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是一个诗的国度。

有唐一朝不满三百年，却给后人留下了将近5万首诗歌，比先秦至南北朝的诗篇总数还多出数倍。在清人编纂的《全唐诗》中，有姓名可考的诗人就有2300多位。而且，唐诗不仅在数量上冠绝百代，在艺术造诣、精神内涵、思想深度和整体的质量上，也是独步千古，令后人叹为观止。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

如果说唐诗是中国文学史上光耀千秋的一顶桂冠，那么，“诗仙”李白和“诗圣”杜甫无疑就是这顶桂冠上璀璨夺目的两颗明珠。时至今日，李、杜的诗章依然脍炙人口，他们的盛名亦可谓妇孺皆知。如今，用百度的搜索引擎一搜，李白的相关网页多达1830万篇，杜甫也有1280万篇，其超越时空、亘古不衰的影响力于此可见一斑。诚如韩愈所言：“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调张籍》）

（一）李白

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生于公元701年（武则天长安元年）。他的籍贯历来有两种说法：《旧唐书》说是“山东人”（当时的山东泛指崤山以东，亦即今天的黄河中下游地区）；《新唐书》则说他是李唐皇室的旁支、十六国时凉武昭王李暠的九世孙，若按此说，李白的籍贯应是陇西成纪（今甘肃静宁西南）。李白自己在《与韩荆州书》中，有这样一句话“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故此说当可成立。

除了籍贯，李白的出生地也是一个历来争讼不已的谜。

《新唐书》称：“其先隋末以罪徙西域，神龙初，遁还，客巴西。”意思是他的祖辈在隋朝末年因罪流放西域，直到神龙初年才潜逃回来，客居今四川阆中一带，他母亲就在这里生了他。此外，还有一个说法，出自范传正所撰的《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范传正是李白之子的好友，曾为李白迁墓。他在迁墓后新立的碑文中称，李白的祖辈因“隋末多难，一房被窜于碎叶，流离散落，隐易姓名”。郭沫若据此考证李白出生在中亚的碎叶，即今吉尔吉斯斯坦北部的托克马克市附近。当今的学术界对此仍有争议，尚无定论，但大部分人同意此说。

据说李白出生时，其母梦见长庚星（又称太白金星），故取名“白”，字“太白”。李白曾被贺知章称为“谪仙”，身后又有“诗仙”之誉，而且生性狂放不羁、好酒任侠，一生豪迈洒脱、卓尔不群，的确颇有星宿下凡、游戏人间之态。

李白五岁时，随父母迁居绵州昌隆县青莲乡（今四川江油市）。据说，他十岁即精通五经，曾经梦见笔头生花，“少有逸才，志气宏放，飘然有超世之心”（《旧唐书·李白传》）。当时的益州长史、素以文才著称的苏颋（开元初曾与宋璟同朝为相）对他印象深刻，曾盛赞其才：“是子天才英特，少益以学，可比相如。”（《新唐书·李白传》）然而，李白性喜纵横之术，自认为“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所以不愿在书斋中皓首穷经，更喜欢仗剑游历天下，同时也向往着入仕为官，“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

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秋，李白为了实现他的远大抱负，终于“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上安州裴长史书》）。他自峨眉山出蜀，顺江东下，渡荆门，至江陵，游洞庭，登庐山，又游历金陵、扬州等地。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他在安陆（今湖北安陆市）娶了已故宰相许圉师的孙女为妻，遂寓居于此。

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年届而立的李白第一次来到长安，寓居终南山。那时，唐玄宗之妹玉真公主在终南山建有别馆，常有文人雅士如王维、储光羲等人在此聚会。李白与这些朝野名士广为交游，并通过玉真公主拜谒京师的名流政要，希望得到王公大臣的荐引入朝为官，然而盘桓数载，始终未能如愿，只好怏怏离去。

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李白沿黄河东下，先后漫游了太原、洛阳、江夏（今湖北武汉市）等地。数年后，其妻许氏去世，李白移家东鲁，寓居任城（今山东济宁市），其间经常与孔巢父、韩沔等人于徂徕山酣歌纵酒、吟诗作赋，人称“竹溪六逸”。

