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的上海，到了夜里，天气已是寒气逼人。蒋介石在从环龙路渔阳里5号起事总机关匆忙逃脱中，已是一身冷汗，寒风一吹，不觉浑身发抖；再加上，好不容易策划的行动，已经赢了第一步——成功刺杀了上海的军政首脑郑汝成，军事行动却仍以失败而告终，蒋介石急火攻心，竟生起病来。

躺在**，回忆起过去的经历，环顾时下的局面，蒋介石越发焦躁不安。

筹组中华革命党时，因为黄兴持异议，孙先生曾信誓旦旦地对黄兴说：“望兄让我干第三次之事，限以二年为期，过此犹不成，兄可继续出而任事，弟当让兄独办。”现在两年之期已临近，三次革命连发动也谈不上，遑论成功？！

孙先生命令组建的中华革命军四军，眼下，除了居正在山东组建东北军稍有动作外，陈其美的东南军、胡汉民的西南军、于右任的西北军，都无进展。陈其美是中华革命党的二号人物，眼下也是孙先生最得力的助手，他负责的东南军的组建竟至停顿；以江浙为三次革命的根据地，是他蒋介石向孙先生提出的建议，被采纳了，可是三番五次的策动，都以失败而告终！黄兴那些军人派所讥讽的中华革命党的所谓革命，无非搞些暗杀和暴动，皆感情冲动之举，居然不幸而成为现实。

那个他蒋介石心目中的袁贼，则越发肆无忌惮了。搞了一个国民代表大会，1993个国民代表，居然全票赞成实行君主立宪，还列举了袁世凯“经武、匡国、开化、靖难、定乱、交邻”六大“功勋”，两次上书推戴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的皇帝！

12月12日，袁世凯发布申令，说为“厚利民生、振兴国势、刷新政治、跻进文明”计，他接受国民“责备”和“期望”。

蒋介石真是又急又气，病情不但未有好转，反而不断加重，竟然卧床不起了。

眼看三弟病情严重，身边又无人照料，陈其美只得派人向蒋介石家里通报消息。

寡母闻此讯息，焦急万端，不顾家人劝阻，亲自来到上海，探望儿子。

母子相见，不禁凄欷万状。

这个发誓要出人头地的儿子，好不容易实现了上军校的梦想，却还未到毕业，就一头扎进了造反者的行列。先是造朝廷的反，朝廷垮了，又造总统的反。一次次冒险，一次次死里逃生，让她揪心不已。而且，这样的日子，还不知道何日是个尽头。

蒋介石眼看自己未能给寡母带来荣耀和安逸，反而让寡母没完没了地为自己担惊受怕，很是痛楚。

但是，就此罢手吗？他不甘心。

这样的日子，一定还会持续下去。他自己也说不清楚，还要持续多久。

面对寡母，大病在身的蒋介石，怎不涕泪交流。

这时，陈其美给蒋介石带来了一个重大消息：辛亥革命时领导云南独立并出任云南都督、后被袁世凯笼络、监视在京的蔡锷，巧计出京，回到昆明，并于12月25日，宣布云南独立，誓师讨袁。

高兴之余，蒋介石不免有些失落。

按照中华革命党的策略，三次革命，就是要策动一省独立，带动其他省效法。设想是作为根据地的江苏，哪怕是江苏一部分的上海，首先独立。这些计划都未能实现，倒让云南占了先机。而策动云南独立的，又是蔡锷。

蒋介石知道，蔡锷是黄兴的同乡，又是好友。当袁世凯帝制自为之迹已路人皆知时，黄兴改变了停止讨袁的态度，但是他并未听从孙先生的话，和中华革命党站在一起，而是把眼睛盯在了北洋势力遥不可及的西南，并将云南作为讨袁的根据地，一面派人到昆明策动当权的唐继尧，一面和在京的蔡锷联络。

此番蔡锷、唐继尧起事，一举宣布云南独立，不正说明黄兴一派的策略是正确的吗？

如果黄兴的策略是正确的，那么，二次革命和此前他蒋介石出生入死进行的革命活动，难道真像舆论普遍指责的那样，就是捣乱？至少，是没有必要的？还有，孙先生执意要毁党造党，难道，就像黄兴一派所说，是一意孤行？

蔡锷还是梁启超的学生，他的行动，受到梁启超的直接影响，而梁启超领导的进步党，一直是国民党的政敌。许多非北洋系的地方实力派人物，如广西都督陆荣廷，都说孙先生这一派是激进分子，梁启超是温和派，都愿意和梁启超接近，对孙先生却避之唯恐不及。云南此举，必定会得到他们的响应。

如此一来，孙先生和中华革命党，岂不要被边缘化了！

“好在，我辈毕竟有了一次实际举动，夺得了肇和舰，炮击了制造局。”陈其美说，“我辈可以对外说，肇和一役，事虽未成，然挽回民气，使由静而动，堪称西南义军之先导。”陈其美补充说，“这也是总理的说法。”

得知孙先生如此评价上海失败的起事，蒋介石总算有了些许安慰。

“肇和一役为西南先导这个说法，或许外界未必公认，但是，成功刺杀郑汝成和随后的肇和之役的影响，有一点却是外界所未必明了的。”陈其美又说，“袁世凯何以不敢举办登基大典？乃是因为列强尤其是日本警告他缓办帝制。而日本提出的理由，就是郑汝成被刺杀，肇和舰起事，说明袁世凯当局‘力能控制大局’完全是一厢情愿的说法，警告他不要自行其是。”

