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婚后不久的那个7月，令人难忘，因为发生了三桩很有意思的案件。其间，我有幸陪同夏洛克·福尔摩斯办案，研究他的破案方法。我把三桩案件都记录在案，并加了标题，分别为《第二块血迹》《海军协定案》和《疲倦的船长案》。不过，第一桩案件事关重大，牵涉英国的许多名门望族，所以只有等到多年之后才有可能将其公之于众[2]。然而，在福尔摩斯侦破的所有案件中，没有一桩能像该案那样，清晰地展示出其探案方法的价值，也没有一桩能像该案那样，给参与其中的人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福尔摩斯曾与巴黎警署的迪比克先生和但泽[3]的著名专家弗里茨·冯·瓦尔德鲍姆进行过一次交流，他把案件的真相讲述给他们听，而他们两位先前在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上浪费了大量精力。我把他们谈话的内容一字不漏地记录下来，至今还保留着。然而，该故事要等到下个世纪公之于众才不至于引起麻烦。因此，我略过此案，转而叙述第二桩案件，其实，曾几何时，本案也曾事关国家大事，其中几个情节特色鲜明，所以显得不同凡响。

我在中学期间，和一个名叫珀西·菲尔普斯的少年关系亲密。他和我年龄相当，却比我高两个年级。他是个出类拔萃的学生，获得了学校所有的奖项，因为成绩突出，毕业时获得了奖学金，进入剑桥大学读书。我记得，他家庭背景很硬。我们还很小时就在一块儿，当时我就知道，他舅舅霍尔德赫斯特勋爵，是位著名的保守党人。不过显赫的家庭背景并没有给珀西·菲尔普斯在学校里带来多少好处。恰恰相反，我们在操场上总是捉弄他，用铁环敲他的小腿骨，并以此为乐。但是，他走上社会后，情形就完全不同了。我隐约听说，他凭借自己的才华和社会关系，在外交部谋得了一份美差。后来，我完全把他给忘了，但下面这封来信又使我想起了他。

亲爱的华生：

我肯定你还能记得起“蝌蚪”菲尔普斯吧？你三年级时，我上五年级，你甚至可能听说过，我通过舅舅的关系，在外交部谋得了一个很理想的职位。我处在信任与荣耀的境况中，最后却祸从天降，彻底毁掉了我的前程。

信中没有必要详述那一可怕的事件，如果你答应我的要求，我当把具体情况告知于你。我罹患脑炎，达九个星期之久，才刚刚恢复，人还很虚弱。你看能不能把你朋友福尔摩斯先生带来见见我？我想就这个案件听听他的意见，尽管当局向我保证说没有什么办法了也罢。万望叫他前来，越快越好。我处在这种可怕的情境之中，心里悬着，度日如年。请向他说明，如果说我没有早些时候请求他的帮助的话，那不是因为不欣赏他的才智，而是因为我蒙受打击之后，头脑就不清醒了。现在，我恢复了神志，但害怕旧病复发，不敢多想此事。我身体依然虚弱，不得已口述此信，恳请原谅。务必请他过来。

你的老同学

珀西·菲尔普斯

于沃金的布里尔布雷

看完此信，我内心很不平静。他在信中一再恳求我带福尔摩斯前往，我感到于心不忍。我被深深打动了，无论此事有多难，也要尽力而为。况且，我当然非常清楚，福尔摩斯热爱侦探事业，只要委托人有需要，他随时都愿意提供帮助。我夫人也同意我这么做。于是，我不敢耽搁片刻，立刻前去找福尔摩斯商谈此事。早餐后不久，我就回到了贝克大街昔日的住处。

福尔摩斯身穿晨衣，坐在靠墙的桌子边，做着化学实验。一个大蒸馏瓶放在本生灯上，下面是蓝色火苗。蒸馏瓶里的**沸腾了，蒸馏出来的**滴落在一个量杯里。我进门时，他连头都没抬。我看出来了，研究一定很重要，于是，自己找了把扶手椅坐下来，在一旁静静等待。他用玻璃吸管从每个瓶子里吸出几滴**，一会儿往这个瓶子里滴一滴，一会儿往那个瓶子里滴一滴。最后，他拿出一支装有溶液的试管放在桌上，右手拿起一张试纸。

