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之谜[1](1 / 1)

“亲爱的伙计啊,”我们两人一边一个坐在贝克大街寓所的壁炉旁边时,福尔摩斯说,“人生比人们所能够想象到的任何事情都更加奇特古怪,对于生活中真正平淡无奇的东西,我们都不敢去想象。如果我们能够手牵着手飞出那扇窗户,翱翔在这座偌大城市的上空,动作轻柔地掀开一个个屋顶,窥探室内进行着的种种古怪离奇的事情:不可思议的巧合、处心积虑的谋划、同床异梦的图谋、环环相扣的事件、一代连着一代地演绎,最后导致种种偏离常规的结果,那么,所有充满了常规俗套、预知结局的虚构小说都会显得索然寡味,徒劳无益[2]。”

“不过,我不相信你所说的情况,”我回答说,“各家报纸曝光的案件,一般说来,都无聊透顶,俗不可耐。在我们警方的案情报告中,我们把现实主义推到了极致,不过,必须得承认,其结果是,既无吸引力,也无艺术性。”

“要产生现实主义的效果,那就必须有所选择,而且谨慎从事,”福尔摩斯说,“警方的案情报告里缺少的正是这个。里面或许强调得更多的是执法官的陈腔滥调,而非案件细节。在一名观察者的心目中,细节正是整个案件的实质所在。你相信好啦,没有比平淡无奇的东西更加怪异反常的[3]。”

我面带微笑,摇了摇头。“我能够理解你的这种想法,”我说,“当然啦,你是非官方的咨询侦探,为每个陷入迟疑困惑境地的人释疑解惑,范围涉及三大洲,以你所处的位置,你有机会接触到所有古怪离奇的事情。但是,这儿,”——我从地上拾起一份晨报——“我们就来对它做一个实际的检验。这儿,我看到的第一个大标题是:《一位丈夫对妻子的暴行》,文章占了栏目的一半篇幅。但是,不用看内容,我就知道,其中的内容再熟悉不过了。里面当然充斥着种种情节,另外一个女人,酗酒逞威,推推搡搡,拳打脚踢,鼻青脸肿,充满了同情心的姐妹或者女房东。再粗俗拙劣的作者也编造不出比这更加粗俗拙劣的东西来啊。”

“实际上,不幸的是,你举出的例子证明不了你的观点,”福尔摩斯说着,接过了报纸,眼睛在上面浏览了一番,“这是邓达斯夫妇分居案。碰巧的是,我帮助查清了与本案有关的一些小的细节。那位丈夫滴酒不沾,并不存在别的什么女人。妻子抱怨的是,丈夫有个坏毛病,每次吃完饭都要把假牙取下来,然后扔向妻子。你会认同,这样的行为一般小说家是想象不出来的。先吸吸鼻烟吧,医生,然后承认,针对你举出的这个例子,还是我的观点更加站得住脚啊。”

他把自己的鼻烟壶递了过来,这是个古旧的金黄色鼻烟壶,盖子的中间镶嵌着一枚硕大的紫色水晶,极显奢华,与他平时朴实无华的处事风格和简单朴素的生活状态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以致我忍不住要品头论足一番。

“啊,”他说,“我都忘记了,我有几个星期没有见到你。这是波希米亚国王赠送的一个小纪念品,以感谢我在艾琳·阿德勒照片案中提供的帮助。”

“那这枚戒指呢?”我问,瞥了一眼他手指上一枚璀璨夺目的钻石戒指。

“这是荷兰王室赠送的,不过我帮助他们侦破的那桩案件非常敏感,虽说你一片好心把我侦破的一两桩小案件叙述出来了,但还是连你都不能透露半点。”

“你眼下有什么案件在办吗?”我饶有兴趣地问。

“有十到十二桩吧,但没有一桩有意思的。你知道的,案件都很重大,但就是没有任何意思。事实上,我发现,通常情况下,无关紧要的案件往往才会有观察的余地,才可以进行快速的因果分析,给调查平添魅力。比较重大的犯罪案件一般比较简单,因为案情越是重大,一般情况下,动机越是明显。眼下经办的案件当中,除了从马赛那边转过来的那桩还挺复杂之外,其他的都毫无特点,没有意思。不过,很有可能,过不了几分钟就有更加刺激的案件送上门来了。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来者就是我的委托人。”

他刚才已经从坐着的椅子上站起了身,此时伫立在拉开了的百叶窗前,向下凝视着灰暗单调的伦敦街道。我站在他的身后,看见街道对面的人行道上站着个身材高大的女人,颈脖上围着厚厚的毛皮围脖,头上的宽边帽上插了根粗大卷曲的红色羽毛,帽子斜斜地遮盖住了一只耳朵,活脱脱就是个卖弄风情的德文郡公爵夫人[4]。她如此穿戴齐备,珠光宝气,神色紧张,态度迟疑,向上朝着我们的窗户口探望着,身子却前后摇晃,手指不停地摆弄着手套上的纽扣。突然间,她像个游泳者离开岸边似的来了个猛然一跃,急忙横过了街道,我们接着就听到了尖锐响亮的门铃声。

“这样的症状我先前见过的,”福尔摩斯说着,把烟头扔到了壁炉的火里,“在人行道上来回晃动着身子,总是意味着有感情问题。她需要别人的建议,但是,心里面犹豫不决,因为事情过于敏感,吃不准是不是该与别人交流。不过,碰到这样的情况,我们还是可以加以区分的。女人受到了男人的严重伤害时,她的身子不再会晃来晃去。通常的症状是扯断门铃的拉绳。我们可以把眼下这个情况定义为恋爱事件,但是,那个姑娘表露出来的不是愤怒,而是迷茫和忧伤。不过,她人亲自来了,我们的疑惑也可以消除了。”

