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即位后，用雷霆手段终结了“后武则天时代”动**不安的政治局面，巩固了岌岌可危的皇权，继而“依贞观故事”，任贤纳谏，励精图治，革除弊政，抑奢求俭，在一批贤相良臣的全力辅佐下，缔造了一个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社会稳定、文化昌盛的太平之世，使得“贞观之风，一朝复振”（《旧唐书·玄宗本纪》），把大唐王朝一举推向了历史的巅峰。

这个“朝清道泰、垂三十年”（《全唐文》卷四六八）的煌煌盛世，史称“开元之治”。

唐代大诗人杜甫，曾经在那首脍炙人口的《忆昔》中，对这个盛况空前的黄金时代做出了一番形象的描绘：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

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这样一个太平盛世的出现，首先当然要归功于贞观时代遗留下的优良的制度传统，正如中唐士人刘（上艹下贲）所言“太宗定其业，玄宗继其明”（《旧唐书·文苑传下》），可谓精辟地概括了“贞观之治”与“开元之治”的关系。正是有了前人奠定的坚实基业，玄宗君臣才能创造出如此辉煌的历史功绩。但是，历史积淀和制度遗产只是盛世出现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换句话说，历史是由人创造的，如果没有青年李隆基在韦后专权和太平公主干政时期所采取的一系列力挽狂澜的行动，大唐帝国就有可能在“牝鸡司晨”的梦魇中继续沉沦，所谓的太平盛世也只能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其实，早在中宗、睿宗时期，朝野上下就已经发出了“依贞观、永徽故事”的呼声，史称，当时“有志者莫不想望太平”（《隋唐嘉话》卷下）。然而，为政在人，无论是中宗还是睿宗，都缺乏一个“治世明主”所应具有的智慧、气度和手腕，因而当时之世，朝堂几无宁日，皇权数度易手，连起码的政治稳定都谈不上，又遑论天下大治？

而青年李隆基却能从错综复杂、风云变幻的历史迷局中硬是杀开一条血路，以皇室旁支兼庶出的身份一举登上帝国的政治舞台，并通过不懈努力和持续奋斗而入继大统、君临天下，其魄力、胆识与韬略于此可见一斑。从这个意义上说，唐玄宗与唐太宗的创业历程是颇为相似的，皆可谓“出万死而遇一生”（《贞观政要》卷一），因此他们才会深刻体悟“草创之难”，从而在登基御极后“任贤受谏”、孜孜求治，最终开创盛世伟业。

然而，如果没有贤相能臣的辅佐，再英明的帝王也不可能以一人之力创造历史。史上多有勤政的帝王，但少有治世的明君，其主要原因之一，要么是身边没有贤明宰相和能臣干吏，要么就是出于刚愎与猜忌之心，明知有也不愿放手任用。正如中唐名相裴度所言：“纪太宗、玄宗之德，则言房、杜、姚、宋。自古至今，未有不任辅弼而能独理天下者。”（《全唐文》卷五三七）

全力辅佐唐玄宗成就“开元之治”的，就是开元初期的两位著名宰相：姚崇与宋璟。

姚崇，本名元崇，字元之，开元年间，为避“开元神武皇帝”尊号，改名姚崇。早在武则天当政时期，姚崇便已官至宰相，深受武皇赏识。张柬之得以在八十高龄入阁为相，便是姚崇和狄仁杰大力举荐的结果。神龙政变后，武则天被废黜，姚崇念及往日君臣之情，为其一洒同情之泪，引起五大臣不满，被贬为地方刺史。睿宗复位后，他再度拜相，旋即又因支持太子李隆基而得罪太平公主，再次被贬。

先天二年（公元713年），玄宗铲除太平公主后，立刻起用姚崇，任其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未久又擢为中书令。复相之初，姚崇便向玄宗提出了著名的“十事要说”。这是姚崇与皇帝的十条约法，也是他的十大施政纲领：一、施政以仁义为先；二、不谋求对外扩张；三、宦官不得干预政事；四、皇亲国戚不得担任台省要职；五、施行法纪必从亲近之人始；六、对百姓除租赋之外不得苛取；七、停止建造各种寺观宫殿；八、对臣下接之以礼；九、鼓励犯颜直谏；十、杜绝外戚干政。

当时玄宗求治心切，这“约法十章”又都是切中时弊之言，玄宗自然是全盘采纳。

玄宗知道，姚崇是一个栋梁之材，只因这些年来政局紊乱、仕途颠沛，所以他一直没有机会施展才干，如今所有的障碍既已清除，自然要给他提供一个广阔的舞台，好让他放手大干一场了。史称开元之初，“上初即位，励精为治，每事访于元之，元之应答如响，同僚唯诺而已，故上专委任之”（《资治通鉴》卷二一〇）。