“你来得正是时候啊，华生，”福尔摩斯说，“如果试纸依然呈蓝色，那就表示一切正常；如果变成红色，那就说明它可以把人毒死。”他把纸浸入试管，试纸马上变成了暗红色。“哼！我的想法也是这样的！”他大声说，“华生，你再稍等片刻，我马上就好了。你可以在波斯拖鞋里找到烟丝。”他转身伏在桌上，潦潦草草地拟了几封电文，交给了跑腿的男仆。然后在我对面的椅子上坐下，屈起双膝，十指相交抱住瘦长的小腿。

“一件普普通通的凶杀案而已，”他说，“我想，你带来的案件应该会更有趣。你无事不登门，一定有案件，是什么案件？”

我把信递给他，他全神贯注地看了起来。

“信上没有提供什么情况，对不对？”福尔摩斯说着，把信交还给我。

“没有说什么。”

“不过笔迹倒是很有意思。”

“但不是他本人的笔迹。”

“一点没错，是个女人的笔迹。”

“肯定是男人的。”我大声说。

“不，是女人的，而且是个性格非同寻常的女人。你看，调查还没开始，我们就知道，你的委托人与某个人有密切关系。那个人，不管好歹，性格与众不同。该案引起了我的兴趣。如果你已准备好了的话，我们立刻动身前往沃金，去看看那位卷入罪案中的外交官，以及按其口述记录这封信的那个女人。”

我们刚到滑铁卢车站，就幸运地赶上了早班火车。没过一小时，我们便到达了沃金，身处冷杉和石楠树丛中。原来，布里尔布雷是一座大宅邸，孤零零地坐落在一处开阔地上，离火车站只有几分钟的行程。递上名片后，我们被领进一间雅致的客厅。几分钟后，一个胖子殷勤地接待了我们。他年龄可能快有四十岁了，但面颊红润，眼中流露出欢快的神情，感觉像个胖乎乎的顽皮小男孩。

“欢迎二位光临，”他说着，热情洋溢地和我们握手，“珀西早上一直在问你们是否来了。啊，我那可怜的老朋友，他不愿放过任何一根救命稻草啊！他父母要我来迎接你们，他们一提到这件事就感到非常痛苦。”

“我们现在还不了解情况呢，”福尔摩斯说，看了看对方，“我看，您本人不是这个家庭的成员吧？”

我们刚认识的人脸上露出惊讶的神色。他低头看了看，便大笑起来。

“当然，您是看见我项链坠上的姓名首字母组成的花押字J.H.了，”他说，“我刚才一时间还以为您有什么过人的本领呢。我叫约瑟夫·哈里森，我妹妹安妮就要嫁给珀西了，所以我至少是他的姻亲吧。我妹妹在他的房间里，两个月来都是她无微不至地照顾他的。我们最好还是即刻就去吧，因为我知道，他都着急得跟什么似的。”

他领着我们进去的那个房间与会客室在同一层楼上。从房间的布置看，既当起居室用，也当卧室用。房间的每个角落都摆放着鲜花，显得非常优雅。一位面色苍白的年轻人，有气无力地躺在长沙发上。沙发旁边的窗户开着，夏季的和风把外面花园里浓郁的芬芳吹进了屋内。一个女子坐在年轻人的身边，见我们进屋，她赶紧站起身来。

“珀西，我要回避一下吗？”她问。

他抓住她的手，让她留下。“你好吗，华生？”他说着，态度很友好，“你蓄起胡子来了，我都一时间认不出来了。我敢说，你也认不出我了吧。我猜，这就是你那位大名鼎鼎的朋友夏洛克·福尔摩斯先生吧？”

