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来，人们一提起唐高宗李治，眼前似乎马上就会浮现出一张苍白羸弱、畏葸无能的脸。无论是在传统史家的笔下，还是在普通百姓的眼中，李治好像从来都是一个软弱的、惧内的、毫无主见的傀儡皇帝。

据说，李治从小就熟读《孝经》，所以屡受太宗褒奖；他母亲长孙皇后死时，他又是三个同胞兄弟中哭得最伤心的一个，因此人们很自然地给他贴上了“宽仁孝友”的标签。稍长，他的两个哥哥因夺嫡之争而两败俱伤，结果年纪尚幼、性情仁厚的李治反而被长孙无忌推上了储君之位。按照长孙无忌的说法，正是因为李治仁厚，所以最适合当一个“守成之主”。其实所谓“仁厚”，不过就是“仁弱”的代名词罢了；而长孙无忌之所以要拥立他，无非也是为了日后能够轻而易举地掌控他。

毋庸讳言，在李治即位后的最初几年中，由于长孙无忌的政治影响力太过强大，李治确实显得非常弱势，甚至一度被长孙无忌等人架空。从某种程度上说，永徽年间的李治只能算是一个“影子皇帝”，而权倾朝野的长孙无忌则是当之无愧的无冕之王。

然而，李治并不是甘当傀儡而无所作为。从他意识到自己被长孙无忌架空的那一天起，他就无时不在想着重新夺回天子大权。只因为长孙无忌精心编织的那张权力之网始终将他紧紧笼罩（长孙无忌权力极盛时，七个宰相有六个是他的人），才使李治不得不韬光养晦、默默隐忍。

到了永徽六年（公元655年），李治苦苦等待的突围时机终于出现在他的眼前。

这就是武昭仪与王皇后的后位之争……

在初唐历史上，永徽六年（公元655年）是一个极不寻常的年份。

这一年，长安的后宫掀起了一场可怕的风暴。这场风暴不仅令高宗的后宫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对帝国政坛也造成了强烈的冲击，导致长孙无忌强力构建的单边政治格局开始瓦解，使得永徽朝廷首次出现了君权与相权势均力敌的博弈局面。

王皇后与武昭仪的后宫之战在永徽五年（公元654年）初发生了一个重大转折。当时，王皇后遭到武昭仪暗算，在“女婴猝死案”（参见《旷世女皇武则天》）中成了主要的犯罪嫌疑人，虽然元气大伤，但由于她背后站着强势宰相长孙无忌，所以短时间内还没有被扳倒的迹象。天子李治和武昭仪就先礼后兵，于永徽五年（公元654年）年底，专程到长孙府上进行“贿赂”，希望长孙无忌在皇后废立的事情上做出让步，可长孙无忌却装疯卖傻，对天子的强烈暗示视而不见，李治和武昭仪只好带着极度失望的心情愤然离去。

到了永徽六年（公元654年）六月，武昭仪逐渐失去了耐心，于是继“女婴猝死案”后，又对王皇后发动了一次致命的打击——控告王皇后和她母亲柳氏在暗中施行巫术。

武昭仪所控告的这种巫术称为“厌胜”，意思是因厌憎某人而制作其形象——或泥塑木雕，或画在纸上——然后刺心钉眼，系手缚足，以此诅咒对方早日死于非命。

这是一种很歹毒的巫术，论罪也相当严重。按照《唐律》，敢玩这种“厌胜”之术的人可以按谋杀罪减二等论处，倘若诅咒的对象是至亲长辈，则不可减罪，依律当斩。

没有人知道武昭仪的控告是否属实，总之天子未经调查就迫不及待地颁下了诏书，将皇后的母亲柳氏驱逐出宫，并严禁她再踏进皇宫一步。次月，天子又将皇后的母舅吏部尚书柳奭逐出朝廷，贬为遂州（今四川遂宁市）刺史。柳奭刚刚走到扶风（今陕西扶风县），天子又暗中授意地方官员指控他“漏泄禁中语”，于是再度把他贬到更为偏远的荣州（今四川荣县）。