然而，玄宗固然敢于“专委”放权，姚崇刚开始还是有些放不开手脚，就算是任命一些低级官吏，姚崇也要在朝会上一一禀报，不敢自专。有一次，玄宗听完他的奏报，却仰头望着房梁，一句话也不说。姚崇再三言之，玄宗却始终保持缄默。姚崇又惊又疑，不知道自己哪里做错了，只好怏怏告退。

姚崇退下后，玄宗的心腹宦官高力士忍不住问：“陛下刚开始治理大政，宰相奏事，可与不可都当面议，陛下为何一言不发？”玄宗面露不悦之色，说：“朕把政务交给姚崇，有大事理当奏闻，可像这种任命郎吏的小事，他自己完全可以定夺，又何必事事来烦朕？”

高力士恍然大悟，随后便把皇帝的这个指示精神透露给了姚崇。姚崇闻言，所有的忧愁和顾虑一扫而光，从此大胆秉政，“独当重任”，于大小政务“断割不滞”。当时的另一个宰相卢怀慎自知才干不及姚崇，于是“每事皆推让之，时人谓之‘伴食宰相’”（《旧唐书·卢怀慎传》）。有一次姚崇家中办丧事，请了十多天假，朝堂中政务公文堆积如山，伴食宰相卢怀慎不敢决断，只好向玄宗请罪，没想到玄宗却说：“朕把天下事交给姚崇，卿等坐观其成就可以了。”

姚崇假满归来，没几天就把积压的政务全部处理掉了。众人大为叹服，姚崇亦颇为自得。他忍不住问中书舍人齐浣说：“我当宰相，比起管仲、晏子如何？”

齐浣略微沉吟，答：“管、晏之法，虽不能施于后世，至少用其一生。而公所订之法，随时变更，似乎不及二人。”

姚崇又问：“那么你对我作何评价？”

齐浣道：“公可谓‘救时宰相’。”

姚崇大笑，把手中毛笔一掷，说：“救时宰相，也殊为难得了！”

姚崇理政，善于权变，因事制宜，从不墨守成规，且办事雷厉风行，注重实效，所以“救时宰相”之誉，亦可谓恰如其分、实至名归。姚崇在任四年，虽然时间不长，但却开启了高效而务实的新政风，把混乱不堪的帝国政治引上了一条健全的发展轨道，为盛世的来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而博得了朝野上下的交口赞誉，人们说他“忧国如家，爱民如子，未尝私于喜怒，唯以忠孝为意”（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卷二）。

姚崇离任后，推荐宋璟接替了他的宰相之位。

宋璟，工于文翰，进士出身，早在武则天时期便以忠直耿介、执法严明、不阿权贵著称，时任御史中丞，曾为了弹劾二张而与武则天面折廷争。中宗时，宋璟担任吏部侍郎兼谏议大夫，因不满武三思恃宠擅权而获罪，被贬出朝。睿宗复位后，宋璟回朝，擢任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但随后又因反对太平公主而再度被贬。

开元四年（公元716年）十二月，玄宗征宋璟入朝，派内侍宦官杨思勖出城迎接，宋璟一路上竟然不与杨思勖攀谈半句。杨思勖回宫后悻悻地向玄宗禀报，玄宗听完，感叹良久。他知道，宋璟这是在恪守“外臣不与内官交通”的准则，于是内心对他越发敬重。

宋璟再度拜相之后，史称他“刑赏无私，敢犯颜直谏。上（玄宗）甚敬惮之，虽不合意，亦屈从之”（《资治通鉴》卷二一一）。

宰相身为“百僚之长”，不仅本身要率先垂范、具备严明高洁的操守，而且更需要有知人善任的眼光和智慧，才有资格和能力领导整个庞大的文官集团。宋璟在这方面的表现尤为突出。开元六年（公元718年）冬，他给玄宗呈上了一道任免官吏的奏疏，疏中称：“括州员外司马李邕、仪州司马郑勉，都有才干和文采，然性喜异端、好生是非，若加重用，必有后患，但全然不用，又可惜了他们的才干，故可授予渝、硖二州刺史；大理卿元行冲素称才行兼备，初用之时，能孚众望，时间一长却颇不称职，请转任左散骑常侍（没有实职的散官），以执法严正的李朝隐代之；陆象先有丰富的行政经验，为人宽厚，又能做到是非分明，可授河南尹一职。”

