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七世纪初，大唐帝国无疑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从贞观元年（公元627年）起，唐太宗李世民就引领着大唐帝国走上了一条励精图治的强国之路，短短十余年间就呈现出一派盛世景象——无论是政治的清明、经济的繁荣、文化的昌盛，还是社会的稳定、民生的富庶、人口的增长，无不显示出大唐帝国在文治方面所取得的骄人成就。

然而，文治的昌盛并不必然带来国家的强大。

对此，作为一个从血与火的战场上走过来的帝王，作为一个曾经用刀剑**平群雄、鼎定天下的创业之君，李世民比任何人都清楚——要缔造一个繁荣而强大的帝国，既要有一袭“崇文”的华服，更要有一根“尚武”的脊梁。

换言之，李世民所追求的不仅是“垂衣天下治，端拱车书同”（李世民《重幸武功》）的煌煌文治，同时更憧憬着“指麾八荒定，怀柔万国夷”（李世民《幸武功庆善宫》）的赫赫武功！

就在李世民执政的第四个年头，亦即贞观四年（公元630年），一个威震四夷、功盖八荒的时代就在他的憧憬和仰望中訇然降临——这就是令无数后人热血沸腾、心驰神往的“天可汗”时代。

第一个被唐朝征服的对手，是曾经盛极一时的东突厥。

从南北朝时代起，东突厥就是历代中原王朝最强大的敌人。到隋大业年间，东突厥在始毕可汗执政时期臻于全盛——“东自契丹、室韦，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属焉。控弦百余万，北狄之盛，未之有也。高视阴山，有轻中夏之志”。

大业末年，中原板**，天下分崩，东突厥的百万铁骑伺机屡屡入寇。其兵锋所到之处，城郭宫室焚毁殆尽，财帛子女为之一空。而当时的逐鹿群雄如薛举、刘武周、梁师都、李轨、窦建德、王世充、刘黑闼、高开道等人，都曾依附在东突厥的羽翼之下。就连唐高祖李渊晋阳起兵时，也不得不忍辱负重，向其北面称臣。

唐帝国建立之后，颉利可汗（始毕可汗之子、处罗可汗之弟）“承父兄之资，兵马强盛，有凭陵中国之志”，多次倾巢南侵，深入唐朝腹地。“高祖以中原初定，不遑外略，每优容之，赐与不可胜计”，而颉利却越发变本加厉，“言辞悖傲，求请无厌”。（《旧唐书·突厥传》）

如此强大的外患一天不铲除，大唐王朝就一天也不得安宁。

有道是风水轮流转，从贞观元年（公元627年）起，曾经兵强马壮、嚣张跋扈的东突厥终于露出了衰亡的征兆。

一方面，其境内连续几年遭遇空前严重的自然灾害，“其国大雪，平地数尺，羊马皆死，人大饥”。另一方面，颉利可汗又宠信佞臣，引发了政治上的动**，导致原本臣属于东突厥的薛延陀、回纥、拔也古等北方诸部相率反叛；此外，颉利和他的侄子、封藩于幽州北面的突利小可汗又素来不睦，双方的矛盾冲突日趋激烈，最终甚至刀兵相见，致使突利不得不于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四月向李世民呈上密表，请求归降。

在此情况下，以杜如晦为首的许多大臣纷纷主张趁此机会**平东突厥。可李世民却没有大举出兵。因为他考虑到，自己登基未久，当务之急是内政建设，还不宜发动大规模对外战争。但这并不等于李世民会无所作为。

他决定，趁东突厥自顾不暇之机，先用最小的代价斩断其左膀右臂。

为此，李世民一边派兵接应突利，一边命夏州长史刘旻、司马刘兰成攻击盘踞在朔方（今陕西横山县）的梁师都。

梁师都是隋末群雄中割据时间最长的一个。自从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起，他就在东突厥的支持下长期活跃在唐帝国的北部边境，而且不遗余力地充当东突厥的打手，始终是唐王朝的肘腋之患。

刘旻和刘兰成接获任务后，第一步是派遣轻骑兵深入梁国境内，不断进行袭扰，并摧毁其农田庄稼，使其人心惶惶；第二步，他们发动了“间谍战”，派出大量间谍潜入朔方，造谣生事，上下撺掇，成功离间了梁师都与群臣的关系，致使其文武官员纷纷叛逃，归降唐朝。