他说话间便响起了轻轻的敲门声。身穿黑色制服的男仆进门通报说,玛丽·萨瑟兰小姐来了,同时,玛丽·萨瑟兰小姐本人出现在了小个子男仆的身后,就好像一艘张开着风帆的商船,行进在一艘领航小船的后面。福尔摩斯热情随和而又彬彬有礼,对她表示了欢迎,因为在这方面她不同凡响。他关上了房门,示意她在一把扶手椅上坐下,然后仔细打量起她来,不过他打量人的方式却显得漫不经心。

“您会不会,”他说,“因为自己眼睛近视,要打那么多字,感到很吃力?”

“刚一开始时是这样的,”她回答说,“但是,现在我不用看就知道字母的位置了。”随后,她突然明白了福尔摩斯话里的意思,猛然怔了一下,抬头看了看,宽阔和蔼的脸上充满恐惧和惊诧。“您听说过我的情况吧,福尔摩斯先生?”她大声说,“要不然,您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啊?”

“不用在意,”福尔摩斯说着,哈哈大笑了起来,“我所从事的行当就是了解情况的,或许是由于我经受了训练,能够看到别人容易忽略的情况。如果情况不是如此,那您为何上门来找我呢?”

“我之所以上门来找您,先生,那是因为我从埃瑟里奇夫人那儿听说了您的情况[5]。警方和所有人都认为她丈夫已经死亡,找不到了,但您却轻而易举地就找到了他。噢,福尔摩斯先生,我希望您也能同样帮上我的忙。我不是很富有,但是,除了打字所得的微薄收入之外,我凭着自身的权利每年还可以获得一百英镑。如果能够寻找到霍斯默·安吉尔先生,我愿意倾尽自己的所有。”

“您为何如此匆匆忙忙地出门跑来找我呢?”福尔摩斯问,两只手的指尖抵在一起,眼睛向上看着天花板。

玛丽·萨瑟兰小姐本来有点茫然的脸上再次显露出惊恐不安的神情。“是啊,我‘砰’的一声把门关上就出来了,”她说,“因为我看见温迪班克先生——也就是我的父亲——对事情满不在乎的态度,感到很气愤。他不去报警,也不来找您。由于他不采取任何措施,只是一味地说,不会有任何伤害的,所以,最后,我都要疯狂了,只能穿戴好了,就直接来找您了。”

“您父亲,”福尔摩斯说,“想必是您继父吧,因为你们的姓不一样。”

“没错,是我继父。我管他叫父亲,尽管听起来有点滑稽可笑,因为他只比我大了五岁零两个月而已。”

“您母亲还健在吗?”

“噢,是的,我母亲还健在,而且生活得很自在。福尔摩斯先生,我父亲刚一去世,她就再婚嫁人了,嫁的是一个比她年轻了十五岁的男人,这时候,我心里很不舒服。我生父在托特纳姆宫廷路[6]经营一家水管公司,留下了可观的业务。母亲和工头哈代先生继续经营管理着。但是,温迪班克先生来了之后,便要求她把公司转让出卖了,因为他是个葡萄酒旅行推销商,显得很强势。公司营业权和产权一道加起来,他们一共获得四千七百英镑,如果我生父还活着,那是不止卖这个数额的。”

我本来以为,对于这种信马由缰、毫无重点的叙述,夏洛克·福尔摩斯会感到不耐烦的,但是,恰恰相反,他听得津津有味,注意力高度集中。

“您自己的那笔小额收入,”他问,“是来自于那家公司吗?”

“噢,不,先生,是两回事,那是我在奥克兰的内德叔叔给我留下的遗产,是在新西兰的股票,每年支付百分之四点五的红利。股票总额二千五百英镑,但我只能分得利息。”

“您说的情况令我很感兴趣,”福尔摩斯说,“您既然每年都可领到一百英镑这么一大笔钱[7],自己工作还可以赚到一些,毫无疑问,可以去进行一些旅游活动,尽情地享受生活。我认为,一位单身女士,每年有六十英镑收入,就可以把日子过得很惬意啊。”

“即便钱比那更少,我也能生活得很好,福尔摩斯先生。但是,您要知道,只要待在家里,我就不想成为他们的累赘,所以,我同他们待在一起时,他们也用那些钱。当然,这只是暂时的。温迪班克先生每个季度都会取出我的利息来,把它交给我母亲。我发现,凭着自己打字赚的钱,就可以生活得很好。我打一页纸的字,可以赚到两个便士,一天往往可以打十五到二十页纸。”

“您已经把自己的情况向我介绍得很清楚了,”福尔摩斯说,“这位是我的朋友华生医生,在他面前就如同在我面前一样,您有话尽可以说。现在就请您把自己同霍斯默·安吉尔先生交往的情况全部告诉我们吧。”

