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帝国刚刚“换届”6天，政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生，首相高拱被逐，另一位刚入阁也不怎么上班的高仪连病带吓去见孔夫子了，这样，最高政治中枢——内阁，就剩下张居正一个人了。

张居正一个人唱独角戏，好是好，可是他也有顾虑：怕人说他独裁、专权。

其实，张居正是一贯主张独裁的，也是非常喜欢专权的。可以说，张居正当国的10年，就是他独裁和专权的10年。但是，张居正这样想可以，这样做也可以，这样说就不行了。

而且，张居正也绝对不允许别人说他独裁、专权，可以说，这是张居正最忌讳的话题了。

那他就不能授人以柄。

此话怎讲呢？和“宪法”有关。太祖皇帝废除了有千年以上历史的宰相制度，内阁逐渐发展成为政治中枢。按照政治惯例也就是不成文“宪法”，内阁一般是由三到五个或者更多的大学士组成，俗称阁老。也就是说，内阁从其一出现起，就是一群人组成的。

到了张居正当国，以首相兼顾命大臣身份执政，实际上其威权超过了过去的真宰相，而成为国家的最高实权人物。但是内阁只有张居正一个人，就不太符合“宪法”了，就容易让人说三道四了。

那又何必呢？官场上，明显犯忌的事不能不刻意避免的。对此，刚刚掌握了最高权力的张居正还是比较清醒的。

所以，张居正执政后，就面临着一个问题：搭班子、配副手。

这件事，古今中外的政治机构乃至公司企业，都是要做的。

宪政国家比较好办，一般说副手是一把手挑选的，为什么挑选某人做副手，大体上是根据政治力量对比做出决定。比如曾经是本党内的竞争对手，为了举党一致，只能选他做副手。或者不联合其他政党就不能执政，执政伙伴当副手就理所当然了。大家在一起工作，有法定职权和政治理念摆在那儿，有矛盾、分歧也是摆在桌面上的，大家看着办就是了。

最麻烦的是人治官场，搭班子、选副手是门很大的学问，正副手的关系也不太好处理。

按照常规，人治官场，选副手并不是一把手能够完全做主的，被动接受的比较多，彼此关系就更复杂了。历史的经验一再表明，副手往往容易萌生取而代之之心。对此，张居正很清楚。按照韦庆远先生的话说，张居正“真切感到亲密的同僚，也往往会成为潜在的对手和致命的敌人”，就仿佛他对待他的前任高拱那样。

所以，选配副手，要慎之又慎。好在，张居正当国，用人权事实上操于他的手里，选配副手，他有决定权。这倒符合现代法治国家的惯例——组阁权在内阁首相的手里。只不过，现代法治国家内阁首相组阁，要接受国会的监督，要禁得起无孔不入的媒体的全方位挑剔，还要考虑各方面力量平衡，有时候不得不任命他的竞争对手做副手，这样的事例很多的。张居正“组阁”，就基本上没有这些牵制了。

当然，在用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方面，张居正也要受到资格上、程序上的制约。比如，“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不成文“宪法”，是非遵守不可的。例如，张居正想提拔他的“秘书”游七或者冯保的“秘书”徐爵入阁显然就是不可能的了。

也就是说，从干部选拔制度和政治体制上说，都是不利于张居正用人的，但是实际上用人权却完全掌握在张居正的手里。

那张居正选配的副手是些什么人呢？

在张居正当国的10年间，内阁里先后给张居正当副手的，共有4个人，即吕调阳、张四维、马自强、申时行。其中，张居正和吕调阳两人内阁维持3年时间；又增加张四维为阁僚，他们三人内阁又维持了3年；后吕调阳辞职，补充马自强、申时行入阁，形成四人新内阁；半年后马自强逝世，内阁即由张居正、张四维和申时行3人组成，直到张居正逝世，三人内阁维持了3年半左右。

这4个副手，都是经过张居正精心挑选的。

为什么选他们？韦庆远先生说，张居正“挑选同僚的首要条件是，柔顺听命而不敢顶忤，能对他本人保持忠贞”。而“张居正之所以精选这几个人作为助理，一是因为这几个人外表上似乎都无突出个性，亦无棱角锋芒；二因这几个人均由自己力荐引进，可以不虞反侧”。

