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中华乃文明古国，语言丰富，表达委婉，遣词造句都很有讲究的。比如，提拔干部、职务升降等，就被称为“用人”。这里的“人”，当然不是一般的人，至少也得有点儿什么资格吧，比如在张居正生活的年代，至少也得是个举人，才谈得上是“人”，换言之，才有资格被“用”。这里的“用”，就更讲究。用人的用，是动词使用的意思，是站在权力的角度说话的；人，是要有权的人用的；被用的人，在这里其实已经不是人，而是有权的人的工具了。

用人，用现在的话说是用干部，实际上是件挺难的事。

人类文明程度低的时候，不难。要么是靠实力打出来的；要么是靠血缘，搞封建制，纯粹拼爹（爹相同再拼妈是正房还是“N奶”），谁也别不服气。动物世界就是这样的，各级“干部”靠实力上位，那是“真才实学”，比出来的，但是也兼顾血缘，头领的孩子中，就有一个天生要比别的地位高。

人类文明程度高的也不难。各级干部分两类，事务官通过考试选拔，升迁路径也清清楚楚，循规蹈矩就是了；政务官通过选举产生，谁的票多谁上位，上位后你再“组阁”，挑选一批人当领导，挑选自己的同学、朋友还是政敌是他的事，除非他不想干了或者故意要毁坏自己的团体（一般是政党），否则他不敢挑选能力差有问题的干部。

上述两种情形，用干部不需要花太多的精力，也没有太多的制度啊程序啊，甚至有的不设立专门的人事组织部门，即使设立也是很精干的、没有什么地位的业务机构，领导人也不需要天天把干部人事这件事挂在嘴上，更不需要自我吹嘘我用干部是如何如何公正之类的。直接花钱买官这种事恐怕不会有。

人治官场用人就难了。“人”不靠拼命打出来，也不靠公开竞争选出来，就得靠领导提拔上来。这样的话，如何选人、选什么样的人就非常关键了。于是，建机构、定制度，想各种办法，花费的精力、成本，实在不小。要从纸面上看，在张居正生活的时代，干部制度应当说已经相当健全。

用人的机构有的，中央总共才设立6+1个部级单位，吏部赫然列于各部院之首。

进入公务员队伍的门槛儿很严。要科举考试。通过科举进入公务员队伍的，被称为“正途”；老爹是高官，皇帝认为他有贡献什么的，下令恩荫一子，这属于“旁门左道”，而且正常情况下只能在军事单位里谋个差事。

提拔干部的原则很响亮，领导人反复强调，用干部必须德才兼备，选贤任能。

选拔干部的制度、程序很多。任用高级干部，要经过廷推，实行差额制，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比如内阁大臣或者礼部、吏部部长，要由中央机关中层以上干部和“议员”集体投票推荐，一个职位推荐出三个候选人，报上去供皇帝从中圈定一人。还有许多的惯例，比如“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等，诸如此类的惯例非常多。

对选拔任用干部的监督机制也比较严格。比如设立了权力很大的“议员”，不仅干部提拔过程需要征求他们的意见，而且他们可以（严格说是应该）随时随地对用人中的问题提出弹劾。除了首相，大概吏部部长是受到“议员”弹劾最多的高级干部了。提拔干部时谁推荐的，要与被推荐人承担连带责任。其他诸如对干部的考核（当时叫考察）、监督、回避等，都很严谨、完善。

总之，有关干部制度，从实体到程序、从权利到责任，制度规定都很明确，可以说得上无懈可击，至公至美！

领导人都很重视干部工作。讲过不少话，下过不少文件。当驱逐高拱的政变成功后，身为国家最高实权人物的张居正，也不例外。

说起来，按照“宪法”和政治体制，张居正作为内阁首相，其实是没有用人权的。“宪法”和法律明确规定，用干部，管理权在吏部，任命权在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皇帝。

但是，不是在法治国家，“宪法”、法律大体上是对付老百姓和下级干部的，用人、行政，是谁有权谁说了算。

张居正是国家的最高实权人物，他事实上掌握着用人权。只不过程序上或者说具体操作上稍微麻烦点儿，有时候要拐个弯儿，走个过场。

所以，张居正的一项重要工作，或者说重要权力，就是用干部。在这一点上，他与前任们包括兼任了吏部部长的高拱在内，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用干部，张居正一个人说了算。

既然用人权掌握在张居正手里，他得有态度啊，告诉广大干部群众他在用人上有什么原则、怎么做的。我想，大家对这方面不陌生，领导讲话、规章制度成本成册的，标语口号也四处可见，基本意思都差不多，没有必要重复了。就简单提两点吧。

一是原则方面的。张居正公开宣示，用干部要一秉大公，“用天下贤者”，只要是德才兼备的人，“内不任爱憎之私，外不轻信毁誉之说”。他的意思是说，要用有能力的人，对于德才兼备的干部，在使用上他不会凭个人的爱憎好恶，也不会轻信别人对这个人的闲言碎语。这方面，他说了很多，中心思想是：选拔干部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

