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读到潘小平的《城头变幻大王旗——文坛这两年》，发现潘小平对文学界的种种是非与争执，隔岸观火却居高临下，指点江山又大打出手，凌厉的个人意志和强硬的判断无不显示出一种尖锐和霸气。

我一直以为潘小平是一个棱角分明的男人。

在此之前潘小平的论文《归来的流放者——新时期小说十年批判》、《新时期小说的理性精神》等，对中国当代文学现状与发展前景的分析与思考，更多地是建立在对中国当代文学整体驾驭后，将宏观把握和微观解剖结合起来进行逻辑整合与梳理，我以为这项工作本来就不是女人做的，女人应该研究服饰和化妆，还有一些感情上的事情，诸如王菲离婚那一天是不是天空万里无云。

等到我跟潘小平成为同事的时候，我才发现潘小平是一个素面朝天从不化妆的女性，而且，她对明星们的婚变一无所知。

“怎么会是一个女的？”我这样想的时候，就免不了与潘小平多了一些文学上的对话，因为我也曾在文学评论的边缘地带混过一段日子，共同的兴趣使我们有了一些共同话题。

后来，我们就有了一个聊天的小圈子，小圈子里聊的都是一些杞人忧天的事，形而上的话题和纯理性的表述方式使我们的聊天无疑具有了一种思想的品质，我们以理性的形式对抗礼崩乐坏无所适从的现实生活，并企图寻找一条属于自己的精神出路。然而，我们在酒桌上茶楼里探讨的话题总是很难达到完整的理性统一。争吵是不可避免的。

潘小平比我们大几岁，又做过多年的大学老师，资格偏老，但我们都把她当同性待，再加上她一再扬言“喜欢来自于男人的思想挑战”，所以我们也就没有多少绅士风度，常常争得面红耳赤。

但我们仍然尊称她“小平兄”。另一位以写思想随笔《冷言热语》一书而知名的朋友赵昂说：在小平兄的视线里，人只有理性与非理性、文化与非文化的界线，而没有男性与女性的区分。

潘小平是一个很随意、很马虎的人，她骑着经常被偷的自行车，穿梭在城市的阳光下，丢三落四，男性手提包的拉链经常忘了拉上，有一次，她骑上车，两三千块钱源源不断地从包里飞出来，弄得许多人以为天上掉下票子来了。她从来不知道自己的包里有多少钱，多了少了，总是很糊涂。这倒不是她钱多，她就是这么一个粗枝大叶的人。

这可能与她十二岁开始当家有关，也许与她早年在艺校练过功有关，弗洛伊德也曾提到过童年经验对人一生的重要意义，因此，潘小平这些童年经历在她身上表现出了男人的义气，还有一分豪气。她可以为朋友代写职称论文，也可以为朋友改写小说，还有形形色色的应景式的痛苦文字，只要是朋友找她的，想干的不想干的都接受了，她不会拒绝，也不会推托。说起这些事，潘小平总是说，“哎，没办法，我就这么一个人”，颇有点宁可天下人负我我不负天下人的义气。喝酒开始的时候，潘小平不动声色，一旦遇到挑战，她会当仁不让，巾帼不让须眉的豪气油然而起。两年前，中国青年出版社总编陈浩增来合肥，我们喝酒的时候，陈浩增说他喝八两后将车从昌平开回北京，又快又稳，潘小平说她在河南曾放倒八个男的。两人较上了劲，一桌六个人喝了五瓶，当场将中青社的另一个编辑喝趴了，陈浩增也喝得找不到楼梯了，东倒西歪地不知道是如何离开酒店的。去年我去北京开会，在中青社安排的一次聚会上，陈浩增向我问起了潘小平，只说了一句，“潘小平厉害！”

所有的人都忘了，只记住了潘小平。我以为他更多的是记住了酒喝多了留下的惨痛教训。诸如此类的喝酒例子还有很多。

在这些义气和豪气之外，潘小平实际上是一个书卷气很浓的读书人，我最近看到了她写的一个自传《我的书斋生活》，自传中弥漫着宁静如水的气息，她把有书读看成生命的终极意义，她甚至公开说自己只是“一个读书人，而不是作家”。而且声称“做一个书斋文人，真好”。