我三言两语介绍了福尔摩斯之后，我们两个人都坐下来了。那个肥胖的年轻人离开了，但他妹妹仍然待着没有走，手还握着病人的手。她是个引人注目的女子，个头儿不高，身材显胖，不够匀称，但有着美丽的橄榄色肤色，一双乌黑的意大利人的大眼睛，一头乌黑发亮的秀发。与她娇美的容貌相比，她伴侣那苍白的面孔显得更加虚弱和憔悴。

“我不浪费你们的时间，”珀西说着，从沙发上坐起身，“我就直截了当讲述事情的经过吧。我是个幸福快乐、事业有成的人，福尔摩斯先生，马上就要结婚娶妻了，可谁知突如其来的厄运毁了我的前程。

“华生可能告诉您了，我在外交部当差，通过我舅舅霍尔德赫斯特勋爵的关系，很快就擢升要职了。我舅舅出任了本届政府的外交大臣，他交给我许多重要任务，我每次都做得很出色，他最终对我的才能和智慧深信不疑。

“大概就在十个星期前——准确地说是在5月23日[4]——他把我叫到他的私人办公室，对我出色的工作进行了表扬，他告诉我，有一件新任务要我去完成。

“‘这个，’他一边说，一边从办公桌上拿起一个卷灰色的纸，‘是英国和意大利签署的秘密协定原件。很遗憾，公众媒体对此已有传闻了。最重要的是，不能再有任何消息泄露出去。法国和俄国大使馆正不惜一切代价打探这些文件的内容。如果不是绝对需要一份抄本，我是不会把它拿出来的。你办公室里有保险柜吧？’

“‘有，阁下。’

“‘那就把协定拿去锁在你的保险柜里。听着，等别人下班后，你留下来慢慢抄写，这样就不用担心会被人偷看到。抄写完后，你再把原件和副本锁进保险柜里，明天早上亲手交给我。’

“我接过那份文件，然后——”

“对不起，等一等，”福尔摩斯说，“你们说话时没有别人在场吧？”

“绝对没有。”

“是在一个大房间里面吗？”

“长宽各三十英尺。”

“你们交谈是在房间中间进行的吗？”

“是，大体上在中间位置。”

“说话声音很低吗？”

“我舅舅说话的声音一直都很低，我几乎没怎么说话。”

“谢谢，”福尔摩斯说，闭起眼睛，“请继续吧。”

“我一丝不苟地按照舅舅吩咐的做，一直等待，等到另外那个职员离开。和我同一办公室的同事只剩下查尔斯·戈罗特，因为他手头上还有些工作没完成，于是，我就出去吃晚饭了。等我返回时，他已经走了。我心急火燎，赶紧做我的事，因为我知道，约瑟夫——就是你们刚才看到过的哈里森先生——到伦敦了，他会乘坐十一点钟的火车去沃金，我也想尽可能赶那一趟火车。

“我仔细看过那份协定后，立刻发现，舅舅的话一点也不言过其实，它确实极其重要，内容具体细节就不说了，我只能说那份协定表明了大不列颠王国对三国同盟[5]的态度。从中可以看出，一旦法国海军在地中海地区与意大利海军相比占据绝对优势，该国将采取措施。协定涉及的问题仅与海军有关。协定最后是由双方高级官员签署的。我大致看过后，就坐下来动手抄写。

“文件很长，是用法文起草的，共有二十六个条款。我以最快的速度抄写，但到了九点钟才不过抄了九条，看样子不太可能赶得上十一点的火车了。我当时觉得有些犯困，头昏昏沉沉的，一方面是因为晚饭没吃好，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忙了一整天。也许喝杯咖啡，能让脑子清醒一点。下面楼梯口有个小房间，门房在里面守夜，常常用酒精灯为加班的官员煮咖啡。所以，我就拉铃召唤他。

