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看法已经说过，张居正是整顿派，或者说他执政时期的施政是大整顿；也可以换个角度说，张居正是以恢复祖制的功能为职志的。但是，这并不是说，张居正没有改革。

考成法和条鞭法，可以算是改革。这两项改革，颇值得玩味。

先说考成法。考成法是张居正治国理政的撒手锏。简而言之，从行政管理的技术层面看，考成法就是层层节制，事有稽核。这对于强化责任、便于考核、提高行政效率，很有效果，算得上是一种改革或者说制度创新。

不过，应该说，这里面也有巩固个人权力、控制言路的考量。我的意思是说，从政治发展的角度看，考成法是有问题的。

如果说帝制时代的中国，从政治发展的角度说，政治上的文明成果有什么最值得肯定或者说继承的话，那恐怕非言官制度莫属了。对此，孙中山先生作过很系统的阐述，他创立的五权分立的政治学说，就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而言官制度在明代，最为发达、最为典型。

明帝国以皇帝昏庸荒唐出名，也以言官的厉害闻名。

言路，一向被视为政治是否清明的晴雨表。所谓言路，主要就是言官表达意见的渠道是不是畅通。从制度上保证开言路的，就是言官直接向国家元首负责，是皇家的“议员”，专门对付政府和政府高级干部，使得政策举措符合舆情，个人操守不至有亏。当然，他们有时候也对国家元首很不客气。在体制设计上，言官制度运用的是小大相维的原则，即以小制大，言官机构独立于行政机构之外，不受行政机构的节制。

可是，张居正的考成法，从体制上把“议员”置于内阁的节制之下；从效果上基本消除了“议员”对政府的监督职能。因此，从政治发展的角度说，这是政治上的倒退。所以，张居正的这个考成法一出台，立即就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反对考成法的人，张居正处理起来很简单，就用考成法把他给打发掉！

后来，干部、“议员”都不敢公开反对了，但是内心不太服气，许多人因此对张居正始终不能谅解。张居正为此，也苦恼过。

从实际效果看，考成法是张居正新政中争议最大的焦点问题，但又是十年执政的有力工具，对推行他的新政，作用非常大！

再说说条鞭法。对于条鞭法，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一条鞭法，学过历史的人，几乎都听说过。说到张居正，就会和一条鞭法联系起来。似乎张居正的新政，或者说改革，最主要的，就是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确实是中国赋税制度的一次重大变革。具体的内容，我就不多说了，比较繁琐，也挺枯燥。研究一条鞭法的专家梁方仲先生说，实行一条鞭法，田赋的缴纳才以银子为主，这打破了二三千年来的实物田赋制度。反正我们不是研究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对一条鞭法，只要了解到这里，我看也就可以了。

有人会说，既然一条鞭法是重大变革，仅此一条，就能够确立张居正改革家的地位啊！是的，可以这样说吧。但是，我要说的是，实际上，在张居正的新政中，一条鞭法占的位置并不重要。

我的这个说法，乍一听，不大容易理解。这么说吧，一条鞭法，不是张居正的发明，早就试行过了。张居正开始对这个东西似乎兴趣不大、热情不高，所以直到他去世前才正式在全国推行。研究一条鞭法的专家梁先生在遣词造句上很严谨，按照他的说法，开始施行一条鞭法，是“我国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嘉靖年间，张居正出生、科举、入仕，到隆庆年间入阁，隆庆六年中开始执政。显然，一条鞭法在他执政前，就已经开始施行了。

实际上，在张居正还是五岁孩童的时候，当时内阁里有一位很有影响的人物，就提出改革田赋制度，推行一条鞭法了。当时也有“议员”和地方官响应，并且在局部试行。此后，广东、浙江两省，一条鞭法普遍施行。后来，当国的徐阶——张居正的恩师，因为自身利益的考量，坚决反对施行一条鞭法，阻碍了推行的速度和广度。著名的清官海瑞在徐阶下台后，到徐阶的家乡当“一把手”，就大刀阔斧清丈土地、施行一条鞭法。而当时高拱已经被徐阶排挤辞职回家，内阁里的当国者，都是徐阶的学生和追随者——李春芳、张居正、殷世儋，所以海瑞的努力也以失败而告终。

张居正执政后，地方施行一条鞭法的积极性依然很高，不少地方都在搞。不知道是不是受到恩师徐阶的影响，反正，在执政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张居正并没有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的想法，甚至，对一些地方自发搞的，他还不大高兴。总的看来，似乎张居正接受了这样的一个观点，即：一条鞭法在南方实行可以，在北方不适合搞。

所以，在张居正执政的第五个年头，他提出了两个同意试行一条鞭法的前提：一是在南方试行；二是必须由得力干部主持。这是张居正在写给家乡湖广省的“一把手”的信里说的。他说：“一条编之法，近亦有称其不便者。然仆（我）以为行法贵在人，又贵在地。此法在南方颇便，既与民宜，因之可也。但须得良有司行之矣。”

从这封信里，我们似乎可以解读出这样的信号：第一，张居正对推行一条鞭法兴趣不大、热情不高，所以他一上来先说，你说一条鞭法不错，但最近也有人说不好；第二，他认为在南方可以搞；第三，有点被动同意的意思，所以用了“因之可也”的话，就是说，因袭以前的做法搞搞看也可以吧！第四，他认为南方也未必都可以搞，要有得力干部主持的地方才行。

到了张居正执政的第六个年头，他依然是这个态度。而且是用皇帝的名义，以皇皇圣旨表达出来的，说推行一条鞭法，必须因地所宜，“不许一例强行”。

此后，鉴于不少地方干部对推行一条鞭法热情挺高，吏部的杨副部长给张居正写信，要求他加强干预，并且点了几个地方的名字。张居正接到这封信以后，给杨副部长回信说，我已经拟旨，准备再发文件（圣旨），重申要因地制宜，“不必强行”；至于你信中点到的那些地方，你告诉这些省里的领导，文件马上就要下了，要贯彻执行这个文件，不要再搞了（原文是“尊奉近旨罢之”）。或许是这个时候干部队伍里，对推行一条鞭法争论比较大吧，张居正又一次以皇帝的名义下令说：“条鞭之法，前旨听从民便，原未欲一概通行，不必再议！”

如果联系到张居正的执政风格，他要认准的事情，想办的事情，绝对不会是这样的态度和表现的。因此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倘若张居正对推行一条鞭法感兴趣、热情高，那么他不会一而再再而三作出这样的指示。与其说他是站在支持一方，压制反对者的声音，不如说他更多的是站在反对者的立场上，抑制推行一条鞭法者的积极性。至少，张居正是摇摆在两者之间的。

想想看，张居正执政十年，在最后才下令推行的一项制度，在张居正的治国生涯中，被说成占得位置很重要，作用很大，是不是有点夸张？更为重要的是，说到张居正的功过是非，虽然认识很不一致，但是有一点是大家都认可的，那就是，张居正有富国强兵的远大抱负，也有这个本事；他执政以后，扭转了国库空虚的局面，使得原来空空如也的国库变得充盈起来。那这是不是因为推行了一条鞭法啊？也不是的，这和一条鞭法没有直接关系。因为，国库充盈，在张居正当国后的第三年，就已经实现了。而这个时候，离一条鞭法在全国的推行，还早着呢！

当然，也应该说，一条鞭法能够在全国推行，这也是很大的功劳了。尽管张居正对推行一条鞭法曾经摇摆、犹豫甚至有事实上压制的举动，但是也不应该由此抹杀张居正在这个方面的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