起思母之心；一则藕断丝连，虑其终结不解之缘。”[3]

“齐家”的计划已然渺茫，蒋介石又想在所致力的“自立”和所戒的“求人”计划方面，能够有所进展。

在1920年第一天，蒋介石对新的一年曾经有些考虑：“今年拟学习俄语，预备赴俄考察一看，将来做些事业，或学习英语，游历世界一周，访探各国政治，以资采择。二者如不能，即在事业方面立足，组织麦棉会社，种植棉麦，否则充当经纪人，做棉花、棉纱生意。”[4]

蒋介石曾经设想，能不能到福建创办一所军校，为此事，还和戴季陶商量了好久[5]，终因经费、环境等因素，未能如愿。

入春后，陈炯明再三来电，敦请他回军供职，孙先生也反复劝他回粤军一效力[6]。蒋介石不得已，于4月上旬赴闽，到漳州后，“见群小在侧，环境无改于初”，旋即又“拂然”[7]归沪。

这些年来，生活在上海繁华之地，开销不小，每每靠盟兄张静江的接济，终归不是办法。事到如今，要想自立，也只有在商场一试了。

就在和张静江、戴季陶、居正商量处置姚冶诚事后，蒋介石召陈果夫到医院来，商量创办公司的事。

陈果夫向蒋介石报告了开办交易所的进展情况。

早在1916年底，孙中山接受日本有关人士的建议，决定与日本神户航运巨头三上丰夷在上海开办交易所，以筹集经费。次年1月，由孙中山领衔，虞洽卿、张静江、戴季陶等附议，向北京政府农商部呈请成立上海交易所。一个月后，农商部批准先行经营证券。正当紧张筹备之际，张勋拥废帝复辟，上海市面陷入混乱，交易所筹办也陷入停顿。孙中山南下成立护法军政府，更觉筹措经费之必要，遂命留沪的张静江等继续筹办。张静江、戴季陶、蒋介石等便依以前案，继续申办。其间，主要是张静江、虞洽卿等人在操办，蒋介石基本上无从过问。

直到1920年2月，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才有了眉目。尽管政府尚未正式批准，但是张静江、虞洽卿等人决定，边申报边做，选举成立了董事会。

蒋介石也参加了董事会的选举会，他感到自己似乎与商场也不怎么有缘，心甚不平：“赴开元会议交易所选举董事。商人积弊，舞私牟利，垄断其间。小商人中虽有达才正士，不能施展一筹，以致中国实业，日趋衰落，安得将此种奸商市侩一扫而空之，以发荣社会经济也。”[8]

既然交易所开业在即，蒋介石便决定自己成立经纪公司。

“公司名字，不妨叫友爱，资本共银五千圆。果夫你现在在钱庄助理，薪水不多，还要负担立夫的学费，这五千圆，就先由我全部垫付。”蒋介石说，“公司可先购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400股为基本。这400股在友爱公司定为10股，我以丰镐房名义占七股，果夫，你和马欢夫、干夫各约1股，就由你来做义务经理。”[9]

陈果夫领命正紧张筹备友爱公司，在医院的蒋介石从（（申报》上得到了一个令他沮丧的消息：国际金融风潮骤然来袭，银价大跌。

“蒋三伯伯，下一步怎么办？”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平时称蒋介石为“蒋三伯伯”，书面称则“叔”。

“只好停办了。”蒋介石无奈地说。

想不到第一次做生意就遇到挫折，又想到家里的矛盾，蒋介石实在郁闷不堪，出院后便到普陀山游玩散心。

“这位先生，今年五六月份运气不好。”普陀山上，一个星相家给蒋介石看相，告诉他说。

蒋介石将信将疑。

散心回来，得到消息说，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7月1日就要开业了，所以蒋介石一回到上海就到张静江家里，商议成立公司的事，又召陈果夫，让他和几个人组织第54号经纪人号，名茂新，做棉花、证券两种生意，以陈果夫为经理。

谈到出资，蒋介石要陈果夫想办法。另一合伙人、蒋介石的奉化同乡朱守梅出了两千元，陈果夫向他所在的钱庄借了一千两银子，作为茂新的资本。

“还要刊登广告。”蒋介石嘱咐陈果夫说。

7月1日，交易所开幕的当天，广告也在《申报》上登出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五四号经纪人陈果夫，鄙人代客买卖证券、棉花，如承委托，竭诚欢迎。事务所四川路1号3楼80室。电话：交易所54号。”

