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高宗李治即位的十几年来，虽然帝国的政治高层风云变幻，始终没有停止过权力斗争，但是这一切并没有影响到国计民生。由于高宗治下的唐王朝继承了贞观时代的强大国力，所以这些年里，大唐帝国在总体上依然保持着安定、繁荣和强盛的局面。

尤其令人振奋的是，唐朝的军事力量和国际威望也在这个时期达到了顶峰，甚至超过了太宗时期。截至咸亨元年（公元670年）之前，高宗统治下的帝国疆域达至极盛，比前、后的各个时期都更为广阔，唐朝的影响力也进而扩大到中亚和东亚的大部分地区。

那么，这一页辉煌历史又是如何铸就的呢？

接下来，就让我们把目光拉回到永徽初年……

永徽二年（公元651年）春天，高宗李治刚登基不久，西域就传来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原西突厥降将，时任左骁卫大将军兼瑶池（今新疆阜康市）都督的阿史那贺鲁叛逃了。

此时，西突厥的在位可汗是乙毗射匮。此人才具平庸，西突厥各部早已不服其统辖，所以当阿史那贺鲁突然前来进攻时，乙毗射匮马上乱了阵脚。他仓促集结部众抵御阿史那贺鲁，结果一战即溃，其部众全被阿史那贺鲁吞并。

阿史那贺鲁一战平灭了西突厥可汗，其野心大为膨胀，随即在双河与千泉（今吉尔吉斯斯坦北部）一带建立了王庭，自立为沙钵罗可汗。原乙毗射匮可汗辖下的十个直属部落一齐归附。数月之间，阿史那贺鲁摇身一变就成了西突厥的头号人物，麾下拥有精兵数十万众。稍后，处月（今新疆新源县境）、处密（今新疆塔城市境）两大部落以及西域诸国，又相继投靠了阿史那贺鲁。

永徽二年（公元651年）七月，志得意满的阿史那贺鲁率部入侵庭州，很快就攻陷了庭州境内的战略要地金岭城（今新疆鄯善县西北）和蒲类县（今新疆奇台县东南），杀死并俘虏了数千唐军。

在随后的数年里，高宗朝廷先后派遣梁建方、程知节等人进行了两次西征，虽然歼灭了西突厥的一些有生力量，但始终未能平灭阿史那贺鲁。

对此，高宗李治自然是极不甘心。

显庆二年（公元657年）闰正月，也就是二次西征刚刚结束的两个月后，高宗就发动了对西突厥的第三次远征。

为了确保此次远征的胜利，唐军决定兵分两路，征讨与安抚并重：一路由苏定方担任统帅，征调回纥骑兵，从北线直接进攻西突厥；另一路由西突厥降将——右卫大将军阿史那弥射、左屯卫大将军阿史那步真为安抚大使，从南线西进，负责招抚他们在西突厥的旧部。

北路，苏定方率部沿金山（今新疆阿尔泰山）山脉直进，消灭了盘踞在此的处木昆、突骑施二部落。阿史那贺鲁闻讯，立刻集结十万大军，在曳咥河（今中亚额尔齐斯河）阻击唐军。

此时，苏定方的部队只有一万人。面对十倍于己的敌军，苏定方毫无惧色。他知道，突厥军队虽然人数众多，却是由十个部落构成，其中的左厢五部还曾一度反对阿史那贺鲁。而右厢五部中的泥孰部落也历来与阿史那贺鲁不睦。所以，突厥人表面上强大，实则内部矛盾重重。

苏定方一边命步兵在南部平原上密集排列，摆出了一个长枪阵，一边亲率精锐骑兵在后方的北部平原上列阵。西突厥军队依倚人数上的绝对优势，对唐军的步兵阵连续发起了三次冲锋，可是在如林的长枪面前，突厥人付出了极大的伤亡，却始终无法撕开唐军的防线。

当突厥军队的第三波攻击又被唐军击退后，苏定方知道其战斗力已经衰竭，立刻下令全体骑兵跟随他一起冲锋。决战时刻，西突厥十个部落貌合神离的弱点暴露无遗。在唐军的猛烈进攻下，突厥人各自为战，互不相援，最后全线溃败。苏定方亲率骑兵深入追击了三十里，斩杀并俘虏了数万人。

