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五年，5月18日，下午。上海法租界新民里的私宅里，蒋介石烦躁不安。

或许，蒋介石的烦躁不安，有心灵感应的成分。但此时，那个令他终生难忘的电话铃声还没有响起，他是在为孙先生和中华革命党被边缘化而烦恼，为下一步行动经费无着而焦躁。

一个蔡锷，一个梁启超，登高一呼，西南各省响应，已经大成气候。10天前，也即5月8日，在广东肇庆成立军务院，宣布否定袁世凯的大总统资格，以军务院代行中央政府职权。

从军务院的组成来看，网罗了北洋系以外的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国内名流。但是仔细分析，就是梁启超的进步党、西南军阀和黄兴系的国民党军人派的联合体，孙先生和中华革命党被完全排除在外。

护国军的军事行动，节节胜利，而中华革命党的军事行动，除了江阴一个县城宣布独立外，可以说别无进展。显然，正如舆论所讥讽的那样，孙先生和中华革命党已经被边缘化了。

蒋介石心里清楚，实际上，江阴县城的独立，也是孤注一掷的冒险，只坚持了5天，他本人也差一点丢了性命。

当时，或许是江阴炮台守军参谋长萧先礼不想把事情做绝；也可能是场面混乱，守军涣散。总之，经过蒋介石的劝说，有两个士兵甘愿冒险，充当了蒋介石的向导，引导他逃出了炮台。路上，正巧遇到杨虎，蒋介石便与杨虎一道，仓皇绕道山后，跑到江边，搭船逃回上海。

眼看各省纷纷独立，却不见中华革命党的动静，上至总理孙先生，下至普通党人，都很着急。孙先生特意从日本赶回上海，于4月27日发表了《第二次讨袁宣言》，亲自参与策划、指挥上海起事。

陈其美、蒋介石，更感责任重大，急于有所作为。

可是，接连的失败，已经花去了本来就很少的经费，眼下，再要举事，条件是不是成熟姑且不论，下一步行动的经费还无着落，急得大家团团转。

筹款，自革命党成立之日起，就是头等大事。大家常常议论说，孙先生之所以成为革命党领袖，除了革命理论，最重要的，还是因为他具有一般人所不能企及的筹款能力。

在孙先生看来，自己的目标是伟大的，只要有利于自己确立的伟大目标，筹款的时候，什么人都可以谈，什么都能谈，什么都可以答应，包括出租东三省给日本以换取经费这样的条件。

不仅孙先生，陈其美为了筹款，也费尽心机。有这样一件事常常传为笑谈：辛亥革命时，江浙联军攻破南京，清政府的江南提督兼会办江防大臣张勋率残部逃跑，他的姨太太小毛子没有来得及逃走，在下关被捕获。消息传到上海，陈其美就曾提议，将小毛子押解上海，陈列于张园，供人参观，每人收门票四角，当可筹集经费10万元以冲军饷。此议虽最终未得实行，但从中可以看出，陈其美为了筹款，什么招都想了。

相比于当年革清政府的命，民国成立后的继续革命，得到的理解和支持就少得可怜，筹款，就越发困难了。

“三次革命”的经费问题，就越发突出了，也难怪出现东北的党人为骗取经费而谎报军情的事了。

只要能搞到钱，就是本事。为了筹款，蒋介石自己，连绑架这样令人齿冷的事也干过的。

眼下，大家都想不出好的办法来。

孙先生坐镇上海，倘若不尽快举事，如何向孙先生交代呢？

可是，没有钱，靠什么打仗呢？

蒋介石知道，他的英士大哥为此坐卧不安，四处打探可以筹款的途径，终于有了点眉目了。今天下午，就要签协议。

法租界萨坡赛路14号，是由日本人山田出面租住的，既是中华革命党举事的总机关，也是陈其美的临时寓所。

下午，按照事先约定，前来签协议的人，被陈其美迎进饭厅。

谈笑风生中，突然，“砰砰砰”，响起了枪声。

“叮零零……”法租界新民里，蒋介石的寓所里，电话铃声急促地响了起来。

蒋介石抓起电话，从对方惊惶失措的话语中，听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他大惊失色，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放下电话，蒋介石急忙向萨坡赛路14号赶去。

这时候，蒋介石似乎恍然大悟，所谓合作，所谓协议，竟是敌人精心设下的一个陷阱！

事实的确如此。

在执政当局看来，国民党军人派，从其首脑黄兴到辛亥年间国民党都督，都有放弃暴力手段而以其他途径改良政治的想法，只有陈其美一心一意谋反，是一个坚定、危险的捣乱分子，必先除之而后快。特别是，郑汝成遇刺身亡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说法，就在北洋内部流传着。