二刘意识到时机成熟，遂上表请求出兵。李世民当即派遣柴绍和薛万均率部进围朔方，于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四月末平定了梁师都。

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冬，叛离东突厥的北方各部共同推举薛延陀的首领乙失夷男为可汗。李世民得知后，随即采取“远交近攻”的战略，立刻遣使对其进行册封，并赐其“鼓纛”（巨鼓和大旗），正式承认了薛延陀的独立。

很显然，李世民这么做目的就是要让东突厥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

面对如此不利的战略形势，颉利可汗大为惶恐，遂于贞观三年（公元629年）遣使向唐朝称臣，并要求迎娶唐朝公主。

然而李世民已经不给他机会了。

这一年十一月末，李世民任命兵部尚书李靖为北伐统帅，率张公瑾、李世勣、丘行恭、柴绍、薛万彻、卫孝节等人，兵分六路，共计十余万人，从各个方向大举进攻东突厥。

贞观四年（公元630年）正月，年届六旬的李靖冒着严冬大雪，亲率一部精锐骑兵长途奔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捣颉利可汗的王庭——定襄（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颉利猝不及防，被李靖一举击溃，只好率余众逃往阴山，不料半路又遭到李世勣的阻击，部众伤亡殆尽，最后与残部逃至阴山以北的碛口（今内蒙古四子王旗西北）。

随后，颉利一边召集逃散的部众，一边遣使向唐太宗谢罪称臣，企图以此麻痹唐军，等实力恢复后伺机再战。

对于颉利可汗的诈降意图，李世民当然是洞若观火。他一边派遣使臣唐俭前去与他周旋，一边密令李靖继续进兵，不让颉利有丝毫喘息之机。

就在颉利以为他的缓兵之计已经得逞之时，唐军前锋苏定方火速进抵碛口，突然杀进突厥大营，李靖大军亦紧随而至。颉利被迫再度逃亡，前往灵州（今宁夏宁武市）西北，投奔他的侄子沙钵罗。

三月，唐军张宝相部进逼沙钵罗大营，生擒颉利。

至此，东突厥彻底覆灭。北起阴山、南抵大漠的广袤土地，全部归入唐帝国的版图。此次出征，唐军前后斩杀突厥骑兵数万人，收降部众数十万。自北朝以来数百年间一直对中原王朝构成强大威胁的边患，至此宣告终结。

贞观四年（公元630年）三月，四夷君长齐集长安，一起向唐太宗敬献了史无前例的尊号——天可汗。

一个彪炳千秋的天可汗时代从此拉开序幕。

在唐朝与西域诸国之间，有一条地形狭长的交通要道，称为“河西走廊”。从长安往西北方向出发，经过河西走廊，出玉门关，可到达西域；再穿过西域，可直抵中亚、西亚诸国，甚至远抵欧洲大陆。这条贯穿欧亚大陆的重要交通线和贸易通道，就是著名的“丝绸之路”。

吐谷浑就位于河西走廊的南侧，扼守着丝绸之路的咽喉。

贞观初年，吐谷浑可汗慕容伏允年事已高，将朝政大权委于宰相天柱王，对其言听计从。天柱王是一个鹰派人物，倾向于对外扩张。在他的影响下，吐谷浑采取了阳奉阴违的做法，表面上经常遣使朝贡，背地里又频频入侵唐朝的西北边境，曾先后纵兵大掠兰州、鄯州（今青海乐都县）、廓州（今青海化隆县西）等地，严重威胁唐朝边境与丝绸之路的安全。

贞观八年（公元634年）五月，李世民遣使对慕容伏允严加谴责，并命他亲自到长安朝见。慕容伏允不仅拒绝入朝，而且再度纵兵入寇，甚至扣押了出使吐谷浑的唐朝使臣。李世民连续派遣多批使者与吐谷浑交涉，“谕以祸福”，但慕容伏允始终置若罔闻。

这一年十月，忍无可忍的天可汗终于出手了。

李世民命段志玄出兵，对吐谷浑发动突然袭击。段志玄迅速击溃了吐谷浑的边境部队，并向纵深追击了八百余里。然而深入吐谷浑的国境之后，段志玄却担心粮草不继，于是下令撤兵。