曳咥河会战次日，苏定方继续勒兵追击，阿史那贺鲁自恃兵力仍然占优，于是回头再战。双方激战正酣时，右厢五部突然临阵倒戈，左厢五部也无心恋战，仓皇逃回驻地。阿史那贺鲁只好带着残部向西逃窜。

紧继苏定方大破阿史那贺鲁之后，由阿史那步真率领的南线唐军也到了左厢五部驻地，将其逼降。稍后，南线的另一路唐军阿史那弥射也利用他在西突厥原有的影响力，成功收降了处月、处密两部落。

显庆二年（公元657年）冬天，苏定方亲率主力，冒着严冬大雪长途奔袭，直逼阿史那贺鲁的王庭。阿史那贺鲁再次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一口气逃到石国西北部的苏咄城，结果被苏咄城主诱捕，旋即被交给唐军，最后被押往长安。

战后，大唐帝国在西突厥的土地上设置了昆陵都护府和濛池都护府：以阿史那弥射为昆陵都护，封为“兴昔亡可汗”，统领西突厥的左厢五部（五咄陆）；以阿史那步真为濛池都护，封为“继往绝可汗”，统领西突厥的右厢五部（五弩失毕）。两个都护府均归属安西都护府管辖，曾经强盛一时的西突厥汗国宣告瓦解。

由于西突厥汗国已经不复存在，原本臣服于西突厥的中亚各国，纷纷回过头来归附大唐。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唐朝廷又在中亚的石国、米国、史国、大安国、小安国、曹国、拔汗那、悒怛、疏勒、朱驹半等国设置了州、县、府共一百二十七个（这些国家大致分布在今新疆西部、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一带）。

龙朔元年（公元661年），中亚的吐火罗、嚈哒、罽宾、波斯等十六个国家又相继归附大唐帝国。唐朝先后在这十六个国家建立了八个都督府、七十六个州、一百一十个县、一百二十六个军府，并将其全部划入安西都护府的管辖范围。至此，大唐帝国的疆域已经由西域延伸到了中亚，又从中亚进一步拓展到了西亚的伊朗高原。

显庆五年（公元660年）春天，也就是在大唐帝国刚刚平定西突厥之后，高宗李治接到了来自新罗的一道奏表。

准确地说，这是一封求救信——是新罗国王金春秋发出的一封十万火急的求救信。

他在信中说，百济再度勾结高丽屡屡入侵，已经占领了新罗的大片土地，唐朝要是再不出兵，新罗就彻底完蛋了！

看完信后，一股按捺已久的怒火终于在高宗李治的心中升腾起来。

当年太宗皇帝亲征高丽失败，不久后便赍志而没，这件事一直是李治心头的一个阴影。登基之后，李治暗下决心，总有一天要出兵踏平桀骜不驯的高丽和百济，完成隋唐三代帝王（隋文帝、隋炀帝、唐太宗）未了的心愿，以慰父皇李世民在天之灵！

而高宗之所以迟迟没有动手，是因为自从他即位以来，帝国高层的权力斗争就一天也没有停止过，他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一系列的政治斗争上；同时，帝国为了征讨西突厥的阿史那贺鲁，在西线共发动了三次远征，前后历时六年，付出了相当高的战争成本，所以高宗一直无法腾出手来处理朝鲜半岛的事务。

虽然这些年来唐帝国没有对朝鲜半岛发动大规模战争，但也始终没有停止过对高丽的打击和袭扰。

自从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亲征高丽铩羽而归之后，太宗李世民就深刻汲取了失败的教训，他认识到——没有一支强大的海军承担运输和迂回助攻任务，单凭陆地运输和陆军作战，绝对无法取得高丽战争的胜利。于是，太宗随后就开始大规模扩建海军，不遗余力地制造战船。很快，唐帝国就拥有了一支强大的海军力量。与此同时，太宗还制订了“有限战争”的战略，不以歼灭敌军、攻城略地为目的，而是频繁出兵，重点袭击并破坏高丽的农耕区，以此打击高丽的经济，为最终平灭高丽铺平道路。

