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承乾是李世民的嫡长子，武德二年（公元619年）生于太极宫承乾殿，遂以此殿命名。

他从小聪慧明敏，深受李世民喜爱。武德九年（公元626年）李世民登基，时年八岁的李承乾被立为太子。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太上皇李渊驾崩，李世民为高祖守孝，朝廷政务皆由太子决断。据说当时年仅十七岁的李承乾就“颇识大体”，把国家大事处理得井井有条。从那以后李世民便对他非常信任，“每行幸，常令太子居守监国”（《旧唐书·恒山王承乾传》）。

贞观初期，李世民对太子还是比较满意的。可惜好景不长，差不多从贞观十年（公元636年）起，李承乾身上的纨绔习气就逐渐显露出来了。李世民察觉后，一再对东宫辅臣于志宁、孔颖达等人说：“太子生长深宫，百姓艰难，耳目所未涉，能无骄逸乎？卿等不可不极谏！”（《资治通鉴》卷一九四）

在李世民看来，太子生长在深宫之中，不知民间疾苦，有一些骄奢习气也在所难免，只要东宫大臣尽力辅佐、严加劝导，相信太子还是可以成器的。

然而，李承乾却未曾体会李世民的一片苦心。

他知道东宫辅臣们受父皇重托，必定会对他严格管教，所以就跟辅臣们玩起了阳奉阴违的变脸把戏。

由于从小接受了正规的宫廷教育，所以李承乾颇有几分学识，而且口才一流。凡是在公开场合，他总是正襟危坐，开口闭口都是孔孟之道和忠孝节义。说到紧要处，他甚至会做出一副慷慨激昂、声泪俱下之状，令辅臣们悚然动容、啧啧称叹。可私下里，李承乾却终日“与群小相亵狎”，沉湎于声色犬马，把所有圣贤学问全都扔到了爪哇国。

每当料到辅臣们要来进谏，李承乾都会主动出去迎接，一见他们到来，便大行跪拜之礼，然后“引咎自责”，用最严肃最诚恳的态度进行深刻的自我批评，把辅臣们精心准备的一大套说辞全都堵在了嗓子眼，搞得他们一脸窘迫，“拜答不暇”。

因为李承乾深谙变脸绝技，所以在他当太子的早期，朝野舆论一致认为他是一个贤明的储君。李承乾自以为储君之位稳如泰山，因此越发肆无忌惮。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忽然迷恋上了少数民族文化，尤其喜欢突厥习俗。

他开始说突厥语，穿突厥衣服，还挑了一批面貌酷似突厥族的人，把他们每五人编为一个“迷你型”部落，让他们头梳小发辫，身穿羊皮袄，在东宫的草地上牧羊，旁边还插上一杆绣有五个狼头的大纛。他甚至自己住到了帐篷里面，每天亲自杀羊，烤熟了以后就拔出佩刀，割成一块一块与左右分享。

干完这些，李承乾还是不过瘾，有一天忽然对左右说：“我假装是可汗，现在翘了辫子，你们仿效突厥的风俗来给我办丧。”说完两眼一闭，往地上一倒，当即一动不动。于是左右侍从便骑马围着李承乾的“尸体”，一边转圈一边号丧，并依照突厥风俗纷纷割破自己的脸，以表对“去世可汗”的沉痛悼念之情。

玩得兴起时，李承乾常常眉飞色舞地扬言说：“有朝一日我继承了天下，定要率数万骑兵到金城（今甘肃兰州市）以西打猎，然后把头发散开去当突厥人，投靠阿史那思摩，只要给我一个将军当，我就绝不会落于人后。”

在李唐的宗室亲王中，高祖李渊的第七子汉王李元昌也是一个活宝。他和李承乾臭味相投，经常在一块玩打仗的游戏：各自统领一队人马，披上铠甲，手执竹枪竹刀冲锋厮杀。手下人个个刺得浑身是血，可他们却不亦乐乎。要是有人不愿参与游戏，就会被绑在树上毒打，以致被活活打死。李承乾宣称：“使我今日作天子，明日于苑中置万人营，与汉王分将，观其战斗，岂不乐哉！”又说：“我为天子，极情纵欲，有谏者辄杀之，不过杀数百人，众自定矣。”（《资治通鉴》卷一九六）

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太子种种荒诞不经的言行很快就让于志宁、孔颖达等辅臣们知悉了。他们吓坏了，赶紧苦口婆心地对太子进行劝谏。

可太子一个字都听不进去。

李承乾在玩火自焚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有个人不禁看在眼里，喜在心头。

他就是魏王李泰。

李泰在李世民的儿子中排行第四，但却是嫡出（长孙皇后所生）的次子，也就是说，假如李承乾被废黜，他就是理所当然的继任者。李泰生于武德三年（公元620年），从小“善属文”、“多艺能”，深得太宗欢心。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年仅九岁的李泰便遥领扬州大都督一职，此后又兼任雍州牧、左武侯大将军、鄜州大都督、相州大都督等重要职务，于贞观十年（公元636年）改封魏王。