“令我感到诧异的是，应我的是个女人，只见她块头很大，面容粗糙，上了年纪，身上系着围裙。她解释说自己是门房的妻子，打杂来着。于是我叫她帮着煮点咖啡。

“我又抄了两条后，感到愈发昏昏沉沉，于是，起身在屋内来回走了几步，伸展了一下双腿。但是，咖啡还没送上来。我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于是打开门，顺着走廊过去看个究竟。从我上班的办公室出来就是一条笔直的走廊，光线昏暗，是离开办公室的唯一出口。走廊尽头有一个弧形的楼梯，门房就在楼梯下面的过道旁。楼梯中间有个小平台，平台的右手边还有一条走廊，走廊过去是一段小楼梯，一直通向边门，供用人进出。从查理大街[6]过来的职员也可由此抄近路上班。那个地方简单地说就是这样的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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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我想，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夏洛克·福尔摩斯说。

“请您听好了，我要讲到其中最关键的地方了。我走下楼梯，进入大厅，发现门房正在门房内酣睡，酒精灯上的咖啡壶烧开了。见咖啡都溢出来了，我便拿下咖啡壶，吹灭酒精灯。接着，伸手正要摇醒那个仍在酣睡的人，突然间，他头顶上铃声大作，顷刻把他给惊醒了。

“‘菲尔普斯先生！’他睡眼蒙眬地看着我说。

“‘我下来看看咖啡煮好了没有。’

“‘我煮着煮着，就睡着了，先生。’他看了我一眼，又抬头看着仍在颤动不已的门铃，脸上的神色愈来愈惊讶。

“‘您人都在这儿，先生，那是谁在拉铃呢？’他问。

“‘铃？！’我大声说，‘铃怎么啦？’”

“‘是您办公室的铃。’

“好像有一只冰凉的手触到了我的心。那就是说，有人进入了我的办公室，而那份机密协定就放在桌上。我发疯似的冲上楼梯，穿过走廊。走廊上没有任何人啊，福尔摩斯先生，房间里也没有人，一切都和我离开房间前一样，只是交给我保管的那份文件，被别人从我的桌子上拿走了，副本还在，而原件却不见了。”

福尔摩斯在椅子上坐直了身子，搓着双手。可以看出，案件正对他的心思。“请问您当时干了什么呢？”他低声问。

“我立刻就断定，盗贼一定是从侧门上楼的。如果他从正门上楼，那我肯定就会碰上他了。”

“您就没想过他可能一直藏在室内，或者藏在走廊上吗？您说过，走廊的灯光很昏暗啊？”

“这绝对不可能。无论是室内，还是走廊，连只耗子都无法藏身，根本就没有藏身之处啊。”

“谢谢，请接着讲。”

“门房见我面色苍白，料定是发生了可怕的事情，于是跟我上了楼。这时候，我们两个顺着走廊跑，跑下通往查理大街的陡峭的楼梯。楼梯底下的门关着，但没上锁。我们猛地推开门，冲了出去。我清清楚楚记得，当时自己听到附近的钟敲了三下，正是九点三刻。”

“这一点很重要。”福尔摩斯说着，把这个情况记录在自己的衬衫袖口上。

“那天，夜很黑，天上下着细雨。查理大街上没有一个行人，但街道尽头的怀特霍尔大街上却像平常一样，人来车往，络绎不绝。我们衣冠不整地冲到人行道上，看见一个警察站在远处街道的一角。”

“‘有盗贼，’我气喘吁吁地说，‘外交部有份极其重要的文件被盗走了。有人从这边过去吗？’

“‘我在这儿站了一刻钟，先生，’警察说，‘其间，只有一个人路过。是个高个子老妇人，披着一条佩斯利披巾[7]。’

“‘啊，那是我妻子，’门房大声说，‘没有别人从这里路过吗？’

“‘没有。’

“‘那么，盗贼一定是从另一个方向跑了。’门房一边大声说，一边扯着我的袖子。

“但我根本听不进他的话。看他想把我引开，我于是更加怀疑起来了。

“‘那个女人往哪边走了？’

“‘我不清楚，先生。我看到她走过去，但我也犯不着总盯着她看啊。她好像很急的样子。’