蒋介石忙于做股票生意，戴季陶找到他，急切地说：“介石，现在北方直皖两系剑拔弩张，大战不可避免。桂系与直系勾结，南北响应，粤督莫荣新派兵人闽，以进攻闽督、皖系的李厚基为名，图谋消灭粤军。孙先生已派人与李厚基联络，化敌为友，把粤军所占福建地盘归还李厚基，请其作为后援，粤军则挥师回粤，驱逐盘踞广东的桂系军阀。当此用人之际，你还是尽快赴闽吧！”

蒋介石说：“我去粤军，上猜下忌，又能如何？经永泰一役，我已明白，非亲自训练一支劲旅，以武戡武，则绝无**平军阀祸国殃民之可能。我去广东，也无非是为人作嫁而已！不过，我可以在沪拟订作战计划，就看人家是不是采纳了。”

戴季陶劝说无效，胡汉民、廖仲恺也纷纷出面，敦促蒋介石早日去福建协助陈炯明挥师回粤。

蒋介石还是犹豫着。

最后，孙中山也出面，劝蒋介石无论如何，要从速赴闽。

蒋介石只好答应了。

7月4日，蒋介石正在家里准备行装，得到消息说股票已涨至每股42元，便忙赶往茂新公司了解情况。

陈果夫含泪道：“低价的时候，没有买进，涨到42元后才动手购入。”

蒋介石愁容满面，甚为懊恼，叹息不止。看看朱守梅，又看看悲伤不已的陈果夫，不禁暗想：朱守梅师范学校毕业，初做生意，不可靠；陈果夫怕是不能做生意！[10]

可是，既然已经开张，还是要坚持下去。临行前的几天里，连续三天，蒋介石都在和陈果夫等研究茂新公司的事。直到出发前的一天还在茂新公司议事[11]。

到了漳州，蒋介石就奉命拟定作战计划。

这个时候，直皖两系，已在北京附近开战，而粤军回粤的作战计划，因陈炯明和许崇智意见分歧，迟迟不能决定。

蒋介石忧心忡忡，又接连到陈果夫的函电，报告说股票大跌。他突然想到星相家的谶语，五六月份运气不好，原来是应在生意亏本上了，颇是奇之。

“接果夫来电，悉上交股票大落，亏本至七干余元，乃知生意不易做，而为果夫、守梅所害，亦一大半也。”军次中的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接果夫信，知其胆小多虑，不能做生意也。”

心灰意冷的蒋介石，在福建仅仅停留了20多天，就又回到了上海，向孙中山报告了粤军情况，然后接上纬国母子，回家乡奉化去了。

在奉化县城西街岭墩租了房子，预备与纬国母子在此长住。

蒋介石在寄情家乡山水中散心，胡汉民、戴季陶、廖仲恺、居正不约而同给他写信，催促他迅即到沪，商议应对时局办法[12]。蒋介石便于8月底，到了上海。

但是，回到上海后的蒋介石，似乎把主要精力，都花在了做生意上了。他亲自到交易所参观，污浊的空气和嘈杂的人声，使人头昏脑涨，“经纪人难当”，蒋介石感慨。

9月3日这天，蒋介石往访张静江，因为心情不好，一言不合，挥拳揍了车夫一顿。

9月5日这天，白天，和陈果夫等“谈改组公司事，付新元洋四千元，作为与静江合本，五千元托孙鹤皋作临时生意也。”晚上，“结账，茂新连资本五股及欠我四千四百元，尚欠九千四百元。”[13]

既然军中事无所为，就在商场大干一番吧。所以，接下来的一段时间，蒋介石和张静江、陈果夫等，一直在研究另组公司之事。

正当蒋介石忙于生意的时候，9月22日，孙中山打电话给蒋介石，以俄国、四川、广东三地请蒋介石选择。傍晚，蒋介石往访张静江，继续商谈生意事，他拟投资一万五千元资本和张静江合伙做生意。

