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朝的二十位皇帝中，唐宣宗李忱无疑是最富有传奇色彩的一个。

因为从小到大，他一直被视为“智障人士”。

在整个长安城，几乎所有认识他的人都这么认为。

从他出生的元和五年（公元810年）起，到他登基的会昌六年（公元846年），整整三十六年间，他几乎从未享受过真正的亲王待遇。

前面的三十年，他一直是皇族宗亲们取笑捉弄的对象；后来的几年，他又莫名其妙地成了武宗暗杀的目标，总是频频遭遇“意外事故”，每次都是命悬一线；最后一次，他被人扔进了宫厕里，差点就一命呜呼，所幸被一个宦官捞了出来，藏在臭气熏天的运粪车里，终于逃出生天；再后来，他隐姓埋名，长期流落民间，一直到登基为帝的几天前，他的身份还只是一个居无定所的游方和尚；当武宗病危、大明宫的各派政治势力正在为新君人选而展开激烈较量的时候，他却一无所知地在远离长安的某个地方云游和漂泊……

可所有认识他的人做梦也不会想到，仿佛就在一夜之间，历史佬儿的诡谲之手就把这位曾经的“智障人士”一举推上了大唐帝国的金銮殿，让他摇身一变，成了唐朝的第十六位天子！

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李忱即位之后，忽然爆发出前所未有的胆识、智慧和魄力，不但极大地遏制了一贯嚣张跋扈的藩镇势力和宦官势力，而且还把沦陷于吐蕃人手里将近一百年的河湟失地全境收复，缔造了唐朝中晚叶绝无仅有的最后一抹辉煌。

他在位的十三年，史称“大中之治”，也有人称其为“小贞观”。由于他的励精图治，后世史家也把他媲美于雄才大略的千古一帝李世民，因此称他为“小太宗”。

从“智障人士”到流亡者，再到游方和尚，最后又君临天下，成为一代强势帝王，唐宣宗的一生可谓是跌宕起伏、波澜壮阔，完全超乎人们的想象。

那么，这一切究竟是怎样炼成的？

李忱是唐宪宗李纯的十三子、唐穆宗李恒的弟弟，也是敬宗、文宗、武宗三朝天子的皇叔。如此尊贵的一个宗室亲王，怎么会在整个前半生都被当成傻子呢？

一切都要话说从头。

李忱虽然是宪宗的亲生儿子，但却是庶出。他母亲郑氏只不过是一名身份卑微的宫女，而且入宫前还是镇海节度使李琦的小妾。李琦后来因叛乱被诛，所以，郑氏其实就是宪宗皇帝平定镇海时获取的一件战利品。入宫之后，郑氏成了一个普通的侍女，因年轻貌美，被宪宗临幸，遂生下光王李怡（就是后来的宣宗李忱）。

由于母亲地位卑微，光王李怡出生后自然享受不到其他亲王那样的荣宠，只能在一个无人注目的角落里孤独成长。所以，他从小就显得落落寡欢、呆滞木讷，往往与其他亲王群居终日而不发一言。长大成人后，这种情况不但没有好转，反而越发严重。人们纷纷猜测，这可能和他在穆宗年间遭遇的一次惊吓有关。当时，光王入宫谒见懿安太后，不料刚好撞上宫人行刺，虽然是有惊无险，此事并未造成任何人员伤亡，但从此以后光王就变得更加沉默寡言。十六宅（李唐宗室亲王的聚居地）的皇族宗亲们于是认定，这个本来就呆头呆脑的家伙这回肯定是吓傻了！

此后无论大小场合，光王就成了专门被人取笑和捉弄的对象。有一次，文宗皇帝在十六宅宴请诸王，席间众人欢声笑语，唯独光王闷声不响，文宗就拿他开涮，说：“谁能让光叔开口说话，朕重重有赏！”诸王一哄而上，对他百般戏谑。可这个光叔始终都像一根木头，无论大伙如何戏弄他，他甚至连嘴角都不动一下。看着他那逆来顺受的模样，众人越发开心，文宗在一旁笑得前仰后合，众人也不断发出哄堂大笑。

