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浏览了一下自己关于福尔摩斯在1882年[2]至1890年经办的案件的种种记录和描述，面对数量如此众多的离奇有趣的案件，要对其做出取舍，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然而，其中有些案件已经通过报纸公之于众了，另外一些却没有提供施展我朋友登峰造极的特殊才华的空间，而我的文稿所要展示的正是他的特殊才华。有些案件也会令他的分析技巧失灵，如果当作故事来叙述，未免有头无尾。而另外一些只是部分情况清晰了，对案情的解释更多的是基于主观猜测和臆断，而非基于我朋友十分看重的绝对逻辑证据。然而，在最后这一类案件当中，有一桩的情节不同凡响，其结局出人意料。与之有关的一些情况并没有完全搞清楚，或许永远也不可能搞清楚。尽管如此，我还是忍不住要对其做一番叙述。

1887年，我们办理了一大串大大小小的案件，有关那些案件的记录我至今还保留着。在那一年十二个月的记录中，有这样一些标题：《帕拉多尔密室案》《业余丐帮案》（该团体在一个家具仓库的地下室开了家奢华俱乐部）、《英国帆船“索菲·安德森”号失踪真相案》《发生在乌法岛上的格赖斯·彼得森奇案》，最后还有《坎伯韦尔投毒案》。在最后面的这桩案件中，人们可能还记得夏洛克·福尔摩斯拧了拧死者怀表的发条，就能够证明，那块表两个小时前上过发条了，从而得知死者是在哪个时间上床睡觉的——这个推断对于查清案件至关重要。将来的某个时间，我可能会把所有这些案件加以描述，但是，其中没有任何一桩像我在此要提笔叙述的这桩一样，呈现出的一系列事件，怪异离奇，扑朔迷离。

那是在9月下旬，二分点时节的强风[3]刮得异常猛烈，整天里狂风怒吼，雨水击打在窗户上，因此，即便身处这雄伟的人工建造的伦敦中心地带的我们，此时也不得不让注意力离开日常事务，见识一番大自然无与伦比的力量，因为它正在透过人类文明的栅栏，冲着人类发出刺耳的尖叫，犹如一只只关在铁笼中的猛兽。随着夜幕的降临，暴风雨来得更加猛烈了。大风呼号呜咽，就像是卡在了烟囱里面的孩子。夏洛克·福尔摩斯情绪低下，坐在壁炉前面的一侧，正在给他的那些罪案记录标注互见索引，我则坐在另一侧，埋头阅读克拉克·拉塞尔[4]写的一本精彩的海洋小说。最后，室外怒吼着的狂风似乎同小说中描写的情景融为一体了。哗啦啦的雨声越来越猛，化作了大海波涛的轰鸣。我夫人[5]到她母亲家去了，所以，这几天，我又住回到了贝克大街的寓所。

“啊，”我说，抬头看了我同伴一眼，“肯定是门铃在响。今晚还会有谁来呢？说不定是你的哪个朋友吧？”

“除了你本人，我没有任何朋友[6]，”他回答说，“我不喜欢人家上门来。”

“那就是哪位委托人啦？”

“如果是委托人，那一定是桩重大案件。如果不是案情重大，这种天气，这种时候，是不会有人外出的。但是，我猜想啊，更大的可能性是房东太太的某个好友。”

然而，夏洛克·福尔摩斯猜错了，因为过道上响起了脚步声，然后是轻轻的敲门声。他伸出自己瘦长的胳膊，把灯从自己身边移开了点，移向了来人一定要坐的那把空椅子边。“请进！”他说了一声。

进来的是个年轻人，外表看起来二十二岁的样子，衣着讲究，整洁大方，气度不凡，温文尔雅。他手里拿着雨伞，水流如注，身上的长雨衣闪闪发亮，说明了外面的天气有多么恶劣。明亮的灯光下，他打量了一下四周，显得焦虑不安。我看到，他脸色苍白，目光阴郁，一副忧心忡忡、承受着巨大心理压力的样子。

“我要向你们说一声抱歉，”他说着，把鼻梁上的金丝夹鼻眼镜往上推了推，“但愿我没有惊扰到你们，我恐怕把外面暴风雨的痕迹带进你们舒适温馨的房间了。”

“把您的雨衣和雨伞递给我吧，”福尔摩斯说，“可以挂到这儿的钩子上，很快就会干的。我看您是从西南方向来的。”

“是啊，我从霍舍姆[7]来的。”

“我看到了您鞋尖上沾了黏土和白垩的混合物，很特别的。”

“我是来向您请教的。”

“建议很容易给。”

“还要得到帮助。”

“这就不一定很容易给了。”

“我听说了您的大名，福尔摩斯先生。我从普伦德加斯特少校那儿听说了，您曾经帮助他摆脱了坦克维尔俱乐部的丑闻。”

“啊，当然，有人冤枉他玩牌的时候作弊。”

“他说什么事情到了您这儿都可以解决。”

“他过奖了。”

“还说您从未在任何人面前失败过。”

“我失败过四次——三次败给了男人，一次败给了女人[8]。”

“但是，这和您成功的次数比起来，算得了什么呢？”

“我总体上是成功的，这倒是事实。”

“那么，我的事情您也会成功的。”

“请您把椅子往壁炉前面挪一挪，把您的详细情况说给我听听。”

“事情非同寻常。”

“凡是委托我来调查的案件，没有一桩是寻常的。我是最后的上诉法庭[9]。”

“不过，我有个问题要问您，先生，在您所有的办案经历中，是否听说过有比发生在自己家里面更加神秘莫测和更加匪夷所思的事情？”

“您让我充满了兴趣啊，”福尔摩斯说，“请您先把主要的事实从头开始给我们讲述吧，然后我就其中一些重要的细节向您提出问题。”

年轻人把椅子向前挪了挪，将湿漉漉的脚伸向了炉火边。

“我的名字，”他说，“叫约翰·奥彭肖，但是，按照我的理解，我个人的事情与那桩耸人听闻的案件并没有多少关系。事情是我祖上遗留下来的，所以，为了便于你们了解实际情况，我必须得从事情刚开始的时候讲述。