谈完了生意，蒋介石把孙中山打电话的事和自己的想法说给张静江听：“去广东，公益大而个人损失不小，徒为他人作嫁；去俄国，倒是符合弟之心愿，弟春天时曾萌生一个想法，革命当不分国界，世界各国如有一国革命成功，则其余当可迎刃而解。故我辈未必非在中国革命，当先助其革命成功能最速之国而先革命。所以赴俄是这几年一直在考虑的事，倘若不是孙先生劝阻，我和季陶、仲恺6月或许就成行了。现在孙先生有此意，惟要我和大元帅府参军李章达同行，此人非知交，暂不能行。如此，则唯有四川一途。”[14]

正当蒋介石想在商场大干一番并犹豫是不是赴川之际，南方传来了两个消息：陈炯明率粤军回师广东，打响了驱逐桂系出广东的战争。朱执信前去运动虎门炮台倒戈时遇害！

“陈炯明本无肝胆与桂系开战，可桂系自恃兵强马壮，又与浙军相约行事，以其操纵的军政府名义下达动员令，组成三路大军，要一举消灭粤军。陈炯明也不得不应战了。粤桂战争，实关乎本党之存亡；而朱执信是我的挚友。于公于私，我当奔赴前敌，效命沙场！”蒋介石对陈果夫等人说，“此出不受任何职务，对党、对友，唯负责任，不争权利，以冀消人之疑忌，补益于国家而已。”[15]

9月30日，蒋介石与汪精卫、廖仲恺等人一起，乘船南下。

汪精卫忧心忡忡地说：“桂系在西南实力最强，政治上有军政府这个牌子，军事上有海军相辅，人数是粤军的数倍，兵精粮足；而粤军组建不久，也只有百十英兵力，客居外省，势单力薄。此役堪称艰困。”

廖仲恺说：“孙先生和段祺瑞联络，段指示福建督军李厚基接济粤军军费50万元，子弹600万发。”

汪精卫道：“孙先生开赴广东，头号敌人就是段祺瑞，段祺瑞一下台，就又彼此联络上了。福建方面，粤军一直在攻打，昨日还是战场上你死我活的敌人，今天就接济弹药，可见敌友之间，是随时会转化的。”

船到汕头，蒋介石谒见陈炯明。

“桂系三路来攻，自信万无一失。”陈炯明说，“我已将粤军分左翼、右翼和中央军三路进兵，左翼为第一路军，以洪兆麟为司令；右翼为第二路，以许崇智为司令；中央军为第三路，本总司令自兼司令。介石可加入右翼，为右翼军参谋长。”

“我不担任任何职务，”蒋介石说，“以朋友身份辅佐许司令即可。”

“这是战场！”陈炯明说，“这场战争很艰困，没有名义如何参与指挥作战呢？”

蒋介石只好接受任命，加入右翼军作战。

粤军右翼一路向西北挺进，蒋介石一路攻战，还不停地给陈炯明和许崇智提出作战建议，但是陈炯明有自己的主张，也有他自己的亲信，蒋介石的建议常常得不到采纳，反而受到陈炯明的心腹叶举等人的嘲笑，所以他的心情很不愉快，总觉得自己与粤军格格不入，是多余的人。

10月21日，蒋介石在行军途中，看到村落残破，人烟稀少，不禁感慨，又在路上遇到一名憔悴不堪的老妇，背着一个几乎快要饿死的孩子，“不觉起恻隐之心。因念带兵之事，实非人所为者，更增我戒心。”[16]

进击花县途中，见“沿途民舍为桂军焚毁，几无一完全村庄。罗布洞千余家，唯见一头面如漆老妇……哀此灾黎，靡有孑遗。而沿途病兵呻吟，无人招抚，尤为惨不忍闻。”蒋介石越发感到，“带兵生活，诚非人之所为哉。”[17]

蒋介石因与陈炯明不和而不安于军的情况，孙中山了如指掌。10月29日，特给蒋介石写来一信：

……竞兄（陈炯明——引者注）此番回粤，实举全身力气，以为党为国，吾人亦不惜全力以为竞兄之助，同心同德，岂复寻常可拟。吾望竞兄为民国元年前之克强（黄兴——引者注），为民国二年后之英士（陈其美——引者注），我即以当时信托克强、英士者信托之。……执信忽然但折，使我如失左右手，计吾党中知兵事者而且能肝胆照人者，今已不可多得，唯兄（蒋介石——引者注）之勇敢诚笃与执信比，而知兵则又过之。兄性刚而嫉俗过甚，故常龃寤难合，然为党负重大之责任，则勉强牺牲所见，而降格以求，以为党，非为个人也。

