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庆五年（公元660年）十月，也就是高宗李治刚刚从长孙无忌手中夺回大权不久，还没等他仔细品尝一下独揽朝纲的滋味，李唐皇族的遗传病——风疾就在他身上爆发了。史称其“风眩头重，目不能视”，也就是眩晕、头痛、视力严重衰退，并伴有间歇性失明。
发病的这一年，李治才三十三岁，本来正是精力旺盛的年龄，可这个该死的遗传病却让他好像一下子老了三十岁。李治为此大为苦恼，可是又万般无奈。每当百官奏事的时候，力不从心的李治不得不经常让武则天一同临朝听政，协助他裁决政务。
就这样，刚刚正位中宫的武则天再次得到了上天的眷顾。在她本人都始料不及的情况下，命运之手就把她一下子推到了政治舞台的中心。
不过，武则天很快就进入了角色。
她天性聪颖，反应敏捷，加上深厚的文史素养，以及对政治的天然热衷和高度悟性，这一切都使她在处理政务的时候显得从容不迫、游刃有余。高宗李治对皇后的表现非常满意，“由是始委以政事，权与人主侔矣”（《资治通鉴》卷二百）。
从此，武则天开始顺理成章地与她的丈夫分享帝国的最高权力。
在随后的几年中，高宗的健康状况始终不见改善，所以武则天干政的机会越来越多，而她的政治野心也随之不断膨胀。高宗李治不无悲哀地发现——当年那个“屈身忍辱，奉顺上意”的武媚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从头到脚都生长着权力欲望的女人。这个女人非但不再顺从他、尊敬他，反而一步一步架空了他，甚至已然凌驾了他！
悲哀之余，李治感到了一种强烈的愤怒。（《资治通鉴》卷二〇一：“（武则天）及得志，专作威福，上欲有所为，动为后所制，上不胜其忿。”）
一切都和当年的长孙无忌如出一辙。
不，是比当年的长孙无忌有过之而无不及！
麟德元年（公元664年）冬天，忍无可忍的高宗李治密令宰相上官仪起草诏书，准备废黜武则天。关键时刻，武则天的宫廷情报网再次发挥了生死攸关的作用。她得到密报后，立刻去找高宗，迫使他收回成命，并且处死了上官仪。这场有惊无险的废后风波过后，武则天反而获取了更大的权力。史称：“自是，上（高宗）每视事，则后（武则天）垂帘于后，政无大小皆预闻之。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生杀，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谓之二圣。”（《资治通鉴》卷二〇一）
一个“二圣临朝”的时代就此掀开大幕。
这一年，武则天四十岁。
上元元年（公元674年）八月，武则天玩了一个“追尊祖宗”的把戏，给李唐的历代祖宗都加上一些尊贵的字号，然后以“避先帝、先后讳”为由，尊高宗李治为“天皇”，自称“天后”。皇后与天后一字之差，就让武则天从古往今来的众多皇后中脱颖而出，成了独一无二的“天字头”皇后，只此一家，别无分店。
说是为了避讳，貌似很谦虚，其实谁都看得出来，“天后”绝对要比“皇后”尊贵得多。因为“后为坤德”，皇后再怎么尊贵也绝不能和“乾”、“天”扯上关系，可如今武则天居然自称“天后”，这显然已经突破了宗法礼教的限制，把自己与至高无上的天子完全并列了！
变身天后的这一年，武则天五十岁。
这是继麟德元年“二圣临朝”之后，武则天在通往女皇的道路上迈出的又一大步。
上元二年（公元675年），随着高宗身体的日渐衰弱，更随着武则天在政治上的日益强势，一个异常敏感而微妙的问题，就突出地摆在了李唐朝廷的面前。
那就是——万一重病缠身的高宗驾鹤西去，大唐帝国的最高权力将落入谁的手中？是天后武则天，还是太子李弘？
此时的李弘已经二十四岁，早已成年，而且是法定的皇位继承人。在正常情况下，高宗一旦殡天，当然应该由他入继大统。这本来是毫无疑问的。可它之所以变成一个问题，是因为武则天早把李弘当成了政治上的对手。
从小到大，生性仁厚的李弘对专横冷酷的武则天一直心怀反感，所以母子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屡有抵牾。早在麟德元年（公元664年），废太子李忠（王皇后的义子）被赐死于黔州，死后暴尸荒野，无人收葬。李弘得知后，深感哀怜，立刻上表请求高宗收葬这个异母兄长。此事令武则天非常不快，尽管她表面上也不得不跟着高宗和其他人一起称赞太子仁厚，可实际上从这个时候起，她对这个颇有主见的儿子就开始生出不满和警惕了。