“你们必须得知道，我祖父有两个儿子——伯父伊莱亚斯和我父亲约瑟夫。我父亲在考文垂[10]开办了一家小工厂，在自行车问世的那个时期，他把工厂的规模扩大了。父亲拥有奥彭肖防爆破轮胎的专利权，事业上很成功，以致能够卖掉工厂，凭着可观的财富过起了隐居生活。

“我伯父伊莱亚斯年轻时就移民到美国去了，在佛罗里达州当上了种植园主，据说种植园经营得很不错。战争[11]时期，他参加了杰克逊[12]领导的部队，后来又投到胡德[13]麾下，擢升为上校[14]。南军统帅罗伯特·李[15]投降后，我伯父返回到了自己的种植园，在那里待了三四年。在1869年或者1870年，他回到了欧洲，在苏塞克斯郡[16]的霍舍姆附近置办了一处小地产。他在美国赚了相当多的钱，之所以离开美国，是因为他厌恶黑人，讨厌共和党给予黑人选举权的政策。他是个与众不同的人，态度凶悍，脾气暴躁，一旦生了气，便满嘴污言秽语，而且是个性情很孤僻的人。他居住在霍舍姆这些年间，我都怀疑他是不是进过城。他的住宅周围有一座花园和两三块田地，他会到那儿去锻炼身体，不过常有的情况是，连续多个星期，他都会待在房间里足不出户。他大量地喝白兰地酒，吸烟厉害，但是，看不到他与人交往，不想交朋结友，甚至与他自己的亲兄弟之间也是如此。

“他对我倒是不介意，实际上他挺喜欢我的，因为他第一次看到我时，我还是个十二岁左右的少年。那是在1878年，是在我回英国八九年之后。他向我父亲提出请求，让我和他生活在一块儿，而且对我很慈爱。他没有喝酒时神智清晰，喜欢和我一同玩十五子游戏[17]和国际跳棋。他还会让我代表他同用人和商人打交道。所以，等我到了十六岁时，便差不多掌管起了整个的家庭事务。家里面所有的钥匙全由我管着，我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只要不搅乱他的清静生活就可以了。然而，还是有一个超乎常情的例外，那就是，在顶层阁楼上有一个单独的房间，是个杂物间，门一直都是锁着的，他不允许我或者别的任何人进入。男孩子好奇心重，我曾透过锁孔往里面窥视过，但是，只看到里面堆满了旧箱子和包裹，没有别的什么。

“有一天——是1883年3月的一天——上校的餐盘前面放着一封贴了外国邮票的信。他不常收到什么信件，因为他的账单都是用现金支付的，也没有任何朋友。‘是印度来的信啊！’他说着拿起了信，‘是本地治里[18]的邮戳！这是一封什么信啊？’他匆匆忙忙把信拆开，从里面蹦出了五颗干瘪的柑橘籽，噼里啪啦地掉落在了餐盘上。见此情景，我本想笑出声来，但是，看到他脸上的表情后，笑容便停止在了嘴边。他咧着嘴唇，两眼发直，面如死灰，目不转睛地盯着还握在手上的信封，手在不停地颤抖着。‘K.K.K.！’他大声尖叫了起来，接着又说，‘天哪，天哪，自己犯下的罪孽要遭报应了啊！’

“‘怎么回事，伯父？’

“‘死亡！’他说着，从餐桌边站起身来，回自己房间里去了，留下我一个人，惊恐不安，瑟瑟发抖。我拿起信封，看见信封口盖的内侧用红墨水潦潦草草地连写了三个‘K’，就在涂胶水处往上一点点。里面除了那五颗干瘪的柑橘籽，什么内容也没有。伯父吓得失魂落魄的样子，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离开了餐桌，正要上楼时，碰见他一只手拿着一把生了锈的钥匙走下来，这一定就是开那个阁楼房间的，另一只手拿着个黄铜小盒子，像是个装钱的盒子。

“‘他们想要干什么尽可以干什么好啦，但我还是要彻底击败他们，’他信誓旦旦地说，‘告诉玛丽，说我房间里今天要生火，派个人去把霍舍姆的律师福德姆请来。’

“我按照他的吩咐做了。律师到了之后，我也被叫到了他楼上的房间里。壁炉里的火烧得正旺，炉膛里的炉栅上有一堆黑色蓬松的灰烬，是纸张烧过之后留下的，那个黄铜盒子打开着，里面空无一物。我瞥了一眼盒子，结果惊诧地发现，盒子盖上印着三个‘K’，就是早晨我在信封上看到的那个字母。

“‘我想要你，约翰，’伯父说，‘做我的遗嘱见证人。我要把自己所有的产业，不管是有利的还是不利的都包括进去，留给我的弟弟，也就是你的父亲。毫无疑问，你父亲到时会把它留给你的。如果你能够平平安安地享受到，那是再好不过的！如果你发现自己享受不到，那可得听我一句劝，孩子啊，那就把它留给你不共戴天的仇敌吧。很对不起，留给了你一件有双重结果的东西，但是，我无法预料，情况会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请你在福德姆律师指给你的地方签上名字吧。’

“我在遗嘱上指定的地方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然后律师把遗嘱带走了。你们可以想象得到，这件怪异离奇的事情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我仔细地思量了这件事，头脑里反复琢磨着，但还是不能理出个头绪来。不过，尽管几个星期过去之后，内心的震撼没有那么强烈了，而且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生活还是一如既往地进行着，但我无法消除那件事情在我心里留下的朦朦胧胧的恐惧感。然而，我看得出来，伯父有变化了。他喝酒变本加厉了，更加不乐意同任何人交往，大部分时间待在自己的房间里，房门反锁着。但是，有时候他会大发酒疯，从室内冲出来，手里握着手枪在花园里狂奔乱跑，扯起嗓子大喊着，说他不害怕任何人，不管是人还是魔鬼，都别想像在羊圈里面关着一只绵羊一样把他给监禁起来。然而，等到强烈的情绪发泄过之后，他又会诚惶诚恐地跑回室内，锁上房门，插上门闩，好像是个灵魂深处充满了恐惧感的人，再也不能不顾一切地强撑下去了。碰到这种时候，即便是在寒冷的日子里，我都可以看到他的脸上冷汗涔涔的，就像是刚刚从洗脸盆里抬起头来似的。

