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坦小姐进入了房间，步伐坚定，外表沉稳。她是位金发碧眼的年轻小姐，身材娇小，举止优雅，手上戴着手套，显得端庄贤淑，衣着打扮完美无缺，很有品位。不过，她身上的服饰显得朴素简单，由此看得出来，她生活并不宽裕。外套是暗灰色的薄斜纹呢子，上面没有任何饰物，也没有镶花边。头上裹了一小块暗灰色的头巾，只不过像是有些白色羽毛状的边饰。面部五官不是很端正有型，脸庞也不美丽迷人，但表情温柔娴雅，一双蓝色的大眼睛透着非凡的灵气和温情。我见过许多民族的女性，遍及三大洲，却从未见过如此雅致聪慧的面容。她在福尔摩斯替她搬来的椅子上坐下时，我不禁注意到，她的嘴唇颤抖着，手也颤抖着。种种迹象表明，她的内心焦躁不安。

“我来找您，福尔摩斯先生，”她说，“因为您曾帮我的雇主塞西尔·弗里斯特夫人解决过一起家庭纠纷[19]。她对您印象深刻，说您友好善良，技艺高超。”

“塞西尔·弗里斯特夫人，”他若有所思，重复了这个名字，“我记得，我给过她一点小小的帮助。不过，我记得，那桩案件挺简单的。”

“她认为情况并非如此。但是，您至少不能认为我的案件也是如此吧。就我现在所处的境况而言，我真是想象不出，还有什么比它更加离奇古怪，更加令人费解的。”

福尔摩斯搓着双手，两眼放光。他坐在椅子上，身体向前倾。那张轮廓分明、像鹰似的脸庞上露出一副全神贯注的神情。

“陈述一下您的情况吧。”他直截了当地说，显得郑重其事。

我意识到，我在现场显得很尴尬。

“请二位原谅，我失陪了。”我说着站起身。

令我感到惊讶的是，年轻姑娘抬起一只戴着手套的手，弄得我没有走成。

“如果您的这位朋友，”她说，“能够好意留下，那对我会是个莫大的帮助啊。”

我坐回到椅子上。

“简单说来，”她接着说，“情况是这样的，我是父亲是驻印度兵团的军官，我小时候他就把我送回了英国。母亲去世了，我在英国举目无亲。不过，父亲把我安排在爱丁堡一所条件舒适的寄宿学校。我在那里一直待到十七岁。1878年，父亲作为兵团里的一名老资格的上尉，享受了十二个月的休假期，于是便回国了[20]。他在伦敦发了封电报告诉我说，他已安全到达，嘱咐我立刻过去，并且告诉我他在朗厄姆旅馆[21]的地址。我记得，他的电文中充满了慈爱。我一到达伦敦，便乘坐马车前往朗厄姆旅馆，结果得知，莫斯坦上尉是住在那儿，但是，头天晚上他出去了，没有回来。我等待了一整天，杳无音信。当天晚上，在旅馆经理的建议下，我向警方报了案。翌日，我们在各家报纸登载了启事。我们四处寻访打听，但毫无结果，从那天到现在，关于我那不幸的父亲，毫无消息。他满怀着希望返回英国，本来是要寻求安宁和舒适的，谁知道——”

她把一只手按在喉咙处，抽泣起来，说不下去了。

“什么时间的事？”福尔摩斯一边说，一边翻开记事本。

“他是在1878年12月3日失踪的——已是将近十年前的事了。”

“他的行李呢？”

“搁在旅馆里，从行李中找不到任何线索——有些衣服、书籍，还有大量来自安达曼群岛[22]的珍奇物件。我父亲曾经是岛上一名看守犯人的官员。”

“他在伦敦有朋友吗？”

“据我们所知，只有一位，就是与他同在孟买三十四兵团的舒尔托少校。他与我父亲同在一个军团，是驻孟买陆军第三十四团的。少校不久前退休了，住在上诺伍德[23]。当然，我们曾与他联系过，但他甚至连自己的同事回英国的事情都不知道。”

“这是桩古怪离奇的案件啊。”福尔摩斯说。

“最最古怪离奇之处我还没有向您讲述呢。大概六年前的样子——准确地说，就是1882年5月4日——《泰晤士报》[24]刊登了一则启事，打听玛丽·莫斯坦小姐的住址，说会有好事落到她头上。启事没有署名，也没附地址。我当时刚到塞西尔·弗里斯特夫人家做家庭教师。遵照她的建议，我在报纸的启事栏里刊登了住址。结果，当天就有人通过邮局给我寄来个小纸盒，里面装着一颗光彩夺目的大珍珠，却没有任何留言。从那以后，每年的同一天，总会有人寄来一个同样的纸盒，里面装着一颗同样的珍珠，但没留下邮寄者任何线索。专家鉴定说，这些珍珠是珍品，价值很高。您自己可以看看，非常漂亮。”

她说着便打开了一只扁平的盒子，呈现在我眼前的是六颗绝妙的珍珠，我生平从未见识过。

“您的陈述很有意思，”福尔摩斯说，“您还遇上了别的情况吗？”

“是啊，就在今天，这也是我前来找您的原因。我今天早晨收到了一封信，您自己可以看看。”

