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昭宗李晔是一个生不逢时的天子。

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他都不像是一个亡国之君。文德元年（公元888年）三月，年仅二十二岁的李晔登基的时候，史书是这么评价他的：“昭宗即位，体貌明粹，有英气，喜文学，以僖宗威令不振、朝廷日卑，有恢复前烈之志！尊礼大臣，梦想贤豪，践阼之始，中外忻忻焉！”（《资治通鉴》卷二五七）

这么一个英年即位、锐意中兴的天子的确和他的父兄懿、僖二宗毫无相似之处，倒是和宪宗、宣宗颇为神似。难怪朝野都为之感到欣喜，并对其寄予厚望。倘若他早生几十年，也许完全有可能缔造出媲美于“元和中兴”和“大中之治”那样的政治局面。

然而，不幸的是，从李晔登基的那一天起，甚至从更早的时候起，大唐帝国就已经陷入一个无可挽回的亡国之局了。

即便昭宗有力挽狂澜之心，有振衰起弊之志；即便他拥有一个帝国拯救者所应具备的全部勇气、斗志、豪情、胆识、魄力、自信心、使命感，可他唯独缺了一样——时代条件。

天时、地利、人和，他一样也没有。

李晔就像一个孤独的拯救者，置身于千千万万个帝国终结者的包围圈中，左冲右突，奋力厮杀，可到头来却发现——自己只是一个单兵！

一个疲惫绝望的单兵。

一个无人喝彩的单兵。

一个苟延残喘的单兵。

一个没有同盟、没有援军、最终力竭身亡的单兵……

昭宗即位时，大唐帝国早已被“藩镇割据、宦官乱政、朋党相争”这三大政治顽疾搞得气息奄奄，并且在黄巢起义的打击下变得摇摇欲坠。换句话说，他从昏庸无能的父兄手中接过来的纯粹是一个烂摊子。

李晔知道，要收拾这个烂摊子可谓难如登天。

但他坚信——这并非不可能。虽然要做的事很多，要走的路很长，但是昭宗李晔并没有丝毫的畏难和疑惧，而是显得踌躇满志、意气风发，并且一即位就迫不及待地迈出了第一步。

这第一步是收拾一个人。

这个人叫田令孜。

田令孜是僖宗朝的大权宦。在李晔看来，僖宗之所以骄奢荒**，帝国之所以叛乱蜂起，长安之所以饱受践踏，其罪魁祸首不是别人，正是田令孜。其次，田令孜转任西川监军不久，僖宗就已经下诏将他流放端州（今广东肇庆市），可他仗着西川节度使陈敬瑄这把保护伞，竟然违抗诏命，拒不启程。可见，田令孜的问题已经不仅是权宦祸乱朝政的问题，更是与强藩内外勾结、架空中央的问题。所以，昭宗现在拿他和西川开刀，既是为了维护朝廷纲纪、重建朝廷威权，又是为了杀一儆百、震慑各方的割据军阀。

最后，或许也是一个不便明说的理由——昭宗李晔想报仇。

那是广明元年（公元880年）的冬天，黄巢杀进了长安，当时的寿王李杰跟随僖宗仓皇出逃。由于事发仓促，没有准备足够的马匹，所以除了僖宗和田令孜之外，其他的亲王都只能步行。当时，寿王才十四岁，走到一片山谷的时候，再也走不动路，就躺在一块石头上休息。田令孜策马上前，催促他上路。寿王说：“我的脚很痛，能不能给我一匹马？”田令孜冷笑：“这里是荒山野岭，哪来的马？”说完，挥起一鞭狠狠抽在寿王身上，驱赶他动身。那一刻，寿王李杰回头深深地看了田令孜一眼，一句话也没说就一瘸一拐地上路了。

从那一刻起，寿王李杰就告诉自己，如果哪一天自己得势，绝不放过这个阉宦。

巧合的是，正在昭宗准备采取行动时，与陈敬瑄打了好几年仗的阆州刺史王建又上疏请求朝廷把陈敬瑄调离西川。昭宗有了一个现成的借口，便于文德元年（公元888年）六月下诏，命宰相韦昭度充任西川节度使兼两川招抚制置使，另外派人取代田令孜的西川监军之职，同时征召陈敬瑄回朝担任左龙武统军。