“对了，还是讲讲那件事情的结局吧，福尔摩斯先生，不要唠叨个没完，弄得你们不耐烦。后来有一天夜里，他发酒疯跑到室外，再也没有返回。我们出去寻找他，结果发现他脸朝下倒在花园尽头一个泛着绿色泡沫的水池里。没有任何实施过暴力的痕迹，水池的水也只有两英尺深，因此，陪审团考虑到他众所周知的怪异秉性，便定性为‘自杀’。但是，我知道他是个一想到死就胆战心惊的人，所以怎么也不相信，他会跑出去自寻短见。然而，这件事过去了，我父亲继承了他的产业，还有存在银行里的大概一万四千英镑存款。”

“等一等，”福尔摩斯插话说，“我预料到，您讲述的事情是我生平听到过的最不可思议的事情之一。告诉我，您伯父收到那封信的日期、他被定性为自杀的日期。”

“信是1883年3月10日送到的，他死亡的日期是七个星期之后的5月2日夜晚。”

“谢谢您，请接着讲吧。”

“父亲接下霍舍姆的财产时，应我的要求，仔细认真地查看了长期紧锁着的阁楼房间。我们发现那个黄铜盒子还在那儿，只是里面的东西被烧毁了。盒盖的内侧有一个纸标签，上面连写着三个‘K.K.K.’缩写形式。缩写形式的下面有一行字，内容是‘信件、备忘录、收据和名单’。我们猜想，这些文字表明了奥彭肖上校烧毁的文件的内容。至于阁楼房间里面的其他东西，除了大量零零散散的文件和记录着我伯父在美国生活情况的笔记本之外，便没有什么很重要的东西。其中有些是战争期间留下的，从中可以看出，他曾恪尽职守，赢得了英勇善战的荣誉。另外一些是南部诸州重建时期留下的，大多与政治有关，因为很显然，他曾经强烈反对那些从北方派过来的提包政客[19]。

“是啊，1884年初，我父亲搬到了霍舍姆居住，直到1885年的1月，一切都很正常。但新年后的第四天，我们大家围坐餐桌边用早餐，我听见父亲突然一声惊叫，只见他坐在那儿，一只手拿着刚刚拆开的信封，另一只手张开着伸了出来，里面有五颗干瘪的柑橘籽。他先前听到我讲述上校的事情，总会嘲笑我，说我讲述的那些事情荒唐至极。但是，现如今同样的事情落到了他自己头上，他看起来惊恐万分，迷惑不解。

“‘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约翰？’他问了一声，语无伦次。

“我的心像是灌满了铅似的沉重起来了。‘这是K.K.K.。’我说。

“他朝信封里面看了看。‘确实是啊，’他大声说，‘是这几个字母。但字母上面这写的是什么呢？’

“‘把文件放在日晷上。’我嘴里念着，同时从他的身后探着头看。

“‘什么文件？什么日晷？’他问。

“‘日晷在花园里呢，其他地方可没有啊，’我说，‘但文件一定是指被烧毁的那些。’

“‘呸！’他呸了一声，给自己壮了壮胆，‘我们这儿可是个文明的国度，决不容许有如此愚蠢的行为发生。这东西从哪儿来的？’

“‘来自敦提[20]。’我回答说，瞥了一眼邮戳。

“‘一出荒唐透顶的恶作剧，’他说，‘我与日晷和文件有什么关系啊？我才不会管这种无聊的事呢。’

“‘如果是我的话，一定会去报警的。’我说。

“‘然后让他们来嘲笑我，我才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呢。’

“‘那我去报警怎么样？’

“‘不行，我不允许你去。我不会让这样无聊的事情给弄得大惊小怪。’

“与他争辩无济于事，因为他是个很固执的人。然后，我四处走走，心里面充满了不祥之感。

“父亲在收到那封信之后的第三天，便离开家看望他的一位老朋友——弗雷伯蒂少校去了，后者在朴次当山[21]的一处要塞担任指挥官。我倒是巴不得他走了，因为我觉得，他一旦离开了家，便就远离了危险。然而，我这样想是错误的。就在他离开家的第二天，我便收到了少校发来的一封电报，请求我立刻赶过去。我父亲掉进了一个白垩矿的深坑里，那一带到处是那样的坑。他躺在里面不省人事，头盖骨摔裂了。我匆匆忙忙地赶了过去看他，但他始终没有醒过来，就这样离开人世了。事情看起来是这样发生的：黄昏时刻，他从法汉姆要塞返回，由于不熟悉那一带的地形，白垩矿坑又无栏杆防护，死因调查团便毫不犹豫地得出了‘意外死亡’的结论。我仔细认真地查看了与父亲死亡有关的每一个情况，但没有能够寻找到可以认为他是死于谋杀的证据。现场毫无半点施暴的迹象，没有脚印，没有发生抢劫，也没有人报告说路上出现过陌生人。然而，不用我告诉你们，我的心情很不平静。我可以断定，有人对我父亲实施了恶毒的阴谋。

“我以这样一种不祥的方式继承了遗产。你们可能会问我，为何不把它处理掉呢？我的回答是，因为我坚信，我们家的灾祸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伯父做过的某件事所导致的，所以不管在那幢住宅里，还是搬到别处，灾祸都是会逼近的。

“我可怜的父亲遭遇不测的时间是1885年1月，至今已经过去了两年零八个月。这期间，我在霍尔舍姆生活得幸福快乐。我都开始期望着，那个诅咒已经远离我们这个家庭了，已经随着上一代人的故去而结束了。然而，我高兴得太早了点。昨天早晨，打击又来了，和我父亲当时遭遇到的情况一模一样。”

年轻人从背心口袋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信封，然后转身对着桌子，抖了抖信封，从里面掉出了五颗干瘪的小柑橘籽。

“这就是那个信封，”他接着说，“邮戳是伦敦东区的。信封上的字，就是父亲最后收到的信封上的那几个字：‘K.K.K.’，还有就是‘把文件放在日晷上’。

“您做了什么啦？”福尔摩斯问。

“什么也没做。”

“什么也没做？”