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李白南游会稽，与道士吴筠成为好友，二人结伴隐居于剡中（今浙江嵊州市）。不久，吴筠奉召入宫，旋即向玄宗推荐李白。当时，李白的诗名早已传遍朝野，尤其是时任太子宾客的贺知章，在见过李白的几首诗作后，忍不住赞叹：“此天上谪仙人也。”玄宗对李白的才华亦有所耳闻，遂下诏征召他入朝。

这些年里，尽管李白表面上一直在纵情山水、寻仙访道，可内心深处的建功立业之念却一刻也不曾淡忘。所以当他接到天子的诏书时，顿时手舞足蹈、欣喜若狂。

他仿佛看见一条光明坦**的仕途已经铺展在自己的脚下。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从当时所作的这句诗中，我们不难想见李白的兴奋与喜悦之情，亦不难想见他的自负与疏狂之态。

李白第二次来到长安，受到了玄宗的礼遇，被任命为翰林待诏。这是个没有任何职权的侍从官，相当于天子的高级门客，整天被锦衣玉食供着，唯一的任务就是随时奉旨赋诗作文。就是在供职翰林期间，李白奉诏写下了著名的《清平调词三首》，其中的第一首尤为后人广为传诵：“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这是一首赞美杨贵妃的诗，纯属应景之作。可李白之所以是李白，就在于即便是应景之作，也可以被他写得如此惊才绝艳、倾国倾城！想来也足以配得上杨玉环的羞花闭月之容了。玄宗见诗，自然是龙心大悦，从此对李白宠遇更隆。据说玄宗有时候一高兴，还会亲自为李白“调理羹汤”，可谓荣宠之至。

然而，李白入仕的理想是像一个宰相那样治国经邦、济世安民，如今虽获天子荣宠，却只是一个不尴不尬、不伦不类的文学侍从，如此际遇当然令他心灰意冷、满腹不平。“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

说到底，李白只是一个诗人。

他终究只是一个把内心的自由愉悦看得比外在的功名利禄重得多的诗人。

所以，他注定不可能在仕途上获得成就，也不可能实现他那远离现实的政治理想。

他没有政客的世故、练达、能屈能伸，也看不惯官场上的虚伪和尔虞我诈，更看不惯权贵们粗鄙又傲慢的嘴脸——这样一个透明无瑕又敏感多愁的“谪仙人”，又怎么可能在复杂、阴暗、混浊不堪的官场中呼吸、生存乃至出人头地呢？

九重宫阙只能禁锢他的性灵、扼杀他的才华。

他的世界不在这里。

于是，李白开始有意无意地放浪形骸。他原本嗜酒，如今更是有理由把自己泡在酒池里了。随后的日子，无论是在长安的街肆坊间，还是在皇家的森严宫阙中，他时常喝得酩酊大醉、浑然忘我，把一切世俗规范和宫禁律令全都抛到了九霄云外。“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将进酒》）；“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襄阳歌》）；“人生飘忽百年内，且须酣畅万古情”（《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

就这样，李白喝着喝着，就有了又一个以“仙”命名的雅号——酒仙。人们把他和贺知章、李适之、王琎、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并称为“饮酒八仙人”。杜甫就曾经在《饮中八仙歌》中写道：“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就这样，李白喝着喝着，又有了命“力士脱靴”的让人大呼痛快的一幕——既然不想侍奉权贵，那不妨就让权贵来侍奉侍奉我！

史称，李白“尝沉醉殿上，引足令高力士脱靴”（《旧唐书·李白传》）。当时，高力士深获玄宗宠幸，权倾朝野，虽然硬着头皮替这个不知道是酒仙还是酒鬼的家伙脱了靴子，但终究引为奇耻大辱，从此对李白恨得牙痒。

李白就这样把高力士往死里得罪了。

不久，高力士开始在杨贵妃跟前大肆挑拨，说李白《清平调词》中有一句“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就是在暗讽她的，说她像赵飞燕姐妹一样是误国误民的红颜祸水。杨贵妃一听，虽然并不尽信高力士之言，但还是对李白产生了反感，于是不断在玄宗耳边吹枕头风。