萨瑟兰小姐的脸上泛起了一丝红晕,神色紧张地理了理外衣的镶边。“我头一次遇上他是在由煤气设备安装工人组织的舞会上,”她说,“父亲在世时,他们往往会送票过来,后来,他们也都记着我们,把票送给我母亲。温迪班克先生不愿意让我们去,我们去什么地方他都不乐意,即便我想要去参加一次主日学校[8]举办的招待会,他都会态度疯狂。但是,那一次,我是打定了主意要去,一定要去,他有什么权利阻止我呢?他说,我父亲生前所有的朋友都会到场,那些人不适合我们去结识。他还说,我没有任何合适的衣服穿出去,但实际上,我衣柜里面有一件紫色长毛绒礼服,从来就没有拿出来穿过。最后,没有了办法,他便离家到法国出差去了。但是,我们去了,我和母亲,还有我们昔日的工头哈代先生。正是在舞会上,我遇上了霍斯默·安吉尔先生。”

“我估计,”福尔摩斯说,“温迪班克先生从法国回来后,会对你们去参加舞会的事情感到很恼火。”

“噢,对了,对于这件事情,他态度倒是很好。我记得,他当时哈哈大笑起来,耸了耸肩膀,说拒绝女人的任何要求都是徒劳无益的,女人总是会我行我素的。”

“明白了,我知道,您在那次由煤气设备安装工人组织的舞会上遇上了一位名叫霍斯默·安吉尔的先生。”

“对啊,先生,我当天晚上遇到了他,但他次日便登门了,探寻一下我们是否安全到家,从那之后,我们又见了他——也就是说,福尔摩斯先生,我见了他两次,我们一同去散步了,但是,等到父亲返回之后,霍斯默·安吉尔先生就再也不能到家里来了。”

“不能吗?”

“嗯,您知道,父亲不想看到这样的事情。只要能够做到,他就不会让人家上门来。他一向会说,女人就应该高高兴兴地待在家庭的圈子里面。但是,后来,我常常对母亲说,女人首先需要有其自己的圈子,但我还没有自己的圈子呢。”

“而霍斯默·安吉尔先生怎样了呢?他就没有设法来看您吗?”

“是啊,父亲当时准备一个星期之后再去法国,霍斯默来信说,等他离开之后,双方再见面,这样安全又方便。我们期间可以通信,所以他每天都会写信给我。我早晨就把信拿进来,所以父亲不会知道。”

“您到了这个时候与那位先生有婚约了吗?”

“噢,是的,福尔摩斯先生,我们第一次散步之后就有婚约了。霍斯默——安吉尔先生——是利登霍尔大街[9]一家事务所的出纳——还有——”

“什么事务所?”

“最糟糕的就是这一点,福尔摩斯先生,我不知道。”

“那么,他住在哪儿呢?”

“他就睡在办公室里面。”

“但您不知道他的地址吗?”

“不知道——我只知道他在利登霍尔大街。”

“那么,您的信寄到哪儿呢?”

“寄到利登霍尔大街邮局,等待本人来领取。他说了,如果把信寄到事务所,另外那些职员看到有位女士写信给他,他们会冲着他起哄的。所以我主动提出,像他一样,用打字机写信,但他不同意。他说,如果我用手写,信才像是由我寄出的,但如果信是用打字机打出来的,他就会一直感觉,我们之间隔着一台机器似的。您由此可以看出,他有多么喜欢我,福尔摩斯先生,他把这样的小事情都放在心里面了。”

“这是很耐人寻味啊,”福尔摩斯说,“我长期以来坚持的信条是,小事情绝对是至关重要的[10]。您还记得有关霍斯默·安吉尔先生其他小事情吗?”

“他是一个很羞涩的人,福尔摩斯先生,宁可晚上同我散步,而不愿选择白天。他说,不想引起别人的注意。他离群索居,但很有绅士风度,连说话的声音都很柔和。他告诉我说,他小时候得过扁桃体炎和颈腺肿大,留下了后遗症,嗓子不太好,说话的声音很含糊,很轻柔。他衣着很讲究,整洁大方,但视力不大好,就像我一样,所以戴着有色眼镜,以便挡住强光。”

“对了,您继父温迪班克先生去了法国之后,发生了什么情况呢?”

“霍斯默·安吉尔先生又到家里来了,并且提出,我们应该在父亲回来之前结婚。他一脸认真的样子,要我把手按在《圣经》上起誓,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都要忠诚于他。母亲说,他要求我起誓是对的,这是他内心情感的表露。母亲从一开始就一门心思向着他,甚至比我都更加喜爱他。后来,当他们谈到要在一个星期内举行婚礼时,我开始问到父亲的情况,但他们两个都说,父亲的事不用管,事后告诉他一声就行了。母亲说,她会向他把情况说明清楚的。我不大喜欢这样做啊,福尔摩斯先生,说起来有点滑稽可笑,他仅仅比我年长了几岁,我却要征得他的同意。但是,我又不愿意偷偷摸摸地做任何事情,所以就写信给在波尔多[11]的父亲。他的公司在那儿有驻法国的办事处。但是,就在我们举行婚礼的那天上午,信被退回给了我。”

“那就是说,他没有收到那封信?”

“是啊,先生,因为信还没有到,他就已动身回英国了。”

“哈!这真是不巧。那么,你们的婚礼安排在星期五,是准备在教堂举行吗?”

