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内总管，说白了，就是太监头子。那问题就来了。一定会有人发出这样的疑问：既然对太监卑躬屈膝，哪里还称得上最高实权人物呢？也可以反过来问：既然是最高实权人物，又怎么可能对太监卑躬屈膝呢？

问得好！其实，这也正是我想搞清楚的一个大问题。

前面已经说过，太监冯保是有政治野心的。按照常理，张居正勾结冯保，采取极其阴险的手段罢黜高拱以后，无论出于什么动机，接下来采取措施压抑冯保为首的宦官势力，都是符合逻辑的选择。原因很简单：抑制宦官，是“宪法”确定的原则。在传统政治伦理和意识形态看来，和宦官的关系，一向被认为是检验一个高级领导干部道德品质的试金石。讨好宦官的，从来就被视为奸佞、邪恶的小人；而抵制和清除野心勃勃的宦官，则被视为是有道德、有担当的大臣义不容辞的责任。况且，倘若不压抑宦官，那么，也就意味着正常的权力系统难以正常运作。

可是，张居正和冯保的关系，似乎是个例外！

张居正从来没有压抑太监。毋宁说，他的所作所为，简直就可以说与之背道而驰。早在张居正阴谋篡党夺权（借用这个大家熟悉的词而已，那时候当然不存在党这个组织）的时候，他就走了歪门邪道，巴结上了当时还是太监中的二、三把手的冯保。

冯保和张居正年纪差不多，比张居正稍长两岁。他有点文化水平，曾经在专门为太监开设的速成班——内书堂——培训过，而且书法还有点档次。当年嘉靖老皇帝就给他起了个“大写字”的外号。后来他服侍隆庆皇帝的长子，也就是后来的万历皇帝，被称为“大伴”。因此，在李贵妃、后来的李太后面前，算得上是个红人。

这个冯太监野心勃勃，贪婪而狠毒。正史对冯保的评价是：性贪、横肆、狡猾（难怪能够和张居正做铁哥们儿，彼此彼此啦）。在张居正昼思夜想要篡党夺权的时候，冯保也跃跃欲试，想当太监里的“一把手”，成为大内总管。偏偏当国的高拱对冯保防范甚严，总是想方设法压制他。冯保不能不对高拱恨之入骨。这是可以理解的。

张居正深有城府。这个情况，伺机“篡党夺权”的张居正看在眼里，喜在心中。他让自己的管家游七，和冯保的干儿子徐爵结成了“兄弟”，自己则在政府里当了冯保的卧底情报员。当然，张居正还时不常给冯保送个红包什么的，表达孝敬之意。冯保对此求之不得。

这样，两个野心勃勃的阴谋家，就狼狈为奸，策划并实施了驱逐高拱的大政变，此后又企图利用一个小混混闯宫事件，锻造惊天假案，灭高拱一族。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配合默契，颇是融洽。张居正很注意自己的形象，说句不好听的话，他是既要当婊子，又要立贞节牌坊，所以总是隐藏在幕后，并且事后总会虚伪表演一番，似乎他不仅与阴谋毫无瓜葛，而且是阻止阴谋得逞的功臣。冯保呢，不仅每次都冲在前台，而且还要独自背黑锅，居然也没有抱怨的表示。或许，在冯保看来，反正太监尤其是参与权力之争的太监，在人们心目中，也不是什么好人，虱子多了不怕痒，认了就认了吧！在张居正看来，冯保老兄称得上任劳任怨的铁哥们儿了。

运气不错，他们发动的政变居然成功了！那，到底最高权力由谁掌握呢？我说过，张居正和李太后、太监冯保，三个都不是什么坦**君子，是对权力、利益都有强烈欲望的人，却结成了“政治铁三角”，而且出人意料的，在张居正当国的十年时间里关系一直维持良好。这个现象打破了人治官场、威权社会的权力游戏规则，是极为罕见的。

实事求是说，在张居正当国期间，并没有出现冯保过分干预朝政、大肆破坏正常权力系统运作的现象。所以有专家就说，这是冯保值得肯定的一面。

这是为什么呢？权力到手，接下来就是分肥。这个一般的政治逻辑，在冯保、张居正和李太后之间，失灵了。

的确，在张居正当国的这十年间，中央的权力掌握在张居正手里，他是事实上的国家掌舵人。正如专家韦先生所说，国家的大政方针，只有张居正才能拍板定案。张居正的权力可以说是绝对的，他的统治手腕是残酷的，相信所有吹捧张居正的人，谁也不愿意摊上这么个领导。为了作个对比，这里不妨稍稍拐个弯儿，先看看张居正对其他人什么态度。

张居正对中央的高级领导干部，是没有什么情面可言的。当年他还是内阁里最后一名阁老的时候，首相李先生是个老好人，威信不高，受窝囊气不少。有一天他在张居正面前诉苦，说要这样的话，我还不如回家抱孙子呢！张居正一脸严肃，正色道：“最好这样，还算有自知之明！”足见他实际上是很刻薄的人。

