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执政半年左右，有一个重要的机会：吏部部长出缺，需要选配。

吏部部长的位置，就其权力和政治影响来说，实际上比现在管干部的“常委”还要重要，有“朝中第一官”之称，他是可以和内阁首相平起平坐的。

顺便多说一句，那个时候的“公务员”制度，和现代法治国家的公务员制度，有相似的地方——比如政务官（官）和事务官（吏）分得很清楚；也有恰恰相反的地方——比如那时候的政务官都是通过考试（科举）取得资格，而作为事务官的吏，则是聘任的，有点儿政府雇员的性质。而吏部，虽有个“吏”字，但却是管官的，不是管吏的。当然，在某种场合，官也可以称为吏，比如，可以称省的最高领导干部为封疆大吏。不过，官和吏是不同的概念，不同的身份，这个丝毫不能混淆的。

吏部部长位高权重，内阁首相倘若得不到吏部部长的支持、配合，在用人上没有话语权，权威性就会大打折扣。高拱下台后，他兼任的吏部部长职位空缺，杨博本来就长期担任吏部部长，高拱把他从老家请回来，也是要他继续当吏部部长的。可是隆庆皇帝死活非要高拱兼掌吏部，杨博吏部部长身份还保留，但是兼掌兵部，实际上是兵部部长，高拱一走，张居正也不好不让杨博当名正言顺的吏部部长。

杨博这个人我们在前面已经认识了，他的资历、威望均非首相张居正所能比。他中进士的时候，张居正还是4岁的孩童呢！他担任部级干部的时候张居正还没有中进士呢。早在万历皇帝的爷爷嘉靖皇帝时期，杨博就担任过兵部部长、吏部部长。此人久历官场，有自己的一套处世之道，任你政潮汹涌，杨博却挺然自立，始终未依附任何一派，往往以调停者的角色，善处于各方。总之，杨博这个人很老练，也可以说相当圆滑。

这样的老干部担任吏部部长，对张居正来说是很不理想的。更重要的是，张居正对杨博，多少有点儿怵。倒不一定是对前辈的敬畏之心，而是那起以诛灭高拱家族为目的惊天假案的内幕，杨博知道得太多了。说得严重些，杨博继续在吏部当部长，张居正犹如芒刺在背。可是，又没有什么办法赶走他。是啊，不好办的。你又抓不住他什么把柄，相反，你自己恰恰有把柄在人家手里攥着呢！想要杨博挪挪位置，看来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所以，张居正刚刚座上首相的宝座，就立即动手调整人事，6个部调整了4个，就是最关键的吏部和最不关键的工部，他没有动。张居正心里会感到有点儿堵得慌，会不会暗暗骂声“这老帮子”也未可知呢！

就在这个时候，杨博“病”了，他打了辞职报告，请求辞职回家。

应该说，官场游刃有余的杨博，对张居正总体上是配合的。高拱下台后，张居正联合太监冯保，利用干部考核——京察的机会，把亲高拱势力特别是参与弹劾冯保、张居正的“议员”整肃殆尽就是明证。此外，张居正希望用的干部，也基本上解决了。

但是，双方都感到很不自在。在张居正看来，“皇管干部”原则不能动摇。所谓“皇管干部”就是从法理上说，所有干部的任免权都在皇帝手上，吏部打请示，皇帝批准才合法，这个原则是大家都公认的。不过就像前面提到的，实际上皇帝并不亲力亲为，正常情况下是吏部研究，皇帝画圈。从法理上说，任免干部，本来和首相张居正没有多少关系，可是，他是最高实权人物，实际上代行皇权，又特别强调“皇管干部”原则，不仅强调，还主动行使管干部的权力，今天以皇帝的名义要求用这个，明天以皇帝的名义要求免那个，以最高指示的形式要吏部走程序。杨博当然清楚，皇帝的名义就是张居正+冯保的代名词，最高指示就是张居正的指示。杨博当过嘉靖皇帝的吏部部长，也当过隆庆皇帝的吏部部长，任何时候都没有像现在这样被动，没有像现在这样成为一个办事机构，而且有些优秀干部无论如何不应该那样处理，有些小人无论如何不应该那样重用。他也像张居正班子里的几位副职那样左右为难，无所措手足，所以，就以生病为由，要求允许他回家抱孙子。