走到这一步，李白的仕途也就到头了。

“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江上吟》）李白自知功名富贵恍若云烟，留在宫中已经毫无意义，遂“恳求还山”。玄宗当即允准，“赐黄金，诏放归”（《唐才子传》）。

李白就此结束了三年的仕宦生涯，重新“浪迹江湖，终日沉饮”（《旧唐书·李白传》）。

据说李白离京之后，曾前往华山，途经华阴县衙时，醉酒骑驴，旁若无人。当地县令大怒，把他叫到庭下，大声质问：“汝何人，敢无礼！”李白眯着一双惺忪醉眼瞧了瞧县令，也不报姓名，只说了下面这句话：“曾令龙巾拭吐，御手调羹，贵妃捧砚，力士脱靴。天子门前，尚容走马；华阴县里，不得骑驴？”（《唐才子传》）

县令闻言，既惊且愧，连声拜谢道：“不知翰林至此，恕罪恕罪！”

李白朗声长笑，飘然而去。

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大唐在一派富贵浮华和歌舞升平中迎来了盛极而衰的转折点——安史之乱突然爆发。

安禄山大军倾巢南下，席卷两京；玄宗仓皇亡奔蜀地，太子李亨匆匆即位灵武。顷刻间，山河破碎，苍生涂炭，社稷危如累卵，百姓困若倒悬……

李白在战乱中避居庐山，应时任扬州节度使的永王李璘（玄宗十六子）之邀，出任其帐下幕僚。李白此举，一来是为了求得一个安身立命之所，二来也是心存“拯济苍生”的念想，期望能在永王麾下建功立业，救黎民于水火，挽国家于危亡。“试借君王玉马鞭，指挥戎虏坐琼筵。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永王东巡歌》之十一）。

然而，无情的命运再一次嘲弄了李白。

永王李璘并不是想光复李唐社稷，而是企图与肃宗李亨分庭抗礼，趁乱占据半壁江山。不久，永王兵败，李白受到牵连，被判处死刑，所幸郭子仪求情，改为流放夜郎（今贵州桐梓县）。

乾元二年（公元759年），李白行至流放中途，恰逢朝廷大赦，遂放还。接到赦令时，李白惊喜交加，那首脍炙人口的《早发白帝城》就是作于此时：“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此诗空灵飞动，一气呵成，**满溢，快意淋漓，后人盛赞此诗，称其“惊风雨而泣鬼神矣”（杨慎《升庵诗话》）。

遇赦之后，李白已是年近花甲、老病侵寻，可他依然在满目疮痍、伤痕累累的故国山河中执着地行走。

陪伴这个行吟诗人的，只有他的诗，还有他的酒。

唐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六十三岁的李白终于走到了人生的尽头。

关于李白的结局，历来有三种说法：一种以《新唐书》为代表，说他病逝于安徽当涂；一种以《旧唐书》为代表，说他“饮酒过度，醉死于宣城（今属安徽）”；最后一种说法以《唐才子传》为代表，说李白“度牛渚矶，乘酒捉月，遂沉水中”。

第一种说法是一份普通的死亡报告，第二种说法就有了一点与众不同的味道，第三种说法则是典型的诗人之死，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

如果可以选择，我相信，李白一定会选择第三种结局。

然而，无论李白的结局如何，死亡于他，都绝不会是一种永远的终结。

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落入凡间的谪仙人。当他用数十载光阴游戏完人间之后，便悄悄脱下尘世的衣裳，然后化成一道光，回到真正属于他的地方去了。他爱过痛过，哭过歌过，给后世留下了一千多首“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杜甫语）的性灵文字，然后倦了累了，回天上去了。

如若不是一个落入凡间的仙人，又怎么可能“酒放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余光中语）呢？！

也许李白本来就不属于这个世界。

好在他留下来的诗篇，永远属于盛唐，属于我们……

（二）杜甫

杜甫，字子美，祖籍襄阳，后徙河南巩县（今河南巩义市），生于公元712年（唐玄宗先天元年），比李白小十一岁。杜甫的祖父杜审言，是唐代“近体诗”的奠基人之一。由于有这样的家学渊源，所以杜甫早慧，七岁即能属辞作诗。