从贞观十年（公元636年）起，随着太子李承乾的日渐堕落和屡教不改，李世民日益失望，于是内心的天平便逐渐朝魏王李泰倾斜。因为李泰喜好文学，所以李世民就特准他在魏王府中开设文学馆，任他自行延揽天下名士。许多政治嗅觉比较灵敏的朝臣立刻意识到——这是天子有意释放的一个政治信号。

当年的秦王李世民不也是通过文学馆延揽人才、树立声望，继而才取代李建成的太子之位、最终登上天子宝座的吗？

天子既然发出了这种政治信号，有心人当然要对魏王李泰趋之若鹜了，于是“士有文学者多与，而贵游子弟更相因籍，门若市然”（《新唐书·濮恭王泰传》）。

由于李泰身形肥胖，行动不利索，李世民就格外开恩，特许他入宫朝谒时可以乘坐小轿。这样的宠遇在满朝文武和所有的皇子中都是绝无仅有的。李泰是一个聪明人，当然不会辜负父皇对他的信任和宠爱。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李泰大开馆舍，广延才俊，开始大张旗鼓地编纂《括地志》。

《括地志》是一部大型的地理学著作，正文550卷，序略5卷，全面记述了贞观时期的疆域区划和州县建置，博采经传地志，旁求故志旧闻，详载各政区建置沿革及山川、物产、古迹，风俗、人物、掌故等，在当时无疑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政治意义。

此书历三年而成，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正月，魏王李泰毕恭毕敬地将此书上呈天子。李世民龙颜大悦，命人将书收藏于宫中的秘阁，对李泰和参与修撰的人大加赏赐。

自从李泰开始编纂《括地志》以来，李世民给魏王府的钱物赏赐就逐年逐月地增加，其数量远远超过了太子李承乾，到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初，赏赐达到了高峰；《括地志》完成后不久，李世民又命李泰入居武德殿，以便于“参奉往来”。

对于这些做法，禇遂良和魏徵等人深感不安，遂上疏直谏，表示强烈反对。

李世民迫于大臣压力，不得不在赏赐上有所节制，同时收回了让李泰入居武德殿的成命。

尽管禇遂良和魏徵等人一直在竭力遏制魏王的夺嫡势头，可毕竟有皇帝在背后替他撑腰，所以魏王李泰在李唐朝廷的人气指数还是不断攀升，许多朝臣和权贵自然也是纷纷向他靠拢。

李世民曾先后派遣黄门侍郎韦挺、工部尚书杜楚客（杜如晦之弟）等人出任魏王府的总管大臣。而这两个人也就顺其自然地成为魏王李泰的利益代言人，他们十分卖力地替李泰穿针引线，不惜以重金贿赂当朝权贵，极力称赞魏王贤明，说只有他才是最有资格的皇位继承人。权贵们为了寻找日后的政治靠山，当然也乐意把他们的筹码押在获胜概率更高的魏王身上，其中就有柴绍之子、驸马都尉柴令武和房玄龄之子房遗爱等人。

短短几年间，李泰就在帝国的政治高层中缔结了一个以他为核心的“魏王党”，其政治目标非常明确，就是两个字——夺嫡。

可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李泰暗中结交朋党的行径很快引起了李世民的反感和警觉。

在这件事情上，李泰显然太过操切了。无论哪朝哪代，一个藩王如果对储君之位表现出太过露骨的欲望，而且为了实现夺嫡野心，又在朝中拉帮结派，大肆树立朋党，那就肯定会触犯皇帝的大忌。

尽管李世民一直对魏王李泰钟爱有加，也不是没有让他取代承乾的想法，可在八字还没一撇的情况下，李泰就表现得如此锋芒毕露和迫不及待，终究还是让李世民感到了深深的不快——你李泰的手未免伸得太长了。

再者，自从李世民透露出废立之意后，以魏徵、禇遂良为首的朝廷重臣就极力反对，这也给李世民造成了非常大的政治压力。所以，大约从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下半年起，李世民的态度就发生了重大转变，逐渐打消了废立之心。

这一年八月，李世民在一次朝会上问群臣说：“当今国家何事最急？”禇遂良马上答道：“今四方无虞，唯太子、诸王宜有定分最急。”（《资治通鉴》卷一九六）

所谓“宜有定分”，实际上就是劝告天子彻底打消废长立幼的想法，从而杜绝魏王的夺嫡之心。李世民深以为然，随后便任命魏徵为太子太师，让他一心一意辅佐太子。

众所周知，魏徵是贞观群臣中最以“忠直”著称的人，同时更是嫡长制最坚定的拥护者，把他派去给太子当首席教师，一方面固然是希望把承乾打造成合格的储君，另一方面，也是试图以此“绝天下之疑”。