张居正求之不得，杨博不仅不会主动替他把自己欣赏的人提上去、讨厌的人打发走，甚至暗示他、提示他，他还要考虑半天，实在让张居正不胜其烦。

诸位应该还记得，常务副首相吕调阳也是因为“病”了，接连打了10次辞职报告，经过一年多，甚至索性不上班，张居正——当然是以皇帝的名义——才批准（这是在杨博之后发生的，但是同样可以说明问题）；杨博呢？他以同样的理由请求辞职，结果怎么样呢？杨博因为“病”了，打了一个辞职报告，当然表面上还要慰留一番，再一再二不再三嘛，当杨博第三次打报告的时候，张居正当即就批准了。

杨博是病了吗？是，岁数大了，应该是超过古稀的年龄了，有病也是正常的；但是他坚持辞职，原因主要不是身体方面的。按照韦庆远先生的话说，杨部长“其疾主要不在健康，而是患有政治病”。再说得直白些，杨博不能也不愿意和张居正共事了。

杨博走了，那就要选配一个新的吏部部长了。

“朝中第一官”又被称为“百僚长”，如此重要的职位，关系重大，张居正一定是非常重视、非常在意的。相信在杨博还没有提出辞职的时候，张居正就开始考虑人选了。

因为吏部部长的极端重要，从历任部长的情况看，一般说，这个人要有威望、大家公认，最基本的要求是公道正派、有经验、能识人。

可是，张居正另有考虑，他希望用的这个人能够成为自己的“组织部长”，从而把干部人事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不用说，不少人也在活动，可能还有些有分量的人向张居正推荐人选。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张居正的心目中有了他感到比较合适的人选。

不过，这个人选，太出乎意料，可能很难过关。就是说，提拔他，难度很大。

张居正是国家最高实权人物，他以皇帝的名义任命一个不就得了！是可以这样做，当年张居正当“常委”——入阁，首相徐阶就是这样办的——取特旨。这样做，虽然不能说违反“宪法”，可适用的是特殊条款，而这个时候，不具备适用特殊条款的条件。大家都知道，皇帝年幼，他的特旨是谁的意思？很可能会引起一场风波。抗议的、讥讽的，都会有，风言风语一定少不了。张居正固然可以置之不理，但是新出炉的吏部部长还怎么工作呢？

那就要按照“宪法”也就是政治惯例来操作了：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吧！中央机关中层以上干部和“议员”投票，选出3个候选人，报请皇帝（张居正加冯保）圈定一人。

可是这样做，张居正心目中的人选上不了候选人名单。

问题是，不发扬民主又不能贻人独断专行的口实，事情就难办了。

张居正毕竟高明，不能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又不想让干部群众议论说他独断专行，于是，他发明了一个方法：差额提名法，提出3个候选人，报请皇帝从中圈定一人。而且提名者也不是吏部或者中层以上干部加“议员”一起讨论，是限定在内阁，目的是完全掌控主导权，确保自己心目中的人选入围。

这时候内阁只有张居正和吕调阳两个人，毫无疑问，候选人名单是张居正精心筹划出炉的。

此话怎讲？可以说，三个候选人有两个是张居正所不太喜欢的，甚至还是很反感的，而另一个候选人是出乎意料的，而这个人能够作为候选人报上去，恰恰是张居正的意图。

现在，就让我们看看3个候选人的情况。

葛守礼，现任职务是都察院的掌院都御史，也就相当于监察院院长（“议长”）；朱衡，现任职务是工部部长；张瀚，现任职务是留都南京的工部部长。

先说说葛守礼。这个人我们也认识，就是他和杨博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到张居正家里劝他别再继续那个惊天假案了。此老和杨博是同学，也是在张居正还是4岁孩童的时候就中了进士。这个人的经历很丰富，他不仅在地方上干了很长时间，最高担任过河南省的一把手，而且在中央机关各部都任过职，处长、司长、副部长，阅历广，行政经验相当丰富。葛守礼很廉洁，当年他在礼部做处长的时候，一次考选“翻译”发生行贿事件，经过彻查，经手的干部中，唯独葛守礼没有受贿，此事给领导和同事留下深刻印象。所谓无欲则刚吧，葛守礼这个老干部有点儿个性，处事有见地，不屑附和、迎合，不肯唯上。仕途中也曾经几度去职，几度复起。