唐军的第一次西征就这样无功而返。

如此结果当然令李世民很不满意。贞观九年，李世民再度任命六十四岁的李靖为西征军统帅，以李道宗、侯君集担任副统帅，下辖六大兵团，大举进攻吐谷浑。

慕容伏允很清楚，以吐谷浑的国力和兵力而言，绝对不可能与强大的唐军抗衡，如果硬着头皮与其正面对决，无疑只有死路一条。所以，唯一的办法只有一个字——拖。

他采取的具体战略就是：首先，大幅度向吐谷浑西部的山区和沙碛地带后撤，保存实力，避敌锋芒；其次，利用吐谷浑国境的广袤和纵深拖长唐军的战线，让唐军在寻找对手主力的过程中疲于奔命，使其行军作战和后勤补给同时陷入困境；最后，凭借高原地区恶劣的自然环境挫尽唐军的锐气，再利用各种复杂地形进行阻击，并从各个方向出动小股部队进行袭扰，最终拖垮唐军。

所以，当李靖的主力兵团刚刚抵达鄯州（今青海乐都县），慕容伏允就丢弃了他的王庭伏俟城，带着军队一撤二千里，轻装进入了沙碛地带（今青海柴达木盆地）。

临走之前，慕容伏允下了一道命令，把青海湖沿岸的广袤草场全部焚毁，给唐军留下了千里赤地和一片焦土。

这是一记狠招。

他想把唐军的战马活活饿死。

对于慕容伏允这种自作聪明的打法，李靖不禁冷笑。

针对敌方的图谋，李靖制订了一个“兵分两路、迂回包抄、大举扫**”的宏大战略——北路由他亲自指挥，率领李大亮兵团和薛万均、薛万彻兵团，沿青海湖南岸由北向南作战，扫**盘踞在大非川（今青海共和县西南切吉平原）一带的吐谷浑主力；南路由侯君集、李道宗两路兵团组成，直插吐谷浑的大后方，进攻黄河源头的吐谷浑各部落据点，最后在大非川与李靖兵团会师，完成南北夹击、包抄合围之势，全歼吐谷浑军队的所有主力。

这是一场名副其实、艰苦卓绝的远征。按照李靖的战略部署，唐朝的两路大军必须在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地区——平均海拔四千米以上的青藏高原，深入吐谷浑国境数千里，克服种种恶劣的自然条件，穿越复杂而陌生的地形，在缺乏粮草和后援的情况下进行远距离作战，其艰难和危险的程度可想而知。

这对于所有出征的将士——上自六十四岁的统帅李靖、下至每一个普通士兵来说，都是一场勇气、耐力和意志的考验。

由李靖率领的北线兵团，先后在曼头山（今青海湖南岸日月山）、牛心堆（今青海湖南岸）、赤水原（曼头山西）大破吐谷浑军队，而后又**，连战连捷，一共俘虏了二十个亲王，缴获各种牲畜二十多万头；稍后，执失思力又在居茹川（茶卡盐湖附近山川）击退了吐谷浑军队的反击。

北线兵团在李靖的指挥下，以所向披靡之势横扫青海湖南岸，只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悉数歼灭了盘踞在这一带的吐谷浑主力。

在南路，侯君集和李道宗兵团遭遇了比北路更大的困难。因为南面都是高海拔地区，平均海拔起码要比青海湖沿岸高出1000米以上。将士们不但要克服严重的高原反应，而且所经之地都是荒无人烟的千里冰川，将士们只好“人吃冰、马啖雪”（《资治通鉴》卷一九四），克服了种种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

不过，令人欣慰的是，辛苦总是有回报的。

南线兵团进抵乌海（今苦海，位于鄂拉山口西南）时，终于发现了一支吐谷浑的大股部队，其首领是吐谷浑的亲王梁屈怱。

好些日子没打过仗的唐军将士大为兴奋，于是人人奋勇争先。经过一番激烈厮杀，生擒梁屈怱，同时缴获了大量牲畜。

获得充分的补给之后，唐军继续向黄河上游挺进，从星宿川（今黄河源头的星宿海）一路打到柏海（今青海鄂陵湖和扎陵湖），连战连捷，彻底摧毁了吐谷浑在黄河源头一带的军事力量。