可就在这时候，有一个年轻的亲王却忽然止住了笑容。

这个亲王就是后来的武宗李瀍。

虽然李瀍刚才戏弄光王的时候也很起劲，可现在他忽然在想——一个人居然能在任何时间、任何场合都不为一切外物所动，他如果不是愚不可及，就是深不可测！

李瀍忽然有点不寒而栗。他下意识地觉得，光王很可能属于后者。

到了李瀍登基之后，多年前那种不寒而栗的感觉始终挥之不去。

他越来越觉得，光王内心深处极有可能隐藏着一些不为人知的东西。倘若真的如此，那他这个天子就不能对此无动于衷了。

身边留着这么一个“深不可测”的人，迟早是个祸害！

后来，种种“意外事故”就频频降临到光王身上。要么是和皇帝一起玩马球时突然从马上坠落，要么就是在宫中走着走着，忽然被什么东西绊倒，一骨碌从台阶上滚了下来……总之，没有哪一次不是摔得鼻青脸肿、满身伤痕。

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午后，光王和诸亲王随同天子出游，其间众人又在一起聚宴畅饮，酒后回宫时天色已晚，大家都有些醉意蒙眬。没有人注意到，那个倒霉的光叔又一次从马背上“意外”跌落，昏倒在了冰天雪地之中。

漫天飘飞的鹅毛大雪很快就把他层层覆盖。

武宗料定——这个“失足坠马”的光叔这次肯定是回不来了。

可是，第二天一大早，天刚蒙蒙亮，人们就在十六宅里看见了光王——一个活的光王。

尽管走路的时候一瘸一拐，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可一个活生生的光王还是出人意料地站在了武宗的面前。

他好像死不了，无论怎么折腾就是死不了！

武宗最后终于横下一条心。

他决定一劳永逸地剪除这个潜在的祸患。

随后的一天，光王突然被四名内侍宦官绑架，不由分说地关进了永巷，几天后又被捆得像个肉粽一样扔进了宫厕。内侍宦官仇公武对武宗说，这种贱骨头没那么容易死，干脆给他一刀，一了百了。武宗点头同意。仇公武随后赶到宫厕，趁人不注意，偷偷把奄奄一息的光王捞了出来，随即用粪土覆盖在他身上，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他运出了宫。

经历了九死一生的光王，从此离开长安，流落民间……

后来的许多笔记史都称，光王隐姓埋名、跋山涉水，一路逃到了浙江盐官（今浙江海宁市西南）的安国寺落发为僧，法名琼俊。二百多年后，北宋的大文豪、著名的佛教居士苏轼途经此处，追忆唐宣宗李忱的这段传奇人生，特地留下了一首诗：“已将世界等微尘，空里浮花梦里身。岂为龙颜更分别，只应天眼识天人。”

宣宗登基前曾经遁入空门的故事虽然不见于唐朝正史，但是在南唐尉迟偓的《中朝故事》、唐末韦昭度的《续皇王宝运录》和令狐澄的《贞陵遗事》等笔记史中，我们都能发现相关记载。

据说，沙弥琼俊后来成了一名四处参学的云水僧，曾与佛教禅宗史上的著名高僧黄檗禅师一起云游。当他们走到江西的百丈山时，黄檗禅师凝望着悬崖峭壁上奔腾飞溅的一道瀑布，忽然吟出一句：“千岩万壑不辞劳，远看方知出处高。”

沙弥琼俊微笑地注视着黄檗。他知道，这个智慧过人的老和尚早已洞察了他与众不同的身世，也窥破了他深藏不露的内心。

他略微沉吟之后，朗声对出了下句。那一刻，黄檗禅师看见一道自信而孤傲的光芒正从沙弥琼俊的眸中激射而出，他听见琼俊对出的下句是——“溪涧岂能留得住，终归大海作波涛！”