“实话实说，”——他低下了头，用消瘦白皙的双手捂住了脸——“我感到很无助，感觉自己就像是一只可怜的兔子，眼看着毒蛇朝着自己蜿蜒而来。我好像是落入了别人邪恶的魔掌，无法抵抗，无法摆脱。不管怎么预料，不管采取什么防范措施，都是徒劳的。”

“啧啧！啧啧！”夏洛克·福尔摩斯大声说，“您一定要采取行动啊，伙计，否则就完蛋了。只有积极行动起来才能拯救您自己，您现在没有时间发泄绝望情绪了。”

“我已经见过警察了。”

“啊！”

“虽然他们面带微笑地听我的诉说。但是我确信，那个督察心里一定是认为，信件的事情全是恶作剧。而我的两位亲人的离世，正如死因调查团所认定的那样，完全就是意外造成的，与收到的警示毫无关系。”

福尔摩斯挥舞着双拳。“愚蠢至极！”他大声说。

“不过，他们同意派个警察来保护我，待在我的家里。”

“他今晚和您一起来了吗？”

“没有，他得到的命令是守在家里。”

福尔摩斯再次愤怒地挥舞着拳头。

“那您为何要来找我呢？”他大声说，“而且，最重要的是，您当时为何没有立刻来找我呢？”

“我也不知道啊，只是到了今天，我才对普伦德加斯特少校诉说了自己的麻烦，他建议我来找您。”

“实际上，您收到这封信已经两天了，我们本来在这之前就应该采取行动的。我估计，除了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个东西之外，您也没有了什么别的证据——能够有助于我们说明问题的细节了吧？”

“有一件东西，”约翰·奥彭肖说。他在自己的外衣口袋里摸索了一番，从里面掏出了一张褪了色的蓝纸片，放在桌子上。“我还有点印象，”他说，“伯父烧毁文件的那天，我注意到，灰烬里面有一些很小的没有烧干净的纸边，就是呈这种特别的颜色。我在他房间里的地板上找到了这一页纸，感觉它可能是从那一叠文件中散落下来的，因此没有被烧掉。上面除了提到了柑橘籽外，我看不出还有什么对我们有帮助的内容。我个人认为，这是某本私人日记当中的一页，字迹无疑是我伯父的。”

福尔摩斯移动了一下灯，我们两个低头看着纸。纸的边缘参差不齐，说明确实是从一个本子上撕下来的。顶端处写着“1869年3月”，接下来是以下莫名其妙的记载：

4日：赫德森到来，还是持有与过去相同的政见。

7日：把柑橘籽交给了圣奥古斯丁[22]的麦考利、帕拉米诺和约翰·斯温。

9日：麦考利已清除。

10日：约翰·斯温已清除。

12日：去见了帕拉米诺。一切顺利。

“谢谢您！”福尔摩斯说着，把纸折叠起来并且还给了我们的客人，“现在吧，您一定不能耽搁片刻，我们甚至都没有时间来商量您告诉给我们的情况。您必须得立刻回家，采取行动。”

“我该做什么呢？”

“只做一件事情，而且必须立刻去做。您一定要把刚才给我们看过的这张纸放进您说的那个黄铜盒子里面去，同时还要附上一张便条，就说其他所有文件都被您伯父烧毁了，这是仅剩下的一张。上面的措辞必须明确，让他们确信无疑。这件事情做完之后，您就立刻按照吩咐把盒子放到外面的日晷上去。明白了吗？”

“完全明白了。”

“不要考虑什么复仇的事情，或者说眼下不要考虑诸如此类的事情。我认为，关于复仇，我们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来实现。但是，既然他们已经布下了网，我们也得布好我们的。首先要考虑的就是要消除您迫在眉睫的危险。其次才是要解开谜案，惩处那帮有罪的人。”

“谢谢您啊，”年轻人说着站起身来，穿上雨衣，“您给了我新的生活和希望。我一定会按照您所说的去做。”

“刻不容缓，而且，最重要的是，您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因为我认为，真真切切的危险毫无疑问在向您逼近。您怎么回去呢？”

“从滑铁卢车站[23]乘火车回去。”

“现在时间还不到九点钟，街上行人很多，所以，我相信，您会平安无事的。但是，您得小心谨慎，怎么提防都不过分。”

“我身上带了武器。”

“很好，我明天就着手调查您的案件。”

“那就是说，我会在霍舍姆见到您啦？”

“不，您的案件秘密在伦敦，我就在伦敦查找线索。”

“那么，我一两天后再来拜访您，告诉您关于盒子和文件的情况。我会一五一十地按照您的吩咐办。”他与我们握了握手，然后离开了。室外依然狂风呼啸，大雨如注，噼噼啪啪地打在窗户上。这个诡异离奇的故事似乎被大自然狂**不羁的力量带到了我们这儿——像一棵海草被一阵狂风吹到了我们身边——但眼下又被大自然给收回去了。

福尔摩斯沉默不语地坐了一会儿，头向前倾着，两眼凝视着壁炉里红彤彤的火焰。随后，他点燃了烟斗，背靠着座椅，望着青烟一圈接一圈袅袅地升向天花板。

“我看啊，华生，”他最后开口说，“我们经手的案件中没有一桩比这个更加古怪离奇的了。”

“或许除了《四签名》中的案件之外吧。”

“啊，不错，或许除了那一桩之外。不过，照我看来，这位约翰·奥彭肖所面临的危险似乎要比舒尔托[24]一家面临的更大。”

“至于那是什么样危险，”我问，“你心里面有了明确的概念了吗？”

“危险的性质那是不容置疑的。”他回答说。

“那么，那是什么样的危险呢？那个K.K.K.指的是谁呢？他为何紧紧咬住这个不幸的家庭不放？”