然而放在读者面前的那近两百万字的散文、文化随笔、论文、小说又算什么呢？她在理论上的困惑无法解脱的时候，进而开始怀疑自己的写作，这是一种矫枉过正。其实她的文字不仅是无罪的，而且是有尊严的，她在理性设计中要将散文由传统的“士大夫趣味”向“大众趣味”的转向也是无可厚非的，真正的问题不在于理论设计和写作本身，而在于一个作家的属性。

潘小平本质上是一个具有理性能力的文化人，因此她在大众化通俗化写作的尝试中理论意义大于实践意义，她的写作指向了一个她自己理性设计的文化理想，即后现代文化对阅读的消费性需求，这种消费性需求就是她前两年一贯倡导的文字的“速朽”化呈现。为此，我们曾有过一些争论，反对将文字“速朽”并不是反对汹涌而来的后现代文化在中国正在发生的事实，而是反对将一个不属于“速朽”的作家交给这个“速朽”的时代。

潘小平并不属于写“速朽”文字的作家，如果做一些实证的话，我们可以从她的《季风来临》和《爱情这逃犯》这两本具有商业化写作倾向的书中足以看出，尽管潘小平对流行和时尚的生活采取了一种宽容甚至是认同的态度，但书中却更多地是表现出了对世风日下、道德沦丧、伦理崩溃的深刻忧虑，对不计后果活着的不安和担心，大量的理性分析与论述既指向了对喧嚣浮躁、跟着感觉走宽容的叙事，更指向了对重建感情秩序和理性逻辑的内在要求，我曾在一篇评论《季风来临》的文章中指出了她难逃“执子之手，与之偕老”的情感归宿。

潘小平无法在自己的文化传统和理性逻辑中与这个礼崩乐坏的世界进行更多的合作，她可以是这片风景里的一个游客，而不会成为一个实践者。

而真正让潘小平回归到自己属性的是《皖赋》、《文化徽州》这两部洋洋数万字的文化随笔以及随之出笼的电视专题片。她在中国文化史和世界文化史的大背景下，将安徽的文化历史大胆地划分为淮河文化圈、皖江文化圈和新安文化圈三个系列，并找到了与之相对应的发韧、继承、链接、发展等等错综复杂的关系，在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价与判断上，潘小平以其理性的自信对传统的历史观、阶级观、价值观进行了大胆的修正和个人化的超越，从而实现了对安徽历史文化的一次哲学思考、一次文化定位、一次历史判断、一次人文关照、一次理性演绎。文化专题已成为潘小平独领**的另一个价值领域，这一领域与她早期做学术论文的领域形成了价值取向与思维方式上的对接，而这前后呼应就像一种轮回和宿命一样将潘小平牢牢地钉在属于她自己的价值坐标上，并因此获得了无法拒绝的荣誉和尊严。

潘小平在两极之间行走，她在大众阅读的写作中赢得的读者要比文化理性写作中拥有读者多得多，有报摊上曾发生过一个女孩向另一个女孩炫耀自己认识潘小平，搞得那位不认识潘小平的女孩竟无比自卑起来，足见大众写作的力量是相当强大的。但潘小平的困惑也就在这里，当那些大众们以认识潘小平为荣的时候，她却又有些不安起来。

我想用卢那察尔斯基在《思想家和艺术家陀斯妥耶夫斯基》中的一段话作为《走近潘小平》的结尾：“对于他愿意相信的思想和感情，他没有真正的信心；他愿意推翻的东西，却是经常地、一再地激动他而且看来很像真理的东西；——因此，就他的主观方面说，他倒是很适于做他那个时代的骚乱状态的反映者、痛苦的但是符合需要的反映者。”

这样说，似乎有点晦涩，还是举一个例子吧！她用自己的理性拥抱着时尚和流行，但她一直拒绝口红；有时候衣服土得掉渣，有时候又穿一条骇人听闻的花裤子走过城市的目光和庄严的会场。这种矛盾使她永远也搞不懂手机的功能键，于是她最近又换了一个，但能否流利地使用，值得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