会昌六年（公元846年）春天，武宗病危，他的几个儿子都还年幼，帝国没有储君，朝野上下人心惶惶。

就在这个微妙的时刻，光王悄然回到了长安。

这个命运多蹇大难不死的光王、这个早已被世人遗忘得一干二净的光王，忽然在宦官仇公武、马元贽等人的簇拥下，出人意料地回到了长安。

这一年暮春，光王李怡成了“皇太叔”，而且改名李忱。

所有人都知道，在“皇叔”的称谓中多了一个“太”字，就是储君的象征。武宗一旦驾崩，这个皇太叔李忱就会理所当然地成为新的大唐天子。

当年的智障人士，居然马上就要成为金銮殿上的真龙天子？所有人都觉得难以置信和不可思议。

可他们很快就回过神来了。

因为光王是宦官仇公武等人带回来的。而宦官们需要的就是一个傀儡——一个可以任由他们摆布的窝囊废和应声虫！既然如此，光王当然就是不二人选。在李唐宗室的诸多亲王中，还有谁比光王更适合充当这个傀儡呢？

在皇太叔李忱接见文武百官的仪式上，宦官仇公武的脸上一直**漾着一个心花怒放的笑容。

是的，他有理由这么笑。好几年前他就知道，自己从臭气熏天的宫厕中捞出的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傻子，而是一块举足轻重的政治筹码！他知道自己有朝一日一定能够把他拱上帝座，然后顺理成章地掌控朝政！

而今，一切终于如愿以偿，仇公武当然有理由笑得这么灿烂。

然而，接下来的日子，当李忱开始着手处理政务时，仇公武就笑不出来了。

因为眼前的李忱忽然变得无比陌生。他神色威严，目光从容，言谈举止沉着有力，决断政务有条不紊，看上去和从前完全判若两人！

仇公武既震惊又困惑。

难道说，这才是光王的本来面目？

难道这三十六年来他一直在装疯卖傻，一直在隐藏真实的自己？

直到此时，仇公武才恍然大悟，原来武宗当年之所以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把这个“傻子光叔”置于死地，是因为在他那愚痴木讷的外表之下，其实一直隐藏着常人莫及的才干和韬略。

可现在明白已经太晚了。因为木已成舟，生米已经做成熟饭。仇公武悲哀而无奈地意识到——自己处心积虑所做的这一切，到头来只是替李忱做了一回嫁衣裳！

宣宗李忱刚一即位，就施展了一系列雷霆手段。

隐忍了大半生的他，似乎迫不及待地要将武宗李瀍所建立的一切彻底推翻。

首当其冲者，就是武宗一朝的强势宰相李德裕及其党人。李忱正式执政的第二天就罢免了李德裕，此后短短的一年多时间，宣宗就把所有重要的李党成员全部贬出了朝廷，用行动全盘否定了会昌政治，同时迅速拔擢了一批新人，完成了对中枢政治的换血，建立了他自己的宰执班子。

李忱执政的大中时代之所以被后人誉为“小贞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宣宗李忱的自律和勤政。

登基不久，宣宗便命人把《贞观政要》书写在屏风上，时常站在屏风前逐字逐句地阅读。此外，他还命翰林学士令狐绹每天朗读太宗所撰的《金镜》给他听，凡是听到重要的地方，便会让令狐绹停下来，说：“若欲天下太平，当以此言为首要。”

还有一件事也足以证明宣宗的勤政确实非一般君主可比。有一天，宣宗忽然对令狐绹说：“朕想知道文武百官的姓名和官秩。”百官人数多如牛毛，天子如何认得过来？令狐绹顿时大为踌躇，只好据实禀报：“六品以下，官职低微，数目众多，都由吏部授职；五品以上，才是由宰执提名，然后制诏宣授，各有簿籍及册命，称为‘具员’。”

