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边防的少数民族达成和平，开放贸易，这是高拱事实上（他只是内阁的“二把手”）掌握全局以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以大气魄、高胆识、精谋略，做成的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张居正当时作为高拱的助手，是此政策积极的支持者和参与者。不过，和平的“红利”，高拱基本上没有能够分享。不久，他就被张居正推翻了。

张居正执政以后，继承了高拱在这个方面的既定政策，精心而具体地指导新形势下的北部边防，巩固了和平。应该说，张居正对实现和平有贡献，对巩固和平有功劳。但是，他享受的和平“红利”，超过了他的贡献。

为什么这么说呢？高拱被推翻以后，张居正和他的心腹人物对外散布说，处理把汉那吉，是张居正的功劳，高拱其实没有做什么。这个就不说了，意思不大。更重要的是，张居正执政十年，最大的功劳是使国库充盈。这当然很不容易。不过，试想，倘若没有高拱奠定的这个和平的基础，每年投入北部边防的经费还是像过去那样多，那么国库是不是真的能够充盈起来，还是值得怀疑的。

张居正生活的时代，和平达成之前，国库支出中，北部边防一直是大头。所谓“府库空而国计拙，田野耗而民不支”，皆因供应北部边防，“是其大者”。这是户部给隆庆皇帝的汇报说的。

按照张居正自己在辅佐高拱处理该事时的分析，说达成和平，防务费用可以大大节省，即减少直接的费用三成以上，而且还可以腾出精力屯田，“可省行粮数十百万”。后来的事实证明，因和平达成，不用兵革，“岁省费十三”，即百分之三十，同时节约征调费百万。这是什么概念呢？过去，北部防务开支最高的年份，岁费是二百多万。大家算一算就知道了。

另外，由于达成和平后开放贸易，地方增加了许多收入，过去的荒凉、凄惨之地，变得一片繁荣！

还有一点，张居正执政的十年，是国防相对比较稳定的十年。也就是说，是一个和平的环境。这对张居正推行新政，进行大整顿，是非常有利的。不能不说，在高拱主持下达成的封贡、互市目标，是形成张居正执政后基本上是一个和平、稳定的局面的关键和基础。

当然，为了巩固边防和平和国内的稳定，张居正也是花费了不少心血的。作为读书人出身的文官，张居正颇有军事指挥的将帅之才，他差不多履行了最高统帅的职责。尤其是，张居正对军事将领的使用，与政权系统的干部不同，很注重才干能力，很注意培养、保护。像戚继光和李成梁，都是张居正的心腹爱将，他对他们的培养爱护，仿佛是门生、子弟。简单说吧，在处理国防这个问题上，张居正是有很大功劳的。

不过，也应该说，张居正对西南少数民族的政策，是比较坏的。早在高拱和张居正合作共事的时候，张居正和高拱在这个问题上就有分歧，甚至发生过矛盾。

高拱对少数民族政策主张，是力主安抚，提高教育水平，引导人心向上，甚至——用现在的观点来看——以多少带有地方自治色彩这样的战略，来解决问题。所以，他积极推动该地区提拔、培养本省人才，在两广郡县中扩大学校学生员额，扩大科举招收数额，甚至说这几个地方可以不受中央下达的名额的限制，目的是引导民风向上。他的施政基调是用温和的、正面引导的办法处理矛盾。张居正则是一味主张屠杀。稍有风吹草动，他就命令屠杀！而且明确指示可以不问向背，斩草除根！

有一次，张居正写信给前方的将领，要他大开杀戒，高拱当即予以制止。事后查明，高拱的判断是对的，那根本不是叛乱，是误会。最后通过安抚，妥善处理了发生的事件。对下面的指示竟然被“一把手”给收回了，这使自视甚高的张居正觉得非常没有面子，对高拱很不满。可能也产生了当副职到底不如当正职的感慨，于是更坚定了他密谋推翻高拱的决心。

高拱被推翻以后，张居正掌握全权，他不再顾忌，在处理西南少数民族的问题上，用韦先生的话说，“张居正颇有嗜杀倾向”。韦先生又说，“隆庆时期和万历初期，相继发生的对壮、瑶、都掌蛮等少数民族的过火屠戮，张居正是负有一定责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