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宪宗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夏天，朝廷举行“贤良方正”制举考试，华州参军李宗闵、伊阙县尉牛僧孺等一批低级官吏入京赴试。这些年轻士人初生牛犊不怕虎，在策试中放言抨击时弊，指陈朝政缺失。主考官杨于陵、韦贯之对他们非常欣赏，于是把李宗闵和牛僧孺列为甲等。宪宗皇帝看过试卷后，也颇为嘉许。

然而，尽管他们的大胆言论获得了天子和主考官的赞赏，可还是把宰相李吉甫往死里得罪了。

在李吉甫看来，这些人抨击朝政就等于是在抨击他这个当朝宰辅，而天子和主考官对他们的录用和赏识也无异于是在扇他李某人的耳光！

李吉甫愤然而起，马上去找宪宗告状。

当然，他不会说这些考生得罪了他，而是声称本次策试的复试主考官之一、翰林学士王涯是某位考生的亲舅舅，可王涯不但不避嫌，还录取了他的外甥，这足以说明本次科考有暗箱操作、任人唯亲的嫌疑。

宪宗皇帝虽然多少能猜出几分李吉甫的真实用心，可他刚登基不久，事事需要倚重当朝宰辅，当然不可能为此跟宰相把关系搞僵。无奈之下，宪宗只好把主考官杨于陵、韦贯之、王涯等人全部贬谪。而李宗闵、牛僧孺等人不仅名落孙山，而且从此被划入了朝廷的黑名单。

这些因言获罪的年轻士子虽然满腔悲愤，可他们无计可施，只能自谋出路。此后，他们在各地藩镇漂流辗转，屈尊俯就地当了好些年的低级幕僚，长期得不到升迁，更不可能入朝为官……

到了穆宗即位后的长庆元年（公元821年），李宗闵好不容易入朝当了中书舍人，可时任翰林学士的李德裕（李吉甫之子）却不忘旧怨，处心积虑地对穆宗施加影响，再度把李宗闵贬出朝廷，外放为剑州（今四川剑阁县）刺史。

李宗闵从此对李氏父子恨之入骨。

他发誓只要有一天东山再起，必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俗话说，风水轮流转。几年后，形势果然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李德裕遭宰相李逢吉排挤，被贬为浙西观察使，而时任御史中丞的牛僧孺又因官声清廉擢为宰相。李宗闵随之时来运转，于穆宗末年回朝复任中书舍人。此后敬宗即位，李宗闵又升任吏部侍郎。

到了文宗即位后的大和三年（公元829年）八月，由于文宗急欲起用年富力强的宰相，四朝元老裴度便向文宗推荐了李德裕。文宗随即征召李德裕入朝担任兵部侍郎，准备择日拜相。

眼见老对手大有入相之势，李宗闵顿感不妙，马上展开活动，暗中贿赂当权宦官，不断对文宗施加压力，终于赶在对手之前当上了宰相，随后便将刚刚回朝的李德裕外放为义成节度使。次年正月，李宗闵又举荐数年前因不满敬宗昏庸而主动去职的牛僧孺回朝复相。

就这样，当年被李氏父子极力打压的李、牛二人现在终于翻身做主，成了满朝文武马首是瞻的宰辅重臣。大权在握之后，李宗闵和牛僧孺开始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联手实施了大规模的政治清洗，把一大批被视为“李党”（李德裕之党）的朝臣纷纷贬出朝廷，就连德高望重的四朝元老裴度也未能幸免，被外放为山南东道节度使。与此同时，另一批朝臣纷纷投奔到这个强势崛起的阵营中，史称“牛党”（牛僧孺、李宗闵之党）。

一场轰轰烈烈的牛李党争就此拉开序幕。

没有人料到，这场朋党之争最终竟然会演变成一场持续四十多年的政治风暴。

自宪宗时代起，历穆、敬、文、武、宣，前后六朝，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帝国的所有高层官员几乎全部卷入这场规模空前的党派斗争。牛、李二党均以正人君子自居，矢口否认自己结党，而极力抨击对方都是结党营私的卑鄙小人。只要哪一党的成员夺取了宰相之位，立马擢升本党成员占据朝廷的重要职位，而另一党随即遭到无情的报复和清洗。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政治斗争中，国家安危、天下兴亡、百姓祸福、朝政得失，全都被他们抛诸脑后，唯有**裸的党派利益和个人利益成为他们立身处世的最高原则。为了抢班夺权、打击对手，这些熟读圣贤书的士大夫甚至不惜出卖人格、投靠宦官，致使阉宦集团的势力更加强大、气焰更为嚣张。

