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跟随着那个印度人沿着一条肮脏而又普通的过道向前走。过道上灯光昏暗,装饰更是简陋。最后,我们到达了右边的一扇门边,他推开了门,耀眼的黄色灯光照到了我们身上。只见室内灯光的中间站立着一个小个子男人,脑门子很高,脑袋周围长着一圈红色的短发,秃顶的脑壳闪闪发亮,特别醒目,就好像是杉树环绕的山巅。他伫立着时,绞着双手,五官不停地抽搐着——时而面带微笑,时而面部紧绷,但一刻都没有平静过。他天生下垂唇,一排参差不齐的黄牙显得格外醒目,所以,他总是不停地用手掩饰自己脸的下半部,却收效甚微。虽然他明显秃顶了,但看上去还是显得很年轻。事实上,他才年过三十[39]。
“愿为您效劳,莫斯坦小姐,”他反复说着,声音又尖又细,“愿为你们效劳,先生们。欢迎光临寒舍!小姐,房间虽然很小,却是按我喜欢的风格布置的。这可是伦敦南部沙漠中的一片艺术绿洲啊。”
他邀请我们进入房间,里面的景象令我们大为惊讶。室内的陈设与整幢房子凄凉的格调显得格格不入,就像是把一枚精美的钻石镶嵌在了一块铜底座上。墙上挂着窗帘和挂毯,极其富丽堂皇。把它们卷起来后,就露出了后面精裱的油画和东方的花瓶。琥珀色和黑色相间的地毯又软又厚,脚踩踏上去感觉很舒适,就像是踩踏在青苔上。两张大虎皮横铺在地毯上,房间一角的小地毯上放着一只巨大的水烟筒。这一切更衬托出一种富有东方意味的奢华。房间的中间悬下一根金线,若隐若现,下面悬挂着一盏银制的鸽形吊灯。点燃后,空气中就弥漫着淡雅的清香。
“撒迪厄斯·舒尔托先生,”小个子说,脸上依然抽搐着,微笑着,“这是本人的姓名。当然,您就是莫斯坦小姐,而这二位先生是——”
“这位是夏洛克·福尔摩斯先生,这位是华生医生。”
“医生,呃?”他大声说,显得异常激动,“您带听诊器了吗?能否请求您——劳驾您帮个忙好吗?如果您愿意帮个忙那就太好啦,我对自己的二尖瓣很担心。主动脉瓣倒是不用担心。但我还是很想听听您对二尖瓣的高见。”
应他的请求,我给他听诊了一下[40],但是没有发现任何的毛病。他只是非常恐惧,浑身颤抖。
“您的心脏很正常啊,”我说,“您不必担心。”
“我很紧张,请您见谅,莫斯坦小姐,”他说,语气轻松了起来,“我忍受着巨大的痛苦,一直疑心自己的二尖瓣有问题。听到医生说没有问题,我很高兴。如果您父亲,莫斯坦小姐,他能够放松心情,不要那么心事重重,可能现在还活着呢。”
他如此唐突无礼,竟然提及这么敏感的事情,我满腔愤怒,真想一拳击打在他的脸上。莫斯坦小姐坐了下来,连嘴唇都变得惨白了。
“我心里清楚,他已经去世了。”她说。
“我会把一切情况都告诉您的,”他说,“而且,我还要还您一个公道。不管巴索洛缪兄弟怎么说,我都要为您主持公道。您的两位朋友能来,我很高兴。他们不只是作为您的陪伴,还可以为我所说的话和要做的事做个见证。我们三个人可以摆平巴索洛缪兄弟。但是,我们用不着外人参与——不需要警察或官员出面。我们无须他人的干预,便可以圆满处理好一切事情。让巴索洛缪兄弟最恼怒的事情莫过于把事情公之于众。”
他在一张低矮的长靠椅上坐下,黯然无神的蓝眼睛对着我们眨巴着,目光中透着探询的神色。
“对我而言,”福尔摩斯说,“无论您说什么,我们都不会向外传的。”
我点了点头表示赞同。
“很好!很好!”他说,“要来一杯勤地酒[41]吗,莫斯坦小姐?或者托考伊酒[42]?我这儿没有收藏别的酒。要开一瓶吗?不要?那行啊,那么,我相信,你们不会反对我抽烟吧。这种东方烟草的气味有安神的功效。我有点紧张,发现水烟筒是无法估价的镇静剂。”