夏洛克·福尔摩斯闭起了双眼，两个胳膊肘支在椅子的扶手上，两手的指尖抵在了一块儿。“理想的演绎推理者，”他说，“一旦明了了整个事件中的某个事实真相，那他不仅可以从该事实中推导出引发这一事实的先前一系列事件，而且能够推导出随后的种种后果。就像居维叶[25]一样，面对一根动物的骨骼，经过沉思就能准确地说出该动物的完整形态。因此，观察家彻底了解了一系列事件中的一环，就应能准确说明前前后后的所有环节。不过，现在我们光凭理性分析，还无法把握事情的结果。问题只有通过调查研究才能解决，企图靠直觉解决问题的人是不会成功的。不过，要使这种艺术臻于圆满，演绎推理者就必须善于利用自己已经掌握的所有事实。正如你很容易看到的，这个要求本身意味着，他必须掌握所有的知识。而要做到这一点，即便是在可以接受免费教育和利用百科全书的当下，也多少算是个很罕见的成就。然而，一个人要掌握对他工作可能有用的全部知识，那也并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情。我自己就是一直在想方设法地做到这一点。如果我的记忆正确的话，我们两个人刚开始结交的那段日子里，你有一回很准确地总结出了我知识方面的缺陷。”

“对啊，”我哈哈大笑着回答，“那份清单很不同寻常。我记得，哲学、天文学、政治学，给了零分。植物学，因领域而异。地质学，就伦敦五十英里以内地区的泥迹而言，算得上高深。化学知识，异乎寻常。解剖学，不成系统。涉及耸人听闻的罪案文献和记录，独一无二。是个小提琴演奏家、拳击手、击剑手、律师。是个不利于健康的生活方式的受害者[26]。我想，这些是我当时分析的主要内容[27]。”

福尔摩斯听到最后这一点时，咧着嘴笑了。“是啊，”他说，“我过去是这么说的，现在还是要说，一个人的大脑就像是个小阁楼，里面应当装满他可能用到的所有家具，至于其他东西，他可以放到他的当作杂物间的图书室去，但凡需要的时候，便可以拿来使用[28]。对啊，面对今晚交给我们的这桩诡异离奇的案件，我们肯定需要把所有的资源都使用上。《美国大百科全书》就摆在你身边的那个书架上，请你把包含了字母K的那一卷递给我。谢谢！我们现在来分析一下情况，看看能够从中推演出什么东西。首先，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假定，奥彭肖上校之所以离开美国，那是有很充分的理由的。处在他那个人生阶段的人愿意改变自己的所有生活习惯，心甘情愿地放着佛罗里达清爽宜人的气候条件不要，而跑到英国这么个偏僻的小地方过着寂寞孤独的生活。他回到英国走极端，喜爱离群索居地过日子，这会令人想到，他害怕某个人或者某件事。所以说，我们可以做一个有效的假设，他正是因为害怕某个人或者某件事才离开美国的。至于他怕的是什么，我们只能从他和他的两个继承人所收到的那几封可怕的来信推断。你注意到那几封信的邮戳了吗？”

“第一封寄自本地治里，第二封敦提，第三封伦敦。”

“从伦敦东区寄出。你根据邮戳推导出了什么呢？”

“那些地方全是港口，说明写信人是在船上的。”

“好极了，我们已经得到一条线索了。毋庸置疑，写信人可能——极有可能——是在一条船上。我们现在考虑一下另外一点，从寄自本地治里的那封信来看，从受到威胁到最后出事，中间过去了七个星期。而寄自敦提的那封，仅仅过了三四天的光景。这难道不会令人联想到什么吗？”

“前者的距离更加遥远。”

“但是，信要送达，距离也更加遥远啊。”

“那我就不明白这其中的奥妙了。”

“至少可以做出这样的假设：那个人或者那伙人乘坐的是一艘帆船。看起来，他们总是先送出异乎寻常的警告或者信号，然后就开始他们的行动之旅。你看吧，寄自敦提的信件刚刚收到，紧接着行动就开始了，很迅速的。如果他们从本地治里乘汽船来的话，那他们会同信件一样迅速到达。但是，事实上，过去了七个星期。我认为，这七个星期代表着一个时间差，也就是说，送信的邮轮和写信人乘坐的帆船分别到达的时间差。”

“这有可能。”

“不是有可能，而是非常可能。而你现在已经明白了，这桩新接手的案件十分紧迫，我为何要敦促小奥彭肖谨慎从事。打击总是会在寄信人完成旅程的时候降临。但是，这封信是从伦敦寄出的，因此，我们刻不容缓。”

“天哪！”我大声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么残酷无情的迫害？”

“很显然，对乘坐帆船的那个人或者那些人来说，奥彭肖携带的那些文件至关重要。我认为，显而易见的是，他们一定不止一个人。单枪匹马一个人不可能如此这般地制造两起谋杀案，以致都骗过了死因调查团。这其中一定有几个人，而且全是些头脑灵活、行动果断的人。他们一门心思要取得那些文件，不管掌握着文件的是什么人。这么看来，你就会明白，K.K.K.不再是某一个人的姓名的缩写，而是某个社团的名称。”

“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团呢？”

“你难道从来没有——”夏洛克·福尔摩斯说着，身子向前倾，压低了嗓音，“你难道就从来没有听说过三K党[29]吗？”

“从未听说过。”

福尔摩斯一页一页地翻着放在膝盖上的书。“在这儿呢。”他立刻说。

三K党，该名字源于扣动来复枪的扳机时发出的声响，是个奇异古怪的象声词。该恐怖的秘密组织是由南部各州的前联邦士兵在南北战争结束后组成的，并迅速在全国各地成立了地区分会，尤以田纳西州、路易斯安那州、卡罗来纳州、佐治亚州和佛罗里达州等地的分会引人注目。该组织的势力用来服务种种政治目的，主要人物则是恐吓黑人选民，谋杀或驱赶持不同政见者。他们施暴前先向锁定的目标发出警告，警告的形式诡秘怪异，但一般情况下是可以识别的——有些地方是一根带有树叶的橡树枝，另一些地方则是几颗西瓜籽，或者柑橘籽。受害者接到警示之后，可以改变先前的观点原则，或者离开这个国家。如果受害人勇敢对抗，死亡必然降临到他身上，而且死亡的方式蹊跷离奇，令人防不胜防。该组织的结构严密完善，组织方式系统有效。根据有关记载，还没有发现任何人可以幸免于难的，或者寻找施暴者的踪迹。尽管美国政府和南部上层社会人士付出了种种努力，但该组织在成立之后的几年之中，迅速发展壮大。最后，1869年，该组织突然之间就瓦解了。不过，在那之后，还是有类似的暴行发生。