“‘这个情况过去多久了？’

“‘噢，没有过几分钟。’

“‘就五分钟的光景吧？’

“‘是啊，不会超过五分钟。’

“‘您这是在浪费时间，先生，每分钟都至关重要啊，’门房大声说，‘请相信我好啦，我家妻子跟这事一点关系也没有，到街道的那一端去吧。得了，如果您不去，我去。’说完，他就跑向街道的另一端。

“但是，我立刻就追上了他，扯住他的袖子。

“‘你住在哪里？’我问。

“‘布里克斯顿区的艾维巷十六号，’他回答，‘但是，不要被假象迷惑了，菲尔普斯先生。到街道的那一端去吧，看能不能打听到什么消息。’

“反正听听他的建议也没有什么坏处，于是我们两个和警察一起匆忙赶过去，只见怀特霍尔大街上车水马龙，人们来去匆匆。在那样一个阴雨绵绵的夜晚，人们都忙着奔向自己心灵的港湾。没人可以告诉我们，谁曾打此地经过。

“于是，我们回到了外交部，巡查楼梯和走廊，却没有任何结果。通往办公室的走廊上铺着一种米色漆布，上面的痕迹很容易看出来。我们仔细察看后，却没在上面发现任何足迹。”

“那天整个傍晚都在下雨吗？”

“大概从七点钟开始下。”

“既然如此，那个女人九点钟左右走进房间，靴子上带着泥，怎么会没留下脚印呢？”

“您提到这一点，我很高兴。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做事的女仆往往会在门房里脱掉靴子，换上布拖鞋的。”

“很显然，那就是说，尽管当晚有雨，但地上却没发现脚印，对吗？这一点确实很有意思。你们接着又做了什么？”

“我们也仔细察看了办公室，里面没有暗门，窗户离地面足足有三十英尺高。两扇窗都从里面闩死了。地板上铺了地毯，也不可能有地道入口。天花板是普通白灰刷的。我敢拿生命担保，偷走文件的那个盗贼只能从门进来。”

“不会是从壁炉进去的吧？”

“里面没有壁炉，只有一个火炉子。我写字台右边挂着一根铃绳。要拉铃的话，就必须走到书桌的右边去。但是，为什么罪犯要去拉铃呢？这是个不解之谜啊。”

“确实，这件事不同寻常。你们接下来干什么了呢？我估计是要看一看，闯入者是否留下了什么蛛丝马迹——比如烟头，或者落下的手套，或者发卡，或者其他什么小玩意儿，对吧？”

“那些东西都没有。”

“气味也没有吗？”

“呃，这一点我们倒是没有想过。”

“啊，烟草味对我们调查此案会很有价值的。”

“我本人不抽烟，所以，我想，室内若是有烟味，我应该能闻出来的，绝对一点烟味都没有。唯一确凿的事实就是门房的妻子——她名叫坦盖太太——匆匆忙忙离开那个地方。门房对此也无话可说，只是说他妻子一般是那个时间回家的。我和那个警察都认为，如果是那个女人拿走了文件，最好抢在她把文件交出去之前，把她抓起来。

“这时，苏格兰场已接到了报警，侦探福布斯先生立即赶过来了，全身心地投入了此案的调查工作。我们租了一辆双轮马车，半小时内赶到了门房告诉我们的地点。有个年轻女人开了门，她是坦盖太太的长女。她母亲还没回来，她把我们领进前厅等候。

“大概十分钟过后，有人敲门。当时，我们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对此我很自责。因为我们没有亲自去开门，而是让那个姑娘去开的。我们听见她说：‘妈妈，家里有两个人等着见您。’紧接着，我们就听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从过道跑过。福布斯猛然推开门，我们两个跑进后面的房间，即厨房，可是那女人抢先进入。她盯着我们，目光中怀着傲气，这时候，她突然认出了我，脸上的表情极度惊讶。