说白了，这几位老兄，从能力上说都不是精明强干的人；从性格上说，都比较温顺柔弱。再说透点儿，是不是听话、是不是好驾驭，是选拔副手的首要标准。

那么，事实证明，张居正选的副手，怎么样呢？

先说吕调阳。这个吕阁老，给张居正当了6年副手，在4个副手中，干的时间最长。正史上说，张居正之所以首选吕调阳，最主要的是因为这个人柔弱圆融，无棱无角，所谓“以吕调阳弱”，荐之入阁。

不过，能力弱的也不是吕调阳一个人，为什么要选他呢？应该还有其他原因。

是的，因为吕调阳和张居正关系还算不错。此兄比张居正大9岁，出生在广西桂林，但祖籍是湖广省大冶县，和张居正的家庭出身一样，都是所谓的“军户”，祖辈大体上也是当“保安”的。他虽比张居正晚一科中进士，但夺得了一甲第二名，也就是俗称的榜眼，遂按惯例直接“入翰林”了。这个时候张居正也在翰林院当编修，他们成为同事，并认了同乡。

或许是同事、同乡、同样的家庭出身这些因素吧，张吕两个人很早就熟悉了，关系虽不能说多么亲密，也还算得上不错。严嵩当国期间，张居正隐居近6年，吕调阳因为父母相继去世，按照制度规定在家守孝先后也是6年左右。两个人仕途都比较顺，走的都是翰林官升迁路线图。张居正从国子监司业提拔走以后，吕调阳就接替了他的位置。这两个人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喜欢干净，即使是穿的制服，为了洁净也经常洗涤。

还有一个原因，张居正考虑提拔吕调阳时应该是想到的，那就是：吕调阳比较注重修养，性尤淡泊。他最怕出风头，不争功不求利。有了成绩永远是领导的，别人要是说这就是您的功劳嘛，他诚惶诚恐，满脸不高兴，好像会大祸临头。

吕调阳就是这么一个人，外表温顺，不善言辞，不知道是因为怕露怯，还是生性如此，反正他整天不言不语，不喜不怒，谨小慎微，给人以老实巴交的感觉。他和谁也不十分亲近，也从来不得罪谁；没有人说他能力强、贡献大，但是也没有人说他有什么大毛病。用现在的话说，团结同志、服从领导、稳重可靠，是他的优点。

你别说，这样的人，还确实适合在官场混。到考核打票的时候，他绝对比那些天天拼命干活的人票数高。

可不是咋的？人家吕先生，任他政坛怒涛汹，我自独坐钓鱼台。果然一路顺风，早就座上了礼部部长的宝座了。而礼部部长，从来就是阁僚的后备位置。

有了上述几个方面的因素，吕调阳入阁也就顺理成章了。

当然，提名和任命的时候，文件上也好口头上也罢，绝对不会说因为吕调阳弱，故而提拔他，一定是说这个人德才兼备，群众公认，是最合适的人选。

张居正没有选错人——当然是按照他的标准，6年如一日，吕调阳对张居正恭恭敬敬，从来不敢说一个不字。张居正要他干些什么他就干什么，有什么事都请示张居正，任何事他都不敢表态，只能以张居正的态度为态度。即使这样，张居正还动不动就给他脸色看。有一次张居正请假，吕调阳主持内阁工作，张居正回来上班后，对这期间吕调阳批示的文件，进行重新检查，看到一份文件不合他的口味，就要求重新来过，还责备吕调阳说：“如此何以示远近部院大臣？”张居正回老家葬父，好几个月的时间，有什么重要事情，都要送到荆州去请示他，吕调阳在内阁也只能喝喝茶，看看报（邸报）。古人讽刺某高级领导干部无所作为，往往用“伴食宰相”讥讽之，而吕调阳者辈，竟然索“伴食于三千里外”，真是史所罕见。

6年啊！多不容易啊！吕调阳也是读书人中的佼佼者啊，中进士，点翰林，满腹诗书是肯定的。难道他没有自己的见解？难道他对张居正的所有举措都衷心拥护？

不是的。

据王世贞记载，吕阁老“恒怏怏不乐”，说明他做张居正的副手心情很不舒畅，甚至可以说相当郁闷。但是人家吕阁老有涵养，就是不说，只是存在心底，“惟仰屋叹诧而已”。他更不反抗，或许只能以生病为由做出无声的抗议？反正这位吕阁老是经常生病的。后来，他实在受不了了，就连续10次打辞职报告，张居正就是不批准。10次请辞都不批，也没有改变他的决心，反正他不上班了，干脆卧床，说自己已经病了好久了，看看也不见好，占着位置干不了事，于心何忍呢？就此又耗了近一年，才得以解脱。