但是，陈敬瑄和田令孜拒不奉诏。他们积极整饬武备，决心与朝廷开战。

十二月，昭宗命韦昭度为行营招讨使，命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为副使；另外，划出原属西川的四个州设置永平军，以王建为节度使，兼行营诸军都指挥使，命他们共同讨伐陈敬瑄，同时削除了陈敬瑄的所有官爵。

讨伐西川的战役就此打响。

昭宗第一个收拾的人是僖宗朝的权宦田令孜，而第二个要收拾的人就是眼前的权宦杨复恭。

自从拥立昭宗即位后，杨复恭就自恃功高、不可一世了，视自己为“定策元老”，视昭宗为“天子门生”。他不但一手把持禁军、专擅朝政，而且收养了为数众多的义子，把他们派到各州镇担任节度使和刺史；此外，还有宦官义子六百多人，全部派驻各地担任监军，从而缔造了一个以他为核心的遍布朝野的庞大政治网络。这样一个比田令孜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权宦要是不铲除，昭宗李晔的中兴大计就会沦为笑谈。所以，从登基的那一天起，昭宗的所有大政方针基本上都是与宰相孔纬、张濬等人商议定夺，而竭力避免让杨复恭从中干预。

杨复恭专权跋扈，自然不把昭宗放在眼里。百官们上朝都是步行，唯独他上太极殿的时候是坐着轿子来的。有一天在朝会上，昭宗和宰相孔纬刚刚谈及四方造反的人，杨复恭又坐着轿子大摇大摆地来到了殿前。孔纬就故意提高嗓门说：“在陛下您的左右，就有将要造反的人，何况是四方呢？”昭宗明白孔纬的用意，就假装惊愕地问他所指为何。孔纬指着杨复恭说：“他不过是陛下的家奴，却坐着轿子上殿，而且养了那么多壮士为义子，或典禁兵，或为藩镇，不是要造反是什么？”

杨复恭面不改色地说：“以壮士为义子，目的是让他们效忠皇上，保卫国家，怎么能说是造反呢？”

昭宗冷然一笑，把话接了过去：“你想要保卫国家，为何不让他们姓李，却让他们姓杨？”

杨复恭顿时哑口无言。

这件事情过去不久，有一天昭宗忽然对杨复恭说：“你的义子中是不是有一个叫杨守立的，朕想让他来当侍卫。”为了证明自己养这些义子就是要“保卫国家”的，杨复恭二话不说就把杨守立领进了宫。

反正他有的是义子，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

此时的杨复恭并不知道，昭宗皇帝绝不仅仅是要一个“侍卫”那么简单。

杨守立入宫后，昭宗立刻赐名他李顺节，然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把他从一名普通的侍卫迅速擢升为禁军将领，同时又兼镇海节度使，不久后又加封同平章事。平步青云的李顺节当然对天子感恩戴德。受宠若惊之余，他渐渐明白了天子对付杨复恭的用意。

李顺节当然乐意充当这个角色。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他施展浑身解数与杨复恭展开了明争暗斗，并且为天子提供了诸多有关杨复恭的秘密情报。

昭宗李晔看着这一切，嘴角不禁泛起一丝难以为人觉察的笑容。

网已经撒开了。

昭宗李晔对自己说，一旦时机成熟，朕就会毫不犹豫地将杨复恭集团一网打尽！

除了收拾宦官，昭宗李晔另外要对付的，无疑就是藩镇了。

要对付藩镇，天子手中就必须有一支军队——一支真正忠于朝廷、不被任何势力掌控的军队。

所以，昭宗即位之初便开始招兵买马，不久便组建了一支可以由朝廷直接指挥的十万人的军队。有了这张底牌，昭宗李晔就可以跟藩镇叫板了。

几年来，天下诸藩中势力最强的当属河东节度使李克用。大顺元年（公元890年）正月，李克用出兵吞并了东昭义，二月又进攻云州（今山西大同），准备进一步吞并河朔。云州防御使赫连铎急忙向卢龙节度使李匡威求救。李匡威深知，一旦云州失陷，李克用的矛头就会直指卢龙，于是迅速率领三万人前往救援。李克用顿时陷入腹背受敌之境。不久，河东骁将安金俊战死，另一个部将申信又临阵倒戈投降了赫连铎。李克用只好撤兵回太原。四月，赫连铎、李匡威与朱全忠先后上疏朝廷，请求讨伐李克用。

