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张居正的政治面目是保守主义者这个说法，我相信不少人会大跌眼镜的。保守主义，在国人的观念里，似乎是一个贬义词。说某人保守，那就是落后、顽固的同义语！

保守和保守主义不能简单划等号。保守主义应该是一种政治主张或者说得更玄乎些，是一种政治哲学。在西方政治学和政治现实中，保守主义者用不着羞羞答答，有的还以此作为自己的党名，比如，英国的保守党即是。

抛开现代的一些内涵，保守主义的本质是一种强调既有价值或现状的政治哲学。简单说，比较推崇和坚守传统价值，似乎就可以认为属于保守主义者。保守主义思想家说：“人类社会有时是根深蒂固而体制健全的；为了达成某种意识形态的计划而随意修改之和形塑之将会造成无法预料的灾难。”

我说张居正的政治面目是保守主义的，意思是说，他推崇祖制，即朱元璋创立的一系列制度，痛心于这些制度的废弛，并且致力于恢复这些制度。张居正曾发自内心说，他“每思本朝立国规模，章程法度，尽善尽美，远过汉、唐……今不必复有纷更，惟仰法我高皇帝（朱元璋）……”这段话，是典型的保守主义宣言！当然，对祖制，张居正采取的是为我所用的实用主义态度，不利于巩固他的地位和权力的祖制，他会忽略不计。所以，再严格些说，张居正是实用主义的保守主义者。

朱东润先生在他的《张居正大传》里说，在张居正看来，国家的问题，一切的一切，“只是纪纲不振，所以，他入手的方略就是整饬纪纲”。还说，“居正平时常说遵循祖宗成宪”。事实上，张居正从来也不标榜改革。改制、变法、兴革这些在那个时代属于表达改革意思的词句，在张居正那里出现得不多。恰恰相反，他所孜孜以求的，是恢复祖制——朱元璋制定的、逐渐废弛的制度。在推翻高拱以后，张居正说，高拱什么事都不遵循祖制，要不把他赶下台，国家非乱套不可。而他本人则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反复标榜，他执政，无他，遵祖制！也就是遵守所谓的“祖宗成宪”。他回击别人的攻击，从来是说，我执政就是按照祖制办事。

更有意思的是，张居正还以皇帝的名义，严厉禁止提出改革的建议。请看，万历四年、张居正执政第五个年头，他以皇帝名义下的一道圣旨：“内外诸司，凡事一遵祖宗成宪，毋得妄生意见，条陈更改，反滋弊端。违者定以变乱成法论！”用现在的话说，他的意思就是祖宗的留下的规章制度都很好了，关键是执行问题；所以谁都不准提出改革的建议，否则要以违犯宪法、破坏稳定治罪！

当然，张居正也说过要变法，他是这样说的：“法不可以轻变也，亦不可以苟因也。”他解释说，如果苟且因循，就有颓废、萎靡不振的危险；但是倘若轻变，就有无序的祸患。而且从他表达的语序、用词来看，是把“轻变”放在更加危险的地位的。这显然是一个保守主义者的论调。

有人会说，张居正之所以把祖制挂在嘴上，实际上是为减少改革的阻力，不得不如此，是策略上的考虑，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或许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不过，从张居正给朋友的私人信函里也可以看出，张居正是真心这么想的。他认为朱元璋考虑得很全面了，后世按照他的设计做就行了；国家的规章制度已经很多了，问题是制度得不到执行。所以他执政以后，一切的着眼点和注意力都集中在，如何能够把祖制执行下去。

张居正还对变法的言论批驳说，“法之不行也，人不力也，不议人而议法何益？”还说，“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

如果我们稍微研究一下被张居正和太监冯保相互勾结而推翻的高拱，就可以清楚看出，实际上，倘若是高拱具有张居正所处的地位、所有的权力，那他会真正推行大改革。

张居正和高拱，都是实干家，是务实的领导人。但是，高拱同时又是思想家。高拱不仅是一位能干的有谋略的政治家，而且也是一位博学精虑的思想家。那么，作为思想家的高拱，他的主张是什么呢？韦先生说，高拱的主导思想是，“主张变制，坚持通过变法以求治。”

高拱有一句话，说：“法以时迁，则更法以趋时。”用现代的话说，就是与时俱进！在被张居正取代前的短暂时期里，作为执政者的高拱，不仅有变法——即我们今天所说的改革的系统思考和论述，而且大刀阔斧地在推进变法。可惜的是，历史没有给他足够的时间。

如果高拱继续执政，那么，他会致力于改革，其中最重要的，可能是对闭关锁国政策的大调整，开放对外贸易，在这方面会有大举措。另外，高拱一定会对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继续进行较大的调整、改革。还有，鉴于高拱对主流意识形态——宋明理学，公开地、旗帜鲜明地持批判态度，他不会像张居正那样，在意识形态和文化上，采取专制主义的高压态度。而且，毫无疑问，高拱会实行在他执政的短暂时期里提出的“厚农资商”政策，继续其已经实行的鼓励、支持工商业发展的改革，包括货币政策的改革。

高拱是真正的改革派，而张居正基本上属于整顿派。历史上从来说高拱和张居正没有政见分歧，其实是误解。两个人有政见上的分歧，分歧的根本之处就在这里：是整顿还是改革，是小改还是大改。

或许还会有人说，张居正推行了一条鞭法，那不是改革吗？仅凭这一点，他也完全称得上是改革家吧？也许可以这么说。但是，事情也未必这么简单。关于此，我要问一句，海瑞是不是改革家呢？可能结论会有很大分歧。

实际上，海瑞早在张居正执政前，就在他担任“一把手”的江南一带大范围地丈量土地，推行一条鞭法。可是，说海瑞是改革家的人不多。所以，不能仅仅因为推行了什么新的制度，就可以称某人为改革家。关键要看他执政的理念和主导思想。事实上，张居正和海瑞，都推崇朱元璋时代的制度，把恢复祖宗法度的功能，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不同的是，海瑞是理想主义者，张居正是实用主义者；海瑞以身作则，从我做起，而张居正要求别人遵守祖宗法纪，自己可以而且应该是例外。

综上所述，我认为，与高拱相比，张居正是整顿派。他的新政，是以整顿为基调的。在整顿方面，张居正是成功的。确实，人治社会、专制国家，条条框框订得其实很多，很冠冕堂皇的；最大的问题是说一套做一套。谁能够促进按照那些制度办事，就已经很不错了。张居正就是这样的一个强势人物。

那为什么梁启超等都强调张居正是改革家呢？别忘了，中国不是言论自由的国家，有时候，为了现实的目的，要借助历史上的一些人和事来表达，借古喻今。况且，他对张居正在体制性腐败成那样的氛围里，在整个官场推诿扯皮不思进取的背景下，能够做成事情，是很钦佩的。所以难免对他推崇备至了。还有一点也要提及：梁启超不是历史专家，是政论家。据说毛泽东对梁启超很有研究，说他“写政论往往态度不严肃……他好纵论中外古今，但往往似是而非。他自己也承认有时是信口开河”。这至少可以说明，不能认为名人说是怎么回事就是怎么回事。历史的本来面目，到底是什么样子，最好要我们自己去思考，去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