“你会看到，”福尔摩斯说着，放下手上的书籍，“这个组织突然之间解散和奥彭肖携带着他们的文件离开美国在时间上相吻合。这其中很可能存在因果关系啊。难怪有些人总是阴魂不散地紧盯着奥彭肖和他的家人不放。你能够明白，那份名单和日记可能牵涉到美国南部的某些头面人物。如果那些东西不要回来，可能有许多人晚上睡觉都不安稳。”

“那么，我们看过的那一页——”

“就是我们预料到的东西。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上面写着：‘把柑橘籽送给了A、B和C’，也就是说，把组织的警告送达出去了。然后，接下来的几条内容是：A和B已清除，或者已经离开了该国。最后一条说到要去见C。我估计，C恐怕要大难临头了。对了，我觉得啊，医生，我们可以让这个黑暗的领域见点光明。我相信，在这段时间里，小奥彭肖能活下来的唯一机会，就是按照我吩咐他的去做。今晚，没有更多的事情要说，或者要做了。所以，请帮我把小提琴递过来，让我们在半个小时的时间里，暂时忘掉这恶劣的天气，还有我们的同胞所面临的更大的苦难。”

翌日早晨，天空放晴了，太阳冉冉升起，一层薄薄的雾纱笼罩着这座大都市，耀眼的阳光在薄雾的遮掩下，变得柔和了起来。我走下楼时，夏洛克·福尔摩斯已经在用早餐了。

“请原谅，我没有等你，”他说，“我看，自己今天要为小奥彭肖的案件忙碌一整天了。”

“你打算采取什么措施呢？”我问。

“这在很大程度上要看我初步调查的结果如何。最终总是要去一趟霍舍姆的。”

“你不首先去那儿吗？”

“不，我得从伦敦城开始调查起。按一下铃，女仆就会帮你把咖啡端来的。”

我在等待咖啡端来的当口儿，顺手从餐桌上拿起来一份没有打开的报纸，浏览了起来。我的目光落在一个大标题上，心里不禁打了个寒战。

“福尔摩斯，”我大声说，“你已经来不及了。”

“啊！”他说，放下手里杯子，“我担心的就是这个。怎么个情况？”他说话时语气很平静，但我可以看得出，他的内心可不平静。

“我看到了奥彭肖的名字，还有《滑铁卢桥畔的惨剧》这个标题。报道的内容如下：

昨晚九到十点之间，H小分队的巡警库克在滑铁卢桥附近值勤，听到了有人大呼救命还有落水的声音。然而，夜晚光线漆黑，加上正值暴风雨，结果，虽有几位路人施以援手，但还是于事无补，救援失败。不过，发出警报后，在水警的协助下，尸体最终打捞上来了。经证实，死者是位年轻绅士，从其衣服口袋里找到了一个信封，由此得知，此人名叫约翰·奥彭肖，住在霍舍姆附近。据推测，他可能是急于搭乘从滑铁卢车站发出的末班火车，因过于匆忙，加之路上漆黑一片，所以迷路走至轮渡码头登岸处，失足溺水。尸体上无任何暴力所留之痕迹。无疑，死者是因意外不幸而亡。以此事为鉴，市政当局应关注河岸码头登岸平台的现状。

我们坐了几分钟，缄默不语，我从未见过福尔摩斯如此神情沮丧，心神不宁。

“这件事情伤了我的自尊啊，华生，”他最后开口说，“这样看显得很小家子气，毫无疑问，但是，它确实伤了我的自尊。它现在已经成了我个人的事情了，而如果上帝赐予我健康，我一定要亲手逮住那帮家伙。他来找我求助，而我却把他送上了死路——”他从坐着的椅子上跃起身子，情绪无法控制，在房间里来回走着，本来灰黄的脸涨得通红，两只瘦长的手紧张地握住又松开。

“他们一定是诡计多端的魔鬼，”他最后激动地大声说，“他们是如何一路把他引诱到那儿去的呢？到车站去的直接路线根本不需要经过河堤啊。毫无疑问，即便是在这样的一个夜晚，那座桥上也是会人来人往，他们根本达不到目的啊。对了，华生，我们倒是可以看到，最终到底谁是赢家。我现在要出去了！”

“去报警吗？”

“不，我自己来当自己的警察。等我布下了天罗地网，再叫他们来捉苍蝇，但在那之前不行。”

我整个一天都在忙着行医治病，等我回到贝克大街时，已经是夜间很晚的时候了。夏洛克·福尔摩斯还没有返回。快到十点钟，他才进门。只见他脸色苍白，疲惫不堪。他走到餐具柜边，从一大块面包上扯下一块，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喝了一大口水，才把东西咽了下去。

“你饿坏了。”我说。

“快要饿死了。我都给忘记了，其实早餐后我什么东西都没有吃。”

“什么东西都没有吃？”

“半点都没有吃。我没有工夫考虑吃东西的事。”

“你的事情办成了吗？”

“挺好的。”

“有线索了吗？”

“我已经把他们掌握在手掌心里面了。小奥彭肖的冤仇很快就可以报了。啊，华生，就让我们用他们自己的邪恶标记对付他们吧。这件事考虑得很周密！”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他从食橱里取出一个柑橘，掰成几瓣儿，把柑橘籽挤了出来，放在桌上，从中拿了五颗，塞进一个信封里。他在信封舌口的内侧写上“夏·福代替约·奥”的字样。然后封上信封，在上面写上了“美国佐治亚州萨凡纳‘孤星’号帆船，詹姆斯·卡尔霍恩船长收”。

“等他进港时，这封信已经到了，”他说着，咯咯地笑了起来，“这封信会令他夜不能寐。他肯定会认为，有人要向他索命，就像奥彭肖收到他的信一样。”

“卡尔霍恩船长是什么人啊？”

“那帮家伙领头的，我还要对付其他人，不过他是头一个。”

“那么，你是如何查到的呢？”

他从衣服口袋里拿出一张很大的纸，上面写满了日期和名字。

“我花费了整整一天时间，”他说，“查阅了多本《劳氏船舶年鉴》[30]和旧的文件卷宗，追查1883年1月和2月在本地治里港停靠过的每艘船离港后的去向。在这两个月登记入港的船只中，吨位较大的共有三十六艘。其中一艘叫‘孤星’号的，立刻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该船虽然登记的是在伦敦结关的，但用了美国的一个州的名称来命名。”