扬长避短，量才录用。有这样一双火眼金睛替皇帝严把人才关，玄宗就既不用担心官员队伍中有人鱼目混珠，也不用担心有人怀才不遇了。

唐代有不少隐士，其中固然有“视富贵如浮云”的真隐士，但也不乏以归隐山林作为升官捷径的政治投机者。有人就曾经向宋璟推荐过一个叫范知睿的隐士，称他富有文学才华，并献上其所著的《良宰论》。宋璟阅毕，却在书上写下这样的批语：“观其《良宰论》，颇多阿谀之词。隐士理应直言朝政得失，岂能如此谄媚取容？若自以为文章做得好，可走科举应试之途，不应私下请托。”可想而知，在如此刚直不阿、明察秋毫的宰相面前，任何人想抱着侥幸心理走一条“终南捷径”，结果都只能是痴心妄想、自讨没趣。

与姚崇一样，宋璟担任宰相的时间也是四年。可即便他离开了相位，在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玄宗仍然对他甚为倚重，曾当面对他说：“卿国之元老，为朕股肱耳目。”而宋璟也依然保持着“极言得失”的刚正风范，对朝政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玄宗曾亲下一道手诏，称：“所进之言，书之座右，出入观省，以诫终身。”（《旧唐书·宋璟传》）

姚崇、宋璟二人相继为相，以卓越才干创造了赫赫政绩，拉开了“开元盛世”的历史大幕。对于二人的历史功绩，司马光做出了很高的评价：“崇善应变成务，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协心辅佐，使赋役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贤相，前称房、杜，后称姚、宋，他人莫得比焉。”（《资治通鉴》卷二一一）

姚崇、宋璟之后，开元的历任宰相还有源乾曜、张嘉贞、宇文融、张说、李元纮、杜暹、韩休、张九龄等人。这些人虽然不像姚、宋那样拥有较高的声望和显赫的历史地位，但却能各展所长，对盛唐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以农为本的古代社会，编户的数量决定了赋税收入的高低，也决定着社会经济的繁荣程度。大唐开国之初，由于经历隋末丧乱，编户仅二百余万，至贞观初年仍不满三百万，永徽初年增至三百八十万，至中宗、睿宗时期，全国总户数增至六百余万。总体而言，从唐初到开元初年，人口增长速度并不快，一百年间仅增长四百万户。

编户数量的增长之所以较为缓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逃户现象严重。据说，当时“两畿户口，逃去者半”。针对这个问题，从开元九年（公元721年）起，玄宗君臣开始下大力气推行“括户”政策，规定各州县逃亡户口必须在百日内自首，“或于所在附籍，或牒归故乡，各从所欲”，违者流徙边州。作为配套措施，玄宗一再下令，强调刺史县令安抚百姓的职责，告诫地方“徭役须平，豪强勿恣”，同时规定，凡是在“增殖户口、劝课农桑”方面做出成绩的地方官，可优先铨选为京官；此外，还对新附籍的户口实施赋税减免政策。

经过几年的努力，括户政策很快取得了显著成效，至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全国户数已达七百余万；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增至八百四十余万户。综观开元的二十几年，增长户数多达二百多万，显然是唐朝开国以来增速最快的一个阶段。

编户齐民的快速增长无疑是唐朝走向盛世的重要标志。括户的同时，玄宗又鼓励农民开田垦荒，使得全国范围内的耕地面积显著增加。据诗人元结所言，当时四海之内，高山绝壑，到处可见繁忙的耕作景象。随着劳动力与耕地面积的大量增长，农业经济迅猛发展，“累岁丰稔”，“年谷屡登”，百姓安居乐业，国家财政收入大幅提高，国力蒸蒸日上，天下呈现出一派繁荣富庶的局面。据杜佑在《通典》中称，自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唐玄宗封禅泰山之后，“天下无贵物，两京斗米不至二十文，面三十二文，绢一匹二百一十文”。开元末，“西京、东都米斛直钱不满二百，绢匹亦如之。海内富安，行者虽万里不持寸兵”。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作为开元盛世的一个侧面，唐玄宗时代在兴修水利方面也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据统计，贞观年间兴建的水利工程计二十六处；高宗时期三十一处；武则天时期十五处；玄宗开元时期，兴修了三十八处水利工程，加上天宝时期的八处，共计四十六处，为唐朝前期的最高数字。这些大型水利系统，最大的可灌溉几千顷田地，小的也可灌溉百余顷，至于那些小型水利工程，则更是不可胜计。丰富而健全的水利设施，为农业生产和作物丰收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农业的大发展又迅速带动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当时的手工业包括纺织、印染、矿冶、金工、造船、金银铜器、陶器、木器、瓷器、玉雕、制糖、制茶、造纸、印刷、皮革等行业。在许多行业中，都涌现出了精湛的工艺和巧夺天工的艺术品。如闻名于世的“唐三彩”，就是在开元、天宝年间发展到了高峰。唐三彩是一种低温釉陶器，在色釉中加入不同的金属氧化物，经过焙烧，形成浅黄、赭黄、浅绿、深绿、天蓝、褐红、茄紫等多种色彩，但多以黄、褐、绿三色为主，故名“唐三彩”。唐三彩的色釉有浓淡变化、互相浸润、斑驳淋漓的效果，在色彩的相互辉映中，展现出动人的艺术魅力。

