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匠

还好，我的学习在班里还不算差。尤其是语文，是全班最好的。每逢写作文，班主任汤干萍老师几乎次次都拿我的作文当范文来读。我练过不到两个月的字帖，在一次全校毛笔字比赛中获得过第三名。为此，每逢学校劳动，我和几个毛笔字写得好的同学，常常得以留在学校里，抄写各种运动的宣传墙报，免去了劳作之苦。抄写多了，我当时居然就学会了吊笔。

但我父母并不乐观。我母亲常说，初中虽然你读上了，但到了高中就不一定喽。读高中是要保送的，我们的出身，哪能保送啊……

她曾私下跟我分析：父亲的单位文化馆有一个跟我同年级的学生，在朝阳小学，也就是我母亲的单位，也有一个同年级的同学，他们的出身，不是贫农就是中农，怎么比都轮不到我上高中。

那时，读大学、读高中、招工都是需要保送的。读不上的，就上山下乡，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父亲也常常拿此事来“威胁”我：你听话的话，将来你去插队了，我们会给你送去生油，或者猪肉炒头菜，否则，什么都不给，饿死你。

那时候，猪肉炒头菜，可是一道很好的佳肴了。头菜味咸，特能下饭，若有猪肉伴炒，两者更是绝香佳配，一个月里也很难吃上几回。而生油，则是饮食里必备的食材。一日无油，肚寡，干活没力。

我一直想象，当我插了队，在劳作了一天之后，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宿舍吃饭时，能时不时吃上父母送来的香喷喷的头菜炒猪肉，那是何等的幸福呢！可不知道他们把头菜炒猪肉是装在玻璃瓶子里呢，还是装在碗里。而我该不该拿出来跟我的伙伴们一起分享？

似乎，在有意无意间，父母已经给我安排了命运：初中毕业，下乡插队。

当时的政策，下乡知青表现好的，可以保送上大学，或者招工回城当工人。

可母亲说，别说上大学，恐怕连做工人的资格我们都没有。能够回来做散工就不错了。

母亲果真是按照这个设想给我做了安排。她建议我将来插队返城后就做木匠。因为木工也算是技术活，比较体面，而且木工一般是在工棚下工作的（因为木料不能日晒雨淋），出太阳不怕被晒，天下雨不怕被淋，是个坐荫吃凉的活。

父亲只顾读书写作，从不过问我的将来。

母亲用行动来为我做准备。每逢圩日，她上街买菜，如果看见价格合适的木工工具，就分别给我买回来。不到两个月，长刨、短刨、墨斗、平凿、圆凿、直尺等都备有了。

我接受了这样的安排，也就是接受了将来的命运。我会在假期里自觉地进行木工的练习：学做一些简单的家具，比如板凳、碗柜等。但很快我就发现，我的工具还不齐全，还缺少斧头、锯子、曲尺等。缺少这些工具，干起活来还真的不方便。

我想到了偷。

朝阳小学每到暑假，都会请来几个木匠修理全校的坏台凳。他们固定一个教室作为工场，先是把所有的坏台凳找来，堆放在一起，然后一件一件地修。他们刨下的刨花，是引火烧饭菜的极佳材料，我们常常拿着箩筐之类的东西把刨花装回来。有时候刨花不多，我们就在一旁等，甚至等到他们收工。这时候我们发现，他们也许嫌工具太重，来来回回不方便拿，收工的时候就把所有的工具都藏于台凳堆里，然后把门锁上就回家了。

要命的是，他们竟然当着我们的面收藏这些工具。

我把偷工具的想法告诉了隔壁的好玩伴王仕家。他同意协助我去偷。

第二天夜晚九点多钟，我和王仕家碰头之后就采取了行动。那间教室离我们宿舍不远。那时的房子，前后的两堵砖墙是封不到瓦顶的，留下的缝隙，小孩子完全可以钻进去。那晚有依稀的月亮，我们借着月光，很顺利地通过窗口爬进了教室，又很快就找到了那一篮子的工具。我们挑选了斧头、锯子、锤子等，悄悄地爬了出来。

第二天一早，我们有意路过那教室，只听见木匠们骂骂咧咧，一整天没有开工。

母亲发现我突然增加了斧头、锯子之类的工具，问从哪里得来的。我说是姑爹给的，她也没有追问什么。

母亲一直都很相信她的孩子，但孩子却时常欺骗她的母亲。

至今，我没有为那一次严重的偷盗行为感到有太多的愧意和自责。我这么认为，男孩子对偷盗都怀有一种天生的好奇，为体验这种好奇，他必须进行一次次的尝试，以获得快感，所以我原谅了自己。况且，我当时是为了我未来的生存而做的准备，我的人生境界和觉悟只止于童年阶段。

我之所以后来没有成为盗贼，是因为没有偷盗成性。

那段时间，父母反倒不大过问我的学习了。似乎，我初中毕业，下乡插队，已是不可逆转的定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