“‘啊，这不是外交部的菲尔普斯先生吗？’她大声说。

“‘是啊，是啊，你跑开时以为我们是谁啊？’我的同伴问。

“‘我以为你们是中介商呢，’她说，‘我们和一个商人有些纠纷。’

“‘这理由不是很充分，’福布斯回答，‘我们有理由认为，你从外交部拿走了一份重要文件，然后跑到这里来处理它。你必须跟我们一同到苏格兰场去接受调查。’

“她争辩和反抗都毫无作用。我们叫来了一辆四轮马车，三个人都坐了进去。离开之前，我们先检查了厨房，尤其是厨房的炉火，看她是否一个人在厨房时把文件扔进火里处理了。然而，没看到一点灰烬。我们一到苏格兰场，立即把她交给女搜查员。我等待着，心里很焦急。最后，女检查员回来报告说，没有发现文件。

“这时候，我才开始完全意识到自己的处境有多么可怕。到那时为止，我一直是在采取行动，行动让我顾不上思考。我一直充满了信心，以为马上就可以找回那份协定，所以，还不敢想，如果找不回来，那会是怎么样的一种后果。但这时候已经无计可施了，我有了工夫来思索自己的处境。简直就是可怕啊！华生可能已告诉您，我在学校时，是一个胆怯而又敏感的孩子，我的性格就是这样。我想到舅舅和他的内阁同僚，想到我给他，给我自己，给每一个和我有关联的人，带来的耻辱，我自己成了这离奇的事件的受害者这件事，又算得了什么呢？外交利益事关重大，绝不允许出半点事故。我已经毁了，蒙羞受辱、毫无希望地毁了。我都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想必一定是当中大吵大闹了一场，迷迷糊糊地记得，有一群同事围着我，想方设法安慰我。其中有一个陪同我乘坐马车到滑铁卢车站，看着我上了开往沃金的火车。我相信，如果不是我的邻居费里尔医生也乘同一列火车回家，那位同事一定会一直把我送到家的。医生热情友好，悉心照顾我，多亏有他照顾，因为我在车站就已昏厥过一次，到家之前，我几乎成了一个语无伦次的疯子。

“您可以想象得到，医生按响门铃之后，家里人从睡梦中醒来，看到我的那副模样，那会是怎样的一种情形。可怜的安妮，还有我母亲，肝肠寸断。费里尔医生把刚才在车站听侦探叙述过的事情的由来向我的家人讲了一遍。他们非常清楚，我的病是不能马上痊愈的，所以约瑟夫被迫搬出了他喜欢的这间卧室，现在成了我的病房。福尔摩斯先生，在这里我已待了九个多星期，脑子一片空白，如果没有哈里森小姐和医生的悉心照顾，我现在恐怕连话都不能和您说啊。您是知道的，我一旦神经病发作，任何事都做得出来，所以白天由安妮小姐照顾我，晚上雇了位护理照顾。慢慢地，我的神志清醒了，直到最近三天，才恢复了记忆。我有时候甚至希望记忆永远不要恢复，好把那些烦心事全部忘掉。我曾发过一封电报，给办理本案的福布斯先生。他过来了，向我保证说，用尽了所有办法，但没有发现半点线索。门房和他妻子也通过每一种方式接受了询问，但一无所获。后来，警方也怀疑戈罗特，您可能还记得，他那天傍晚下了班还待在办公室里。他在办公室滞留，还有他的法国姓氏，这实际上是引起怀疑的两点。但是，事实上，我是在他离开之后才开始抄写协定的。他的家族拥有胡格诺派[8]教徒血统，但感情和习俗上，和我们英国人是一样的。不管怎样说，没有任何确凿证据显示他与此事相关，因此，案件就这样搁置下来了。我来找您，福尔摩斯先生，您毫无疑问是我最后的希望。如果您也让我失望的话，那我的地位和荣誉就永远被毁了。”