蒋介石受到鼓舞，但是还是很着急：“大哥，西南已经干起来了，我辈在东南万不可无所作为啊。”

病渐渐好了，蒋介石没有回到家乡静养，而是迫不及待地投入到策划起事的工作中。

可是，上海起事刚刚失败不久，法租界的据点也被破坏，中华革命党在上海的机关，连立足之地都没有，要想再次举事，真不知从何人手。

商议了许久，蒋介石也没有想出好的办法。这个时候，想起了居正组建东北军的做法：居正之所以能够在山东组建中华革命军的东北军，是利用日本占领胶东的机会，以日本占领区为后方，受到日本人的庇护，才得以取得进展的。要在上海有所作为，未尝不可利用和日本人的关系。

经过一番联络，蒋介石找到他的日本朋友山田纯三郎，由他出面以租寓所之名，租得法租界的萨坡赛路14号，作为总机关，中华革命党总算有了一个立足之地。

接下来，就是策动政府军军官反叛，联络各方起事了。

转眼间，已是民国五年了。这是一个尴尬的年份。按照袁世凯的命令，没有了民国五年这个纪年，该是洪宪元年了。上海的报纸，最初仍沿用民国五年的纪年，迫于当局威胁停止邮寄的压力，改用公元纪年，最后不得已，把洪宪元年几个字排得很小，印在了报纸上。

报纸上的重大新闻，几乎都与帝制和讨袁有关。

1月27日，贵州宣布脱离中央而独立，起兵讨袁。

2月23日，袁世凯下令缓办帝制。

3月15日，广西宣布独立。

坐镇江苏的北洋大将冯国璋加紧秘密串联，要求袁世凯取消帝制。

3月25日，袁世凯下令取消帝制。

但是，袁世凯取消帝制，并没有如他设想的那样消弭战祸。讨袁军事仍在进行中，要求他辞去大总统职务，负罪下台。广东都督龙济光、浙江实力派人物屈映光，在讨袁势力的压力下，不得不于4月6日、12日通过宣布独立以自保。

上海的行动，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也已箭在弦上。

4月12日，是约定的起事日期。按照计划，是夜，以号炮为信号，届时陆海军同时响应。

作为策划者的蒋介石，兴奋又紧张地期待着这一刻的到来。

天公不作美，这天傍晚，突降大雨，竟至号炮无法点燃。几个人手忙脚乱忙了半天，延至13日凌晨3时，号炮才得以燃放。而此时，因事先未经联络说明延期，号炮点燃后，此前策反的陆海军均无法响应。

起事的联络号炮，被不知就里的人，当成了一幕好事者的嬉闹把戏。

4月13、4月14日两个晚上，又连续两次发动，均因仓促起事，事先联络不密，各方缺乏密切配合，未经枪林弹雨，起事即告失败。

包括陈其美在内，总机关中，笼罩在一片沮丧的氛围里。

眼看着各地纷纷独立，都跟着云南打出了护国军的旗号，就连被称为国民党军人派的陈炯明，在广东惠州，也把他率领的民军称为护国军。中华革命军的旗号，除了山东居正的东北军在日本人的协助下，拿下了几个县，其他几无成绩可言。号称革命根据地的江苏，竟至束手无策，陷入山穷水尽的地步，对讨袁之役几乎未发生影响，蒋介石实在于心不甘。

几个人在萨坡赛路14号总机关里焦躁不安。毕业于南京将弁学堂、早年加入同盟会、此时被孙先生任命为淞沪司令长官部海军陆战队司令的杨虎，按捺不住了：“英士兄，兄弟愿率兵攻打江阴要塞。因江阴要塞距上海最近，又居长江之口，如能夺取，则大江南北，必为震动”。

“有何把握？”陈其美信心不足。

“兄弟与附近各军驻地均有联络。”杨虎说，“一旦发难，夺得要塞，江阴即可宣告独立。”

陈其美还是不放心。

“小弟愿与啸天兄一起去。”蒋介石说，“那里的驻军，有几个是小弟的熟人。”

陈其美勉强答应了。

蒋介石和杨虎立即通过自己的私人关系，首先联络了要塞的守军军官王连德等十余人，向他们讲述了袁世凯众叛亲离、连北洋内部也群起而反之的形势，动员他们反正。

王连德等人痛快地答应了。

4月16日，蒋介石和杨虎一起，率领一批党人，火速奔赴江阴。

一行人一到目的地，即和王连德等人一起，发动士兵起义，江阴要塞竟不战而克。

要塞守军旅长闻风而逃，参谋长萧先礼举枪投降。

与此同时，江阴城也宣告独立。

真是太顺利了。

可是，蒋介石他们还来不及庆祝，江苏督军冯国璋调集的前来镇压的北洋军队就赶到了。

大军压境，形势危急。

杨虎因有事外出，蒋介石急命在炮台召集紧急会议，研究对策。原守军参谋长萧先礼突然站起身，大声喝道：“来人！兄弟奉冯督军之命，拿下造反谋反的革命党分子蒋介石。”

蒋介石大惊失色。尚未完全反应过来，几个士兵蜂拥而上，缴了蒋介石的枪械，连推带拉，把蒋介石扣留到一个房间里。

此番江阴举事，顺利得令人不敢相信；逆转得也令人不敢相信。

蒋介石意识到了危险。北洋势力对陈其美和他蒋介石，是恨之入骨的；一旦落入北洋军的手里，必死无疑。

除了辛亥年攻打杭州之役，民国成立的每次举事，最后都会陷入险境，命悬一线。

现在，蒋介石又一次面临着性命之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