至此，王皇后彻底陷入了势单力孤的境地。紧接着，李治为了让武昭仪能够向皇后之位再靠近一步，又挖空心思地发明了一个“宸妃”的名号，准备以此册封武媚。

此举立刻遭到宰相们的强烈抵制。唐依隋制，后宫的一品妃历来只有贵、淑、德、贤四名，如今为了一个武昭仪而特设一个“宸妃”之号，显然不合旧制，无据可依。侍中韩瑗与中书令来济以此为由，在朝会上与天子面折廷争，坚持认为“妃嫔有数，今别立号，不可”（《新唐书·则天武皇后传》），硬是把皇帝的旨意生生顶了回去。

谁都知道，韩瑗与来济之所以敢和天子针尖对麦芒地大干一场，无非是因为他们背后站着长孙无忌；而看上去已经彻底变成孤家寡人的王皇后，之所以还能牢牢占据皇后的宝座，也是因为她背后站着长孙无忌！

此时此刻，高宗李治强烈地意识到，如果不能利用这场后宫之战向长孙无忌的超级权威发出挑战，夺回本该属于自己的权力和尊严，那他就只能永远充当一个有名无实的傀儡天子！

永徽六年（公元655年）已经是李治君临天下的第七个年头。这一年，他已经二十八岁。

对此时的李治而言，如果连给自己心爱的女人一个实至名归的身份都办不到，如果连选择谁来当皇后的权力都没有，那他还算什么皇帝？如果不能通过这件事情让长孙无忌认识到他李治在政治上已经成熟，完全具备了独立掌控朝政的能力，那么李治还要继续夹着尾巴做人到什么时候！

所以，李治决定向长孙无忌宣战，无论如何也要把武昭仪扶上皇后之位，无论如何也要夺回自己的天子权威！

至此，这场后宫之战的熊熊战火终于从内宫蔓延到了外朝。表面上看，这是王皇后与武昭仪围绕着皇后之位展开的一场废立之争，而实际上，这是天子李治与长孙无忌（及其背后的宰相团）围绕帝国的最高权力进行的一场政治博弈。

换言之，到了永徽六年（公元655年），这场后宫之战已经扩大升级，从女人们的战争演变成了男人们的战争。而促成这一转变的人，正是高宗李治。

高宗李治准备向长孙无忌宣战，决心固然是很大，可当下的政治现实又不免让他有些心虚。因为满朝文武当中，除了一个司空李勣，几乎就没有一个是他的亲信；反观长孙无忌，不但牢牢掌控着整个宰相团，而且通过房遗爱案大肆清除异己、杀戮立威，使得文武百官人人俯首帖耳、个个噤若寒蝉……

在双方实力如此悬殊的情况下，高宗又如何打赢这场仗呢？

这不仅是天子李治的忧虑，同时也是昭仪武媚的忧虑。

他们不约而同地意识到，要战胜长孙无忌，唯一的办法只能是——尽快在朝中打造一支自己的政治势力。

换言之，就是要在朝中物色一批利益代言人，或者说扶植一帮政治打手，让他们在这场渐趋白热化的后宫之战和君臣博弈中，为天子和武昭仪摇旗呐喊、冲锋陷阵，最终夺取皇后之位，并且从长孙无忌手中夺回朝政大权。

有需求就有供给。

这个简单的经济学规律不仅适用于经济领域，也同样适用于政治领域。

就在高宗李治因势单力薄而万分焦虑的时候，朝中已经有一批素怀野心的政客，敏锐地觉察出了天子的需求。他们是：中书舍人李义府、卫尉卿许敬宗、御史大夫崔义玄、中书舍人王德俭、大理丞袁公瑜等。

眼见天子用最短的时间就纠集了一帮政治打手，并且摆出一副决一死战的架势，长孙无忌、禇遂良等人意识到事态严重，连忙召集他们的人，秘密举行了一个碰头会，谈论当前的政治形势。在会上，长安令裴行俭一脸义愤，声称如果让武昭仪当上皇后，“国家之祸必由此始！”（《资治通鉴》卷一九九）

就是这句忧患之言，为裴行俭惹来了祸端。

因为他们的一举一动早已在武昭仪的掌控之中。

秘密会议刚一开完，一直在暗中侦察的大理丞袁公瑜就把会议详情一五一十地通报给了武昭仪的母亲杨氏。

武媚听到这个消息后，嘴角掠过了一抹冷笑。

几天后，裴行俭就被贬出了朝廷，并且一下就被踢到了帝国最辽远的西北边陲，担任西州（今新疆吐鲁番市东）都督府长史。

裴行俭的被贬是一个强烈的政治信号，意味着高宗和武昭仪已经向长孙集团发出了挑战。而就在贬谪裴行俭的几天后，也就是这一年的九月初一，高宗又忽然把许敬宗擢升为礼部尚书。众所周知，礼部主管朝廷的册封事宜，高宗让许敬宗担任礼部的一把手，其用意不言自明，就是冲着皇后废立去的，同时也等于是在对长孙集团进行示威。