“是的,先生,但没有怎么声张。婚礼安排在国王十字车站附近的圣救世主教堂举行。婚礼后去圣潘克拉酒店吃早宴[12]。霍斯默乘了一辆双座马车来接我们。但由于我们这边有两个人,他就让我们两个人上了车,他自己则上了一辆四轮马车,当时,街上碰巧也就只有那么一辆马车。我们先行到了教堂,当那辆四轮马车到达时,我们等他从车上下来,但他却没有下来。马车夫从赶马的位置上下来,往车里一看,竟然没人!车夫说,他真想象不出里面的人到哪里去了,因为他亲眼看到他坐进车厢了。这是上个星期五的事情,福尔摩斯先生,从那之后,我就再也没有看见过他,也没有听到过有关他的任何消息了。”

“我觉得,他让您蒙受了极大的耻辱。”福尔摩斯说。

“噢,不,先生!他人非常好,非常善良,绝不会这样对待我的。对了,那天上午,他一直都在对我说,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我都要忠诚于他,即便是发生了什么无法预料的事情把我们两个人分离开了,我也永远要记住,自己是对他有过承诺的,他迟早都会来要求我履行约定。在一个要举行婚礼的上午,说出那样的话,似乎有点令人觉得不可思议。但是,后来发生的情况表明,他当时的话是有所指的。”

“绝对是有所指的,那么,您自己的看法是,他遭遇了无法预料的灾难啦?”

“是啊,先生,我相信,他预料到了某种危险,否则不会说那样的话。因此,我认为,他预料的情况已经发生了。”

“但是,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您一点都不知道,对吧?”

“不知道。”

“再问您一个问题,您母亲是怎样看这件事情的呢?”

“她很生气,说我永远都不要再提这件事情了。”

“那您父亲呢?您告诉他了吗?”

“告诉了,他似乎同意我的看法,认为发生了什么事情,应该会有霍斯默的消息的。正如他所说的,把我领到教堂的门口,然后又离我而去,这样做对谁有什么好处呢?是啊,如果借了我的钱,或者是娶了我之后把钱转到了他的名下,那还或许说得过去。但是,霍斯默在钱方面很独立,从来没有觊觎过我的一个子儿。然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他为何信都不能写一封呢?噢,想到这个,我都快要发疯了,整夜都合不上眼。”她从袖管里抽出一块小手帕,一边擦脸,一边伤心地抽泣起来。

“我会替您调查这件事情的,”福尔摩斯说着,站起身来,“我可以肯定,我们一定会有明确的结果的。事情就交给我来办吧,您就不要再提这事了。首要的是,尽量让霍斯默先生在您的记忆中消失,就如同他在您的生活中消失了一样。”

“那就是说,您认为我再也见不到他了吗?”

“恐怕见不到了。”

“那他到底出什么事了呢?”

“这个问题您就交给我来寻找答案吧。我需要关于他的音容笑貌的准确描述,还有他的任何信件,这个您是可以办得到的。”

“我上星期六在《纪事报》上刊登过有关他的寻人启事,”她说,“这是那则寻人启事,这是四封他写来的信。”

“谢谢您,您的住址在哪儿呢?”

“坎伯韦尔区的里昂广场三十一号。”

“您从未知晓安吉尔先生的住址,这个我知道,您父亲经营的地址在哪儿呢?”

“他是给韦斯特豪斯-马班克商行跑推销的,那是芬丘奇大街一家进口波尔多红葡萄酒的大经销商。”

“谢谢,您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请您把这些信留下来,记住我给您的忠告,让整件事情尘封起来,不要影响您的生活。”

“您真是一片好心,福尔摩斯先生,但我不能那样做。我要忠诚于霍斯默,等到他回来的时候,我要让他知道,我一直在等待着他。”

尽管我们的客人戴了那么一顶滑稽可笑的帽子,脸上一副茫然若失的表情,但她质朴的忠贞中透着崇高的东西,令我们不得不肃然起敬。她将自己手上的一小沓信件放在桌子上,然后离开了,临走前说了,如果需要,她随叫随到。

福尔摩斯静静地坐了一会儿,两只手的手指依然相互抵着,双腿放在前面伸直了,眼睛向上顶着天花板看。然后,从架子上取下那管古旧而又油光闪亮的陶制烟斗。烟斗成了他的顾问了。他点起烟斗之后,身子向后靠坐在椅子上,升腾起一股股浓浓的青烟,脸上挂着慵懒倦怠的表情[13]。

“很值得探究啊,我说的是那顾念,”他评价着说,“我发觉,她本人比她那个小问题更加有意思。顺便说一句,她的案件没有什么新鲜的。如果你查阅一下我的那本案例索引,你就会发现,1877年,在安多弗尔[14],有多个类似的案件,去年在海牙[15]也出过类似案件。不过,案件的设想虽然陈旧,但其中有一两处细节我觉得还是挺新鲜的。尤其是,小姐本人倒是很值得琢磨的。”

“你似乎从她身上看到了很多我看不见的东西啊。”我说。

“不是看不见,而是没有注意到,华生,你不知道该往哪里看,所以忽略了很重要的东西。我教过你的,但你就是怎么也意识不到,袖口很重要,拇指的指甲引人深思,鞋带可能说明大问题。行了,你从那位小姐的外表上看到了什么呢?描述一下看看吧。”

“对啊,她戴一顶深蓝灰色的宽边草帽,上面插了根砖红色的羽毛。上衣是黑色的,上面缀着黑色的珠子,绲着小的黑玉饰边。套裙是棕褐色的,比咖啡的颜色要深一些,领口和袖口缀了一点紫色的长毛绒。手套是灰色的,右手食指处磨损了。她穿的是什么靴子我倒是没有注意。耳朵上垂着一对小的圆形金耳环。总体上显得很富有,却给人一种艳俗、舒适、随和的感觉。”