据权威专家考证说，吕调阳病是有，但更多的是心病，是不愿意再和张居正共事了，实际上属于负气而去。不过人家吕调阳可没有这么说，只强调是自己有病，不能工作。辞职后他也没有发牢骚说怪话，还是不言不语的老样子。

吕调阳比张居正早两年去世，死后张居正对他的评价不错。是啊，如果从张居正的角度说，吕调阳是顾大局、讲政治的，所以张居正选对人了。但是，吕调阳实际上对张居正是很有看法的，最后到了不愿意和他共事、宁愿辞职回家抱孙子的程度！

再说说张四维。

张四维的情况比吕调阳要复杂些。他比张居正小一岁，晚两科中进士，考庶吉士时是第一名，毕业后留翰林院做编修，大体上也是沿着翰林官升迁路线图走的。

为什么说张四维比吕调阳情况复杂呢？简单说吧，这个人是典型的“富二代”，他是山西蒲州人，父亲和一个舅舅都是晋商中数一数二的人物，当年若搞富豪榜，张四维家应该是榜上有名的。他还有一个舅舅王崇古，是进士出身的高级统军干部——总督，加之和有名的高级领导干部、历任吏兵两部部长多年的杨博是同乡，关系密切。受舅舅王崇古和同乡长辈杨博的影响，张四维不仅文辞不错，而且熟悉边务，对军事、国防都有些研究。所以，鞑靼部落发生争风吃醋的桃色事件引发王孙叛逃、高拱拟利用这个契机达成和平时，张四维一面与他舅舅王崇古沟通，一面在中央这里给高拱出谋划策，有很大贡献。对这样的人，高拱很欣赏，破格提拔，让他掌管翰林院，似乎有改革翰林院教学内容的考量，后来又提拔他当吏部副部长，甚至有延揽他进入内阁的风声。或许正因如此吧，有些“议员”就弹劾他，一是说他家里是富豪，做生意不完全是平等竞争，有官商勾结问题；二是说他之所以提拔快，是给高拱送钱的缘故。虽然后来查证不是事实，但是张四维因遭受弹劾两度辞职。在张居正和高拱矛盾公开化以后，辞职在家的张四维写了许多信从中调解。

张居正为什么会提拔张四维呢？从掌握的情况看，大体上有这样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张四维花的“功夫”到家了。他虽然辞职在家，但是知道张居正家里负担重，经常给予“资助”，按照正史上的说法，“岁时馈问居正不绝”。一般说，领导对这样的人还是比较喜欢的。人家心里有你，这样尊重你，你总不能无动于衷吧？况且，张四维不仅对张居正如此，还有两个人他也没有漏掉：一个是李太后的父亲李伟，因为他老家是山西的，张四维即以此和他搭上了关系，李伟是“农民工”出身，很贪财，也乐意和“富二代”交往，拿人钱财，自然会替人家说话；再一个人就是大内总管太监冯保，张四维也给他“捐钱”，冯保也替他说话。这种情况下，提拔张四维就势在必行了。

二是张居正对他的印象也还不错。张四维素质比较全面，不仅擅长文辞、明习时事，而且风流洒脱，才智过人。前面说过，他与兵部部长杨博是同乡，又是总督王崇古的外甥，杨王二人久守边陲，善谈兵事，受其影响，张四维亦熟知边防事务。不仅高拱欣赏他，张居正也是欣赏的。从他调解张居正和高拱矛盾的通信中可以看出，他和高拱、张居正的关系都是不错的。张四维本人也有些才气，同时也有商人的精明。他是不会亢直犯上的，也不会随便乱说话。所以从外表看，张四维还是很恭顺的。

大体上基于这样两个方面的原因，张居正当国的第三年，提拔张四维入阁。

那么，张居正选张四维，选对了吗？还不好说。我看，可以说选对了，也可以说选错了。

说选对了，是因为张居正当国期间，或者说在张居正活着的时候，张四维确实对张居正“谨事之”，什么事情都不敢表态，只能唯张居正马首是瞻，差不多就相当于一个秘书的角色。张居正视张四维为晚辈属吏，稍不如意，就申斥批评，不留情面。张四维也把自己摆在属吏晚辈的位置上，乖乖听喝，不敢抗争，可以说实现了张居正挑选副手的意图。