上述情况，人所共知。还有一点外人未必知道，那就是：张居正想利用一个小混混儿闯宫事件广事株连，阴谋诛杀他的前任兼“生死之交”高拱这件事，被葛守礼给识破了，张居正欺君大罪的证据，也被葛守礼掌握了。

张居正怎么可能会让这样的人当吏部部长呢？可是，老干部葛守礼有威望，广大干部拥护他，倘若候选人中没有他，那别人就会说张居正在做手脚！所以，把这个人纳入候选人名单，是迫不得已的。

那么，朱衡又怎么样呢？别提了，几个月前，张居正对中枢机构进行大改组，六个部换了四个，就是吏部部长杨博、工部部长朱衡没有换。张居正不是不想换，太想换了。现在，杨博很知趣，自己辞职回家了，工部尚书朱衡还厚着脸皮赖在台上不下来。

直截了当说吧，朱衡不是张居正喜欢的人。

可是，与葛守礼差不多，朱部长的威望很高，而且，他这个位置，按照惯例，是当然的人选。

帝制时代的不成文“宪法”，也就是政治惯例很多。比如用干部，为了体现公平，往往是采取“推磨”制度。一般说，不从副职提拔，而是按照排序“推磨”。比如吏部分四个司，排在第一的司长——郎中出缺，排在其后的司长接任，部长一级大体也如此。不过，有时候，下一排序的领导是刚刚提拔上去的，就得顺延了。就现在的状况言，其他四个部的部长都是张居正新选配的，按照顺序，也该轮到工部部长朱衡了。这是惯例。朱衡不作为候选人推荐上去，别人同样会说张居正在捣鬼。所以，葛守礼和朱衡作为排在第一二位的候选人，是不得已的，同时也是堵嘴的。

第三位候选人张瀚是什么人呢？

说到张瀚这个人，研究经济史的人大概不会太陌生吧？历史书上说到中国曾经有“资本主义萌芽”，就要举出例子，而所举的例子，多半就是来自张瀚所写的叫《松窗梦语》这本书。

不妨简单说说张瀚这个人的经历。

张瀚字子文，是现在的杭州人，比张居正大12岁，进士及第也比张居正早12年，那时候张居正才10岁。可能是没有张居正的脑子聪明，也可能是没有张居正的运气好，他进士及第后没有能够进入翰林院继续深造，而是被分配到留都南京的工部做主事（处长），后来又外放庐州、大名当了“一把手”。就在张居正庶吉士散馆后的第二年，北方的蒙古瓦剌俺答率兵包围首都，中央急令征调民兵入卫京师。张瀚做“一把手”的大名府相对来说是离首都比较近的了，响应中央号召也很及时，受到表扬，被提拔到陕西担任相当于常务副省长的职务，随后被提拔担任了陕西省的“一把手”，半年后被提拔到中央，担任大理寺卿。

张瀚这个人可能挺会来事儿，当了大理寺的“一把手”不久，又升任刑部副部长，旋又调兵部当副部长，兼任漕运总督。后来广西发生了动乱，中央派兵弹压，张瀚就任最高指挥官，身份相当于后来所说的两广总督。