夏洛克·福尔摩斯轻柔地拍了拍手,咯咯地笑了起来。

“说实话,华生,你的进步很惊人啊,确实做得很棒。虽然,你忽略了每一处重要的东西,但方法得当,而且对于颜色,目光敏锐。绝不能相信总体印象啊,伙计,而是要把注意力集中在细节上。观察女人时,我第一眼总是注意其袖口。观察男人时,第一眼落在其膝盖处或许比较好些。正如你观察到的,那位女士的袖口处有长毛绒,这可是留下痕迹的最有用的材料啊。她的手腕上去一点点有两道凹痕,看起来非常显眼,那是打字员常贴在桌子上的部位。手摇式的缝纫机也会留下类似的痕迹,但只是左臂处才有,而且是手臂上离拇指最远的那一侧,而不是像我们看到的那样,凹痕横过了最宽的那个部位。我然后瞥了一眼她的脸庞,发现鼻梁两侧是夹鼻眼镜留下的凹痕,于是冒昧地指出,她有近视眼,而且从事打字工作,结果她似乎很惊讶。”

“我也很惊讶啊。”

“但是,毫无疑问,这是明摆着的情况。随后,目光往下,我才觉得很惊讶,而且很有意思。我注意到,她脚上穿的靴子虽然看上去两只差不多,但不是一双的。一只靴子的脚尖上有一点点装饰,一只靴子的五个扣子中只扣上下端的两个,而另一只则扣了第一、第三和第五个。是啊,看到这么一位年轻女士,穿戴也算整洁,却穿着两只不配套的靴子就出门了,如果说她出门时走得匆忙,这不算什么很了不起的推理吧。”

“还有别的什么情况吗?”我问了一声,如同平常一样,我朋友敏锐独到的推理总会令我兴趣盎然。

“我顺便注意到了,她出门之前写过一张字条,而且是在穿戴妥当了之后。你看到了,她右手的手套食指部分磨损了,但显然没有看到,她的手套和食指都沾了紫色墨水。她写字时很匆忙,笔蘸墨水时插得太深了。这一定是今天早上发生的事情,否则留在手指上的墨迹不会那么清晰。这一切虽然很简单,但很有趣。我必须回到正题上来,华生,能给我念一念启事上对霍斯默·安吉尔先生的描述吗?”

我把那一小块剪报举到灯光处。内容如下:

14日上午,有位名叫霍斯默·安吉尔的先生失踪。他身高五英尺七英寸,体格健壮,肤色淡黄,头发乌黑,略显秃顶,蓄着黑色连鬓胡子和唇髭,戴着墨镜,说话中气不足。失踪前,他身穿真丝面料的黑色长礼服,里面是黑色马甲,上面挂着阿尔伯特金表链[16],哈里斯花呢灰裤,松紧靴子外面配了棕褐色的鞋罩。据说受雇于利登霍尔大街的一个事务所。知情人可——

“行了,”福尔摩斯说,“至于这些信件,”他接着说,扫了一眼信件,“很平淡无奇,毫无半点有关安吉尔先生的线索,只有一处引用过巴尔扎克[17]的话。不过,有个地方很不同寻常,肯定会引起你的注意。”

“信是用打字机打的。”我说。

“不仅如此,连签名也是用打字机打的。看底端这几个工整的小字:‘霍斯默·安吉尔’。你看吧,有日期,但地址却只有‘利登霍尔大街’,含糊得很。这个落款很耐人寻味——实际上,我们可以下结论了。”

“什么结论?”

“亲爱的伙计啊,它与本案关系重大,你难道还没有看出来吗?”

“我说不准,不知道这样认为对不对,他是想要留有余地,如果想要悔婚的话,他就可以否认说这不是他的签名。”

“不对,你没有说到点子上。不过,我要写两封信,把情况核实一下。一封寄到伦敦旧城,另一封寄给那位年轻小姐的继父温迪班克先生,问问他能否明天傍晚六点钟与我们见个面。与那个家庭中的男性亲属打打交道也无妨。好吧,医生,收到这两封信的回信之前,我们没什么事情要做,这期间,我们把这个小问题先搁置到一旁吧。”

我有非常充分的理由相信,我朋友具备高超的演绎推理能力和超乎寻常的行动能量。所以,我心里面觉得,面对这样一桩人家委托给他调查的诡异离奇的谜案,竟然显得如此胸有成竹,轻松自如,那他一定是有了过硬的依据了。我只见过他有过一次失手,那就是波希米亚国王委托获取艾琳·阿德勒的照片案。但是,当我回顾《四签名》中的那个离奇案件和《血字的研究》中的离奇案情时,感觉到,如果是他都破解不了的案件,那该案件可真是够诡异离奇的了。

我随后离开时,他还在端着自己那管陶制烟斗吞云吐雾。我当时坚信,等到自己次日傍晚再来时,一定会发现,他手头掌握了全部线索了,足以解开玛丽·萨瑟兰小姐那位失踪新郎的身份之谜。

当时,我正在集中注意力诊治一位危重病人,第二天还在病床边忙碌了一整天,将近六点钟时才空闲了下来,然后跳上了一辆轻便马车直奔贝克大街,我心里面有点忐忑不安,担心自己到得太晚了,不能在这桩小谜案水落石出时帮上点忙。然而,我发现,夏洛克·福尔摩斯瘦长的身躯蜷缩在他那把扶手椅上,独自一人,半睡半醒着。一排排烧瓶和试管散发着非常刺鼻的盐酸气味,我知道,他这一整天都在忙着他酷爱的化学实验。

“对了,问题解决了吗?”我刚一进门便问。

“解决了,是硫酸氢钡。”

“不,不,我说的是那桩谜案!”我大声说。

“噢,那个呀!我还以为你问的是我一直在研究的那种盐呢。我昨天说过了,本案没有什么神秘之处,不过其中有些细节还是挺有意思的。唯一的缺憾就是,恐怕没有任何法律可以惩处那个恶棍了。”

“那他到底是什么人啊?他抛弃萨瑟兰小姐的目的何在?”