昭宗召集宰相和百官廷议。以宰相杜让能、刘崇望为首的三分之二的大臣表示反对，而宰相张濬和孔纬却极力主战。尤其是张濬，这个一贯自诩有东晋谢安和前朝裴度之才的宰相斩钉截铁地说：“只要给我兵权，少则十天，多则一个月，必定削平李克用！错失这个良机，日后将追悔莫及！”

大顺元年（公元890年）五月，昭宗下诏削除了李克用的所有官爵，同时命张濬率五万军队出征，昭宗亲临安喜楼为他饯行。张濬屏退左右，对天子说：“待臣平定外忧，再为陛下铲除内患！”

从张濬率领大军出征的那一刻起，昭宗李晔每天都是在焦急和紧张状态中度过的。

因为岌岌可危的帝国太需要一场胜利了。

他无比强烈地希望，那个自视甚高的张濬真的能够像前朝宰相裴度那样一举讨平跋扈藩镇，让他这个踌躇满志的天子在“匡扶社稷、中兴李唐”的道路上迈出坚实的第一步。

然而，这个眼高手低、志大才疏的张濬并没有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只用一个月就讨平李克用，而是在将近半年的时间里接二连三地损兵折将，一再败北，并最终全线崩溃。中央讨伐大军死的死、逃的逃，几近全军覆没。

昭宗李晔充满希望的一颗心瞬间跌入失望和悲哀的谷底。

大顺二年（公元891年）正月，昭宗万般无奈地把张濬贬为鄂岳观察使，把孔纬贬为荆南节度使。然而，李克用并不罢休。他当即上疏对天子进行恫吓：“张濬以陛下万世之业，邀自己一时之功，知臣与朱温深仇，私相联结。臣今身无官爵，名是罪人，不敢回到陛下分封的藩镇，只能暂到河中居住，应该去向何方，恭候陛下指令！”

河中？昭宗李晔一下就傻眼了。这不是**裸的威胁恐吓吗？

河中（今山西永济市）与潼关仅仅隔着一条黄河啊！你李克用只要带兵到河中，再一步跨过黄河，朕不就是你砧板上的鱼肉了吗？！

接到奏疏的当天，昭宗就忙不迭地把张濬再贬为连州刺史，把孔纬再贬为均州刺史，同时下诏恢复了李克用的所有官爵。二月，昭宗担心李克用还不满意，赶紧加封他为中书令，并把张濬再贬为绣州司户。

河东之役开打不到半年就遭遇惨败，而早在三年前就开打的西川之役结果更惨。河东虽然败了，但败得干脆利落，虽然给天子造成了痛苦，但毕竟是短痛。可西川前后整整打了三年，发兵十几万，旷日持久，丧师费财，而最终的结果还是一样——失败。

这种失败叫作长痛。

大顺二年（公元891年）三月下旬，朝廷的宰相和财政大臣不得不禀报天子：国库已经空了，再也没办法给西川前线输送一毫一厘的军费了。那一天，朝廷的文武百官看见天子李晔忽然把头低了下去，而且沉默了很久。最后，天子颁下了一道诏书：恢复原西川节度使陈敬瑄的所有官爵，命王建等人各回本镇。

王建没有奉诏，而是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相继占领了西川辖区内的大多数州县，然后猛攻成都。陈敬瑄屡屡出城作战，却屡屡败北。到了这一年七月下旬，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陈敬瑄和田令孜终于绝望了，不得不开城投降。田令孜亲自带着西川节度使的帅印和旌节到军营中交给了王建。随后，王建把陈敬瑄和田令孜放逐到了偏远的州县，并于两年后将其诛杀。

昔日的西川土皇帝被消灭了，可王建却从此成为称霸一方的大军阀。

登基不过三年，昭宗李晔就先后遭遇两次惨重的失败，这对于一个锐意中兴的天子而言实在是一个不小的打击。然而，让昭宗李晔在绝望中感到一丝欣慰和喜悦的是——几年来一直在朝中悄悄进行的另一场较量已经开始显露出取胜的希望。