从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到显庆五年（公元660年）的十几年间，唐帝国在上述战略的指引下，从海陆两线屡屡出兵，持续不断地对高丽发动袭扰战。帝国名将如李勣、薛万彻、程名振、苏定方、契苾何力、薛仁贵等人，都曾先后开赴高丽作战，对高丽实施了沉重的打击。

然而，高丽却始终是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就在永徽六年（公元655年），高丽还曾联合百济和靺鞨部落，再次悍然入侵新罗，一共占领了新罗三十三座城池。

当时，唐帝国正在对西突厥用兵。为了避免两线作战，高宗李治只好暂时隐忍，只派遣程名振和苏定方从陆路对高丽发动了一次小规模的进攻，在取得小胜之后就撤回国内，目的显然不是要与高丽全面开战，而仅是实施一次必要的战略威慑。

也许高丽把高宗的隐忍当成了懦弱，所以这一次，高丽才会再度与百济联手攻击新罗，以此向唐帝国叫板。

上帝要让人灭亡，必先使其疯狂！

在此刻的高宗李治眼中，高丽和百济无疑就是这种自取灭亡的疯子。

因为这是显庆五年（公元660年），不是永徽六年（公元655年）。此时，征讨西突厥的战争已经取得圆满胜利，权倾朝野的长孙集团也已经全面垮台，高宗李治更是早已夺回一度旁落的天子之权。在此情况下，高丽和百济居然还敢跟唐帝国叫板，这不是活得不耐烦了吗？

显庆五年（公元660年）三月，高宗制订了先取百济、再灭高丽的战略，命苏定方率水陆十万大军出征百济。同年八月，唐军由海路进抵朝鲜半岛南端的熊津江口，海军立刻从正面对百济守军发动进攻，陆军则在强行登陆后迅速迂回到百济防线的后侧进行攻击。在唐军的前后夹击之下，百济军队的防线迅速崩溃，被唐军斩杀数千人，余部被迫后撤。

占领熊津江口后，唐军水陆并进，直逼百济都城。

百济国王扶馀义慈自知此城难保，在唐军围城之前，便带着太子扶馀隆等人逃往北部，只留下次子扶馀泰留守都城。扶馀泰守御无方，城中军民纷纷逾城而降。扶馀泰万般无奈，只好举城归降唐军。

就这样，唐军不费一兵一卒便拿下了百济的都城。

百济都城的失陷顿时引发了多米诺效应，群龙无首的各城城主纷纷举城归降。稍后，走投无路的老国王义慈和太子隆也乖乖回来投降了唐军。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百济的五部、三十七郡、二百座城池和七十六万户人口就全部归降。

唐高宗大喜过望，随即下诏在百济设置了五个都督府。

然而，一个立国六百多年、拥有人口将近四百万的国家，会这么轻易屈服吗？

答案是否定的。百济勇将黑齿常之很快就揭起了反旗，以破竹之势一连收复了将近二百座城池。紧接着，僧人道琛、将军福信等人也在周留城聚众起事，并从日本接回了百济王子扶馀丰，拥立他为百济的新国王。

苏定方屡屡出兵镇压叛乱，无奈却被黑齿常之一一挫败。面对来势汹涌的百济复国浪潮，苏定方一筹莫展，最后只好留下中郎将刘仁愿镇守熊津都督府（原百济都城），然后撤兵回国。

至此，苏定方在百济取得的战果基本上都打了水漂，整个百济名义上是唐朝的五都督府，实则只有一座熊津城掌握在唐军手中。

道琛、福信随后又率大军猛攻熊津。危急时刻，高宗紧急起用老将刘仁轨，命他火速援救刘仁愿。龙朔元年（公元661年）三月，刘仁轨率部驰援熊津，接连突破百济反抗军重兵布防的多道防线，一举解除了熊津之围。

稍后，百济的军事高层出现内讧。福信刺杀了道琛，兼并了他的部众，夺取了百济复国军的最高指挥权。随后又大力招集各地的流亡部众，势力更加强大。

龙朔元年（公元661年）四月，高宗再命苏定方进攻高丽。从这一年七月兵围平壤，到次年（龙朔二年，公元662年）二月，苏定方兵团对平壤整整围攻了八个月，但是这座坚城却依然固若金汤。