张居正当“一把手”的时候，副职都是他精心挑选的。常务副职吕先生，对他唯唯诺诺，他还是不满意、不放心。张居正生病请假（也可能是去和李太后**去了），人家常务就得主持工作啊，可是，张居正上班后，就得把他主持期间发的文件、作的批示重新审查，而且经常要收回重新起草；有一次还当面批评说，这样的文件，不怕部长们笑掉大牙吗？其他的副职，更是常常受到张居正的训斥。对待内阁的同僚尚且如此，对部长们和地方干部，张居正的态度就可想而知了。

要说，按照“宪法”，负言责的“议员”对张居正是有监督的权责的，也有些“议员”按照“宪法”的规定做了。可是，最后的结果，不是贬、就是撤，甚至体罚、干掉！对反对派，对知识分子，张居正始终是高压态势，镇压杀戮，毫不手软。甚至，张居正对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也是管教者的身份，对他的言行举止指手画脚是家常便饭，当众训斥的事也有的。

可是，唯独对冯保，这个阴险的太监，张居正的态度，可以说是毕恭毕敬，巴结讨好，奴颜婢膝。这样说，毫不夸张。当然，按照“宪法”，政府领导干部，是不能随意结交太监的。所以，与这些人的交往，都是秘密状态；况且，这样不太光彩的事，当事人是不会对外夸耀的。我的意思是说，具体的细节，是很难在史料上查到的。在某某场合，张居正如何对冯保点头哈腰、如何替冯保点烟续茶（打个比方）、如何给冯保掀门帘引路等等，我是查不到的。

就有一条记载，已经很能够说明问题。

在张居正权势如日中天的时候，他的父亲去世了，围绕张居正要不要按照制度回家奔丧的问题，眼看要引起轩然大波。这个时候，一个小太监代表冯保到张居正家去慰问，张居正就强制那个小太监接受他的跪拜，边跪拜边说：“此头寄上冯公公！”想想看，堂堂的国家最高实权人物，生拉硬拽，逼小太监接受他的跪拜，还低三下四地说把自己的脑袋交给一个大太监了！是不是很令人骇然？！

据我的考察，大体上说，张居正讨好巴结冯保，有四个方面的表现。一是投其所好，送红包很慷慨；二是对敢于对冯保为首的太监说三道四的“议员”，无情打击；三是对冯保胡作非为不仅不敢制止，还不顾体统，亲自上阵，为之摇旗呐喊；四是对冯保要求提拔的人，不顾物议，破格提携。

不妨举几个实例。

先说第一方面：送红包。

冯保是很贪婪的。张居正也是坦然笑纳馈赠和贿赂的。但是，最好的东西，张居正是不敢自己留着赏析的。当年严嵩被打倒，抄家抄出不少宝贝，据说后来这些宝贝一半以上都进了张居正的府邸。这可能有些夸张。不过，中央和地方的干部，军队的将帅，经常给张居正送礼倒是不可否认的。但有了好东西，张居正常常不得不忍痛割爱，给冯保送去。据说，有一次，张居正就给冯保送了价值数以万计的夜明珠两颗。绝对国宝级的《清明上河图》，原来在严嵩家里，抄家后，本应该入国库的，可是就落到了张居正的手里；张居正呢，又把它送给了冯保。想想看，一个最高实权人物，对一个太监，真够巴结的！说起来，我都替他脸红呢！

再说第二方面：打击敢于监督纠弹太监的“议员”。

前面说过，按照“宪法”和意识形态的精神，皇帝也是要接受“议员”监督的，其他的任何人当然都不能例外。正常情况下，“议员”对太监进行监督，政府是绝对支持的。毋宁说，“议员”监督太监，是政府求之不得的。可是，张居正是个例外，他绝对不允许“议员”监督太监。

话说在张居正和冯保勾结，发动政变罢黜极力压抑太监势力的高拱以后，太监们一时兴高采烈，有点扬眉吐气的味道了。当时的留都南京，一个叫张进的太监，是被派去监督南京守备司令的，经常喝酒，在禁地耍酒疯，而且追辱留都南京的“议员”。有个姓赵的“议员”看不下去了，就参了张进一本。要说，这样的事，张居正知道后应该是震怒才对。倘若反过来，是政府的干部做了追辱太监的事，张居正绝对会打发这个干部回家。可是，张居正不仅不去惩治那个太监张进，而是把赵“议员”谪贬了。后来，那个张进得寸进尺，在南京闹得实在不像话了，别人见赵“议员”因为履行自己的监督职责居然触怒了最高实权人物，就敢怒不敢言了；那个被谪贬的赵“议员”忍不住又参了一本，这次，张居正更加恼怒，居然说这个赵“议员”欺负皇帝年幼，“不道”！