到了咸亨二年（公元671年），又一个敏感事件的发生，导致李弘与武则天的矛盾冲突迅速趋于尖锐并且完全公开化了。
这个事件是由萧淑妃的两个女儿——义阳公主和宣城公主引发的。
那一年，由于关中饥荒，高宗和武则天率文武百官前往东都就食，让李弘留在京师监国。一个偶然的机会，李弘忽然发现义阳、宣城二公主自从她们母亲死后一直被幽禁在掖庭冷宫。这个意外发现让李弘大为惊讶，同时也产生了强烈的恻隐之情。当时，义阳公主大约二十七八岁，宣城公主也已二十四岁，由于唐朝女子出嫁的高峰年龄段都在十五岁左右，所以二公主显然已属大龄女了。
有鉴于二公主这么多年来一直受到不人道的待遇，而且早已过了适婚年龄，所以李弘立刻上奏，请求高宗和武则天为她们选择夫婿，让她们出嫁，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看见太子的奏疏后，高宗当即应允，可武则天却勃然大怒。
众所周知，萧淑妃是武则天当年的死敌，她和王皇后的结局之悲惨，朝野上下的人们都有目共睹，并且记忆犹新。所以这么多年来，尽管大家明知道萧淑妃的两个女儿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可始终没有人敢替她们说话。
可人们万万没有料到，在时过境迁的多年之后，居然会有人站出来帮两个落难公主求情。更让人出乎意料的是，这个人居然是武则天的亲生儿子李弘……
这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
在武则天看来，太子这么做，摆明了是在以他的慈悲仁义衬托她的冷酷无情，更摆明了是在挑战她这个母亲的权威！
然而，武则天毕竟是一个城府极深的女人，不管她心里如何翻江倒海，表面上还是不动声色。面对太子的上疏，武则天拿出了一副宽宏大度的姿态，当即把义阳、宣城二公主许配给了高宗的两个近身侍卫。
整个事件以武则天再一次妥协退让、李弘又一次如愿以偿而告终。表面上什么问题都没有，可事实上，经过这个“请嫁二公主”事件之后，武则天与李弘的母子关系已经濒临破裂的边缘。史称，太子李弘“由是失爱于天后”（《资治通鉴》卷二〇二）。
也许就是从这个时候起，太子李弘的悲剧就已经注定了。
上元二年（公元675年）四月，高宗忽然对太子李弘表示，准备将皇位内禅于他。
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对武则天而言不啻于晴天霹雳。
后来发生的事情众所周知——上元二年（公元675年）四月，大唐帝国的太子李弘随高宗、武则天从幸东都，忽然暴亡于合璧宫绮云殿。
李弘死后，朝廷在第一时间以高宗名义发表了官方声明，宣称李弘是因“沉瘵婴身”、“旧疾增甚”而自然死亡，然而大多数史料却认为李弘是被武则天鸩杀。比如《资治通鉴》就称：“太子薨于合璧宫，时人以为天后鸩之也。”此外，《旧唐书·肃宗诸子列传》、《唐会要·追谥皇帝》这两种史料，都记载了中唐名臣李泌与唐肃宗的一段谈话，明确认为是武则天鸩杀了李弘：“孝敬皇帝，为太子监国，而仁明孝悌。天后方图临朝，乃鸩杀孝敬。”
《新唐书》的记载也毫不含糊。该书的《则天武皇后传》直截了当地说：“后（武则天）怒，鸩杀弘。”《高宗本纪》也说：“己亥，天后杀皇太子。”《孝敬皇帝传》称：“后（武则天）将骋志，弘奏请数拂旨。上元二年，从幸合璧宫，遇鸩，薨。”
李弘死后，大唐帝国的储君位子并没有虚悬太久。
上元二年（公元675年）六月，也就是李弘暴亡的两个月后，有个人立刻补上了这个空缺。
他就是高宗和武则天的次子——雍王李贤。
相对于多愁善感、体弱多病的故太子李弘而言，新太子李贤的出现顿时让朝野上下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因为李贤和他那病恹恹的大哥截然不同，他身体强健、文武双全，是一个标准的阳光男孩。
不过，此时的李贤并不知道，无论他过去的生命有多么阳光，在未来的日子里，他很快就将被一团巨大的阴霾所笼罩。
因为他坐上了大哥李弘曾经坐过的位子，所以他必然也要面对李弘曾经遭遇的命运。
一场新的噩梦开始了……
随后的日子，武则天摆出一副严厉的面孔，开始对李贤进行**。她命北门学士送给了李贤两本书，一本是《少阳正范》，专门教他怎么做一个好太子；另一本是《孝子传》，专门教他怎么做一个乖儿子。与此同时，武则天还不断写信给李贤，对他的种种过失和缺点大加数落，最重要的，当然是指责他不孝。