接阅此电，蒋介石喜忧交加，但是饱受战争之苦的百姓和兵士的惨状，令蒋介石深感痛楚；军中纷争自残之兆更让他特堪厌恶。

刚刚打进广州，蒋介石终于忍耐不下去了，一见到许崇智和邓铿，牢骚之语，不可遏止，事后虽“自觉佻躁”，但是依然愤愤难平：“吾何人欺？必欲与若辈争闲气，吾何为必存建立事业之心？吾唯期吾可在社会上做一点公益，算一点成绩，军队生活，非吾人所应为，亦非人世所应有者也。”[18]

这样想来，蒋介石不顾孙中山的劝告，决定离开粤军，回乡隐居。

11月12日，蒋介石抵上海，随即前去谒见孙中山，向他报告广东情形，解释他回乡的原因。或许，他感到孙先生对自己的表现似乎不甚满意，第二天下午，又一次登门，晋见孙先生。

一进门，发现许崇智也在，蒋介石大吃一惊：“汝为兄，你怎么在这里？”

“和陈竞存难以共事！”许崇智激愤地说。

蒋介石的心态，此时或许有些幸灾乐祸：无需他再多言，这下，孙先生应该可以理解自己了，他“气为之一平”，心安理得回奉化去了。

11月21日，蒋介石得到消息，陈炯明已掌控了广东，孙中山受陈炯明之邀，启程赴粤，重组军政府。

当此用人之际，知兵事者远离战场，孙中山、胡汉民、张静江、廖仲恺、戴季陶、陈炯明等，纷纷电促蒋介石赴粤。胡汉民电云：

……唯其有种种复杂，吾人尤不得不向前奋斗。吾人做事，第一为社会人类，其次则为朋友知已，天下本无快心之事，目前更少合意之人。唯比较可以有为，则按着头皮去做。……汪精兄来，详述粤中各方面情状尚好，竞（陈炯明——引者注）亦自始无不愿军政府回粤之言。……”

蒋介石不为所动。

既然决计不再从事军事，便期望继续做好股票生意。12月15日，他到了上海，向张静江解释他不能也不愿赴粤的理由，并想继续在上海做生意为业。

“孙先生赴粤，交易所即为孙先生提供经费20万元，”张静江说，吾人经营股票生意，也是革命工作。”

于是，蒋介石和张静江等人商议，成立经纪公司，计由17人合伙，并议定：

一、牌号。定名恒泰号，经纪人由张君秉三（张静江侄子）出名。

二、营业范围，暂以代客买卖各种证券及棉纱二项为限。

三、资本额，计上海通用银币三万五千元，每股一千元。

四、占股数目，……蒋伟记（即蒋介石）四股……

五、此契约成立于上海租界，一式十八份。

商议妥当，便差陈果夫等人抓紧筹办。

蒋介石听说戴季陶自粤回沪，前去拜访，很是郑重地说：“季陶，交易所生涯，多亏你和静江兄、果夫一直费心。倘若不弃，你我不妨也结拜金兰吧。”

蒋介石提出来了，戴季陶也就答应了。两个人交换了兰谱，焚香告拜。

“介石兄，孙先生已经南下月余，一再催促，你为什么还不赴粤呢？”戴季陶问。

“你不是也回来了吗？”蒋介石说，“听说胡汉民几个人因为你擅自离粤还颇是生气。”

“弟回上海，是要草拟几项法律案，”戴季陶说，“况且，弟学究而已，而介石兄活动范围，是在直接担当方面之任务的。”

“这时去，能做什么？”蒋介石反问，“时机未到，不去为好。”

“我觉得你还是去为好。”戴季陶坚持说。

“以后再说吧。”蒋介石敷衍说，旋即又回到奉化。

过了10天，12月25日的下午，戴季陶风尘仆仆赶到奉化，面见蒋介石。

“介石兄，既然你我义结金兰，我就不必虚言客套，我问你：你为何如此固执，如此不识抬举？”戴季陶面色严峻，开门见山，“你打算就这样偷安、纵情下去？我不听你任何解释，识时务的话，你马上就赴粤！”