“我想，是得克萨斯州。”

“我当时不知道，现在也不敢肯定是哪个州。不过，我知道，它一定原本就是艘美国船。”

“后来呢？”

“我查阅了敦提的记录。当我看到1885年1月帆船‘孤星’号抵达那里的记录时，原先的怀疑就成了确凿无疑的现实了。我接着调查了目前停泊在伦敦港内的船只。”

“结果呢？”

“‘孤星’号是上星期到的。我跑到艾伯特船坞，发现那艘船今天早上趁着早潮顺流而下，返回萨瓦纳港去了。我给格雷夫森德方发了电报，得知那艘船刚驶过去没多久。由于风向朝东，我确信，那船此刻已开过了古德温斯，离怀特岛不远了。”

“那你下一步怎么办？”

“噢，我要去逮住他！据我所知，在那艘船上，只有他和那两个副手是美国人。其余的是芬兰人和德国人。我还了解到，他们三人昨晚曾离船上岸。这是当时给他们装货的码头工人告诉我的。等他们的船到达萨瓦纳港时，邮船会把这封信带去，同时电报也会通知到萨瓦纳的警察，说明这三位先生是伦敦正在极力追捕的谋杀犯。”

然而，百密还是有一疏。杀害约翰·奥彭肖的几个凶手再也收不到那几颗柑橘籽了。如果他们收到的话，他们就会知道，有个和他们同样狡猾、同样意志坚定的人就要逮住他们了。那年秋天的暴风刮的时间很久，也很猛烈。我们等了很长时间，也没等到萨瓦纳港传来“孤星”号的消息。最后我们听说：在遥远的大西洋某处，有人看到一块船尾柱的残骸在潮水中漂浮，上面刻着“L.S.[31]”。这就是我们所了解到的“孤星”号的命运。

注释：

[1]本故事于1891年11月发表在英国的《河岸》杂志上，案件发生在1887年9月底。

[2]1881年上半年，华生经小斯坦福德介绍，与福尔摩斯相识，合住在贝克大街二百二十一号乙，从此开始了两个人富有传奇色彩的合作。华生在此为何不包括1881年呢？大概发生在1881年的《血字的研究》中的案件是事后才加以追记和描述的，因为作品到1887年底才发表。

[3]二分点时节的强风（equinoctial gales）指一年当中春分或者秋分前后出现的风，一般在七至十级的范围，尤其指八级。

[4]拉塞尔（William Clark Russell，1844—1911）是英国作家，以写海洋小说和惊悚小说著称。长期在海上颠沛流离的生活损伤了他的身体，但也为他成为一名海洋作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5]华生的婚姻问题比较复杂，有过多次婚姻，但用比较大的篇幅交代过的要数《四签名》中与玛丽·莫斯坦小姐的结合。1888年9月，他在协助福尔摩斯侦破此案时，对委托人玛丽·莫斯坦小姐一见倾心，因为她“表情温柔娴雅，一双蓝色的大眼睛，透着非凡的灵气和温情。我见过许多民族的女性，遍及三大洲，却从未见过如此雅致聪慧的面容”。他们两人于1889年结婚，婚后生活美满。关于莫斯坦小姐的家庭情况，她自己是这样介绍的：“我父亲是驻印度兵团的军官，我小时候，他就把我送回到了英国。母亲去世了，我在英国举目无亲。不过，父亲把我安排在了爱丁堡一所条件舒适的寄宿学校。我在那里一直待到了十七岁。”因此，这里所说的“妻子到她母亲家去了”，肯定不是指玛丽·莫斯坦，应该是之前的一任妻子。再说，时间上也对不上，本故事发生在华生认识莫斯坦小姐之前的1887年9月。华生本人好像也并不避讳自己的婚姻状况，因为他在另外好几个故事中也提到了自己的婚事，如《单身贵族案》《证券公司的职员》《第二块血迹》《海军协定案》《奄奄一息的侦探》等。

[6]不过，福尔摩斯在《肖斯科姆旧宅邸案》中称梅里韦尔为他在苏格兰场的朋友。人们一般认为，综观整部《福尔摩斯探案全集》，梅里韦尔可能是福尔摩斯除华生之外唯一一位称作朋友的人。但是，他经常会把要对付的罪犯或者竞争对手称为“我的朋友”或者“我们的朋友”，多少带有点调侃或客套的意味。参见《声名显赫的委托人之谜》《肖斯科姆旧宅邸案》和《退休的颜料商之谜》中的注释。

[7]霍舍姆（Horsham）是英格兰苏塞克斯郡的一个小镇，距离伦敦五十公里。《苏塞克斯的吸血鬼之谜》中的故事就发生在霍舍姆附近。

[8]有人认为，“一次败给了女人”是指《波希米亚丑闻》中的艾琳·阿德勒。但是，这种说法有一点是很难说得通的，那就是，本案发生在1887年9月，而《波希米亚丑闻》中的故事发生在1888年3月，如果两桩案件发生的时间准确无误，那就不可能是指艾琳·阿德勒。

[9]福尔摩斯在几个案件中都提到了这一点。他在《四签名》中说：“我是侦探行业中最后的也是最高的上诉法庭。”他在《马斯格雷夫家族仪典案》中说：“你看到了现在的我，声名远播，面对扑朔迷离的案件，无论是公众还是警方都把我看成最后的上诉法庭。”

[10]考文垂（Coventry）是英格兰西米德兰郡的城市，地处英格兰中心，与伦敦、布里斯托尔、利物浦、赫尔诸港距离大致相等，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发明家詹姆斯·斯塔利（James Starley，1830—1881）和他的侄子约翰·K.斯塔利（John K.Starley，1854—1901）生活于此，并对自行车的发展改进和英国自行车工业的起步起到了重要作用。1888年，约翰·斯塔利生产出第一辆现代自行车，其主要特点是采用菱形车架，车身具有更高的刚度和强度，后轮用链条驱动，并通过前叉直接把握方向。