然而，让武则天断然没有料到的是，李贤不仅把她送的书扔到了一边、把她的谆谆教诲全都当成了耳旁风，而且还用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对她进行了强有力的还击。
李贤的还击就是——写书。他很快召集了一帮学者，开始撰写《后汉书注》。
在浩如烟海的文史典籍中，李贤为什么单单选择了这部《后汉书》呢？
原因很简单，整个东汉一朝最显著的历史特征，莫过于太后临朝和外戚擅权。而今李贤专门挑出这部书来作注，摆明了就是要跟武则天叫板。
仪凤元年（公元676年）十二月，李贤的《后汉书注》大功告成。此举至少达到了三个目的：第一，向朝野上下显示自己的才学，进而提升自己的政治威望；第二，效法当年的秦王和如今的武则天，延揽学士，建立自己的政治班底；第三，以此对母后进行坚决的反击。
看着李贤得意扬扬地捧出他的《后汉书注》，武则天的愤怒可想而知。
她断然没有想到——眼下的李贤居然会比当初的李弘走得更远，对她的挑衅和攻击也更为有力、更加明目张胆！
这是武则天绝对无法容忍的。
调露二年（公元680年）八月，武则天等待已久的时刻终于到来。
此前不久，东宫的谏官、司议郎韦承庆上书劝谏太子，劝他不要过度纵情声色、嬉戏宴游，应该“博览经书以广其德，屏退声色以抑其情”（《旧唐书·韦思谦传》）。
可令人遗憾的是，太子李贤却对此置若罔闻，依然我行我素。
说起李贤的私生活，本来也没什么大问题。唐代享乐之风盛行，王公贵族的生活更是惯以飞鹰走马、嬉戏宴游为主题。李贤不是李弘，他从小并没有受到严格的储君教育，私生活自然要比太子放纵一些，这其实也无可厚非。更何况，李贤也并非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他的才学修养在王公贵族中还是属于上乘的，否则也不会受到高宗的一再褒扬，更不可能拿出《后汉书注》这样的学术著作。
然而，尽管李贤的私生活基本没什么问题，可还是在某方面让人抓了小辫子。
那就是李贤的性取向。
虽然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父亲，可李贤的性取向依然是男女通吃，极度宠爱一个叫赵道生的户奴，时常与他同床共寝、出双入对，而且赏赐极厚。谏官韦承庆所批评的“纵情声色”，主要就是针对此事。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古代贵族男子经常有这种断袖之风、龙阳之好，所以就算李贤有双性恋的倾向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问题在于——现在的李贤不是普通贵族，而是堂堂帝国储君！既然是这样的身份，他当然不能随心所欲，而必须比别人更为检点。
贞观年间的太子李承乾就是因为宠幸娈童称心，才被矢志夺嫡的魏王泰抓住了把柄，一状告到了太宗那里，最终被废黜。可见有唐一朝，对这方面的要求还是比较严格的。如今李贤当上了太子，还一如既往地把亲密爱人赵道生带在身边，这不啻于是给自己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尤其是他现在正处于和天后激烈交锋的非常时期，就更应该爱惜自己的羽毛。
可李贤毕竟太年轻了。他似乎没有意识到——在你死我亡的政治角斗场上，任何一个细微的破绽最终都有可能导致严重的政治后果！
如今他既然露出了这么大一个破绽，精明过人的武则天当然不会轻易放过。她立刻命人对太子发出指控，旋即立案审查。武则天亲自点名，命不久前刚刚升任宰相的薛元超、裴炎，会同御史大夫高智周，组成三司合议庭，开始了对李贤的审查。
按照唐制，只有性质特别严重的大案要案，才需要由中书、门下两省长官会同御史大夫共同审理，现在武则天搞出这么一个豪华阵容，摆明了就是要把这个普通的“风化案”整成大案，就像当初的长孙无忌硬是把一起“性骚扰案”弄成了震惊朝野的谋反案一样。
而此次的两位主审官——薛元超和裴炎，又恰恰是武则天一手提拔上来的。由这两个一心想要创造政绩的亲信来审案，李贤当然是在劫难逃了。