宣宗随后便命宰相编了五卷本的《具员御览》，放在案头时时翻阅。

勤政的君主总是喜欢事必躬亲，并且总能明察秋毫，宣宗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尤其明显。有一次，他到北苑打猎，遇到一个樵夫。李忱问他的县籍，那人回说是泾阳人，李忱就问他县官是谁，樵夫答：“李行言。”李忱又问：“政事治理得如何？”樵夫说：“此人不善通融，甚为固执。他曾经抓了几个强盗，这些强盗跟北司的禁军有些交情，北司就点名要他放人，李行言不但不放，还把这几个人杀了。”

李忱听完后一言不发，回宫后就把此事和李行言的名字记了下来，钉在了柱子上。事情过去一个多月后，恰逢李行言升任海州刺史，入朝谢恩，宣宗就赐给他金鱼袋和紫衣。有唐一代，这象征着极大的荣宠，尤其在宣宗一朝，这样的赏赐更是绝无仅有。李行言受宠若惊，同时又大惑不解。宣宗说：“你知道为什么能穿上紫衣吗？”李行言诚惶诚恐地说不知道，宣宗就命人取下殿柱上的帖子给他看。

还有一次，宣宗到渭水狩猎，路过一处佛祠，看见醴泉县的一些父老正在设斋祷祝，祈求任期已满的醴泉县令李君奭能够留任。宣宗将这个县令的名字默记在心。过后，怀州刺史出缺，宣宗遂亲笔写给宰相一张条子，将此职授予李君奭。宰相们愕然良久，不知道一个区区的醴泉县令何以竟能上达天听，得到皇帝的青睐。随后，李君奭入朝谢恩，天子将此事一说，宰相们才恍然大悟。

久而久之，朝臣们就明白了，皇上表面上是外出游猎，其实真正的目的是为了深入民间，了解民情，并且实地考察地方官吏的政绩。

但是天下之大，宣宗不可能全部走遍，为此他特意想了个办法，密令翰林学士韦澳将天下各州的风土人情以及民生利弊编为一册，专门供他阅览。天子将其命名为《处分语》，此事除了韦澳之外无人知晓。不久，邓州刺史薛弘宗入朝奏事，下殿后忍不住对韦澳说：“皇上对本州事务了解和熟悉的程度真是令人惊叹啊！”韦澳当然知道，天子掌握的资料正是出自《处分语》。

在这种目光如炬洞察一切的天子面前，如果有人心存侥幸，那他就要遭殃了。有一次，主管财政的大臣在奏疏中把“渍污帛”（被水浸湿污染的布帛）中的“渍”写成了“清”，枢密承旨孙隐中就把那个错字的笔画修改了一下。不料，宣宗一拿到奏疏，一眼就看见了那个被涂改过的字，顿时勃然大怒，下令追查涂改奏疏的人。孙隐中随后便以“擅改奏章”的罪名遭到了处罚。

还有一次，新任的建州（今福建建瓯市）刺史于延陵赴任前入朝辞行。宣宗问他：“建州距京师多远？”于延陵说：“八千里。”宣宗说：“你到任之后，为政的善恶我都会了如指掌。不要以为那地方远，这阶前就可直通万里，你明白吗？”于延陵当即吓得手足无措，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宣宗安慰了他几句就让他上路了。于延陵就任后，或许是把天子的告诫忘了，或许是不相信天子真有那么神，总之在建州的政绩并不理想，所以没多久就被贬为复州司马。果然如宣宗所说，于延陵在建州的一举一动根本没能逃脱他的法眼。

宣宗的事必躬亲还不仅仅体现在治理朝政上，就连生活中的一些琐碎事务也是如此。宫中负责洒扫的那些杂役，宣宗只要见过一面就能记住他们的姓名和各自的职能，所以不管宫中要做什么事、派什么活，天子往往随口就能点名让人去干，而且每次派任都毫无差错，让宫中的宦官和差役们咂舌不已。