病人由于长时间叙述，感到疲劳了，于是背靠在坐垫上，而此时护理他的人则倒了一杯提神的药剂给他。福尔摩斯坐着，沉默不语，头朝后仰着，双目紧闭，样子在陌生人看来，显得无精打采。但我清楚，他是在全神贯注思考问题。

“您的叙述很具体，”他最后开口说，“我实际上没有多少问题要问的。不过，还是有至关重要的一点。您是不是对什么人说过，您承担了这样一件特殊的使命？”

“没对任何人说过。”

“比如，对哈里森小姐也没有说过吗？”

“没有。接受使命和执行使命之间，我没有回沃金。”

“家里人也没有碰巧去看过您吗？”

“没有。”

“他们中有熟悉办公室周围的路的吗？”

“噢，有，我领着他们到过那儿。”

“还有，当然，如果您没有对任何人讲过关于协定的事，那这些问题就没有什么关联了。”

“我只字未提。”

“您了解那个门房吗？”

“只知道他是个老兵。”

“哪个团的？”

“噢，我听说——是冷水溪[9]近卫团的。”

“谢谢，我肯定可以从福布斯那儿了解到具体情况的。当局对收集材料的事情做得很到位，尽管没有一直好好利用。玫瑰是一种多可爱的花啊！”

他绕过长沙发，走到敞开着的窗户边，伸手扶起一根低垂着的玫瑰花枝，观赏着鲜红艳绿的花团。这在我看来，是他性格中新的一面，因为我先前从未发现他表露过对自然物品的喜爱之情[10]。

“没有什么事情比宗教中的事情需要推理的了，”他说，背斜靠着百叶窗，“推理者可以把它建构起一门精确的科学。在我看来，我们对上帝仁慈的绝对信仰似乎是寄托在鲜花中的。其他所有一切，包括我们的能力、我们的愿望、我们的食物，都首先是为了生存而需要的。但是，这种玫瑰是个例外。其香味和色泽都是对生命的点缀，不是其必要条件。只有仁慈才会产生非同一般的品格，因此，我再说一遍，我们的希望寄托在鲜花上。”

福尔摩斯进行这一番解释时，珀西·菲尔普斯和他的护理看着他，脸上表露着惊诧和失望的神情。福尔摩斯用手指抚弄着玫瑰花枝，陷入了沉思，持续了几分钟，年轻姑娘这才打破了沉静。

“您认为这样有望揭开谜案吗，福尔摩斯先生？”她问了一声，语气中透着讥讽。

“噢，谜案！”福尔摩斯说，怔了一下，回到了现实中，“是啊，如果否认本案是桩诡秘莫测、错综复杂的案件，那简直是荒唐，但是，我可以向你们承诺，我将调查本案，并且把我了解到的情况告诉你们。”

“您发现什么线索了吗？”

“您已经给我提供了七条线索[11]，但是，我当然得验证一下，然后才能判断其价值。”

“您怀疑上什么人了吗？”

“我怀疑我自己。”

“什么？”

“怀疑做出的结论过于草率。”

“那就回伦敦去验证你的结论吧。”

“您的提议太好啦，哈里森小姐，”福尔摩斯站起身来说，“我想啊，华生，我们做得再好不过了。请不要沉浸在虚假的希望当中，菲尔普斯先生。这是一桩错综复杂的案件啊。”

“下次见到您之前，我会心急火燎的。”外交官大声说。

“行了，我明天乘同一趟火车过来，不过，我未必会带来什么好的结果。”

“您答应过来，愿上帝保佑您啊，”我们的委托人大声说，“知道您在采取措施，我对生活有了新的希望。啊，对了，我收到了霍尔德赫斯特勋爵的一封信。”

“哈！他说什么了？”

“他言辞冷淡，但并不严厉，我觉得是因为我的病情，他才不那样做的。他反复说，事情关系重大。最后还补充说，我的前程已无可挽回了——他当然是指对我革职的事——等到我身体痊愈之后，我还有机会做出弥补。”

“是啊，这也合情合理，想得周到，”福尔摩斯说，“走吧，华生，我们还要到城里去忙一整天呢。”