最后，南线兵团胜利班师，与李靖兵团会师于大非川。

此次远征，两路大军历尽千难万险，奔袭数千里，大小几十战，终于将吐谷浑军队的有生力量歼灭殆尽，完全实现了李靖预期的战略目标。

此时，慕容伏允已经穿过柴达木盆地的戈壁荒漠，越过阿尔金山脉，一口气逃到了突伦川（又称图伦碛，今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唐军稍事休整之后，李靖就发出了追击的命令。前锋将领契苾何力率一千轻骑直奔突伦川。时值盛夏，沙漠地带又严重缺水，唐军将士个个嘴唇干裂、头晕目眩。最后没办法，只好杀了心爱的战马，生饮其血。

就是靠着这种坚毅顽强的精神，唐军再次跨越数千里，追上了慕容伏允。贞观九年（公元635年）五月，走投无路的慕容伏允被亲兵所杀。

至此，吐谷浑宣告平定。

唐朝平定吐谷浑后，李世民又把目光投向了西域。

“西域”是一个统称，泛指今天的青海、新疆以及中亚的东部地区，涵盖的范围十分广阔。在西域之内，分布着大大小小数十个国家和部族，诸如西突厥、吐谷浑、党项、高昌、焉耆、龟兹、疏勒、于阗、罽宾、康国，等等，其中势力最为强大，唯一能够与唐帝国抗衡的国家，无疑就是西突厥。

贞观中期，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市东）在西突厥的支持下，屡屡拦截西域各国入唐朝贡的使者以及丝绸之路上的过往商旅，并多次出兵侵掠邻国焉耆。李世民在多次警告无效的情况下，于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命侯君集出兵攻灭了高昌。

同年九月，唐朝在高昌故地设置西州，并在交河城（今新疆吐鲁番市）设置安西都护府，从而确保了丝绸之路的安全与畅通。

唐帝国在西域的强势介入自然引起了西突厥的恼怒和不安。西突厥一贯将西域诸国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绝不甘心就此放弃这个经营已久的“后花园”。

所以，围绕着西域诸国的控制权，唐朝随即与西突厥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较量。

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九月，西突厥突然发兵入侵伊州（伊吾）。唐安西都护郭孝恪将其击退，并重创处月、处密二部落。

两年后，原本一直亲附唐朝的焉耆与西突厥重臣阿史那屈利联姻，从而倒向了西突厥。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八月，郭孝恪征得朝廷的同意之后，率部讨伐焉耆，生擒其国王龙突骑支。但是阿史那屈利不久便在焉耆重新扶植了一个亲突厥的傀儡政权。

此后的几年里，唐朝接连对高丽和薛延陀用兵，暂时无暇顾及西域。到了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随着一个新契机的出现，李世民当即决定大举出兵，彻底解决西域问题。

这个契机源于西域的另一个国家——龟兹。

龟兹位于塔里木盆地的北部、焉耆的西面，有大小城池八十余座，算是西域诸国中实力较强的一个国家。就像其他的西域国家一样，龟兹一直在西突厥与唐帝国之间采取骑墙策略，一方面对唐朝“岁贡不绝”，一方面又“臣于西突厥”，打算两边讨好，两边都不得罪。可是在郭孝恪讨伐焉耆时，龟兹却犯了一个严重错误，不但“遣兵援助”焉耆，而且“自是职贡颇阙”。（《旧唐书·龟兹传》）

龟兹之所以援助焉耆，很可能是出于唇亡齿寒的担忧；而它之所以从此对大唐的朝贡锐减，估计是对唐朝强硬的西域政策心存不满。

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九月，李世民命阿史那社尔为统帅，会同安西都护郭孝恪，集结铁勒十三部、东突厥、吐蕃、吐谷浑的骑兵部队，共计十余万人，联兵进讨龟兹。

十月，阿史那社尔率大军兵分五路，以犁庭扫穴之势横穿焉耆国境，兵锋直指龟兹。焉耆国王薛婆阿那支丢弃王城，望风而逃，准备投奔龟兹。阿史那社尔遣兵追击，将其捕获，二话不说就把他砍了，另立其堂弟先那准为新国王，并命其对唐朝修藩臣礼、按时朝贡，从而在焉耆重建了一个亲唐政权。

焉耆不战而败，龟兹举国震恐，各地守将纷纷弃城而逃，唐军如入无人之境，顺利拿下龟兹都城伊逻卢城（今新疆库车县），生擒国王布失毕。龟兹国相那利逃脱了唐军的追捕，从西突厥搬来救兵，大举反攻郭孝恪驻守的伊逻卢城。郭孝恪寡不敌众，与长子郭待诏一起壮烈殉国。