他用一支小蜡烛点燃了那管巨大的水烟筒里的烟草,烟筒里咕嘟咕嘟地发出欢快的响声,青烟从酱色的水里冒了出来。我们三个人围成半圆坐着,头向前倾着,手支撑着下巴。样子怪异,浑身颤抖着的小个子,高高的脑门儿闪闪发亮,坐在正中间抽着烟,神态焦虑不安。
“我一开始决定给您写这封信时,”他说,“本来可以给您留下我的地址,但是,我担心,您会无视我的请求,让不受欢迎的人随着您一块儿过来。因此,我很冒昧,以这样一种方式安排我们见面,让我的仆人威廉斯先见见你们。他行事谨慎,我完全信得过。我吩咐过他,如果他感觉不对劲,那就中止行事。我采取了这样一些预防措施,想必你们会谅解的。但是,我这个人性情有点孤僻,甚至有点过于讲究,世界上最不愿见到的人就是警察。对于粗俗功利主义的所有形式,我天生就反感。我也极少与粗俗的人打交道。正如你们所看到的,我生活在还算高雅的氛围中。我自认为是个艺术的赞助人,就是痴迷艺术。那幅风景画是柯罗[43]的真迹。虽然有人也许会认为那幅萨尔瓦多·罗萨[44]的作品是赝品,但那幅布格罗[45]的画千真万确是真品。我酷爱现代法国派的作品。”
“对不起,舒尔托先生,”莫斯坦小姐说,“我应邀来这儿,是想听听您有什么事要告诉我。时间已经很晚了,我希望能够长话短说。”
“再怎么短,也还是需要时间的,”他回答说,“因为我们肯定得去一趟诺伍德,去见巴索洛缪兄弟。我们大家一起去,看能否说服他。他已经很生我的气了,就因为我做了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情。我昨晚同他吵起来了。你们想象不到,他生气的时候有多么可怕。”
“如果我们必须得去诺伍德,那最好现在就出发。”我冒昧地说了一句。
他哈哈大笑了起来,最后连耳朵根都红了。
“那恐怕不行啊,”他大声说,“如果就这样突然领着你们上门,我真不知道他会说什么。不行,我得让你们有个心理准备,让你们知道我们如何相互支持。首先,我必须对你们说,这件事情当中,有一些情况我自己也不清楚,我只能把自己知道的情况向你们讲述。
“你们可能已经猜到了,我父亲就是前印度驻军的约翰·舒尔托少校。大概十一年前退休,然后住进了上诺伍德的池樱别墅[46]。他在印度发了财,带回了一大笔钱、一批名贵物品,还有几个印度仆人。他用那些钱财买了一幢宅邸,过起了奢华的生活。他只有两个儿子,即我和我的孪生兄弟巴索洛缪。
“莫斯坦上尉失踪所引起的轰动我记得很清楚。我们从报纸上了解了具体的情况,知道他是我父亲的朋友,所以,当着他的面无所顾忌地谈论起这件事。他也时常和我们一起猜测,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压根儿没有想到,在他的心里埋藏了一个大秘密。那就是,只有他一个人知道阿瑟·莫斯坦的命运如何。
“然而,我们知道,父亲掌握着某种秘密,面临着某种确确实实的危险。他诚惶诚恐,不敢一个人单独外出,所以长期雇用两位职业拳击手在池樱别墅担任门卫。今晚给你们驾车的威廉斯就是其中一位,他曾获得过英国轻量级拳击赛[47]的冠军。我父亲从未告诉过我们他究竟害怕什么。但很显然,他对装着木制假腿的人特别反感[48]。有一次,他实际上朝着一个装了木制假腿的人开了枪。事后才知道,那人是个毫无恶意的推销员,上门推销东西的。我们赔了一大笔钱,才算了结了此事。我和我的兄弟当时还以为父亲是一时糊涂,后来发生的很多事情慢慢地改变了我们的想法。