换言之，就是让魏王李泰死了当太子的这条心。

尽管太子这些年来的所作所为让李世民很不满意，可他依然没有放弃。如果太子能够痛改前非，李世民还是希望把他扶上帝位。

然而，李承乾终究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

就在李世民刚刚回心转意、放弃废立之念的同时，东宫就爆出了一桩令人不齿的丑闻。

事情源于一个叫称心的乐童。“称心”这个名字是李承乾起的。顾名思义，就是此男童让太子颇感“称心如意”。史书称，这个小男孩“年十余岁，美姿容，善歌舞”，所以深得李承乾宠爱。

宠爱到什么程度呢？

宠爱到“与同卧起”的程度。

在中国历史上，演绎这一幕“断背山”情节的绝非李承乾一人。远有卫灵公与弥子的“分桃”典故、魏昭王与龙阳君的“龙阳之好”；近有汉哀帝与董贤的“断袖”之风、陈文帝与韩子高的“男后奇谈”……历朝历代，有这种同性恋倾向和恋童癖行为的帝王将相可谓不胜枚举。

但是，别人有十个称心可能都没问题，而李承乾只要拥有一个称心就足以把他害死。因为眼下他的屁股正坐在一个火山口上，底下的夺嫡潜流正暗潮汹涌，随时可能喷发。在这样的危机时刻，李承乾的这些龌龊勾当又怎么可能不被对手刻意曝光呢？

很快就有人把事情捅到了皇帝那里，李世民勃然大怒，当即把称心逮捕诛杀，并且把李承乾骂得狗血喷头，恨不得马上就把他废了。

可是，李承乾不但没有洗心革面、痛改前非，反而在东宫为称心建了一座灵堂，供起一尊塑像，朝夕焚香祭奠，并暗中为称心追赠官爵。

此外，李承乾又连续几个月赌气不上朝，还“命户奴数十百人专习伎乐……昼夜不绝”，以致“鼓角之声，日闻于外”。（《旧唐书·恒山王承乾传》）

对于太子的所作所为，李世民当然是忍无可忍，屡屡流露出了废黜之意。李承乾知道自己彻底丧失了父皇的信任。他思来想去，最后决定孤注一掷，发动政变。

他暗中组织了一个一百多人的刺杀团，头目有左卫副率封师进、刺客张师政、纥干承基三人。刺杀团的任务首先是干掉李泰，其次是伺机刺杀太宗李世民。

为了保证政变成功，李承乾又秘密联络了一帮王公大臣，其中有汉王李元昌、开国元勋侯君集、东宫侍卫贺兰楚石（侯君集的女婿）、禁军将领李安俨、驸马都尉杜荷（杜如晦之子，娶李世民的女儿城阳公主）、开化公赵节（其母是李世民的姐姐长广公主）等人。这帮人歃血为盟，发誓同生共死。杜荷对李承乾说：“我最近仰观天象，发现有变化之兆，我们应该立即采取行动，殿下只要声称突发重病、生命垂危，皇上一定亲来探视，到时候计划必能成功！”

就在太子集团蠢蠢欲动之际，齐王李祐起兵造反的消息传到长安，李承乾冷笑着对纥干承基等人说：“东宫的西墙，距大内不过二十步，我们要是想干大事，岂能轮到他一个小小的齐王！”

然而，李承乾万万没有料到，他的“大事”最终就是坏在这个齐王李祐身上。

李承乾及其党羽还没来得及动手，一场灭顶之灾便已从天而降。

齐王李祐是李世民的第五子，贞观十年（公元636年）授齐州（今山东济南市）都督。和李承乾一样，这个李祐也是一个飞鹰走马的纨绔子弟，偏偏太宗派来辅佐他的长史权万纪又是一个性情偏狭、极端严厉之人。于是，李祐和权万纪便经常死磕，双方矛盾愈演愈烈，李祐一怒之下杀了权万纪。由于担心太宗追究，加之左右的怂恿，李祐索性起兵造反。

但是李祐毕竟不是一个做大事的人，所以叛乱很快就被平定。李祐被押赴长安赐死。

李祐败亡后，朝廷按照连坐之法，穷究他在长安的余党，事情竟然牵连到了太子的手下纥干承基。有关部门立刻将纥干承基逮捕，关进了大理狱，准备处以死罪。死到临头的纥干承基为了自保，不得不主动上告，把太子党的政变阴谋一股脑儿全给抖了出来。

齐王李祐刚刚伏诛，太子谋反案旋即爆发！

在如此接踵而来的重大打击面前，李世民顿时心如刀绞、五内俱焚。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四月，李世民召集了长孙无忌、房玄龄、萧瑀、李世勣等宰辅重臣，以及大理寺、中书省、门下省的主要官员，对太子谋反案进行会审。