社会经济的高度发展自然促进了文化的繁荣。玄宗一朝，在诗歌、音乐、歌舞、绘画、书法等文化艺术的各个领域，都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人才和不朽的作品，达到了后世无法逾越的高度。

唐诗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公认的巅峰，而开元、天宝年间的盛世诗坛上，更是大家辈出、群星璀璨。其中，“诗仙”李白与“诗圣”杜甫在文学史上的典范意义自不待言，除了这两位大师之外，张九龄、王维、孟浩然、王昌龄、贺知章、王之涣、崔颢、岑参、高适等人，也都是风格独具、光芒四射的人物。

在音乐、歌舞方面，唐玄宗本人就是一个造诣精深的艺术家。大明宫太液池东边有一座梨花盛开的庭园，称为“梨园”，唐玄宗就在这里创建了皇家艺术中心，亲自遴选数百名具有艺术禀赋的乐工和宫人，共同进行教学、创作和演出，称为“梨园弟子”，其中以李龟年最为知名，后人称其为“歌圣”。玄宗本人精晓音律，善击羯鼓，尤其擅长作曲，中国艺术史上的经典之作——大型乐舞《霓裳羽衣曲》就是由他谱写、由杨贵妃编舞并演出的。开元、天宝之际，洛阳家家学胡乐，长安女子人人学圆转舞，杨贵妃和安禄山就是跳胡旋舞的专家。

在绘画方面，也出现了众多名师巨匠。如善画仕女图的张萱、周昉，其代表作《虢国夫人游春图》、《簪花仕女图》等，以端庄华丽、雍容典雅著称，展示了“回眸一笑百媚生”的唐代美女众生相；善画鞍马的曹霸、韩干，曾获杜甫赠诗歌咏；善画山水画的王维，被苏轼称为“画中有诗”；被后世尊为“画圣”的吴道子，兼擅人物、山水，尤擅佛道画，其画中人物栩栩如生、衣袂飘飘，故有“吴带当风”之说。

在书法方面，有性情豪放、嗜酒如命的张旭，相传其酩酊大醉之际便会呼叫狂走，然后落笔疾书，甚至以头发蘸墨书写，故有“张癫”雅称，后人尊其为“草圣”；在他之后，僧人怀素继承其笔法，亦以狂草惊世，史称其“运笔迅速，如骤雨旋风，飞动圆转，随手万变，而法度具备”，后人将张旭、怀素并誉为“癫张醉素”；有将篆、隶等笔法揉进楷书、独创“颜体”的颜真卿，他与初唐欧阳询、晚唐柳公权、元人赵孟（左兆右页）被后人并誉为“楷书四大家”，和柳公权并称“颜筋柳骨”。

除了文化艺术以外，尤其值得一提的，就是在科技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的僧一行。他俗名张遂，自幼博览经史、精通天文历法，唐玄宗时受命主持历法修订，编成了《大衍历》，其体例结构一直为后代沿用。同时，他还是世界上第一个发现了恒星移动现象的人，比英国人哈雷发现恒星移动早了一千年。他又倡议测量子午线的长度，虽然测量结果并不很准确，但却是世界上第一次实测子午线的记录。他还与另一位科学家梁令瓒合作，制成了观察日月运动的“黄道游仪”、观察天象的“浑天铜仪”。后者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用机械转动的天文钟。

这就是伟大的盛唐。

这就是令无数后人心驰神往的开元盛世。

《旧唐书·玄宗本纪》中说：“我开元之有天下也，纠之以典刑，明之于礼乐，爱之以慈俭，律之以轨仪。……庙堂之上，无非经济之才；表著之中，皆得论思之士。而又旁求宏硕，讲道艺文。……贞观之风，一朝复振。于斯时也，烽燧不惊，华戎同轨。……膜拜丹墀之下，夷歌立仗之前，可谓冠带百蛮，车书万里。……于时垂髫之倪，皆知礼让；戴白之老，不识兵戈。虏不敢乘月犯边，士不敢弯弓报怨。……年逾三纪，可谓太平！”

就连西方史学家也在《剑桥中国隋唐史》中对开元时代赞誉有加：“这是一个巩固的时代，一个明智地运用皇权的时代，一个克制的时代，尤其是一个没有对外进行劳民伤财和野心勃勃的冒险行动的时代。”

明清之际的著名思想家王夫之，则用八个字为这个时代做出了概括性的评价：“开元之盛，汉、宋莫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