恰巧，陈其美原来的部下张宗昌前往北京投诚，便受命暗杀陈其美。

张宗昌来到上海，苦思冥想下手的机会。对自己曾经的上司，张宗昌是了解的，刺杀陈其美，当从女人和金钱这两个方面，来寻找机会。

很快，张宗昌就得知，陈其美正为组织新的起事缺乏经费而发愁。他决定，就从这里人手。

于是，张宗昌找来曾在他手下当过排长的小老乡程子安，假装组织了一个鸿丰煤矿公司，并收买了陈其美身边一个叫李海秋的人，向陈其美报告说，鸿丰煤矿公司准备向日本人抵押贷款，却苦于没人穿针引线。倘若有谁从中搭桥，可以提取百分之四十作为中介费。

四十万巨款，绝对是天文数字，陈其美怦然心动。他当即派李海秋与程子安取得了联系，并得到了愿意合作的反馈。

第二天，陈其美亲自出面，到虹口他的一个日本朋友任经理的日本洋行，协商贷款事宜。陈其美的日本朋友听说此事，也热心为其撮合，向国内总公司拍发电报，述说情由。

这家洋行的日本总经理跟陈其美也熟识，当即复电同意向鸿丰煤矿公司贷款一百万元，并委托陈其美担任总公司代理人，代表日方跟鸿丰煤矿公司签约。

5月18日下午，陈其美与程子安约定在萨坡赛路14号山田纯三郎的寓所签约。

程子安一行如约前来，陈其美迎入饭厅。

“喔呀，协议底稿忘记带了。”李海秋说着，转身出门。

就在这时，两个人闯进来，对着陈其美连开数枪。第一颗子弹击中了陈其美的右颊下部口边，第二颗子弹在其右颊略上一寸之处，第三颗子弹击中右颊近眉端之处。

几名党人包括吴忠信、邵元冲等听到枪声，立即拔枪冲出客厅，见程子安等正往外跑，立即开枪射击，对方边跑边还击，双方对射起来，一时枪声大作，场面异常混乱。

程子安一行中跑在最后的一人当即被打死，程子安等人四处奔逃，其中一人跳上门前的一辆黄包车，被车夫当场掀翻在地，党人将其捕获。

另外几个党人冲进饭厅，把倒地的陈其美扶起，只见他脸上血流如注，两颊微动，已不能说话，不一会，就停止了呼吸。

日本人山田纯三郎见状，怕连累自己，忙把陈其美的尸体拖出门外。

蒋介石气喘吁吁赶到时，一眼望去，他的英士大哥的尸体，孤零零地躺在门外，亲友同志，都不见了踪影。

见此情景，蒋介石真是如同五雷轰顶，天塌地陷一般。过了好一阵子，才清醒过来。

蒋介石悲痛欲绝，很想放声大哭。但是，他清楚地意识到，那些亲友、同志之所以弃尸不顾，迅即逃散，也不难理解：目标已然暴露，此地非危险；英士大哥是当局通缉的要犯，给他收尸，随时可能被当局缉拿。可是，蒋介石顾不得许多了，他强忍悲痛，马上雇车，把英士大哥的遗体转移到自己的私宅。

陈其美是当局通缉的要犯，蒋介石也不敢为其公开举行盛大葬礼，只得花巨款购得一具棺木，于20日午后，将义兄入棺成殓，以待将来安葬。

蒋介石怀着巨大的悲痛，写成一篇祭文：

义弟蒋介石致祭于英士义兄之灵前日：呜呼，自今以后，世将无知我之深，受我之尊，如公者乎。丁未至今，十载其间，所共者为何事，非安危共仗之国事乎？所约者何如辞，非生死相共之誓词乎？而乃一死一生，国事如故，誓词未践，死者成仁成义，固无愧于一生，而生者守信践约，岂忍惜于一死……大难方殷，元凶未戮，继死者之志，生者也；完成死者之业，生者业。生者未死，而死者犹生，死者之志未终，而生者终之，死者之业未成，而生者成之。不终不成不已，而不死亦不已，以履去春握别扶桑第二化身之谶语，以守我之信践我之约而已。

蒋介石意犹未尽，过了4天，又写了一篇《陈英士先生癸丑后之革命计划及事略》，将陈其美的反袁革命做了个小结。文章最后，蒋介石不感慨系之：“自古无不遭庸众忌畏之志士，亦无安荣善死之英豪，于是公乃赍恨以终矣。”

孙中山对陈其美的遇害，悲伤至极，扶棺痛哭，手书“失我长城”四字。还对蒋介石说：“英士在沪，尽瘁国事，虽经几番顿挫，但英士之勇毅精诚，实为我同志所共同赞叹。英士忠于革命主义，任事勇锐，百折不回，实为本党不可多得之人。”他还亲撰祭文，称誉陈其美“生为人杰，死为鬼雄”。

在团体被边缘化、所坚持的革命进退失据的关键时刻，突然间又失去了领路人，蒋介石悲痛之余，感到迷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