薛元超和裴炎首先从李贤的情人赵道生身上打开了突破口。有司把赵道生逮捕归案后，还没有动用大刑，赵道生就一五一十全招了，声称太子李贤唆使他刺杀了术士明崇俨（此人是武则天心腹，曾公开散布对李贤不利的政治谣言）。赵道生一招供，案件的性质突然就严重了，从毫不起眼的“风化案”变成了富有政治色彩的“教唆杀人案”。但是据此还不足以彻底整垮太子，于是主审官们再接再厉，又从东宫的马坊中搜出了几百副崭新锃亮的盔甲。至此，案件再度升级，从教唆杀人案又变成了谋反案。武则天非常满意，马上为此案定调，宣称太子谋逆，其罪当诛！
武则天已经把绞索套上了李贤的脖子，长年躲在深宫中养病的高宗才如梦初醒。他慌忙要求武则天手下留情，宽宥太子的过失。然而一切已经来不及了。武则天严词拒绝了天子的请求，说：“为人子怀逆谋，天地所不容；大义灭亲，何可赦也！”（《资治通鉴》卷二〇二）
武则天声色俱厉，一副得理不饶人的样子；而高宗则只能低声下气，苦苦请求。最后的处理结果相对折中：太子贤免于一死，但废为庶人，押往长安幽禁；那几百副惹来滔天大祸的盔甲在洛水桥当众焚毁。一年后，李贤又被流放到了离京师二千多里的巴州（今四川巴中市），在那个边瘴之地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几个春秋。
李贤被废后，武则天趁机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政治清洗。几位支持太子的宰相先后被罢黜，其他一些与太子友善的宗室亲王和朝臣也遭受株连，或贬谪或流放，被驱逐殆尽。而在此案中立下大功的两位主审官则在一年后再次荣升：裴炎升为侍中，薛元超升为中书令。
至此，一度与武则天分庭抗礼、激烈争锋的太子贤被彻底打入了万劫不复之地，他在朝中的势力也被全部肃清。武则天以她的心机和铁腕，又一次铲除了权力之路上的障碍，在天下人面前牢不可破地树立起了她的无上权威！
调露二年（公元680年）八月二十三日，亦即李贤被废的第二天，高宗和武则天的第三子——英王李哲（原名李显）被立为太子。
有唐一朝，民间长期流传着一首政治歌谣，名为《黄瓜台辞》，相传为李贤所作：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犹自可，摘绝抱蔓归！
如今，武则天这个种瓜人已经亲手摘下了两条黄瓜，显然已是“再摘使瓜稀”了。
接下来，她还会“三摘”吗？
开耀元年（公元681年）闰七月，高宗的病情进一步恶化，眼看高宗已经时日无多，武则天自然要郑重考虑夫皇的身后事。
准确地说，武则天必须确保在高宗宾天的时刻，自己还能牢牢掌控帝国的政局。
为此，她决定想办法让高宗离开长安，东幸洛阳。
因为长安是关陇集团的发祥地，是李唐旧势力盘根错节的老巢，在这里，武则天难免会受到掣肘，无法放开手脚。而东都洛阳则不同，那是她经营多年的根据地，只有在那里，武则天才能自如地掌控一切。
顺利地把高宗弄到洛阳之后，武则天接下来要做的，就是以最快的速度重组宰相班子。
四月二十二日，高宗和武则天刚刚抵达洛阳；二十四日，武则天就以闪电速度提拔了四个官员入相。他们是：郭待举、岑长倩、郭正一、魏玄同。加上此前已经拜相的裴炎和薛元超，整个宰相团基本上已经掌握在武则天手中。
永淳二年（公元683年）十二月初四深夜，唐高宗李治崩于东都洛阳的贞观殿，享年五十六岁。
高宗留下遗命，由宰相裴炎辅佐朝政，同时留下了一份政治遗嘱，命太子于柩前即皇帝位，并强调“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
十二月十一日，二十八岁的太子李哲正式登基，是为唐中宗；同时尊天后为皇太后。李哲虽然在名义上成了皇帝，可仍然处于服丧期间，因此朝政大权自然还是掌握在武则天手中。
然而，按照皇家守丧“以日易月”的规定，民间服丧一月，李哲只需服丧一天，所以，最迟在新年到来之际，武则天就必须归政于皇帝。
除非武则天真有“还政于君”的心思，否则她就必须在这短短二十天的时间里，利用手中短暂的过渡性权力，全面控制局势，以便在新君李哲脱下丧服之后，仍然能够把帝国的最高权柄牢牢抓在自己手里。
时间异常紧迫，可武则天还是以一副胸有成竹、举重若轻的姿态，不慌不忙地出手了。在短短二十天之间，武则天一共完成了四项意义重大的政治举措：一、安抚李唐宗室；二、调整宰相班子；三、控制禁军；四，镇抚地方。
武则天已经做好了全面夺权的准备。接下来，新皇帝李哲又将面临怎样的命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