永徽六年（公元655年）九月，高宗李治向长孙无忌等人摊牌，坚决表示要废立皇后。老谋深算的长孙无忌始终不表态，只是把他的心腹禇遂良、韩瑗、来济等人推到台前，让他们和天子死磕。就在双方相持不下之际，时任司空的李私下对李治说：“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资治通鉴》卷一九九）

李治大喜，随即下定废后的决心。

与此同时，礼部尚书许敬宗也在朝中到处放话，说：“田舍翁多收十斛麦，尚欲易妇；况天子欲立一后，何豫诸人事而妄生异议乎？”（《资治通鉴》卷一九九）

一个庄稼汉多收了十斛麦子，尚且打算换掉老婆；何况天子打算另立皇后，跟别人有何相干，竟然妄加非议？

许敬宗这话虽然有点粗俗，但是话糙理不糙。尤其在武昭仪听来，许敬宗的“换妻”高论简直像歌声一样动听。为了让更多人听到这句话，武昭仪当即命左右亲信到处传播，一意要让它成为朝野上下众口一词的舆论。

数日后，宰相禇遂良被贬为潭州（今湖南长沙市）都督。

永徽六年（公元655年）十月十三日，高宗李治颁布了一道废黜王皇后和萧淑妃的诏书。

十月十九日，李治正式册立武昭仪为皇后。

永徽六年（公元655年）这场后宫之战的结果，传统史家往往把它归功于（或者归罪于）武则天的个人因素。在传统目光的解读之下，武则天纯粹是因为施展了狐媚之术迷惑高宗，并且处心积虑陷害皇后，不遗余力拉拢朝臣，最终才得以正位中宫。而高宗李治则被普遍描述成一个毫无主见、纯粹被武则天利用的昏庸皇帝。

事实上，这未免高看了当时的武则天，也未免低估了当时的李治。

解读历史都难以避免事后诸葛亮。人们往往是因为武则天日后缔造了一个女主登基、牝鸡司晨的历史事实，并且因为李治确实对日后阴盛阳衰的政治局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才会以此倒推，从一开始就把武则天视为一个彻头彻尾的野心家和阴谋家，也才会把李治始终看成是一个懦弱的丈夫和无能的皇帝。

可实际上，这是一种错误的目光，因为它把动态的历史静态化了，也把复杂多变的人简单化和脸谱化了。

武则天固然是一个自信、坚忍、工于心计、不甘被命运摆布的人，但是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或者说在不同的时势和情境当中，她的生命能量必然要受到不同程度的制约，尤其是在正位中宫之前，无论她有多大的野心和阴谋，其力量和手段也终归是有限的，所以，不能认为她当时就已经把李治玩弄于股掌之中。

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个逐渐成长、逐渐成熟的过程，武则天当然也不例外。从深宫中的武才人，到感业寺里的女尼，再到二度入宫的武昭仪，她强势的人格特征是一点一滴养成的，她巨大的生命潜能也是一步一步开发的。对于当时的武则天来说，未来如同一条迷雾中的河流，谁也不知道前面是暗礁、是激流还是深不可测的漩涡，所以她只能小心翼翼地摸着石头过河，绝不可能以一种未来女皇的姿态无所顾忌地往前冲！

武则天如此，李治亦然。

永徽初年，李治是一个踌躇满志的年轻帝王，他渴望像父亲太宗那样建功立业，也渴望走出父亲的阴影，缔造属于自己的时代。然而，元舅长孙无忌却把他视为永远长不大的幼主，不仅架空了李治，而且以他的巨大权威牢牢束缚着李治。

长孙无忌的身份是绝无仅有的——天子舅父、开国元勋、顾命大臣、首席宰相，这些特殊身份就像一道道璀璨夺目的光环在他身上交织闪耀，令朝野上下的所有人都不敢直目而视。可想而知的是，长孙无忌身上有多少重光环，李治头上就会有多少重紧箍。所以，血气方刚的天子李治必然会有突围的欲望和冲动，而武则天与王皇后的后宫之战，无疑给李治压抑已久的欲望和冲动提供了一个释放的机会。