约瑟夫·哈里森先生驾车送我们到火车站，我们很快便登上了去朴次茅斯的火车。福尔摩斯陷入了沉思，几乎没有开口说话，直到我们过了克拉彭枢纽站。

“通过任何线路进入伦敦，速度又快，能够像这样俯视房舍，真是一件赏心悦目的事情啊。”

我认为，他这是在开玩笑，因为那景致够凄凉萧瑟的，但他很快做出了解释。

“看看那一大片与世隔绝的建筑，矗立在青石之上，仿佛是铅灰色海洋中的砖瓦之岛。”

“是寄宿学校吧？”

“是灯塔房，伙计啊！是未来的灯塔！千百颗光耀夺目的小种子装在每一座灯塔里，要从那儿诞生出一个更加明智更加美好的英国啊。我猜，菲尔普斯不会喝酒吧？”

“我看不会。”

“我也认为不会，但是，我们必须考虑到每一种可能性。可怜的人已经陷到深水中了，我们能否把他拖上岸，这是个问题。你认为哈里森小姐怎么样？”

“性格很刚强的一个姑娘。”

“是啊，但是，属于很好的那种，除非我看错了。她和她哥哥是诺森伯兰[12]那边一个铁器制造商仅有的两个孩子。去年冬天旅行期间，菲尔普斯与她订了婚，她哥哥陪同她来和菲尔普斯的家人见面。随后就出现了这个变故，她便留下来照顾未婚夫，她哥哥约瑟夫·哈里森发觉这儿很舒适，便也留下来了。你看，我已经单独进行了一些调查。但是，今天得进行一天的调查了。”

“我诊所的——”我开口说。

“噢，如果你觉得你自己的那些事情比我的更加有意思——”福尔摩斯说，语气中透着讥讽。

“我本来要说的是，诊所里的事情搁置一两天没有问题的，因为现在是一年中接诊量最少的时期。”

“太棒了，”他说，心情又好了起来，“那我们就一起调查案件吧。我认为，我们先要去见见福布斯，他或许可以告诉我们具体情况，直到我们搞清楚该朝着哪个方向入手。”

“你是说，你已经有线索了？”

“是啊，我们掌握了几条线索，但是，只有经过进一步调查，才能验证其价值如何。最难以破解的犯罪案件就是毫无目的的那种，眼下的案件并不是毫无目的的。拿到了那份东西，谁可以受益呢？有法国大使，有俄国大使，还有可能把它出卖给上述人员的任何人，甚至有霍尔德赫斯特勋爵。”

“霍尔德赫斯特勋爵？！”

“对呀，想象得到，一个政治家出于对自己处境的考虑，可能会不惜让一份这样的文件意外销毁。”

“难道霍尔德赫斯特勋爵不是个有着荣耀历史的内阁大臣吗？”

“这是一种可能，我们可不能忽略这一点啊。我们今天要去见见那位尊贵的大臣，看看他能够对我们说点什么情况。同时，我已经开始展开调查了。”

“已经开始了？”

“是啊，我已经在沃金向伦敦的每一家晚报发了电报。明天，每一家报上都会出现这则启事。”

福尔摩斯把从日记本上撕下来的一张纸递给我，上面用铅笔潦草地写着：

5月23日晚九点三刻，在查理大街的外交部大楼的门口或者附近，马车上下来一位乘客，有知情者请将马车号码告知贝克大街二百二十一号乙。赏金十英镑。

“你有把握盗贼是从马车上下来的吗？”

“即便不是，那也没有关系。但是，如果菲尔普斯先生陈述得正确，即室内和走廊都没有可藏匿的地方。那么，那人一定就是从外面进来的。如果在当时下雨潮湿的晚上，他从外面进入，而在漆布上又没有留下湿印子，因为事后几分钟之内就进行了详细察看，那么，极有可能，他是从马车上下来的。是啊，我认为，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推断，那是一辆马车。”

“听起来有道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