对于本来就已忧患重重的李唐王朝来讲，如此恶劣的官场斗争无异于雪上加霜。除了藩镇割据和宦官擅权之外，朋党之争无疑是倾覆大唐帝国的三大祸首之一。

李党领袖李德裕被贬出朝廷后，先是出任义成节度使，旋即又调任西川。西川是大唐帝国防御吐蕃和南诏的军事重镇，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在这个位子上，最容易判断一个官员的政治和军事才能。

而李德裕正是在这个西川节度使的任上充分展现了他的过人才干。前任郭钊由于年老多病，给他留下的是一个边备废弛、军粮短缺、士卒懈怠的烂摊子。李德裕一到任，马上修建了一座“筹边楼”，作为整顿边防的军事指挥中心。随后，命人详细画出了一张南至南诏、西至吐蕃的西川战区地图。此后，李德裕每天都召见那些长期戍边、熟悉边防的老兵，详细向他们询问山川形势、城镇位置以及每条道路的远近宽狭等交通情形。不出一个月，李德裕已经对整个西川的战略形势了如指掌。

与此同时，李德裕还积极整修边塞、储存粮食、训练士卒、调整军队部署，迅速扭转了原先的不利局面，使整个西川战区的边防形势焕然一新。

所有这一切，都被远在朝廷的牛党看在眼里。

原以为把李德裕排挤出长安就意味着终结了他的政治前途，没想到他在广阔天地里反而大有作为，这实在是出乎牛党的预料。

牛僧孺和李宗闵冷冷注视着西川，一直想找一个机会挫挫李德裕的风头和锐气。

大和五年（公元831年）九月，机会终于出现了。

起因是吐蕃的维州（今四川理县）副使悉怛谋率部向李德裕投降。李德裕认为这是削弱吐蕃的良机，立刻飞书朝廷，奏称：“臣准备派遣军队直捣吐蕃腹地，一洗我大唐长久以来所蒙受的耻辱！”奏疏交到尚书省，文宗召集百官商议。多数朝臣一致认为应该批准李德裕的作战计划。

关键时刻，牛僧孺发言了。

他说：“吐蕃的土地，四面各有万里，失去一个维州，并不能削弱他们的势力。况且近来我大唐与吐蕃两国修好，相约撤除边防警戒。大唐与西戎交往，信守盟约最为重要。如果他们以我国失信为由出兵，用不了三天，前锋骑兵就会直抵咸阳桥。到那个时候，西南数千里外就算得到一百个维州，又有什么意义？如果无端抛弃诚信，对国家只有害处，没有裨益。这种事情是连一个匹夫都不愿干的，更何况一个帝王！”

这番话说得高瞻远瞩、大义凛然。文宗皇帝听得频频点头，觉得煌煌大唐实在不应该见小利而忘大义，遂下令李德裕逮捕悉怛谋及其部众，把人和城池全部归还吐蕃。交接的当天，吐蕃人就在边境线上把悉怛谋等人全部砍杀了。

在悉怛谋事件过去一年多之后，由于原西川监军宦官王践言回朝就任枢密使，文宗皇帝才听到了来自牛党之外的有关这个事件的不同声音。王践言不止一次对天子说：“当初把悉怛谋逮捕送还吐蕃，让吐蕃方面称心快意，杜绝了日后吐蕃人归降大唐的机会和可能性，实在是个下下之策。”

文宗直到此刻才意识到，牛僧孺当时那个冠冕堂皇的建议背后，事实上仍然是党派斗争和个人恩怨的动机在作祟。与此同时，李党成员也纷纷反击，称牛僧孺此举纯粹是公报私仇，目的是妨碍李德裕为国立功。

从此，文宗开始疏远牛僧孺。

牛僧孺内心不安，主动上表请辞，旋即外放为淮南节度使。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在人们的意料之中了。短短几天后，李德裕入朝就任兵部尚书。数年前失之交臂的宰相之位，终于再度向他招手了。