“谢谢，”福尔摩斯说，“请把信封也给我看看吧！邮戳是伦敦西南区，日期是7月7日[25]。哼！角上有个大拇指的印迹[26]——可能是邮差留下的。信纸是上等纸质，信封六便士一札，写信的人对信纸、信封都很讲究。没有寄信人的地址。”

今晚七时，请到莱西厄姆剧院[27]外左边第三个柱子边等我。如果您心有疑虑，可带上两个朋友过来。您受了冤屈，会有公道的。别带警察来。否则，一切免谈。

您不知名的朋友

“是啊，确实，这是一件相当神秘的事情啊！您打算怎么办呢，莫斯坦小姐？”

“我正想要这样问您呢。”

“那样的话，我们就一定得去啦——我和您，还有——对啊，华生医生就是最佳人选啊，给您的信上说了，带上两个朋友，我先前和他一道办过案。”

“但是，他乐意去吗？”她问，语气和表情中洋溢着恳求。

“如果用得上我，”我热诚地说，“我会觉得很荣幸。”

“你们二位都是好心人啊，”她回答说，“我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找不到可以帮上忙的朋友。我看，如果我六点钟到达这儿，应该来得及吧？”

“您到达这儿的时间一定不能更晚，”福尔摩斯说，“不过，还有一点，这封信上的笔迹和装珍珠的盒子上的笔迹是一模一样的吗？”

“我全都带过来了。”她一边回答说，一边拿出了六张纸片。

“您确实是个模范委托人啊，预感很准确。那就让我看看吧。”他把纸片一张一张摊开在桌子上，目光挨张扫视。“除了这封信之外，其余的笔迹都是伪装过的，”他立刻说，“但是，书写者的身份还是可以看得确凿无疑。看看，这个希腊字母‘e’明显向外凸[28]，再看末尾这个字母‘s’扭曲的轨迹。毫无疑问，它们出自一个人的手迹。我并不是想要暗示什么虚假的希望，莫斯坦小姐，但是，您觉得这些笔迹和您父亲的笔迹之间有什么相似之处吗？”

“毫无相似之处。”

“我料到您会这么说。那行，我们六点钟见。请您把这六张纸片留给我吧。我可以在六点钟就这件事展开调查，现在才三点半呢。那就回头见！”

“回头见。”我们的客人说，她明亮的目光在我们两个人身上移动着，然后把装珍珠的盒子放到胸前，匆忙离开了。

我站在窗前，看着她那轻盈的身影在街上越走越远，她那灰色的头巾和白色的羽毛在黑压压的人群中渐渐成了一个黑点。

“多么迷人的女人啊！”我激动地大声赞叹着，身子转向我的同伴。

他又点燃了烟斗，身子靠坐在椅子上，眼皮耷拉着。“是说她吗？”他问了一声，一副慵懒倦怠的样子，“我可是没有看出啊。”

“你简直就是一台自动运转的机器——一台精于计算的机器，”我大声说，“有时候确确实实没有一点人情味[29]。”

他态度温和地笑了笑。

“至关重要的是，”他大声说，“不要让个人的气质使你的判断出现偏差。在我看来，委托人仅仅是个单位，是问题的一个要素。感情因素是清晰推理的大敌啊。我实话告诉你，我生平见过的最最迷人的女人，为了获得三个小孩的保险金而毒死了他们，最后上了绞刑架。我认识的一个奇丑无比的男人，却是个慈善家，给伦敦的贫民捐献了近二十五万英镑。”

“然而，这件事——”

“我从不认为有例外，有例外就成不了规矩。你以前研究过笔迹中透出的个性吗？你怎么看此人的笔迹？”

“字迹清晰工整，”我回答说，“是个做事认真、有个性的人。”

福尔摩斯摇了摇头。

“看看他写的这几个长字母，”他说，“不比其余几个普通字母高出多少，‘d’写得像个‘a’，‘l’像个‘e’。有个性的人写字时，不管写得多么难以辨认，长字母总还是会凸显出来的。他写的字母‘k’，说明他优柔寡断，而大写字母又表明他自负自大。我现在要出去一下，去核实一些情况。我推荐这本书给你看——一部旷世杰作，温伍德·瑞德[30]的《人类的殉道行为》。我一个小时后回来。”

我手捧着书坐在窗前，但心里面想的却与作者的宏论风马牛不相及。我的心思一直放在刚刚离去的客人身上——她的笑容、她深沉圆润的嗓音、笼罩在她生活中的那个离奇的谜团。如果说她的父亲失踪时她十七岁的话，现在她应该是二十七岁了——正值妙龄，这种时候，青春的羞涩已经褪去，已因人生阅历而变得有点沉静了。我就这么坐着，思忖着，最后脑子里面冒出了危险的念头，只得匆忙坐到写字台边，一头扎进了最近发表的病理学论文里，研读起来[31]。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啊？陆军外科军医，拖着一条受过伤的腿，还有更加糟糕是，银行里面没有多少积蓄，竟然还会有如此的痴心妄想？她是一个单位，一个要素——仅此而已。既然我的前途一片黑暗，最好还是坚强地面对，不要妄图靠那一点点可怜的幻想来照亮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