一个“议员”依法履行职责，参劾违法太监，找不到别的理由惩处，就说他不讲政治，简直令人啼笑皆非。所以，有历史学家说，冯保因为有张居正的关系，根本就不用担心“言路”了。

应该看到，张居正这样做，是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的。这样做，是完全颠倒黑白，与道义背道而驰的。人心是不服的。高压手段在你当权的时候或许是有用的，可是，谁能永远当权呢？况且，身为文官的总代表、代言人，本来是应该毅然决然保护坚持公理、坚持正义的“议员”的，为了太监而打击这样的“议员”，这个历史污点是抹不掉的。

精明过人的张居正，为了讨好冯保，连这些都不管不顾了，那只能说，他可能有不得已的苦衷。

该说第三个方面了。

张居正以堂堂的最高实权人物，不顾体统，亲自上阵，为冯保的胡作非为摇旗呐喊。

要说，太监也有他的可怜处。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是古训。太监注定要断子绝孙的，死后逢着忌日，恐怕连个烧纸的人也没有。因此，他们的心理就和普通人不同，行为也颇是怪异。生前揽权、贪财，故意欺负那些政府的干部等等，对他们来说是很常见的。而且有了权势，还往往喜欢建座寺庙，以为身后延续香火。冯保就是这样一个典型。

这个太监头子不仅大肆敛财，修建寺庙，还大兴土木，营建所谓的寿宫（也就是自掘坟墓）！更有甚者，全国各地建祠堂（活人的祠堂啊）！对此，按说张居正是有责任加以约束、劝阻的，或者，你出于哥们儿义气，睁只眼闭只眼，假装不知道，也就罢了，何必还为冯保摇旗呐喊呢？他居然给冯保的这些豪华建筑题词写记！写就写吧，还肉麻吹捧，称冯保为“公”！

过去，太监专权最盛的时候，政府的领导人中，谁叫太监一声“老公公”，已经被认为巴结了，很失身份了！可是，张居正居然称冯保为“公”，真是史所罕见！可骇可怪！称“公”就称“公”吧，张居正公然吹捧冯保，说国家“中外宁谧，宫府清晏，盖公之力为多”！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政治安定、社会稳定，几大班子很和谐，冯保的功劳最大。听听，这成什么话了？！如果冯保“之力为多”是真的，那不是颂扬宦官干政吗？如果是假的，那不是纯粹的溜须拍马吗？叫人如何替张居正打掩护啊！所以，很多吹捧张居正的人回避了这些。

下面轮到说第四个方面了：对冯保要求安排的人，不顾物议，破格提携。最典型的是对冯保的家奴徐爵的任用。记得我已经说过，在张居正伺机“篡党夺权”的时候，他已经巴结上了冯保，并让他的管家游七与冯保的私人秘书、也被认为是其干儿子的徐爵，结拜金兰。冯保和张居正相互勾结，游七和徐爵是主要管道。张居正大权在握，为了讨好冯保，就破格提拔徐爵当了锦衣卫同知指挥，署南镇抚。这个职位是十分显赫的，权力也是很大的。提拔太监身边的人到如此重要的位置，在宦官专权鼎盛时期，也无非如此。想像一下，看到这个局面，军队里的多少干部，一定会感慨万千，后悔没有给太监当“秘书”！巴不得给太监做干儿子！

但是，我估计也有不少人，因此而鄙夷张居正了。

还有一次，冯保要张居正安排一个人，张居正给办了，一位部长看不下去了，提出异议，结果，张居正就找借口把这位部长给撤职了。

好了，四个方面说完了。是不是能够得出结论呢？

请允许我再补充一点。

可能是我孤陋寡闻，反正，我还没有看到张居正批评冯保的任何记载；相反，却看到过冯保批评张居正的史料。当年张居正刚刚当国，还有点在嘉靖老皇帝时代的思维，喜欢给皇帝献祥瑞。于是，他就给李太后和万历小皇帝献上了白莲、白燕，结果被冯保一阵猛批，说你这样做，不是在诱导皇帝玩物丧志吗？这话倒没有错，不过说话者的身份不对——如果因为他说的对我们就认可，就等于认可宦官可以训斥政府首脑。如果是“议员”对张居正提出这样的批评，那才符合身份。当然，倘若真是“议员”说了这话，恐怕他的饭碗就保不住了。冯保批了张居正一顿，张居正还真的表示反省，悔过了呢！

我再提醒一句，张居正对高级领导干部，是从来不留情面的，对“议员”，是高压手段，对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态度也很严厉。按照著名明清史专家韦先生的话说，张居正当国，整个就是“以君谀臣”的局面。就是说，皇帝还要讨好、逢迎张居正的。可是，皇帝的奴仆太监冯保，却不需要讨好张居正，相反，张居正却要处处讨好巴结冯保，整个就是卑躬屈膝的表现。真是可骇可怪啊！

张居正作为一个强势的最高实权人物，不顾体统，对太监卑躬屈膝，违背“宪法”，败坏风气，有失人格。他干吗要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