那为什么又说选错了呢？张居正后来对张四维很反感，他的儿子则对张四维切齿痛恨。

问题还是出在张四维有才气、有钱这上面。

可以想象，张居正大权独揽，什么事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好像张四维这些人根本就不存在，正史的说法是，“当是时，政事一决居正。居正无所推让，视同列蔑如也”。对此，能力差的庸才辈或许不太在意，有才气的人就很难受了；光这样也罢了，问题是张居正为人又很刻薄，经常批评说：“什么事都不主动，都要我去想、去推你们才动一动，累死我你们才高兴！”可是副职们稍微主动点儿吧，张居正又很不高兴，批评说：“这样的事，你有什么权力不请示就办？若不是我把住了关，非捅大娄子不可！”工作中不管有什么成绩，只能说是张居正一个人的功劳，出了问题，哪怕明明是按照他的意见办的，也批评张四维他们不负责任，声色俱厉地说：“我一次没有亲自上手，就搞成这样？！”或者，有什么事情，他吩咐张四维和有关部门研究一下，拿个意见出来，张四维照着办了，拟出了意见，张居正把有关部门领导叫去训斥说，不行！你们就这水平吗？有关部门领导报告说：“这是蒲州张相公领着我们一起研究的意见啊。”张居正怒气冲冲地说：“你的意思是他的意见是对的，我的意见是错的？”有关部门领导无话可说，以后张四维再和他们研究什么事情，张四维一谈什么意见，这些人就会问一句：这是不是江陵相公的意见？这样一来，让张四维这些人手足无所措！所以，在内阁给张居正当副职4年，张四维很压抑，委曲求全，忍了又忍，“邑邑不得志”，和吕调阳一样，每每“仰屋叹诧”。

但是张四维不像吕调阳那样能忍耐——毕竟他是有才气的人啊，就感到“积不能堪”，实在受不了啦！可是，像吕调阳那样辞职，又不甘心，怎么办呢？

张四维就有些故意反抗的举动。当然，这种反抗不是公开和张居正作对，而是“装傻”，在张居正不占理的事情上，不贯彻张居正的意图，让他还不好翻脸。比如，有一次，张居正的儿子考进士，他的意思是要把自己的儿子列“一甲”，弄个状元、榜眼，至少是弄个探花当当。张四维主持这件事，负责拟定序次，把张居正的儿子列到第四名，也就是二甲第一名。虽然张居正紧急采取补救措施达到了目的，但是他对张四维很失望、很生气，对吏部部长张瀚说：“张四维是我提拔的呀，居然不愿意让我儿子进一甲，是何道理？”不过这话只能对自己的心腹说，对外人、对公众，他说不出口。

问题是，你惹领导不高兴，他能让你舒服吗？所以张居正动辄挑张四维的毛病，他拟的文字，张居正不是说这个不行就是说那个不妥，让张四维苦不堪言。人家是领导，他说这段话写得不妥那就是不妥，你认为再妥也没有用，也得改。

张四维备受煎熬。想来想去，就想到张居正靠什么这样不尊重同事，这样颐指气使？那些底细，谁不知道啊！你能那样，我也能那样！太监冯保不是贪婪吗，我多送他点儿钱！老张家大富豪啊，钱多的是！太监冯保、皇亲李伟那里，以捐款也好其他什么名目也罢，送的比以前明显增多。此事就让张居正给知道了，你小子，想搞小动作啊！张居正很恼怒，对张四维产生了厌恶情绪。如果不是张居正身体不行了，张四维会不会被张居正搞掉，还不好说。

或许，张居正多少会有些后悔，深夜思之，不禁感慨一句：有才气又精明的人，无论如何不能用！

事情没有完，张居正没有想到自己会死那么早。一切人事布局还没有来得及安排妥当，他就去世了。半年后，就发生了清算张居正的事，而此时，张四维接替张居正当了首相，具体主持清算的事。不管清算张居正是不是张四维主导的，反正他是不反对的；不管张四维在清算张居正过程中作用有多大，反正张居正的家人把账记在了他的身上，对他切齿痛恨，张居正的长子张敬修的绝命书最后一句话是：“有便，告知山西蒲州相公张凤盘，今张家事已完结矣，愿他辅佐圣明天子于亿万年也！”

毫无疑问，张居正倘若地下有知，一定后悔选用了张四维的！再看申时行。

申时行是苏州人，比张居正小10岁，登科晚15年，但是他是那一科的状元，直接到翰林院做修撰。此时，张居正还是国子监的二把手，正和高拱一起雄心勃勃地筹划着将来当国柄政，如何振兴中华呢！