和李白一样，从青年时代起，杜甫就离家远行，过起了一种“裘马清狂”的漫游生活，遍历吴、越（今江苏、浙江）等地。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杜甫回洛阳参加进士考试，不料却名落孙山。然而杜甫不以为意，因为他觉得自己还年轻，肯定还有大把大把的机会在等待着他。

次年，二十五岁的杜甫又前往齐、赵（今山东、河北）一带游历，途经东岳泰山时，写下了那首意气风发的《望岳》：“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这是杜甫现存最早的一首诗，被后人誉为描写泰山的千古绝唱。在诗中，年轻的诗人豪情万丈地遥望泰山，相信自己总有一天会登上泰山之巅，把周围群山全都置于脚下；一如他相信自己总有一天会实现远大的理想，在仕途功业的巅峰之上俯瞰芸芸众生一样。

此时的杜甫踌躇满志、雄心万丈，与青年时代的李白如出一辙。

李白曾经幻想过“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杜甫也一心向往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正是有着这样的抱负，所以看到奔驰的骏马，他就说：“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房兵曹胡马》）看到画中的苍鹰，他也说：“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画鹰》）一派年少轻狂、豪气干云之状。

然而，杜甫绝对不会想到，等在他前面的，将是一连串不堪承受的挫折和失败。

天宝初年，杜甫前往长安，四处拜谒名流显要，献上自己的诗歌，希望通过这些贵人的援引入仕为官。可不知道为什么，杜甫所有的努力全部宣告失败，没有人向他伸出援助之手。他从此寓居长安，生活逐渐陷入困顿潦倒的境地。“衣不盖体，常寄食于人，窃恐转死沟壑”（《新唐书·杜甫传》）。

这样求人引荐屡屡碰壁的遭遇，李白也曾经有过。可是在物质生活方面，杜甫和李白却根本没有可比性。李白家境殷实，据说为了救济朋友，一年就花掉了“三十万钱”，而且不管走到哪里，总有人款待周济，“千金散尽还复来”，日子过得潇潇洒洒。而杜甫则“少贫不自振”（《新唐书·杜甫传》），原本就家无余财，再加上满世界游山玩水，就算有一些积蓄也早被他花光了，所以在长安的这些日子，杜甫只能写一些应酬献媚的诗作到处蹭饭吃。“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他在长安一困就是十年，始终没有出头之日。

天宝十三载（公元754年），玄宗举办祭祀大典，祭拜老子、太庙和天地。杜甫抓住机会，一口气向玄宗献上了三大礼赋：《朝献太清宫赋》、《朝享太庙赋》、《有事于南郊赋》。这一回，杜甫总算时来运转。玄宗对他的滔滔雄文颇感惊奇，随即召他入“集贤院”，命宰相进一步考查他的文章学业。不久，杜甫顺利通过考试，终于被任命为京兆府兵曹参军。虽然只是个芝麻绿豆大的小官，却从此改变了那种寄人篱下、吃嗟来之食的生活。

然而，正当杜甫的生活稍有转机时，安史之乱就爆发了。繁华富庶的盛世景象瞬间破碎，帝国的锦绣河山在叛军的铁蹄下摇晃和战栗。杜甫的命运，连同千千万万大唐臣民的命运，一同落入了黑暗的深渊。

“万国尽征戍，烽火被冈峦。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垂老别》）

作为一个普通的生命个体，生逢乱世乃大不幸；可作为一个诗人，鲜血、死亡、离别、苦难却能从客观上给他的文学生命提供最宝贵和最丰富的滋养。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春望》）

“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取笑同学翁，浩歌弥激烈！”（《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杜甫的个人境遇开始与国家忧患紧紧相连，甚至融为了一体。而他后半生的诗歌作品，也广泛而真实地记载了这一时期的现实生活，故而有“诗史”之称。

天宝十五载（公元756年），叛军攻克潼关，玄宗亡奔蜀地。未久，长安陷落，太子李亨即位灵武（今属宁夏），是为唐肃宗。杜甫只身投奔灵武，不幸被叛军抓获，遣回长安。至德二载（公元757年）四月，杜甫再次冒着生命危险逃出长安，奔赴肃宗临时驻地凤翔，被肃宗任命为右拾遗。此时，肃宗身边的宰相房琯与杜甫是早年的布衣之交，所以杜甫甚感欣慰。他觉得，有这样一个官居高位的朋友，自己的前程也不至于太过黯淡。