高宗又派出了一支海军前去增援苏定方，却在蛇水（今朝鲜合井江）遭到高丽军队的顽强阻击，结果全军覆没。

平壤城下的苏定方兵团得知援军覆没的消息，顿时士气大挫。高宗知道胜利的希望已经渺茫，只好命苏定方班师。

此时，百济战场上的刘仁轨和刘仁愿已经在孤城熊津坚守了整整一年。高宗担心他们无法长期坚持，不得不下了一道敕书——命他们放弃熊津，撤往新罗。

高宗的这道敕令显然是出于对将士们的关心和体恤，但是做出这个决定却是痛苦而无奈的。因为最后这支部队一旦撤出百济，就意味着唐帝国这两年来在朝鲜半岛上付出的所有努力将全部付诸东流！

刘仁轨无法接受这个结果。他努力说服了刘仁愿和其他将士，决定苦守熊津，并设法挽救危局。

龙朔二年（公元662年）七月，在刘仁轨的计划和指挥下，熊津城中的唐军忽然主动出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百济复国军发起了一场闪击战，一连攻克了支罗城、尹城、大山、沙井（均在朝鲜半岛西南部）等多座堡垒，歼灭了大量敌军，继而又占领了熊津城东面的一座战略要地——真岘城。

拿下真岘城是百济战争的一大转折点。因为此城位于百济与新罗的交通要道上，占据此城，就等于打通了熊津与新罗的运输通道，从此唐军就可以源源不断地从新罗获得必要的粮食和给养。

随后，刘仁愿迅速上表向朝廷报捷，并要求增兵。眼见百济这盘死棋忽然走活了，高宗大喜过望，急命孙仁师率七千人渡海增援。

就在唐军发动反攻的同时，百济内部再次爆发了内讧。福信和扶馀丰互相猜忌，最后扶馀丰刺杀了福信，并清除了他的党羽，然后遣使前往高丽和日本乞援。

孙仁师率援兵进入百济后，与刘仁愿、刘仁轨合兵一处，唐军声势大振。龙朔三年（公元663年）秋天，经过长时间休整的唐军决定对百济复国军发起全面反攻。

唐军兵分两路：孙仁师、刘仁愿会同新罗军队从陆路进攻；刘仁轨则与副将杜爽、百济降将扶馀隆率海军出熊津江，在白江口与陆军会师，一同夹击周留城。

与此同时，日本应扶馀丰的请求，已经出动一支庞大的海军支援百济。

这一年八月二十六日，当刘仁轨率领海军进抵白江口时，日本海军已经在此严阵以待。

中日海军在历史上的第一次大规模会战——白江口战役，就此拉开序幕。

日本海军的兵力将近四万人，拥有一千艘战船；而大唐海军的兵力大约是一万三千人，战舰一百七十艘。作为中日两国海军的首次交锋，双方都不了解彼此的实力，所以在第一天的战斗中都表现得比较谨慎。两军只是彼此发动了几次试探性进攻，试图摸清对方的战术和打法，随后便各自收兵。第一天的战斗，以日军损失几艘战舰而告终，唐军小胜。

八月二十七日，中日海军在白江口的决战正式打响。

白江口碧波万顷的海面上，战船密布，千帆相连，日本海军采用既定的战术，凭借数量上的绝对优势，率先对唐军发动进攻。当一千艘日军战舰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唐军冲来时，唐军的战舰上万箭齐发，瞬间便有大量日军士兵中箭身亡。

两军接战之后，日军迅速以穿梭战术插入唐军舰队之中，凭借六比一的优势将唐军各舰团团包围。就在此刻，唐军舰船上的投射机突然抛出无数火球，全部砸向日舰。顷刻之间，日本的数百艘军舰同时燃起熊熊大火，滚滚浓烟冲天而起，海面上到处是一片鬼哭狼嚎，日军士兵纷纷跳入海中逃生，但是一个个都成了唐军弓箭手的活靶子，就算不被烧死溺死，最后也都被箭射死……