我这个问题刚刚说出口,福尔摩斯还没有来得及开口回答,便听到过道里传来一阵沉重的脚步声,接着是轻轻的敲门声。

“是那位姑娘的继父詹姆斯·温迪班克先生,”福尔摩斯说,“他给我写来的信上说,六点钟来这里。请进!”

进来的是一位身体结实、中等身材的男子,三十来岁的样子,面部修得很干净,淡黄色的肌肤,一副温柔和蔼、讨巧献媚的样子,一双灰色的眼睛,目光敏锐犀利,令人称奇叫绝。他满腹狐疑地挨个儿打量了我们一番,把他那顶闪亮的高顶礼帽放在餐具柜上,微微点了点头,然后侧着身子就近在椅子上坐了下来。

“晚上好,詹姆斯·温迪班克先生,”福尔摩斯说,“我看这封用打字机打的信是您寄来的吧,您在信中约定好了我们六点钟见面的,对吧?”

“对啊,先生,我恐怕来晚了一点,但我也是身不由己,这您是知道的。萨瑟兰小姐拿这样一件小事情来麻烦您,我很抱歉,因为我觉得家里面这样的事情还是不要向外张扬的好。她来找您,我是不同意的。但是,您可能注意到了,她是个喜形于色、容易冲动的姑娘,一旦认准了某件事情,谁都不容易控制她。当然,她来找您我倒不是很介意,毕竟您跟警方没有什么关联。但是,家里面出了这样不体面的事情,到外面直嚷嚷总归不是什么开心的事情啊。另外,她这样做也是白费了精力,因为您怎么可能找得到那位霍斯默·安吉尔呢?”

“恰恰相反,”福尔摩斯说着,语气很平静,“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自己可以成功地寻找到霍斯默·安吉尔先生。”

温迪班克先生猛然怔了一下,手套都掉落到地上了。“听到您这么一说,我很开心。”他说。

“有件事情很奇特,”福尔摩斯说,“打字机打出来的字体实际上同人手写出来的字体一样富有个性。打字机除非很新,否则没有任何两台打字机打出来的字是一样的。有些字模比其他的磨损得更加厉害些,而有些只是一边磨损了。对啊,您可以来看看您的这封信,温迪班克先生,字母‘e’全都有点模糊不清,字母‘r’的尾巴总有点缺损,另外还有十四个字模很有特点,但刚才说的这两个更加明显一些。”

“我们事务所的所有信函都是用那台打字机打的,毫无疑问会有点磨损。”我们的客人回答说,闪亮的小眼睛敏锐地瞟着福尔摩斯。

“而现在,我要把一项真正有意思的研究展示给您看,温迪班克先生,”福尔摩斯接着说,“近些日子里,我想再撰写一篇短论,论述打字机及其与犯罪的关系。关于这个主题,我已经倾注了一些精力。我这儿有四封信,据说是那位失踪者寄来的,全部是用打字机打的。每封信当中,不仅字母‘e’很模糊,‘r’也都尾部缺损。如果您愿意用我的放大镜看看,就会发现,我提到的另外十四个字母的特征这里也都有。”

温迪班克先生从坐着的椅子上跳了起来,抓起自己的帽子。“简直就是无稽之谈,我不能再在这儿浪费时间了,福尔摩斯先生,”他说,“如果你能抓住那个人,那就抓住他好啦,等到您抓住他的时候,通报我一声就行。”

“那当然,”福尔摩斯说着,迈步向前,把门反锁上,“那我就让您知道吧,我已经抓住他啦。”

“什么!在哪儿呢?”温迪班克先生大声吼着,嘴唇发白,眼睛环顾四周,像只掉进了陷阱中的耗子似的。

“噢,无济于事的——确实无济于事,”福尔摩斯说,态度温和,“不可能逃脱掉的,温迪班克先生,情况再明显不过了,您说我不可能破解这么个简单案件的时候,真是小看人了。行了,坐下来吧,我们谈谈这件事。”

我们的客人瘫坐在椅子上,脸色煞白,额头上汗水涔涔。“这——这在法律上不存在任何提起诉讼的理由。”他语无伦次地说。

“我看情况也是这样。但是,我们之间说说,温迪班克先生,眼前这个事情可是我见过的最残酷、最自私、最丧心病狂的把戏啊,简直下作得很。好啦,我来把事情的过程说一遍吧,如果我有说得不对的地方,您可以提出异议。”

对方蜷缩在椅子里,脑袋垂在胸前,一副彻底崩溃了的样子。福尔摩斯双脚搁在壁炉架的一角,双手插在衣服口袋里,身子后仰着,开始了讲述,看样子是在自言自语,而不是讲给我们听的。