那就是李顺节与杨复恭的较量。

到了大顺二年（公元891年）九月，昭宗发现李顺节已经有效地掌握了部分禁军，于是断然采取行动，将杨复恭贬为凤翔监军。杨复恭拒不赴任，并以生病为由向天子要求致仕，试图以此要挟昭宗。不料，昭宗却顺水推舟，同意了他的致仕请求。杨复恭恼羞成怒，遂与担任玉山军使的义子杨守信日夜谋划，准备发动叛乱。十月初八，昭宗下令李顺节与神策军使李守节发兵进攻杨复恭的府第。杨复恭力战不敌，最后与杨守信一起带着族人从通化门逃出，亡命兴元，投奔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

一手遮天的权宦杨复恭终于被驱逐了，天子感到了一阵前所未有的轻松。但是紧接着，另一种不安便再度向他袭来。

因为新的权宦已经浮出水面，他就是李顺节。于是天子不得不再次痛下杀手，在这一年年底命左右中尉刘景宣和西门君遂将李顺节诱杀。

景福元年（公元892年）一开春，凤翔李茂贞、静难王行瑜、镇国韩建、同州王行约、秦州李茂庄共五个节度使联名向天子上疏，指控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窝藏乱臣贼子杨复恭，请求出兵讨伐，并共推李茂贞为山南西道招讨使。

昭宗很清楚，这些人打着讨伐贼臣的幌子，事实上无非是想吞并他镇、扩张地盘。而朝臣们也表示反对，因为李茂贞一旦得到山南（秦岭以南）就更难控制。于是，昭宗下诏进行调停，命他们和解。但五节度根本就不听他的。二月，李茂贞与王行瑜擅自出兵攻打兴元，于八月攻克，李茂贞遂将兴元据为己有。杨守亮、杨复恭等人逃奔阆州。

景福二年（公元893年）正月，昭宗任命李茂贞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同时派宰相徐彦若取代他的凤翔节度使之职。李茂贞大怒。他出兵的目的就是为了据有两镇，如今天子想用山南交换他的凤翔，他当然不会答应，于是拒不奉诏，并上表羞辱天子。昭宗勃然大怒，决意讨伐李茂贞，命宰相杜让能立刻征调士兵、筹集粮饷。杜让能再三劝阻，表示此时朝廷已经无力同强藩抗衡，只能暂时忍耐。可天子李晔却睁着血红的眼睛对他说：“我不甘心做一个懦弱无能的天子，无所事事地过一天算一天，坐视社稷衰亡！你只管为朕筹备粮饷，军事行动自有亲王负责，成败与你无关！”天子都把话说到这份儿上了，杜让能还能怎么办？

他只能从命。

这一年九月初，昭宗命覃王李嗣周为京西招讨使，率三万禁军护送徐彦若去凤翔就任，进驻兴平。李茂贞立刻与王行瑜联合，发兵六万在周至布防。李嗣周所带的这支禁军都是新近招募的京师少年，而凤翔和静难的士兵都是身经百战的边防军。这一战的结果可想而知。

九月，李茂贞挥师进攻兴平。两军还未交战，朝廷禁军就自动溃散、望风而逃。

李茂贞迅速兵临长安城下，要求诛杀首倡征讨之人。杜让能入宫向天子辞别：“臣早知必有今日，请用臣的生命解除皇上所受的威胁。”

天子李晔潸然泪下，说：“朕与你永别矣！”

这一天，昭宗下诏贬杜让能为梧州刺史，次日再贬为雷州司户。然而，李茂贞并不退兵，他扬言：不杀杜让能他誓不罢休。至此，天子李晔再也无力保全杜让能了，只好赐他自尽。随后下诏，任命李茂贞为凤翔兼山南西道节度使，并兼中书令；十一月，又任命静难节度使王行瑜兼任太师，赐号“尚父”，并赐免死铁券。