“1882年初,父亲收到了一封来自印度的信,这对他是个很大的打击。一天用早餐时,他打开信来看,当场就差点晕过去了。从那天之后,他就病倒了,一直到去世都没有痊愈过。信的内容没人知道,但他拿在手上时,我看见信很短,字迹非常潦草。多年来,父亲一直患有脾脏肿大的病,只是一时间突然恶化了。到4月底,医生告诉我们说,他不行了。父亲把我们兄弟二人叫去,见了最后一面。
“我们走进他的房间,见他靠在高枕上,呼吸困难。他让我们关上门,站到他的床的两边。接着,他抓着我们的手,跟我们讲了一个惊天的秘密。由于受到病痛的折磨,加上情绪激动,他的声音时断时续。我尽量向你们复述一下他当时的原话。
“‘到了这样的最后的时刻,’他说,‘我只有一件事情压在心上放不下。那就是我对已故莫斯坦的遗孤做出的举动。我这一辈子,该死的贪婪心是我无法摆脱掉的罪恶,正因为如此,我没有把财宝分给她。那财宝本来至少有一半应该是她的。不过,我自己也没有用上,所以说,盲目愚蠢的一件事情就是贪婪。一种仅仅是占有的感觉就令我感到亲切,所以不忍心与他人分享财宝。你们看到了盛奎宁的瓶子旁边那个镶了珍珠的头冠。我把它拿出来本来就是要送给她的,到头来我连那个都舍不得。儿子啊,你们要把阿格拉[49]财宝公平地分给她。但是,现在什么也不要给她——连那副头冠也不行——要等到我去世了之后才给。毕竟,有人即便病到了这种地步,也不是没有康复的可能。
“‘我要告诉你们莫斯坦是怎么死的,’他接着说,‘多年以来,他心脏一直不好,但一直瞒着大家,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在印度时,我和他历经千难万险,弄到了一笔可观的财宝。我把财宝带回了英国。莫斯坦在抵达伦敦的当晚,就登门索要他那一份。他从车站步行过来,是已故的忠诚老仆拉尔·乔达给他开的门。我和莫斯坦在分配财宝时意见不统一,两人争执得非常厉害,莫斯坦气得一下子从坐着的椅子上跳了起来。突然间,他用手按住胸膛的一侧,脸色煞白,仰面朝天地倒了下去,头撞在了财宝箱的角上。我俯下身子去拉他,却发现他已经死了。我被吓坏了。
“‘我手足无措地坐在椅子上,过了很久,都不知如何是好。当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叫人过来帮忙。但是,有个问题是我不得不面对的,那就是,我极有可能受到指控,说是我谋杀了他。他死时我们正在争吵,以及他头上那道伤口,这都是对我不利的证据。还有,讯问时必然要提及财宝,而这是绝对不能说的秘密。他告诉过我,没有人知道他来这里。那就似乎没必要让人知道这件事。
“‘我还在考虑这件事情该怎么办时,忽然抬头看见仆人拉尔·乔达站在门口。他蹑手蹑脚地进了房间,随手把门关上了。“别担心,主人,”他说,“没人知道您杀了他,我们把尸体藏起来,这不是聪明的做法吗?”“我没杀他。”我说。拉尔·乔达摇了摇头,微笑着。“我都听到了,主人,”他说,“我听见你们争吵起来了,接着听到撞击声。不过我什么也不会说的。所有的人都睡着了,我们把他处理了吧!”我于是下了决心,既然连自己的仆人都不相信我是无辜的,那我怎能指望陪审团十二个愚蠢的商人会认为我是无罪的呢?我当晚就和拉尔·乔达一道把尸体给埋了。几天之后,伦敦的报纸就都刊登了莫斯坦上尉失踪的新闻。我说了这些,你们应该知道,莫斯坦的死不能怪到我头上。我之所以有错,只是因为我们把尸体偷偷掩埋了,私吞了财宝。我除了自己那一份外,还侵吞了莫斯坦的那份。所以,我希望你们能把财宝归还给他女儿。俯下身,把你们的耳朵靠近些。财宝埋藏在——’