“那个男人娶了个比自己年龄大很多的女人,贪图的是她的钱财,”他说,“只要那位女儿和他们一起生活,他就可以尽情地享用她的钱财。对他们那样的人来说,那可是一笔可观的钱财啊。失去了它,情况可严重啦,所以只得费尽心思保住。做女儿的心地善良,性情温婉,但为人处世感情丰富,热情奔放。所以,很显然,凭着她优秀的个人品质,加上自己一笔小的收入,她不可能长期待在闺中不嫁。那么,如果她要结婚嫁人,就意味着,一年要失去一百英镑,那她继父用了什么办法阻止事情发生呢?他采取了显而易见的办法——把她留在家里,不准她结交同龄人。但他不久便发现,这样做不是长久之计。她变得不听话了,坚持捍卫自己的权利,最后声称,自己一门心思坚持要去参加某个舞会。这样一来,她头脑精明的继父该怎么办呢?他昧着良心想出了一条计策。在自己妻子的默认和协助下,他乔装改扮,用有色眼镜遮住自己敏锐有神的双眼,用假髭和乱蓬蓬的假络腮胡子掩盖起自己的脸庞,用有气无力的低语取代了自己原来洪亮的嗓门儿,再加上女儿眼睛近视,他成功地以霍斯默·安吉尔先生的身份出现,向自己女儿表白,把其他的求爱者挡在了外面。”

“刚一开始时,只是个玩笑而已,”我们的客人呻吟着,“我们压根儿就没有想到,她竟然会如此痴情。”

“很可能不是什么玩笑啊,不管是怎么个情况,年轻小姐确确实实是动了真情,心里面确实相信,继父到法国去了,所以,对于这个邪恶的计谋,丝毫都没有起过疑心。那位先生向她大献殷勤,令她心花怒放,加上母亲大加赞赏,那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随后,安吉尔先生开始登门拜访,因为很显然,既然这样做已经有了实际效果,那计策就得一步一步地实施下去。几次约会后他们就订婚了,这样做确保了姑娘不至于移情别恋。但是,骗局不可能永远保持下去,继父每次都谎称去法国出差,那也是挺麻烦的事情。要做的事情便是,显然需要以充满戏剧色彩的方式结束这件事情,但要在姑娘的心目中打下永久的烙印,防止她在未来的日子里看上别的求婚者。于是,继父便要求姑娘把手按在《圣经》上起誓,表明对自己忠贞不渝。同时,也有了婚礼那天上午的一再暗示——有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詹姆斯·温迪班克想要萨瑟兰小姐把自己的情感牢牢地系在霍斯默·安吉尔身上,但又不确定其命运如何。结果是,在未来十年的时间里,她无论如何都不会接受别的男人的求婚。他把她领到了教堂的门口,然后,由于他再也进行不下去了,便玩起了老伎俩,从四轮马车的一扇门进入,再从另外一扇门出去,轻而易举地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我看,整件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的,温迪班克先生!”

福尔摩斯讲述的过程中,我们的客人恢复了一点自信。他从坐着的椅子上站起身来,苍白的脸上挂着冷漠的讥笑。

“事情可能是这样,也可能不是,福尔摩斯先生,”他说,“但是,如果说您精明睿智,那您就应该敏锐地意识到,现在触犯法律的是您自己,而不是我。我从一开始就没有做任何在法律上可以提起诉讼的事情,但是,既然您已经把房门给锁上了,您就面临着被控实施人身攻击和非法监禁。”

“正如您说的,法律惩罚不到您,”福尔摩斯说着,打开了锁,推开了门,“然而,没有任何一个人比您更加应该受到惩罚的。如果那位年轻姑娘有兄弟或朋友,他们应该会用鞭子伺候您的背。天哪!”他接着说,看到对方脸上露着恶毒的讥笑,气得脸都涨红了,“这不属于我对我的委托人负责的范围,但是,我这儿有一根狩猎鞭,我看自己可以——”他迅速朝着鞭子跨了两步,但是,还没有等他拿到鞭子,楼梯上便传来了一阵慌乱的脚步声,门厅口沉重的大门“砰”的一声关上了。我们从窗口看到,詹姆斯·温迪班克先生拼命地沿着街道跑远了。

“真是个冷酷无情的恶棍啊!”福尔摩斯一边说着,哈哈大笑起来,一边坐回到了椅子上,“这家伙犯下的罪行一桩接着一桩,直到不可收拾,最后上绞刑架。从某些方面来看,本案也并不完全一点意思都没有。”

“我现在都还没有完全明白你的整个推理过程呢。”我说。

“是啊,当然啦,情况从一开始就很明显,那位霍斯默·安吉尔先生行为怪异,一定有某种强烈的目的。同样明显的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件事情唯一的受益人是那位继父。那么,两个男人从未在一起出现过,但是,其中一个不在家时,另一个就一定会出现,这个事实很耐人寻味。有色眼镜和古怪的说话声也是如此,两个情况都令人联想到伪装,浓密的络腮胡子也是如此。他签名用打字机这个奇特的举动证实了我的所有猜疑。毫无疑问,可以由此推断,她很熟悉他的笔迹,即便是寥寥几个字,她也还是辨认得出来的。你看吧,所有这一件件孤立的事情,若同其他所有细节凑到一块儿,那就指向了同一个方向了。”

“那你是如何证实它们的呢?”

“一旦锁定了目标,要证明罪行那就容易了。我知道此人供职的那家商行。我拿到了登出来的那份描述相貌特征的寻人启事之后,去除了所有可能源于伪装的东西,即胡子、眼镜、声音,然后把启事寄到那家商行,请他们告诉我,他们商行是否有哪个旅行销售员与启事上描述的相貌特征相符。我已经注意到了那台打字机的特性了,于是写了封信寄到他办公的地址,请他过来一趟。不出我的所料,他的回信是用打字机打的,同样显露出了那些细微的特点和缺陷。同一家邮局给我送来了芬丘奇街的韦斯特豪斯·马班克商行的来信,信中说,启事中所描述的人和他们的雇员詹姆斯·温迪班克各方面都相吻合。情况就是这样的啊!”