审理结果，此案证据确凿，李承乾反形已具，罪无可赦。

尽管这样的结果早在李世民的意料之中，可事到临头，李世民还是感到了无比的心痛和无奈。他神情黯然地问大臣们：“该如何处置承乾？”

群臣面面相觑，没人敢发话。

太子谋反是帝国政治中最严重、最恶劣、最敏感的事件，这种事情谁敢替皇帝拿主意？

朝堂上一片沉默。

最后，终于有一个小官站了出来，打破了这种难挨的沉默。

这个人叫来济，是隋朝名将来护儿的儿子，时任通事舍人。他对皇帝说：“陛下不失为慈父，太子得尽天年，则善矣！”（《资治通鉴》卷一九七）他的意思很明白，就是希望保住李承乾一命。

这样的答案当然也是李世民想要的。

四月六日，李世民颁下诏书，废黜太子李承乾，将其贬为庶民，囚禁在右领军府。不久后将其流放黔州（治所在今四川彭水县）。李承乾在这边瘴之地度过了两年生不如死的岁月，于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抑郁而终。

处置完李承乾，接下来就轮到他那帮党羽了。李安俨、杜荷、赵节等人全部被斩首，但是另外两个人，李世民却想对他们网开一面。

一个是汉王李元昌。李世民打算饶他不死，无奈群臣极力反对，李世民只好将李元昌赐死于家中。

另一个就是侯君集。刚刚逮捕侯君集时，李世民就对他说：“朕不想看到你在公堂上遭刀笔吏的侮辱，所以亲自审问你。”但是不管李世民怎么审，侯君集就是拒不认罪。最后他的女婿贺兰楚石跳了出来，把老丈人与太子暗中勾结、策划政变的经过一五一十地向朝廷揭发了，侯君集无话可说，只好低头认罪。

李世民念在侯君集跟随自己多年，而且是开国功臣，打算法外开恩，饶他一命。然而满朝文武却一致反对。李世民没办法，只好将他斩首，家产抄没，妻儿流放岭南。

太子出局后，魏王李泰踌躇满志，自以为储君之位非他莫属。而太宗李世民确实也属意于他。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李世民一直都觉得这个儿子最像自己——他有志向、有韬略、有智慧、有才情，由这样一个儿子来继承帝业，应该是没有什么放心不下的。更何况，李泰是嫡次子，眼下承乾既然已经废了，由李泰来继任储君，就是理所当然、名正言顺的事情，相信那些一贯坚持嫡长制的朝臣们也没什么话可说了。

基于这样的考虑，李世民终于向李泰当面承诺——准备立他为太子。

与此同时，李世民也就此事与朝臣们进行了商议。但是大大出乎他意料的是，朝臣们在新太子的人选上却产生了重大分歧。

大臣们分成了两派。中书侍郎岑文本、黄门侍郎刘洎等人力挺魏王李泰；而司徒长孙无忌、谏议大夫禇遂良等人却提出了另一个人选——年仅十六岁的晋王李治。

禇遂良甚至在私下里警告太宗：如果一定要立魏王，晋王的人身安全必定会受到威胁。换言之，一旦魏王当上天子，李承乾和李治很可能都会被他斩草除根。

李世民不得不承认——禇遂良的担忧是有道理的。以李泰的性格和手段，他完全有可能在当上皇帝后铲除所有政治上的异己。

犹豫再三之后，李世民终于决定放弃魏王，改立晋王。他随后便在朝会上当众宣布：“承乾悖逆，泰亦凶险，皆不可立。”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四月七日，李世民亲临承天门，下诏册立晋王李治为太子。随后，李世民对宰执大臣们公开表态：“我若立泰，则是太子之位可经营而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窥伺者，皆两弃之，传诸子孙，永为后法。且泰立，则承乾与治皆不全；治立，则承乾与泰皆无恙矣。”（《资治通鉴》卷一九七）

数日后，李世民下令解除了李泰的雍州牧、相州都督、左武侯大将军等一应职务，降爵为东莱郡王。原魏王府的官员，凡属李泰亲信者全部流放岭南。

不久，李世民又改封李泰为顺阳王，将其迁出长安，徙居均州的郧乡县（今湖北郧县）。名曰改封，实则与流放无异。

永徽三年（公元652年），郁郁不得志的李泰卒于郧乡，年仅三十三岁。

在这场波谲云诡、惊心动魄的夺嫡大战中，铤而走险的李承乾和处心积虑的李泰最终两败俱伤，反而意外地促成了李治这匹政治黑马的最终胜出。

这个结果真是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

正应了那句老话——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未来的唐高宗李治显然就是这样一个幸运的“渔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