同盟者黯然离去，老对手卷土重来，这不禁让李宗闵感到忧心忡忡。他知道李德裕随时可能入相，于是千方百计地进行阻挠。然而，李德裕这几年在西川取得的政绩是有目共睹的，此刻天子对他的信任和期待也是前所未有的。尽管李宗闵挖空心思地在背后搞了一系列小动作，结果还是一场徒劳。

大和七年（公元833年）二月，李德裕正式入相。文宗在接见他的时候，有意无意地谈起了令人头疼的党争问题。李德裕毫不讳言地说：“当今朝廷的士大夫，起码有三分之一以上是朋党！”

当然，李德裕自认为他和他的同志们绝对是在这三分之一以外的。

于是，李德裕回朝后立即着手的事情，便是率领他那“非朋党”的同志们，对那“三分之一”的朋党展开了新一轮的政治清洗。与此同时，一些早先被排挤出朝的“非朋党”的同志们，又在李德裕的援引下纷纷回到中央。而这些事情最后朝向的那个毋庸置疑的逻辑终点，便是李宗闵的罢相。

六月，李宗闵被外放为山南西道节度使，与牛僧孺罢相时隔仅仅半年。

至于说李德裕这么干算不算是党争，似乎不是一个很难判断的问题。

我们相信，文宗李昂断不至于看不懂这些事情的真相。

然而，看得懂又怎么样呢？

当一个帝国的所有高层官员都已经深陷党争的泥潭而无力自拔的时候，当国家利益、朝廷利益和百姓利益都已经习惯成自然地在党派利益和个人利益面前让路的时候，这个孤掌难鸣的年轻天子，又如何能够力挽狂澜呢？除非他不分牛党李党，在一夜之间把帝国的所有高层官员清理一空，否则他也只能在两党恶斗的夹缝中尽力寻求一种无奈的平衡，在防止一党独大的道路上走一步看一步地艰难前行……

除此之外，天子李昂还能做什么呢？

此后的日子，牛李党争愈演愈烈，朝中一片乌烟瘴气。文宗时常哀叹：“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资治通鉴》卷二四五）

大和九年（公元835年），文宗起用李训和郑注，大力打击朋党，于是牛、李二党均遭贬谪，朋党之争一度消歇。随后甘露之变爆发，朝政大权被宦官集团一手把持。开成五年（公元840年）正月，年仅三十二岁的文宗驾崩，仇士良拥立皇太弟李瀍（后改名李炎）即位，是为唐武宗。同年九月，武宗征召李德裕回朝复相。

会昌三年（公元843年）四月，昭义（今属山西）节度使刘从谏病卒，其侄子刘稹秘不发丧，掌管了军政大权，同时逼迫监军宦官代他上疏朝廷，请立为留后。

武宗征求宰相和百官的意见，宰相们和大多数朝臣都认为应该授予刘稹留后之职，唯独李德裕一人坚决反对，并力主征伐。武宗采纳了他的建议。

以往，每当河朔诸镇有节度使死亡、后人或部将企图自立，朝廷必定先派出吊祭使前往吊唁，其次再派册赠使、宣慰使前去刺探和斡旋。如果不准备承认其自立，也会先封他一个官爵，直到出现军队抗命的情况，朝廷才会出兵。所以，往往一拖就是大半年，等到战事拉开，藩镇早已做好了充分的战争准备。而这次，武宗李炎把所有装模作样的繁文缛节和太极推手全部取消了，直接命令五道兵马合攻昭义。

战争打响后，刘稹就在中央军队的强大攻势下节节败退，到了会昌四年（公元844年）闰七月，刘稹的心腹将领高文端投诚，为朝廷提供了许多重大的军事情报，于是加速了刘稹的失败。八月，作为昭义镇主要税赋来源的邢、洺、磁三州又相率归降，昭义镇顿时人心惶惶，刘稹旋即被手下大将刺杀，昭义宣告平定。