困兽犹斗的日本海军不甘失败，连续四次重整队形，前后对唐军发动了四次冲锋，但是每一次都有大量舰船被毁，众多士兵伤亡。这一天，“烟炎灼天，海水尽赤”，唐军“四战皆捷，焚其舟四百艘”（《资治通鉴》卷二〇一）。日军残部仓皇撤离白江口海面，张起船帆拼命逃回了日本。随后，唐军水陆两路并进，迅速攻克了百济反抗军的总部周留城。

发生在公元七世纪的这场中日大海战，以中国海军的全面胜利告终。

同时，白江口海战也是百济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会战，此战的胜利宣告了百济复国运动的彻底失败。日军势力撤出朝鲜半岛后，百济国王扶馀丰万念俱灰，只好流亡高丽，他的两个儿子忠胜、忠志率百济残部向唐军投降。稍后，百济猛将黑齿常之、沙吒相如等人也相继率部归降。

到此，百济全境终于重新回到唐军手中。

百济的灭亡，让北方的高丽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种唇亡齿寒的忧惧。

乾封元年（公元666年），从泰山封禅归来的唐高宗李治得到了一个令他喜出望外的消息——高丽权臣泉盖苏文死了。

高宗李治开始密切关注高丽的局势。

不久，泉盖苏文的三个儿子爆发内讧，长子泉盖男生被次子泉盖男建篡夺了相位，逃亡辽东，并派遣儿子泉盖献诚前往长安，请求唐高宗发兵救援。

这无疑是征服高丽的天赐良机！

乾封元年（公元666年）十二月十八日，高宗任命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以郝处俊、契苾何力、庞同善为副大总管，率高侃、薛仁贵、郭待封等人，分海陆两路大举进击高丽。

这一年，李勣已经七十五岁高龄，是灿若星辰的大唐开国名将中真正硕果仅存的老将。从大业年间开始，李勣历经隋末的群雄混战、大唐的开国战争、以及贞观时代的平灭东突厥、薛延陀之战，可谓是身经百战、军功赫赫。更重要的是，在贞观末年太宗亲征高丽的战争中，李勣作为主将之一，积累了丰富的辽东作战的经验。所以，除了李勣，没有谁更适合担任此次东征高丽的统帅。

乾封二年（公元667年）九月，李勣亲率陆路主力进入辽东，一举攻克高丽在辽东的军事重镇新城（今辽宁抚顺市北），然后挥师东进，以破竹之势连下辽东十六座城池，高丽举国震恐。

泉盖男建慌忙派遣军队对驻守新城的唐军发起反攻，被薛仁贵击退。稍后，高侃兵团进抵金山（今辽宁康平县东），与高丽大军展开遭遇战。唐军失利，被迫后撤，高丽大军乘胜追击，准备一举吃掉高侃兵团。就在此时，薛仁贵兵团突然从高丽军队的侧翼杀出，将其截为两段。高侃兵团随即掉过头来，与薛仁贵前后夹击，高丽军队猝不及防，随即四散溃逃。

这一战打得异常惨烈，高丽军队一共被斩首五万余级，遭到前所未有的重创。薛仁贵与高侃挟新胜之威，又连克南苏（今辽宁西丰县南）、木底（今辽宁新宾县）、苍岩（今辽宁清原县东）三城，并与泉盖男生会师。

二月，李勣挥师继续向高丽纵深挺进。猛将薛仁贵在金山大捷之后，又担任前锋攻下了辽东的另一座军事重镇——扶馀城（今吉林四平市）。

一听说重镇扶馀城被薛仁贵一战而下，扶馀平原上四十余城的守将顿时胆破，没过多久就全部望风而降。

唐军在辽东战场上所向披靡，泉盖男建大为恐慌。他随即调集了五万大军，火速向扶馀城逼近。总章元年（公元668年）二月底，两军在薛贺水（流经辽宁凤城市境）展开大规模会战，结果高丽军队再次遭遇惨败，阵亡三万余人。

薛贺水大捷后，李勣又乘胜东进，攻克了鸭绿江西岸的军事重镇——大行城（今辽宁丹东市）。拿下该城，意味着广袤的辽东土地已经全部落入唐军手中，平壤的门户已经轰然洞开。

总章元年（公元668年）夏天，各路唐军会师于大行城，经过数月休整之后，于八月对鸭绿江的高丽守军发起强攻。此时，屡战屡败的高丽军队的士气已经落到了低谷，而唐军挟数次大捷之威，士气正空前高涨。高丽军队当然抵挡不住唐军的强大攻势，很快就全线崩溃。