“促我出山做事，就是促我寿命！”蒋介石也直截了当地回敬说。两个人说着，一顿大吵，差一点动了手。

戴季陶气得拂袖而去。

蒋介石更是气愤难平。他不会忘记，就在本年春，一次在一起喝酒，戴季陶借着酒劲，竟大骂蒋介石是“狗”，蒋介石差一点和他拼命。但是，想到自己的有些作为，也确实不堪，被朋友看不起，也在情理之中，便忍住了，反而反省自己，“彼平时以我为恶劣，轻侮我之心，亦于此可见一般。”他觉得自己“岂可不痛之警惕乎！”[19]戴季陶此次前来，辞色严厉，强人所难，蒋介石实在难以接受。

怀着愤懑的心情，蒋介石又一次到了上海，找张静江商议，他把戴季陶迫其赴粤，不讲情理、辞色亢厉、令人难堪的情形，一一说予盟兄听。

“二哥，”蒋介石很是委屈地说，“孙先生和诸同志敦促弟赴粤效命，弟思考再三，还是不能从命。”

“介石，孙先生的话，还是要听的。”张静江劝道，“也不能因为与人合作不顺利，就不再合作。”

“二哥，不仅仅是合作的问题。”蒋介石说，“弟和陈炯明这个人打交道这么久，我看这个人，对孙先生并不心悦诚服，他有自己的一套想法。我帮他，到头来会不会给孙先生帮了倒忙？陈这个人的心思，是掌控广东、经营广东，做广东王，以广东来试验他的一套政治构想。现在孙先生要粤军出粤讨伐桂系也好，将来要北伐也罢，陈会真心行动吗？我去做什么呢？不是自跳漩涡吗？况且，家母染病在身，家事未了，实难脱身。”

张静江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中午吃饭的时候，恰巧廖仲恺请张静江收转、敦促蒋介石赴粤的信又到了。

“仲恺此函，语多傲慢，似有与弟绝交之意。”蒋介石读罢，既生气又觉得委屈，感慨着对张静江说，“二哥，近观世情诡戾，而弟之性质，实与社会不相容，愿抱孤独主义，以自全顽躯，决不再入漩涡！实在不行，弟就出国一游。”

张静江说：“介石，不能感情用事。你和季陶交往这么久，彼此还不了解吗，对季陶的良苦用心，还是要体谅，他也是为你好。还是主动化解了，我也会和季陶说说。”

蒋介石心稍平，又说：“弟对中国社会，实厌恶已极，真不知道解脱之路何在？中国实在宜大改革、宜彻底改革。”

“介石，留在上海过新年吧。”张静江说。

“本来有这个打算，但现在改主意了。”蒋介石带着愤懑，说，“弟现在就想躲开一切，归隐林泉了。’

蒋介石回到奉化，岁末这天，他检点账目，不觉心惊：“今年费用，除营商输本外，不下七八千元之谱。”不仅生意亏本，而且挥霍无度，遂慨然自责道，“奢侈无度，游堕日增，而品学一无长进，所谓勤、廉、谦、谨四者，毫不注意实行，道德一落千丈，不可救药矣！”回顾一年的经历，又觉得自己“矜张自肆，暴躁不堪，对于社会厌恶更甚。”[20]

[1]蒋介石日记，1920年1月1日。

[2]蒋介石日记，1920年1月14日、18日。

[3]蒋介石日记，1920年5月31日。

[4]蒋介石日记，1920年1月1日。

[5]蒋介石日记，1920年2月14日。

[6]据蒋介石日记记载，至少在3月20日、4月2日两次和孙中山会面。

[7]《蒋介石年谱初编》，第41页。

[8]蒋介石日记，1920年1月24日。

[9]参见蒋介石日记1920年6月5日。

[10]蒋介石日记，1920年7月4日。

[11]蒋介石7月8日赴闽，7月5、6、7日的日记，均有研究茂新公司买卖股票事的记载。

[12]蒋介石日记，1920年8月25日。

[13]蒋介石日记，1920年9月5日。

[14]参见蒋介石日记，1920年5月14日、3月18日、9月22日。

[15]参见蒋介石日记，1920年10月1日。

[16]蒋介石日记，1920年10月21日。

[17]蒋介石日记，1920年10月30日。

[18]见蒋介石日记，1920年11月5日、7日。

[19]蒋介石日记，1920年5月5日。见杨天石《寻找真实的蒋介石》，上，第56页注释2。

[20]蒋介石日记，1920年12月5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