昭义的成功收复为李德裕获取了空前的政治资本。在这种时候，他当然不会忘记利用手中的权力继续打击他的老对手：牛僧孺和李宗闵。

即便这两个人已经被打翻在地，他还是会毫不犹豫地踏上一脚。

他随即捏造证据，诬陷牛、李二人与刘从谏串通谋反。

武宗勃然大怒，随后便将牛僧孺和李宗闵一贬再贬，直至流放岭南。

会昌四年（公元844年）冬天，当牛僧孺和李宗闵满面风霜地奔走在一站比一站更远的流放路上时，位极人臣、功成名就的李德裕正在他温暖如春的宰相府中赋诗饮酒，并欣赏着窗外美丽的雪景。

李德裕无限感慨，同时又怀有一丝庆幸。

他庆幸和这两个老对手斗了这么多年，自己总算笑到了最后。

一切都已尘埃落定。

从今往后，自己终于可以安安心心地做一个太平宰相了！

可是，李德裕高兴得太早了。

其实，一切都还没有结束。

他以为刚刚三十出头的天子李炎必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统治这个帝国，所以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也必将在未来的岁月里不可动摇地保持下去。

可他错了。

因为年轻的天子即将不久于人世。

武宗从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开始，就鬼使神差地走上了和他祖父宪宗、父亲穆宗一模一样的老路——服食丹药、希求长生。

这一年秋天，武宗变得性情暴躁、喜怒无常，而且身上的许多器官也都出了毛病。

会昌六年（公元846年）正月三日，天子忽然不能上朝了。李德裕和满朝文武意识到事态严重，立刻要求入宫晋见天子，却被天子身边的当权宦官一口拒绝。

李德裕无论如何也不会料到，时任左军中尉马元贽和内侍宦官仇公武已经秘密敲定了新天子的人选。

在此期间，禁中与外廷消息隔绝。李德裕和满朝文武虽然忧心忡忡，但是无计可施。他们在惶惶不安中等到了三月二十日，终于接到禁中发布的一道“天子”诏书：立光王李怡为皇太叔，改名忱，即日起全权负责一切军国大事。

很显然，这道诏书出自宦官之手。

可当李德裕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一切都已经太晚了。

数日后，唐武宗李炎（患病期间改名）驾崩，李忱即位，是为唐宣宗。

四月初一，新天子李忱开始正式治理朝政。

四月初二，李德裕被罢相，外放为荆南（今属湖北）节度使。

作为一个大权独揽的强势宰相，李德裕知道自己不可能见容于新天子。只是他断然没有料到——这一纸贬谪诏书居然会来得这么快。

不独李德裕自己感到意外，满朝文武也无不惊骇。虽说一朝天子一朝臣，可执政的第二天就把这么一个位高权重、功勋卓著的帝国元老扫地出门，这种雷霆手段实在是不多见。

随着李德裕在一夜之间垮台，朝野上下的人们不约而同地预感到——帝国政坛新一轮的乾坤倒转很快就会到来。

这一年八月，宣宗下了一道诏书，把武宗一朝被贬谪流放的五位宰相牛僧孺、李宗闵、杨嗣复、李珏、崔珙在一天之间全部内调。

五位前朝宰相百感交集地打点行囊，迫不及待地踏上了北上的马车。

可是，李宗闵未及北上便死在了贬所，不久后牛僧孺也因病亡故。

而李德裕的日子也并不好过。后来的几年中，他被一贬再贬，最后贬到了偏远荒凉的崖州（今海南琼山市）。

大中三年（公元849年）十二月十日，李德裕在无尽的凄怆与苍凉中溘然长逝，终年六十三岁。临终之前，李德裕登上崖州城头，最后一次遥望了一眼北方的天空，留下了一首绝命诗《登崖州城作》：“独上高楼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青山似欲留人住，百匝千遭绕郡城。”

随着牛、李二党党魁的相继离世，曾经甚嚣尘上的牛李党争终于落下了帷幕。

到头来，究竟是谁笑到了最后？

如果我们只把目光停留在此刻，肯定不会有答案。

可是，如果我们把目光拉长二十年、三十年，直至拉到五十多年后的公元907年，当十六岁的唐哀帝李柷把支离破碎的李唐江山拱手交给那个名叫朱全忠的人时，我们方能从历史佬儿为我们准确记录下的这个长镜头中，看见一个触目惊心的历史事实，那就是——党争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灾难，一场自掘坟墓的王朝悲剧。

在这样的灾难和悲剧中，从来就没有赢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