二是运作过程方面的。张居正多次说，他当政后，用干部就是按照规章制度公事公办，有事到办公室说，谁也不能找到家里跑官要官，“无敢有以间语潜言入……耳者”，以至于“朝房接受公谒，门巷间可罗雀”。

不瞒诸位说，阅读了那时候的选官用人制度，学习了张居正等主要领导的有关讲话，我感动得差点儿就掉泪啦！公平、公正，能够想到的都想到了，像我辈读书还算可以的人，在那个时代，按照这些个规章制度和领导的讲话精神，那说不定还能够混个部长、省长的干干呢！暗暗的，竟生出些许“我生也晚”的慨叹呢！

不过，再仔细一看，发现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儿！同时代的人对张居正有个评价，说他“好揽权而喜附己，所黜陟多由爱憎，左右用人又多通贿赂，于贤者若掷沙遗尘而莫之恤”。

怪了，张居正明明宣布过用天下贤者的，怎么说他对贤者像扔沙子和灰尘一样呢？张居正明明说他用人绝不会掺杂个人的爱憎，怎么说他用干部多由爱憎呢？张居正明明说门可罗雀，没有人到他那里跑官买官的，怎么说他用人多通贿赂呢？

说得很动听，做却又是另外一回事，这未尝不是人治官场的领导艺术嘛！

不过，也得体谅领导。提拔干部问题很敏感，领导表态一定要冠冕堂皇，说得天花乱坠，这是树立形象、争取人心的需要，一定程度上也多多少少给广大干部群众一丝希望。所以，也不能一味怪领导说一套做一套。况且也不能说领导就是故意口是心非，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嘛！

站的角度不同，看问题是不一样的。不过，为了避免有人深文周纳，我得补充一句，即使在人治官场，不同的领导，因其个人的节操、风格之不同，对制度的执行也有差别。比如高拱这个人，不仅改革干部人事制度的力度很大，而且总体上说在用人上比较公道正派，选用了一批很有能力的干部，像两广总督殷正茂、宣大总督王崇古、辽东巡抚张学颜、河道总督潘季驯、工部部长朱衡等，这些是大家公认的，后来张居正也基本上留用了，也觉得很得力。

应该说，和那套体制比起来，建立在科举制度基础上的干部人事制度多少会好些，毕竟“进口”把得很严格，不是哪个领导人可以随意改变的；此外，道统和政统尚未合二为一，也就是说，掌握权力的人并不完全掌握话语权，多多少少还有所顾忌。

但是，只要是人治，长期延续下来，官场上必然是庸才和小人得志，正直有才华者气短。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为什么呢？其实也很简单，干部都明白，不管制度定得多么尽善尽美，领导讲得多么天花乱坠，能不能受到提拔，关键在某个关键领导。所以有些人就千方百计接近领导、讨好领导，专拣领导喜欢的话说，专找领导喜欢的活干——干工作出发点不是做事而是作秀，领导觉得这个干部不错，德才兼备，用！这样的人受到提拔重用，就会引发连锁反应，更多的人会争相讨好领导，这方面的积极性、创造性充分发挥出来了，花样、手段令人眼花缭乱！以至于干部中有人夜里和老婆**的时候，还要先颂扬张居正的丰功伟绩呢！溜须拍马、投机钻营者大有用武之地，阿谀逢迎之风越刮越猛。领导也很难办了，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不好区分了呢！所以，有时候有些领导想明白了，索性卖官算了，谁给的钱多就用谁！

这个制度，太难为我们伟大的领导了。

还有一个问题，越是在用人上私心自用的领导，越是不喜欢别人评头论足。同时代的人评价张居正说，他用人“于佞者若嗜醴悦膻而莫之厌”。就是说，溜须拍马的小人非常能够讨得领导的欢心，不惜大用特用！可是，别人还得说好！谁要是不服气，就得给小鞋穿！

大家说说，人治官场当领导容易吗？不过，张居正驾轻就熟，很有一套。他的同时代人就感慨，在用干部问题上，“江陵有术”！

“江陵有术”，表现在哪里呢？据同时代的人记载，在用干部问题上，张居正有话从来不直说，没有人能够琢磨透他的心思，也不知道他的话哪句是真的，哪句是假的。官场中人，都像猜谜一样揣摩这个领导人的心思，琢磨他的某句话到底要表达什么意思。有的时候，他会说，用人是吏部和皇帝的事，他哪里好过问呢？有的时候，他又会说，这件事你以为是吏部或者皇帝的意思吗？当然是他说了话才办成的。有的时候，要搞掉或者提拔谁，他根本不出面，而是授意给心腹之人操作。把人搞掉了，他回过头来会故作惊讶对那人说，怎么这样呢？唉，都怨他，只顾忙了，没有时间过问，你先等等，他想办法，到时候给你安排合适的位置。有的时候，他发现某个干部不太听话，甚至发牢骚、提意见，他先不动声色，背后要人查查这个干部有没有经济问题，或者等到考核的时候，再找个什么理由炒鱿鱼。有时候，身为最高实权人物，他还会捏造事实，挑拨离间。

说得够多了，还是通过具体事例，来透视人治官场领导的用人活剧，并从中领略“江陵有术”之一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