“就在那一时刻,父亲的表情发生了可怕的变化。只见他瞪着眼睛,张着嘴巴,声嘶力竭地大喊了起来,那声音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别让他进来!看在上帝的分儿上,别让他进来!’我们两个人都回头看着窗户,因为他的目光就是死死地盯着那儿的。黑暗之中,只见一双眼睛凝视着我们。我们可以看到他的鼻子紧贴在玻璃上,被压得发白。一张胡子拉碴、毛茸茸的脸,眼里闪着凶残的目光,恶狠狠地盯着我们。我和我兄弟冲到窗前,但那人已经不见了。等我们回到父亲的床边,他的头已垂下来了,脉搏停止了跳动。
“我们当晚寻遍了整个花园,但没有看到那个闯入者的身影,只是在那扇窗户下的花圃上看到了一个脚印。如果不是因为那个脚印,我们还可能会认为,那张张狂凶狠的面容只不过是我们的幻觉呢。然而,我们很快就有了另外一个更加确凿的证据,即在我们的周围有一帮人在秘密地行动着。翌日早晨,我们发现父亲卧室的那扇窗户是开着的,他的橱柜和箱子被人翻动过了,箱子上还钉着一张破破烂烂的纸,上面潦草地写着‘四签名’。我们一直没有弄明白,这几个字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这个神秘的来客到底是谁。根据我们的判断,虽然所有的东西被翻过了,但父亲的财物实际上并没有被盗,我和我的兄弟便自然而然地把这件怪事与一直萦绕在父亲心中的恐惧联系在了一起。但对我们而言,这依然是个不解之谜。”
小个子的话停了下来,他重新点着了水烟筒,若有所思地吸着水烟。我们围坐在一起,聚精会神地倾听他讲述这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莫斯坦小姐在听到父亲去世的那一部分时,脸色变得惨白。有一阵子,我甚至担心她会晕过去。旁边桌上放着一个威尼斯水瓶,我拿起来给她倒了杯水。她喝了后,脸色才恢复了过来。夏洛克·福尔摩斯背靠着椅子坐着,眼帘低垂,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看他这副模样,我不禁想起那天,他痛苦地抱怨人生枯燥乏味。至少,眼下就有个难题让他的智慧尽情发挥效能。撒迪厄斯·舒尔托先生一一打量着我们,见他讲述的故事让我们听得入迷,脸上写满了得意之情。于是,他一边吸着水烟壶,一边继续往下说。
“你们想象得到,”他说,“我和我的兄弟听到父亲提及财宝之后,非常激动。随后的好几个星期,甚至好几个月里,我们挖遍了花园的每一个角落,都没找到任何东西。一想到他临终时已到嘴唇边的藏宝之处,真叫人发疯。从他拿出的这副头冠,我们能推断出那批遗失的财宝非常值钱。我和巴索洛缪兄弟商量了一下珍珠头冠的事。上面的珍珠显然非常值钱,他也舍不得。对待朋友,他也同样有我父亲那种毛病。他也认为,如果把头冠送出去,可能会招来非议,最后给我们惹一身麻烦。我竭尽所能,才说服兄弟寻找莫斯坦小姐的住址,每隔一段时间给她寄去一颗拆下来的珍珠,这样至少能让她生活不再困顿。”
“这是个善良的想法,”我的同伴由衷地说,“您真是个绝佳的好心人。”
小个子不以为然地挥了挥手。