宣宗一朝，原本甚嚣尘上的“牛李党争”终于偃旗息鼓，其原因除了两党的党魁相继离世之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由于宣宗驾驭百官的智术、心机和手腕均非前朝的历任天子可比。

早在大中初年，人们从宰相马植旋起旋落的命运中就已经明白了一点——要在这个强势天子的朝廷上结党，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马植是在大中二年（公元848年）五月入相的，本来干得好好的，可到了大中四年（公元850年）四月，马植突然被一纸诏书贬出了朝廷，外放为天平节度使。

此次贬谪在事前毫无征兆，所以人们对此感到难以理解。后来他们才知道：原来是一条宝玉腰带惹的祸。

这条宝玉腰带是御用物品，天子在不久前把它赏赐给了左军中尉马元贽。众所周知，宦官马元贽是拥立宣宗即位的主要功臣之一。所以，不管天子在内心如何看待这个功高权重的宦官，反正在表面上，天子对他是极尽恩宠和礼遇之能事，从登基之后便赏赐不断，这条腰带只是为数众多的赐物之一。

可忽然有一天，在朝会上，宣宗却赫然发现——这条腰带系在了宰相马植的腰上。

这个发现非同小可。天子立刻产生了极大的怀疑和警觉。他当场质问马植，这条腰带是不是马元贽送给他的。马植已经意识到自己闯了大祸，不敢隐瞒，只好道出真相。第二天，宣宗李忱就毫不留情地罢去了他的相职，并将他贬出朝廷。

因为一条腰带而罢去一位宰相，这种事情乍一看会让人觉得荒谬。可在宣宗李忱看来，这件事一点也不荒谬。

他的理由是：马植与马元贽本来就是同宗，而他们一个是当朝宰辅，一个是得势宦官，具有这种关系和身份的两个人原本就应该主动避嫌而不能走得太近，如今马元贽居然把天子的赐物转送给马植，那就证明他们已经越过了雷池，天子就完全有理由认为他们有结党的嫌疑。轰轰烈烈的牛李党争刚刚过去，它给天子留下的记忆太深刻了——在此前每一度你死我亡的激烈党争背后，都曾经站着宦官的身影。

所以，宣宗绝不会让这一幕在他面前重演。

退一步讲，就算马植与马元贽不搞党争，可仅仅是“禁中与外廷暗中交通”这个事实本身，就足以对登基未久的天子构成某种潜在的威胁了。宣宗绝不会让自己像文宗那样受制于强势宦官仇士良，也不可能像武宗那样事事听从于强势宰相李德裕。

因为，李忱是一个强势天子！

在宣宗一朝前前后后的诸多宰相之中，令狐绹是在位时间最久的一个。从大中四年（公元850年）十月起，到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十二月宣宗驾崩止，令狐绹为相近十年之久，几乎与宣宗一朝相始终。而令狐绹之所以能稳居相位的唯一秘诀，既不是因为他的政绩特别突出，也不是因为他建立了怎样的功勋，而仅仅是因为——他自觉主动地放弃了相权。

也就是说，他人在其位却不谋其政，把宰相应有的权力都拱手让给了天子。

这是他的聪明之处，也是他的无奈之处。要在强势天子李忱的朝廷中做稳宰相，除了选择这样的生存之道以外，令狐绹别无他法。

然而，即便令狐绹十年如一日地夹着尾巴做人，也难免会有偶露峥嵘的时候。而仅仅是这一两次偶露峥嵘，就足以导致宣宗的怀疑、愤怒和指责。

我们在前面已经不止一次地看到，宣宗极为重视地方官吏的品行和能力，所以他总是会尽可能地亲自把关。为此他下诏规定，各地方刺史一旦要调往他州任职，一律要先到京师当面向天子作述职报告，经过天子面试合格之后才能调任他州。令狐绹有一次将一个刺史调往邻州，由于此人与他是旧交，而且考虑到只是在相邻两州之间调动，就没有要求他绕道到京师述职，而是直接赴任。随后宣宗看到了此人赴任后呈上的谢恩表，发现此人没有经过他的面试，马上质问令狐绹。