毫无疑问，申时行也是读书人中的佼佼者，要说他水平低、能力差似乎也不公平。他之所以被张居正看重并提拔，首先是因为他有文才，正史上说他“以文字结知于居正”。大体上类似于当年张居正为严嵩捉刀代笔的意思，受到了国家最高实权人物的欣赏。从他后来的表现看，此人从能力上说比较庸碌，性格比较温和、宽厚，这几点因素加起来，可能是张居正提拔他的原因所在。

申时行是在张居正遇到一个很大的坎儿，引发一场严重的政治风波以后，被提拔起来的。

请允许我替张居正他老人家说句话：“申时行这个人，我看得准选得对！哈哈哈！”

我敢说，这绝对是张居正的心声。

何以言之？

在给张居正当副手的4年里，申时行很温顺，很听话，对张居正不敢稍有顶忤。

这有什么？吕调阳、张四维不也这样吗？是。在这一点上，申时行和老吕、小张差不多，只是更听话更恭顺而已。毕竟，申时行确实是晚辈，张居正以晚辈属吏对待一个班子里的同僚，吕调阳和张四维可能会不舒服，申时行就觉得很自然。对提拔自己的领导和前辈，他表现得更恭顺也是顺理成章的。

那张居正怎么会发自内心大笑呢？因为申时行不像老吕、小张这两位老兄，虽然对张居正唯唯诺诺、忍气吞声，心里呢，却又堵得慌，不是怏怏不乐，仰屋长叹，就是有悒悒不得志之慨；而申时行呢，人家是心安理得接受张居正的驱使，甚至有点儿故意讨好卖乖。

委曲求全和心甘情愿能一样吗？讨好卖乖和忍气吞声会没有区别吗？别忘了，他们整天在一起办公，朝夕相处，彼此深藏内心的东西也不可能不让对方觉察到的。要不，张居正干吗对吕调阳很不客气，对张四维又常常训斥呢？而对申时行就不同了，正史的说法是“居正素昵时行”。

“素”和“昵”，这两个字，琢磨琢磨，味道就出来了。张居正一直都喜欢申时行，喜欢啊！而且一直喜欢！

如果说，张居正对提拔张四维很可能多少有点儿后悔的话，那他对提拔申时行就应该是非常得意的了，一个“素”字就是明证。

但是，实际上，申时行对提拔自己的恩公张居正的为人以及执政手腕，都是很有看法的，甚至可以说是很反感的，只不过他不敢说、不愿意说罢了。这位申阁老，有点儿像张居正的老师徐阶，为人温和宽厚，能忍常人之不能忍，圆滑融通。到他当国的年代，其执政风格也很像徐阶，主张要实行宽大的朝政，开言路，布公道，代表文官队伍和皇帝进行暗中较劲儿等。甚至，他的寿命也和徐阶差不多，都活到了庆八十大寿的年龄。张居正死后，张四维接任首相，席不暇暖，就因为丧父回籍了，随后也去世了。申时行又接替张四维，连续当了8年多的首相。

那么，这位张居正亲自提拔、一向喜欢的副手，在当国以后是什么表现呢？

张居正一死，申时行就感叹，“肃杀之后，必有阳春”，说明他是对张居正时代很反感的。他当国后的宽大、温和与张居正的严酷、刻薄形成鲜明对照；与此同时，申时行也把张居正当国时推行一些被认为严苛的做法给废止了。

可以说，申时行不是张居正的继承人，而是他的反对派。

至于马自强，他在内阁才半年就去世了，是个匆匆过客。他为人很拘谨，也比较持正，张居正提拔他入阁，是严重政治风波发生后，个人声望受到损伤的情况下做出的选择。可能张居正看重的是他的拘谨，也有延揽名望人士的考虑。

马自强和张四维是同学。这个人与老吕、小张和申时行多少有点儿不太一样，他不太甘心唯唯诺诺，也看不惯老吕、小张和申时行对张居正的俯首帖耳，他公开说：不能让子孙后代说马某在政府就是“伴食”！所以他很想发挥点儿作用，时常给张居正提建议，甚至对领导指示也敢争辩。不过张居正对马自强的建言，根本就置若罔闻。马自强碰了几次壁，觉得无能为力，也就只能“不能有为，守位而已”了。是不是因为太压抑、太愤懑促成了他的死呢？说不清楚，反正他入阁半年就去世了，史书上查不到他的生卒年月，推算起来，大概不到花甲吧。