“我们只是代为保管财产,”他说,“我一直是这样想的。但是,我的兄弟不这样认为。我们自己有很多钱,已经觉得满足了。再说了,这样卑鄙地对待一位年轻的小姐,实在为人所不齿。‘鄙俗是罪恶的源泉[50]’这句法国名言把道理说得清清楚楚。由于我们兄弟二人在这个问题上意见不一致,所以我想最好还是搬出来住。于是,我带着一个印度老仆和威廉斯离开了池樱别墅。然而,我昨天知道了一件大事情,即财宝已经找到了。我随即联系了莫斯坦小姐。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驾车去诺伍德,要回我们应得的那一份财宝。昨晚,我把自己的想法向巴索洛缪兄弟说了。所以,虽然他并不欢迎我们去,但也知道我们会去拜访他。”
撒迪厄斯·舒尔托先生说完后,坐在他那奢华的长椅上,身子抖来抖去。我们全都沉默不语,想着这个奇异事件的下一步会怎么样。福尔摩斯首先站起身来。
“先生,这件事从头到尾,您都做得很好,”他说,“作为报答,也许我们可以为您解开一些谜团。但是,正如莫斯坦小姐刚才说的,天色已晚,我们还是先办正事,不要再耽误了。”
我们这位新相识不慌不忙地把水烟筒收了起来,从幔帐后面拿出一件又厚又长的大衣,大衣的领子和袖口都是羔羊皮做的。虽然晚上非常闷热,但他还是把大衣扣得严严实实的,最后还戴上了一顶兔皮帽子,帽檐把耳朵也裹了进去。除了他那表情丰富却又清瘦的面孔外,整个身子都藏在衣服里了。
“我身体孱弱,”他一边说着,一边领着我们顺着过道走,“我也是不得已,不得不格外注意自己的身体啊。”
马车在外面候着我们,而我们的行动方案显然事先就已经安排好了,因为车夫立刻就驾车急速前行了。撒迪厄斯·舒尔托一刻不停地说着话,声音盖过了车轮的辚辚声。
“巴索洛缪是个很聪明的人,”他说,“你们想象得到,他是在哪儿寻找到财宝的吗?他最后断定,财宝就藏在室内的某个地方。于是,他先计算出整幢房子的空间容积,然后仔细测量了房子的每个角落,每一英寸都不放过。通过测量,他发现,房子的高度是七十四英尺。但是,他把各楼层房间的高度加在一起,再不厌其烦地算上每层房间中的间隔空间,总数却不到七十英尺。有四英尺的高度没有算到。这个四英尺的高度只有到房顶上去找。所以,他来到顶层的房间,在用板条和灰泥做成的天花板上凿了个洞。就在那儿,毫无疑问,上面还有个密封了的小阁楼,谁也不知道。财宝箱就搁在阁楼中间的两根椽木上。他把箱子从洞口取了下来,财宝都在里边。他算了一下这批财宝的价值,不少于五十万英镑。”
听到这样一个巨大的数额,我们惊得目瞪口呆,面面相觑。如果我们能替莫斯坦小姐争取到她应得的那份财富,她就会由一个贫困的家庭女教师变成英国最有钱的财产继承人。作为她忠实的朋友,原本应该为此感到高兴,但是,非常惭愧,我的灵魂那时完全为自己的私心所支配,心情像灌了铅一样的沉重。我结结巴巴地随口说了几句祝福的话,无精打采地坐了下来,耷拉着脑袋,对于我们这位新相识所说的话,一句也没有听进去。他患有明显的疑病症[51],总是怀疑自己有病。我隐约听他唠唠叨叨地说了一大串的症状,还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皮夹,里面装了无数个秘方,向我请教药方的成分和功效。我可以肯定,他不可能记得住我那天晚上是如何回答的。福尔摩斯说,他在旁边听见我提醒他,服用两滴以上的蓖麻油是非常危险的。不管怎么说,当马车猛然停下来时,我才真正感到解脱了。车夫跳下车来,打开了车门。
“莫斯坦小姐,这就是池樱别墅。”撒迪厄斯·舒尔托先生说着,伸出手扶她下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