可杜甫万万料想不到，房琯不久便因战败而被罢相。杜甫出于交情，极力替房琯辩护，从而触怒肃宗，随后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冬，杜甫回河南老家探亲，于次年春返回华州任所，沿途所见所闻，深深刺痛了他的心灵。中原大地满目疮痍，城邑荒芜、村落空虚。“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存者无消息，死者为尘泥”（《无家别》）。家家户户的男人都被恶吏抓了壮丁，甚至连老翁和少年也不放过，到处是生离死别的情景、到处是家破人亡的惨象，天地无光、日月同悲，“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北征》）“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新安吏》）……

就是这一段痛苦的旅程，让悲愤莫名的杜甫用“沉郁顿挫”的诗笔写下了一系列饱蘸血泪的诗篇，其中就有一组不朽的名作：《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后人简称“三吏”、“三别”。这组令人泣下的诗作“非亲见不能作，他人虽亲见亦不能作，公目击成诗，若有神助之，遂下千秋之泪”（王嗣奭《杜臆》）。

回到华州后，又逢关中大饥，满腔忧愤的杜甫索性辞了官，去了秦州（今甘肃天水市）隐居，以打柴、采橡栗为生。上元元年（公元760年），杜甫又辗转“流落剑南，结庐成都西郭”（《新唐书·杜甫传》）。所谓“结庐”，其实就是搭了一座茅草屋而已。茅屋四面漏风，碰到大雨天更是风雨交侵。可就是在这里，杜甫写下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唱出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千古名句。

唐代宗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历时八年的安史之乱终于结束。听到胜利的消息时，杜甫欣喜若狂。“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这是杜甫命途多蹇、颠沛流离的一生中罕见的欢乐时刻。

多少的沉郁和哀伤，多少的悲愤和无奈，如今终于化成两行喜悦和欣慰的泪水，在刻满岁月风霜的脸庞上尽情流淌……

杜甫虽然有迫切回乡的渴望，但是当时中原兵戈未息，只好仍旧寓居成都。在滞留西南的后期，杜甫的境况略有好转。因为当时一个名叫严武的官员调任剑南节度使，而严武和他是世交，所以便将杜甫纳为幕僚，并奏请朝廷任他为检校工部员外郎。

然而好景不长，严武未久病逝，当地发生兵乱，杜甫便于永泰元年（公元765年）带着家人离开成都，乘舟东下。大历三年（公元768年）春，杜甫穿过三峡，向江陵（今属湖北）航行时，写下了这首晚期的名作《旅夜书怀》：“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名岂文章著，官因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

此后的几年中，杜甫往来于岳阳、长沙、衡州、耒阳之间，大部分时间是在船上度过的。大历五年（公元770年）冬，杜甫病逝于湘江舟上，终年59岁。

杜甫和李白一样，一直渴望在政治上建功立业，却同样遭遇了仕途蹉跌的命运，而且一生坎坷颠沛、饱经离乱。然而，正是这样的时代境遇和个人命运，才最终造就了他们伟大而高贵的灵魂，促使他们写下了那么多惊天地泣鬼神的动人诗篇。

正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赵翼《题遗山诗》）

假如唐朝没有遭逢“安史之乱”这样的历史剧变，假如李白和杜甫果真得偿所愿，在仕途上一帆风顺、青云直上，那他们固然会觉得幸福和满足。可如此一来，这个世界恐怕只是多出了两个可有可无的太平官僚，而中国文化的宝库却会损失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一部皇皇的《全唐诗》恐怕也将因之黯然失色。

作为个体生命的李白和杜甫，或许有理由感叹命运的不公；可作为诗人的李白和杜甫，却应该感谢造化的安排。因为千百年来，多少叱咤风云的帝王将相早已被人彻底遗忘，可他们的低声吟咏和纵情歌唱却仍然一遍一遍地在后人的心灵中回响。

那是一种千古绝响。

它永远不会再有，

却也永远不会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