要是在正常情况下，比如高拱、徐阶内阁，甚至严嵩内阁，马自强都可以算得上一个能合作、顾大局的副职了，主要领导应该很满意了。不幸的是，他是和张居正搭班子，而他的同僚，老吕、小张和申时行又是那样的表现，马自强就稍微显得另类了，也仅仅是稍微而已。他是拘谨的人，不至于像高拱、张居正对待他们的领导那样，取强势甚至欺辱的态度。即使这样，我估计对稍微有点儿另类的马自强，张居正还是不太高兴的。他入阁半年就死了，或许张居正不会为他感到惋惜吧！谁让他持正——敢提意见呢？还是有点儿书呆子气！

好了，张居正选配的副手都一一亮相了，看看这些堂堂中华最高领导层的衮衮诸公，也就知道张居正选配副手的标准了。再看看他们在张居正面前的表现，联系一下张居正身后他们的言行，那就更耐人寻味了。

实际上，张居正所搭的班子中，没有一个人对他是真心顺从的，甚至在内心里，都对张居正所作所为很反感。

为什么会这样呢？有专家在评价张居正时说，这个人的问题是太刚愎自用，屡屡突破底线。我认为这个说法有道理。

别大而化之说什么反对改革，没有那回事儿！领导也是活生生的人啊！大家在一个班子里，班长有能力、有责任感、很敬业，也有政绩，班子里的副手们又都是一把手提拔的，大家本应该发自内心尊重、维护班长啊！可是，事实却不是这样，主要问题还是出在班长身上。事必躬亲还刚愎自用，别人都是蠢货笨蛋，就他一个人高明，这已经很不好了，姑且谅解之，你高明就你高明吧，都听你的行了吧？还不行，做人太自私、太刻薄，对班子里的同事缺乏最起码的尊重，同时代人说他“颐指台省若奴隶”，把副手们看作是奴隶、是仆人，就他是主人，颐指气使，这就突破底线了。毕竟，大家都是层次很高、很有修养的人，要维护同事的面子，不能伤人家的自尊心。

认为张居正是改革家、历史巨人的韦庆远先生说：“吕、张、马、申四人，都是张居正经过反复筛选考虑，然后提拔入阁，作为自己最重要的助理的。但事实表明，四人在政见上本来就与居正潜存着重大分歧，而且对于居正独揽大权，喜怒任性，颐指僚友若奴隶的作风，都隐藏着很大的反感。……形似亲信，实为反侧！”

琢磨一下，意味深长。即使是顶级的高级领导干部，在专横的上级领导面前也如同奴隶，而真正的奴隶——如张居正的奴仆游七者流，则让公卿将帅都要争相讨好巴结！

官场中人，都要戴面具、巧伪装，明明是反对派，却可以精心装扮成忠心耿耿的门徒孝子！从言谈话语难以分辨真假，从行动也看不出来一个人的真实政见，领导需要什么样的人，就可以装扮成什么样的人。

人治官场最突出的特色，就是一个字：装！大家都在装。主要领导在装：台面上说提拔干部必须德才兼备，实际上竟然是因为吕调阳“弱”而提拔他当副职的！副职更要装：表面上恭恭敬敬、唯唯诺诺、忠心耿耿，其实内心不以为然，甚至厌恶至极！

这么一装，选拔干部就不好办了。就仿佛是假面舞会，要找到你想找的人，是不是有点儿难度？领导选拔干部，反复筛选，再三观察，认为看准了，选对了，一手提拔起来了，可是，没准他倒打一耙。

人治的官场，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如同戏台！人治官场中的干部，听其言、观其行，也都是靠不住的！看不出真假的！掌握用人权的领导，其实也不容易啊，谁知道选中的人到底是不是真的可靠呢？他心里不可能不嘀嘀咕咕啊！为什么有的领导卖官呢？大概就是对这些看得比较透，什么忠诚、什么可靠，谁说得准呢？与其这样，索性来点儿实惠吧，所以有领导就琢磨，谁给的钱多把官帽给谁算啦！

有用人权的领导有办法，其他人呢？要装，要戴面具，要说违心话做违心事，不是谁都能做的，愿意做未必做得好！反正，大家都很累，哪怕每天喝茶看报，也觉得疲惫不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