李、王二人心满意足之后，方才引兵西去。

乾宁二年（公元895年）正月，关中三镇与朝廷的矛盾再度激化。五月，三镇各率数千精兵开进长安，准备废掉昭宗，另立吉王李保。六月，李克用率兵大举南下，上表讨伐李茂贞等三人，并将檄文传给了三镇。其时，李茂贞的义子李继鹏担任右军指挥使，企图劫持昭宗前往李茂贞所在的凤翔；而王行瑜的弟弟王行实担任左军指挥使，也想劫持昭宗前往王行瑜的邠州。于是，两军就在长安城中开战，京师大乱，昭宗在禁军部将李筠的保护下逃往秦岭，七月初到达石门（今陕西蓝田西南）。

八月，李克用大军进驻渭桥，派兵前往石门护驾，并分兵进攻三镇。李茂贞震恐，杀掉李继鹏上表请罪。昭宗于是赦免李茂贞，命李克用讨伐王行瑜。八月底，昭宗返回长安。九月，李克用开始大举进攻王行瑜，于十一月初兵临邠州（今陕西彬县）城下。王行瑜抛弃城池，带着全家老小向西而逃，跑到庆州时被部将砍杀，首级传送京师。

十二月，朝廷进封李克用为晋王。李克用遣使谢恩，同时秘密向昭宗请求讨伐李茂贞。昭宗与近臣商议，众人一致认为，如果讨灭李茂贞，李克用将更加强大，势必无人可以制衡。昭宗认为与自己的想法不谋而合，遂婉拒了李克用的请求。李克用感叹：“我看朝廷的意思，似乎怀疑我别有用心。问题是，如果不铲除李茂贞，关中将永无宁日！”

后来发生的事实果然被李克用不幸而言中。

昭宗从石门返京之后，意识到必须重新组建一支直接效忠于他的军队，于是在神策两军之外又招募了数万人组建了殿后四军，并全部交付亲王统领。李茂贞遂以天子企图讨伐他为借口，于乾宁三年（公元896年）七月再次勒兵进逼京畿。昭宗一边遣使向李克用告急，一边再次逃离长安，准备前往李克用所在的太原。路过华州（今陕西华县）时，天子一行却被镇国节度使韩建极力挽留。昭宗本就对远走太原有所犹豫，于是决定留在华州。李茂贞带兵进入长安后，得到的仅仅是一座空城。

驻留华州的昭宗断然没有想到——他这是才脱虎口，又入狼窝！

由于其时李克用正被幽州的刘仁恭牵制，无暇南下勤王，所以昭宗便被韩建软禁了整整两年。在此期间，韩建与李茂贞互为表里，逼迫昭宗解散了刚刚组建的殿后四军，处决了护驾有功的禁军将领李筠，并且罢黜了诸王的兵权，令归私宅；不久，又发兵围攻诸王府邸，丧心病狂地杀死了十几个亲王；其后又迫使昭宗下诏罪己，并恢复了李茂贞的所有官爵，最后又致信与李克用修好。

做完这一切，韩建和李茂贞才于第三年八月把昭宗放还。

昭宗第二次回到长安之后，改元“光化”。这是他登基后的第五次改元。纵观昭宗一生，在位十五年，总共七次改元，平均差不多两年改一个年号，是自玄宗末年安史之乱以来改元最频繁的一任天子。

也许改元本身并不能直接说明什么问题。但是，当我们回溯整个唐朝历史，就会有一个耐人寻味的发现：唐太宗李世民一生在位二十三年，仅仅使用了“贞观”一个年号；而唐玄宗李隆基一生中最鼎盛的二十九年，也仅仅使用了“开元”一个年号。而这两个年号，却成了盛唐的标志，成了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太平盛世的代名词，并且从此作为繁荣富强的象征符号而令无数后人心驰神往、津津乐道。

反观唐昭宗李晔七次改元所置身的这个大黑暗与大崩溃的时代，我们也许就会有一种近乎无奈的顿悟——原来唐朝末年的这七个年号并不是年号。

它们是七簇血迹、七道泪痕，是一个巅峰王朝临终前的七声呼告，是一个末世帝王绝境中的七次挣扎，是一个突围未遂的士兵遗落在战场上的七把断戟，是一个失败的男人灵魂中永不愈合的——七道伤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