“萨瑟兰小姐怎么办呢?”

“如果我告诉她,她也不会相信我。你可能还记得那句古老的波斯格言吧:‘入虎穴抓虎崽充满了危险,消除女人心中的幻想也充满了危险。’哈菲兹[18]的话同贺拉斯[19]的话一样蕴意深刻,洞察了世情。”

注释:

[1]本故事于1891年9月发表在英国的《河岸》杂志上,案件发生时间不明。

[2]这一段话表达了莎士比亚借哈姆雷特之口在《哈姆雷特》第一幕第二场中表达的意思:“人世间的一切在我看来是多么可厌、陈腐、乏味而无聊!”(朱生豪译)这也再一次显示了福尔摩斯的文学素养。

[3]注重细节是福尔摩斯办案时坚持的一条重要原则,也是他办案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个原则和特征可以说体现在整部作品中。他在言谈中也总是反复强调这一点。如在《血字的研究》中,“在智者的心目中,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微不足道的事情”。在《四签名》中,“您知道的,我侦办案件时喜欢把细节问题弄清楚”。在《博斯科姆峡谷谜案》中,“你知道我使用的方法,就是经过细致的观察”。在《弯腰曲背者》中,“一个善于推理的人之所以能让身边的人感到不同凡响,是因为后者忽视了细节,而细节恰恰是推理的基础”。在《红圈会之谜》中,“最细微的情况可能就是最重要的”。

[4]德文郡公爵夫人(Duchess of Devonshire,1757—1806),名叫乔治安娜·卡文迪什(Georgiana Cavendish),也就是英国贵族乔治安娜·斯宾塞夫人(Lady Georgiana Spencer)。乔治安娜是她那个时代的时尚标杆,著名的美女和社会名流,嫁给了德文郡公爵五世,英国戏剧大师谢立丹(Richard Brinsley Sheridan,1751—1816)在其名剧《造谣学校》中对其进行了讽刺。英国著名画家庚斯博罗(Thomas Gainsborough,1727—1788)曾创作了肖像名画《德文郡公爵夫人》,其中的女主人公就戴了一顶插了羽毛的宽檐帽。

[5]年轻的女委托人似乎大多是从福尔摩斯曾经帮其办过案的某位夫人处听说福尔摩斯的。如《四签名》中的玛丽·莫斯坦小姐从其雇主塞西尔·弗里斯特夫人处听说的、《杂色缎带案》中的海伦·斯托纳小姐是从法林托什夫人处听说的。

[6]托特纳姆宫廷路(Tottenham Court Road)是伦敦威斯敏斯特的一条主干道,南北走向,起于牛津大街和查令十字街交会处的圣吉尔斯环岛一直延伸到尤斯顿大道。大英博物馆就在其南端附近。

[7]一年一百英镑的年收入在当时很可观,如《铜山毛榉别墅案》中显示的,当时担任一年家庭教师的年收入也就是五十英镑左右。

[8]主日学校(Sunday School)是英、美等国在星期天为贫民开办的初等教育机构。兴起于18世纪末,盛行于19世纪上半期。第一所主日学校于1780年由英国出版商R.雷克斯在格洛斯特工业区创办,主要教授《圣经》、拼音、识字等方面的内容。

[9]利登霍尔大街(Leadenhall Street)是伦敦旧城区的一条街道,处在历史上的金融中心。

[10]关于福尔摩斯对细节问题的看法,参见前文注释。

[11]波尔多(Bordeaux)是法国西南部港口城市,该地区以生产波尔多红白葡萄酒而闻名。

[12]依照英国的习俗,婚礼结束后,新郎新娘一般要同回新娘家,也可以到酒店,设宴招待,即便是在午后,也叫“早宴”。

[13]烟斗是福尔摩斯生活中的一件重要物品。他拥有两个烟斗,华生在《铜山毛榉别墅案》中描述说,“(福尔摩斯)用火钳夹起一块烧得通红的炉渣,点燃了他那个长长的樱桃木烟斗。他与人争论问题而非沉思冥想时,往往用该烟斗代替那个陶制的——”这个描述与此处的情形相一致。亦参见《红发会》《孤身骑车人案》《巴斯克维尔的猎犬》第三章、《恐怖之谷》和《肖斯科姆旧宅邸案》中的注释。

[14]安多弗尔(Andover)是英国汉普郡的一处地方。

[15]海牙(Hague)是荷兰西部著名城市,也是荷兰的王宫和政府所在地,联合国国际法院设在此。

[16]该表链以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命名,《血字的研究》中的死者和《红发会》中的杰贝兹·威尔逊也都使用这种金链。《退休的颜料商之谜》中还出现了以其命名的音乐厅,详见其中的注释。

[17]巴尔扎克(Honoré de Balzac,1799—1850)是法国小说家,他的总标题为《人间喜剧》的巨著包括小说九十一部,描绘了法国的人情风俗,反映了法国社会剧烈变革时期的现实生活。

[18]哈菲兹(Hafiz,1320—1389?)是波斯诗人,运用波斯古典诗歌中的抒情诗体“嘎扎乐”创作了将近五百首富有哲理并充满浪漫主义精神的诗篇。

[19]贺拉斯(Horace,公元前65—前8)是古罗马诗人,从倾向共和转而拥护帝制,写诗歌颂奥古斯都的统治,作品有《讽刺诗集》《歌集》《书札》等,《书札》中的《诗艺》对西方诗歌有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