不过，这一次，张瀚似乎不太顺利，他和广西的“一把手”闹不团结，相互拆台，导致动乱不仅没有平息，还愈演愈烈，受到了停发工资、回家反省的处分。

但是，不久张瀚又被起用了，先是又做陕西省的“一把手”，随后就升任留都中央的副“议长”，很快升任留都的工部部长。

张瀚就是以留都中央工部部长身份，被列入吏部部长候选人名单的。要说，中央的吏部部长，是轮不到留都的工部部长张瀚来当的。我们已经知道，南京被称为留都，在那里仍然设立和首都一模一样的中央政府机构。可想而知，虽然名义上和北京的机构是一样的，实际上是闲衙冷差。如果谁被安排到留都任同样的职务，那一定是失宠了，或者犯错误了。张瀚是南京的工部部长，和北京的工部部长，不是一回事儿的。况且，按照排序，工部是排在六部最后的，留都前五部部长还轮不上呢，怎么可能轮到张瀚呢？

可以说，张瀚出现在吏部部长的候选人名单里，只能用“黑马”来表示了。如果走“群众路线”——廷推，根本不可能推到张瀚的头上。

显然，张居正就是想用张瀚当他的“组织部长”的。不然，怎么会有张瀚这匹“黑马”闯进候选人名单呢？

当然，就是列进候选人名单，也还是轮不到张瀚的。毕竟，他是排在第三位的。按照常规，一个职位推荐三个候选人，然后排序上报，一般来说，排在第二、第三位的，实际上都是“陪榜”，最后圈定的，是排第一的候选人。就是说，按照用干部的惯例，吏部部长该是葛守礼来当。

可是，张居正又不愿意葛守礼当，朱衡就更不能，又不得不把他们列在候选人的前两位。

这又是个难题。

怎么办呢？张居正又想了个办法。

按照常规，内阁上报的公文还会发交内阁拟批示意见。在张居正当权的时代，皇帝没有否决内阁批示意见的例子，张居正可以大笔一挥批示张瀚当吏部部长。但是这样的话，广大干部在惊诧之余很可能对张居正议论纷纷，甚至胆大的“议员”说不定会提出候选人产生的合法性问题——没有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而是内阁直接推荐的，也就是说，直接硬干有风险、有后患。所以张居正没有按照常规拟批示意见，而是等到一个机会——经筵，当面和万历小皇帝说：三位候选人都很好，葛守礼是老干部，挺正的一个人，可惜年龄似乎偏大了些；朱衡，资格也很老，年龄也不小了，大家反映这个人固执；张瀚这干部不错，“品格甚高，文学（顺便说一句，过去说到文学，和现在文学的概念不同，大体上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理论素养加知识渊博度加文字表达能力）政事兼长，实堪此任”。

按照张居正的介绍，张瀚这个干部德才兼备，不仅政治上很过硬，而且理论水平很高，行政管理也是把好手。

想想看，有的人理论水平高，处理实际政务能力未必强；而有的人处理实际政务能力强，理论水平往往有欠缺，而张瀚则是两者兼长！是不是人才难得？！

张居正还有一句话，不仅很有水平，也很有分量。他是这样说的：用张瀚当吏部部长，是有些出乎大家包括他本人意料之外，但是“出其不意，拔之于疏远之中，彼之图报，必当万倍于恒情矣”。

他意思是，提拔张瀚是有点儿出人意料，他现在的位置离吏部部长的位置是很遥远，可是正因为这样，组织上提拔了他，他的感激就万倍于正常情况下坐上这个位置的人，那他一定会拼命报答组织的。

小皇帝说：“既然是这样，那就让张瀚当吧！叫他赶紧来上班吧！”

这当然在张居正的预料中。

张居正应该是环视高级干部，只差没有明说了：“各位，都知道了吧？是皇帝钦点的张瀚，不是我张居正定的。对不起，各位，还有各位的各位下属，都免开尊口吧！”

也就是说，张居正的这个办法，目的只有一个：堵嘴！

果然，吏部部长按照张居正的既定人选顺利推进，没有出任何差池，没有一个人提出选举程序是不是合法问题。

领导想用的干部，总有办法提起来的，甚至大家认为根本没有可能性的事，领导真心想办，也是能够办成的；办成了，还让人无话可说。这，就是权力，更是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