[11]这里指美国南北战争（又称美国内战，American Civil War，1861—1865）。它是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内战，参战双方为北方的美利坚合众国（联邦）和南方的美利坚联盟国（邦联）。战争的起因是南方十一州因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1809—1865）于1861年就任美国总统而陆续退出联邦，另成立以杰斐逊·戴维斯（Jefferson Davis，1808—1889）为“总统”的政府，并且驱除了驻扎在南方的联邦军队，林肯总统下令攻打叛乱诸州。战争的结果是北方取得胜利，南方重建，奴隶制在南方被废除，对日后的美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2]杰克逊（Thomas Jonathan Jackson，1824—1863），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南军将领，在布尔溪畔战役中以少胜多，赢得“石壁”杰克逊的绰号。

[13]胡德（John Bell Hood，1831—1879），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南军将领，坚守亚特兰大五个星期，曾负重伤，失去一条腿，在富兰克林、纳什维尔两次战役中遭惨败，晚年经商。

[14]由于故事的主要叙述者华生有军人背景，整部《福尔摩斯探案全集》中涉及了众多军中人物，其中拥有“上校”军衔的人尤其多，详见《弯腰曲背者》中的注释。

[15]罗伯特·李（Robert Edward Lee，1807—1870），美国南北战争使其为南军统帅，原为北军将领，参加南军后受命为南军总司令（1862），以出色的战略战术多次击败北军，最终失利投降，战后致力于教育。

[16]苏塞克斯郡（Sussex，又译作萨塞克斯）是英格兰东南部的历史郡，其面积大致与古代七国之一的苏塞克斯王国面积相等。北邻萨里郡，东有肯特郡，西与汉普郡接壤，南临英吉利海峡。1974年，在地方政府重组后划分为西苏塞克斯郡和东苏塞克斯郡。

[17]十五子游戏（backgammon）是一种双方各有十五枚棋子、掷骰子决定行棋格数的游戏。

[18]本地治里（Pondicherry）是印度东岸城市，是前往东南亚的中继站，曾经是法国的殖民地，所以深受法国文化的影响。《四签名》中的舒尔托少校是从印度回来的，便用这个名字命名自己的别墅，意译为“池樱别墅”。

[19]提包政客（carpet-bag politician）是指美国南北战争后重建时期怀有投机目的到南方去的北方政客。当时战争刚结束，百废待兴，尤其南方作为主要战场，遭受了巨大损失，但也存在大量的机会。他们往往身无分文，口袋空空，只是拎着一个提包就到了南方，所以，这个称谓是南方保守派对北方政客的蔑称。

[20]敦提（Dundee）是英国苏格兰东部港口城市，泰赛德区首府。

[21]朴次当山（Portsdown Hill）是英国汉普郡境内的一座绵延很长的白垩矮山，可以俯瞰朴次茅斯等地的全景。1859年，山上建有六座要塞，以保卫朴次茅斯和距离八英里处的海军船坞。

[22]圣奥古斯丁（St.Augustine）是美国佛罗里达州东北部的城市。

[23]滑铁卢车站（Waterloo Station）是英国伦敦一个重要的铁路与交通转运的公共铁路车站，位于伦敦兰贝斯区，靠近南岸的地方，车站最早是在1848年7月11日通车。在19世纪期间，滑铁卢车站布局混乱而复杂，后决定拆除重建，新建工程始于1900年，一直延续到1922年。滑铁卢车站是作家创作的重要背景地之一。

[24]指《四签名》中的主要人物舒尔托父子三人。

[25]居维叶（Baron Georges Cuvier，1769—1832）是法国动物学家，创建比较解剖学和古生物学，曾任国务委员（1814）和内务部副大臣（1817），著有《动物界》《地球表面灾变论》等。

[26]对于福尔摩斯采取不利于健康的生活方式的情况，详见《四签名》中的注释。

[27]华生在《血字的研究》中从十二个方面总结了福尔摩斯的学识情况，其中说到他有些方面知识渊博，而另一些方面则一无所知。这里概述的情况与先前那份总结不大一致。

[28]福尔摩斯在《血字的研究》中详尽地表达了这一点：“我认为，人的大脑原本就像一间空的小阁楼，只能装入自己选中的家具。傻瓜才会不加选择，碰到什么都往里面放，以致那些对他有用的知识反而被挤得容不下了，或者最多也就是与其他东西挤成一团，结果使用起来很不方便。因此，一个熟练的技工在选择东西放进小阁楼般的大脑时，总会非常谨慎。除了对工作有用的东西外，其他什么都不会放进去。这些东西不但要一应俱全，而且必须摆放得井然有序。如果你认为小阁楼的墙壁富有弹性，可以无止境地往外撑开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由此可知，迟早有一天，你的知识每增加一点，原有的知识就会忘掉一点。因此，最要紧的就是不能让那些无用的东西把有用的知识挤出去。”但他在《狮鬃毛之谜》中的表述却不一致，他说：“你们知道的，否则华生也就白费工夫描述了，我掌握了大量生僻罕见的知识，尽管缺乏科学的系统性，但大有用途，能够满足我工作中的需要。我的头脑就像是一个储藏间，里面塞满了大包小包的东西——数量多得惊人，连我自己都只有一个模模糊糊的概念。”

[29]三K党（Ku Klux Klan，这个词本来是个象声词，来源于扣动来复枪的扳机时发出的声响，缩写为K.K.K.）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奉行白人至上主义的民间组织，也是美国种族主义的代表性组织。美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三个取名为三K党的组织，这里所指的是其中最早的一个。该组织于1866年由南北战争中被击败的南方联邦军队的退伍老兵组成。发展初期，该组织的目的是要在美国南部恢复民主党的势力，并反对由联邦军队在南方强制实行的改善旧有黑人奴隶待遇的政策。该组织经常通过施行暴力来实现目的。1871年（小说中提供的时间与此有差异），尤利西斯·格兰特（Ulysses Simpson Grant，1822—1885，1869—1877年在位）总统签发了《三K党执行法案》，强行取缔了该组织，但此后仍然有类似的暴行发生。

[30]《劳氏船舶年鉴》（Lloyd’s Register of Shipping）是由劳氏船级社出版的年鉴。劳氏船级社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宏大的船舶评级机构，其主要职责是为商船分类定级，创建于1760年。该机构每年编制《劳氏船舶年鉴》，其总部设在伦敦旧城。

[31]“孤星”号英文名称首字母的缩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