唐军随后重新夺回伊逻卢，擒获那利。此后，阿史那社尔率领大军如同秋风扫落叶一样，接连攻克了龟兹的五座大城，同时招降了七十余座小城，彻底占领了龟兹全境。

唐朝成功征服龟兹之后，史称“西域震骇”，“西突厥、于阗、安国争馈驼马军粮”（《资治通鉴》卷一九九），以此表示对唐朝的臣服之意。

此役的胜利，标志着在与西突厥争夺西域的较量中，唐朝笑到了最后。

阿史那社尔在龟兹立下一块石碑，把大唐远征军取得的赫赫武功永远镌刻在了碑石之上，然后班师凯旋。

在唐朝经营西域的这段时期，太宗李世民也一直没有放弃对帝国北疆的经略。

尽管东突厥早在贞观四年（公元630年）便已被彻底平灭，可是代之而兴的薛延陀却趁“北方空虚”之机强势崛起，雄霸漠北，麾下足足有“胜兵二十万”。

李世民知道，如果不采取措施对其进行遏制，薛延陀必将成为唐帝国的一大劲敌。

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九月，薛延陀的真珠可汗命他的两个儿子分别统辖其国的南部和北部，李世民立刻意识到这是分化其势力的一个良机，随即遣使册封他的两个儿子为小可汗，并“各赐鼓纛”，“外示优崇，实分其势”（《资治通鉴》卷一九五）。

为了更有效地防范薛延陀，李世民册封东突厥降将阿史那思摩为新可汗，命其率部返回漠南，重建东突厥。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阿史那思摩北渡黄河，建牙帐于定襄故城。同年十月，真珠可汗命其子乙失大度率二十万人横穿大漠，直扑定襄。阿史那思摩无力抵挡，一溜烟逃回了长安。

十一月，李世民迅速做出了反击薛延陀的战略部署。唐帝国一共出动十几万兵力，在东起营州、西至凉州的数千里战线上，分成五路出击，与薛延陀拉开了决一死战的架势。其中，兵部尚书李世勣率部进驻朔州，迎战薛延陀军队的主力。乙失大度担心被围歼，立刻掉头北逃。李世勣遴选了六千精锐，在背后紧追不舍。

乙失大度逃至诺真水（今内蒙古艾不盖河），发现李世勣兵少，随即列阵迎战。两军开战后，唐军一度失利。可李世勣却镇定自若，一面与敌交战，一面派薛万彻率数千骑兵绕到敌军后方，袭击他们的备用马匹。薛延陀军的士气顿时一落千丈，人人无心恋战。唐军乘胜追击，砍杀三千余人，生擒五万余人，大获全胜。

乙失大度率残部穿越大沙漠时，又碰上了暴风雪，结果又有大部分士兵与马匹活活冻死。逃回王庭时，二十万大军只剩下不到两万。

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九月，真珠可汗卒，两个儿子为了争夺汗位大打出手，结果嫡出的小儿子杀了庶出的长子，自立为多弥可汗。

多弥可汗为了稳定政局，大肆清除异己，培植个人势力，弄得举国上下人心惶惶。不久，回纥、仆骨、同罗等部落一起发动兵变。多弥可汗被打了个措手不及，薛延陀陷入空前混乱。

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六月，李世民命李道宗、阿史那社尔等人数路并进，大举北伐薛延陀。薛延陀举国震恐，诸部大乱。多弥可汗逃亡途中被回纥所杀。至此，这个继东突厥之后称雄大漠十余年的薛延陀，终于在唐帝国的致命打击下彻底灭亡。

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正月，唐太宗李世民下令在漠北设立六个羁縻都督府、七个羁縻都督州，合称“六府七州”。

同年四月，唐朝设置燕然都护府（治所在今内蒙古乌拉特中旗），统辖六府七州。

大唐帝国从此走上了全盛的道路。

在大唐帝国开疆拓土的过程中，我们看见了一种强悍而勇武的英雄血性，也看见了一种自强不息、拼搏进取的民族精神。

天可汗时代虽然已经离我们远去，可它却变成了一座历史的丰碑。

无论世事如何变迁，无论岁月如何久远，天可汗的精神必将在每一个炎黄子孙的血脉中传承，天可汗时代也永远是中华民族记忆中不朽的骄傲与荣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