唐军越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半岛，一鼓作气向东追击了二百余里，并顺势攻下了半岛北部的要塞辱夷城（平壤城西北）。

至此，高丽大势已去。其他各城的守将闻风丧胆，要么弃城而逃，要么举城归降，唐军如入无人之境。勇将契苾何力担任前锋率先杀到平壤城下，紧接着，李勣的主力也进抵平壤，随即将其团团围困。

平壤作为高丽的都城，经过多代人的苦心经营，其防御体系可谓固若金汤。此前苏定方曾经对它围攻了八个月，最后也不得不黯然收兵，可见平壤的确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坚城。

然而，世界上最坚固的东西并不是城墙，而是人心。

隋唐两朝的多位帝王之所以屡屡在高丽这个东夷小国折戟沉沙，并不仅仅是因为高丽的城墙特别坚固，而主要是因为高丽君臣能够团结一致，举国上下同仇敌忾。而今日，平壤虽然依旧拥有坚固的城墙，但是此刻的高丽君臣显然已经失去了拒敌的勇气和抗战到底的决心。所以，这样一座貌似坚固的堡垒，到头来也就避免不了从内部被攻破的命运。

唐军围攻平壤一个月后，高丽国王高藏就带着泉盖男建的弟弟泉盖男产，以及高丽朝廷的各级文武官员共九十八人，趁泉盖男建不备，偷偷缒下城墙，手举白幡归降了唐军。

不久，泉盖男建的心腹，手中握有兵权的武僧信诚又派密使与李勣接洽，表示愿意充当内应，投降唐军。

总章元年（公元668年）九月十二日，信诚忽然打开城门，唐军随即蜂拥而入。李勣命士兵攀上城墙，插上唐军旗帜，擂鼓呐喊，并且焚烧城墙四周的各个城楼，平壤城顿时陷入一片混乱。

听着惊天动地的喊杀声，看着到处燃烧的熊熊火焰，泉盖男建绝望了。他拔出佩剑，狠狠刺进了自己的胸膛……

这一天，平壤陷落，立国长达七百零五年的高丽王国宣告灭亡。

战后，唐朝将高丽划分为九个都督府、四十二个州、一百个县，同时在平壤设立安东都护府，统一管辖。各都督、刺史、县令的职位由一部分有功的高丽旧将出任，另外也配备了一部分中国官员协同治理。薛仁贵由于在此次东征中战功卓著，被擢升为右威卫大将军，并出任安东都护，率二万人马镇守。

高丽战争的胜利是来之不易的。

隋唐两朝、四代帝王都曾经为了征服高丽而倾注了大量心血——隋文帝杨坚于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发动三十万大军征讨高丽，结果未及踏上高丽国土就遭遇天灾和疾病，导致士兵死亡十之八九；隋炀帝杨广更是因为三征高丽而耗尽国力，引发了国内风起云涌的全面叛乱，最终葬送了隋朝江山；天纵神武的唐太宗李世民一生中最大的失败，也是因为在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亲征高丽，此次失败的亲征不但拖垮了他的身体，而且沉重打击了他的精神，使他在短短几年后就抱憾而终、赍志而没；直到唐高宗李治的时代，即便他继承了贞观时代强大的国力和丰厚的人才资本，可还是在龙朔二年（公元662年）第一次东征高丽时遭遇了失败，并因此几乎放弃对整个朝鲜半岛的经略……如此种种，足以证明高丽人确实具有一种出乎寻常的坚韧与顽强。

作为朝鲜半岛上的蕞尔小国，高丽屡屡横挑强邻，频频遭到大军征伐，却一次又一次以弱胜强，在当时周边国家无不被唐帝国一一征服的情况下，唯独它始终屹立不倒，诚可谓绝无仅有，亦足以令人刮目相看。

如果不是泉盖苏文之死，以及后来他三个儿子为了争夺权力而爆发内讧，唐帝国征服高丽的时间表，也许还要被大大推迟。

平灭高丽，标志着唐王朝的军事扩张达到了一个巅峰，大唐的版图也至此臻于极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