令狐绹慌忙解释：“因为两地距离较近，想省去迎来送往的繁文缛节而已。”

宣宗顿时脸色一沉，说：“如今各地方刺史大多不称职，往往为害百姓，所以朕才要一一接见，考察他们的行政能力，按其能力高低决定去就。这道诏命颁发已久，如今却被弃置一旁，可见如今的宰相相当有权啊！”

那一刻，令狐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虽然是寒冬腊月，但全身瞬间爆发出的冷汗还是浸透了他的裘衣。令狐绹曾经不止一次地对人说：“吾十年秉政，最承恩遇。然每延英（延英殿）奏事，未尝不汗沾衣也！”（《资治通鉴》卷二四九）

宣宗李忱在位期间，除了以强硬手腕消灭党争，并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宦官的嚣张气焰之外，还有一项巨大的历史功绩也不可不提。

那就是河湟的收复。

自从安史之乱以来，河湟地区（甘肃及青海东部）已经在吐蕃人的手中沦陷了将近一百年之久。玄宗之后的历任天子、尤其是宪宗李纯，虽然大都怀有收复河湟的志向，但始终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因为藩镇之乱连年不绝，朝廷不得不屡屡用兵，而且朝政又被党争和阉祸搞得乌烟瘴气，使得李唐王朝自顾尚且不暇，更不用说腾出手去对付吐蕃人了。到了武宗会昌年间，形势开始发生逆转——吐蕃爆发了大规模内战，国内政局紊乱，人心离散。

上天似乎注定要把收复河湟的历史功绩送给宣宗李忱。

因为吐蕃开始走向衰亡的时候，正是他登上历史舞台的前夕。

李忱即位后的大中三年（公元849年）二月，原本在吐蕃控制之下的秦州、原州、安乐州，以及石门、驿藏、制胜、石峡、木靖、木峡、六盘等“三州七关”在一夜之间全部归降大唐。

本来三州七关的收复就已经够让大唐臣民出乎意料了，没想到短短两年之后，所有河湟失地竟然又被一个叫张义潮的人一一收复，全部回归了大唐版图。

不可否认，百年失地的收复并不是宣宗的武功，而是一时的机运。如果说“遏制宦官”和“整顿吏治”的确是出于宣宗的个人努力的话，那么“收复河湟”却显然是上天的馈赠。但不管怎么说，自从安史之乱后，已经在内忧外患的灰暗历史中艰难行进了一百年的大唐帝国，毕竟还是在宣宗李忱的手里闪耀出了一抹辉煌。

就连一直以来作为帝国心腹之患的跋扈藩镇在宣宗一朝也显得相对平静，没有再掀起太大的波澜。其中的客观因素固然是武宗一朝强力平藩所打下的基础，而主观原因则是宣宗在藩镇事务上采取了灵活而务实的政策，既非力主征伐，亦非任意姑息，而是根据具体情况决定应对的策略，从而避免了像前几朝那样大规模的战争和动乱。

宣宗时代，帝国虽然称不上是太平盛世，但起码也算是承平之局。“大中之治”落下帷幕后，历史给予了李忱很高的评价：“宣宗明察沉断，用法无私，从谏如流，重惜官赏，恭谨节俭，惠爱民物。故大中之政，迄于唐亡，人思咏之，谓之‘小太宗’！”（《资治通鉴》卷二四九）

但令人遗憾的是，宣宗后来也走上了历任李唐天子的老路，开始如痴如醉地追求长生、服食丹药，结果健康状况迅速恶化，于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八月驾崩。同月，宦官王宗实等人拥立宣宗长子郓王李温（同时改名李漼）即位，是为唐懿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