因此，在废立皇后这件事上，与其说李治是一个被炽热的爱情烧坏了头脑的男人，与其说他是一个纯粹被武媚利用和支配的昏懦之君，还不如说他是在借机消解长孙无忌的权威，并且在此过程中扶植自己的亲信，进而巩固岌岌可危的皇权。

换言之，武媚固然是利用了李治对她的爱夺取了皇后之位，可李治又何尝不是以爱情的名义，夺回了一度旁落的天子之权？

说白了，谁也不比谁傻多少。

说白了，在永徽年间这场争位夺权的大战中，李治和武媚不仅是一对被火热爱情吸引到一起的恩爱夫妻，更是一对被相同利益捆绑到一起的政治拍档！

后宫大战尘埃落定之后，文武百官知道长孙无忌已经失势，所以全都站到了高宗和武后一边。

显庆元年（公元656年）正月，太子李忠被废为梁王、贬到梁州（今陕西汉中市），武后的长子、年仅四岁的李弘被立为太子。二月，武后的亡父武士彟又被追赠为司徒，赐爵周国公。日后武则天的国号“大周”，正是源于武士彟的这个爵号。

显庆二年（公元657年）春，高宗和武后开始对长孙一党正式发难。

许敬宗、李义府这一对忠实鹰犬再次冲锋在前。他们联名上奏，称侍中韩瑗、中书令来济与被贬在外的禇遂良暗中勾结，所以故意把禇遂良从潭州调到桂州；而桂州是军事重地，可见韩、来二人是要以禇遂良为外援，“潜谋不轨”。

八月十一日，高宗下诏，将韩瑗贬为振州（今海南三亚市）刺史，来济贬为台州（今浙江临海市）刺史；同时，再度将禇遂良贬为爱州（今越南清化市）刺史，将柳奭贬为象州（今广西象州县）刺史。

至此，长孙一党被斥逐殆尽，只剩下一个光杆司令长孙无忌。

他比谁都清楚，贬谪流放的命运很快也会降临到自己身上。

可是他无能为力。

从永徽六年（公元655年）的那场君臣博弈中败下阵来之后，长孙无忌就意识到大势已去了。无论他和他的亲信们曾经建立了一个看上去多么坚固的权力堡垒，可它终究是一座沙堡。

因为，倘若没有君权的支持作为根基，外表再强大的相权，其实质也是脆弱的。除非这种相权具有取代君权的野心，而且确实也凌驾了君权。可长孙无忌显然没有这种野心和倾向，虽然自从高宗即位以来，他就一直表现得很强势，可他充其量只是架空了君权而已，并没有像历史上很多权臣那样完全凌驾于君权之上，或者动不动就擅行废立。

从这个意义上说，长孙无忌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是李治自觉不自觉地“让渡”出去的。虽说这和李治仁弱的性情有一定关系，但这种“让渡”在任何政权过渡期间和新君年少的情况下，都属于正常现象，并不能全然归咎于李治的弱势或长孙无忌的强势。

既然长孙无忌的权力归根结底是属于李治的，那么只要哪一天李治意识到这种“权力的让渡”对自己构成了威胁，而自己也具有了收回权力的能力，各方面的助力和客观条件又已成熟，他就随时有可能把权力收归己有。

因此，长孙无忌的真正错误并不在于从李治手里拿走了“太多”权力，而是在于他没有“及时”把这些权力归还李治。

换言之，他把暂时由他保管的东西，误以为是他自己的了。

人生有两条真谛，一条叫该出手时就出手，另一条叫该放手时就放手。长孙无忌只知前者，不知后者，对权力过度迷恋，不懂得及时放手，最终当然要为此付出代价。

从显庆三年（公元658年）冬天到显庆四年（公元659年）秋天，高宗和武后联手对长孙一党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政治清洗，无论是打击范围还是打击力度，都比长孙无忌在永徽四年（公元653年）制造的房遗爱案有过之而无不及。

砍头、抄家、贬谪、流放……

一个都不饶恕！

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四月，长孙无忌以谋反罪名被流放黔州（今重庆彭水县），数月后在贬所被逼自尽。

长孙无忌之死宣告了“后贞观时代”的终结。

高宗李治成功突围，帝国的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