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京大屠杀是太平天国由盛而衰的一个转折点。酿成事变的根源不难索解，事变的爆发点却始终是个谜。东王府直到事变前夕还是很平静的，致使韦昌辉的屠刀挥舞得那么如心如意，这明明是在东王毫无防范的条件下的突袭。所谓“逼封万岁”一事，真实性颇多疑问。一则，杨秀清要夺权何必做得如此猴急；二则，大权在握，要个“万岁”何用？三则，既然做了这种必然遭忌的事，为什么竟是毫不警戒地在东王府睡他的大头觉？

论者说，这故事是在惨案发生后对东王的“欲加之罪”，用以平息某些人的困惑、怀疑和愤恨，它是天王府编造出来的。据石达开的回忆说：“达开领众在湖北，闻有内乱之信。韦昌辉请洪秀全诛杨秀清，洪秀全不许，转加杨秀清伪号；韦昌辉不服，便将杨秀清杀死”。杀杨本是机密事件，只有在洪、杨、韦三人心底里最明白；当时李秀成尚未封王，石达开西征在外，他俩说的都算不上第一手材料。但石达开一直是主要当事人之一，他所了解的应该较能接近实际。尽管他说得略而不详，且有某些歧义，但有一点很清楚，是天王主动加了东王封号，与逼封之说恰恰相反。本来，这种争夺权位的肮脏勾当最容易产生政治谣言，后来石达开出走了不是又产生所谓“诛杨密议”的吗？东王被杀，北王受诛，翼王又出走，群情惶惑，人心离散，洪秀全只好给东王平反来平息众议，于是“开诏擅杀”和“诛杨密议”两项新的内幕新闻，相继占领了谣言市场，前者是加重北王罪名的，后者是让翼王分担杀杨责任的。诏书上还说：“妄为推测有何益，可怜叛爷成臭虫。”出了怪事，怎能禁得住群众的“妄为推测”呢？不论怎样添注涂改，逼封万岁的谣言已经广泛流传，再也收不回来了。

不管“逼封万岁”有无其事，反正洪、杨矛盾已发展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起义初因军令需要集中，杨秀清做事又极能干，因此洪秀全指定诸王一律“听东王将令”。东王不识字而极聪明，从事判断敌情，决策进退，颇多独到见解。他多次出奇制胜，化险为夷，在军中威望极高，这些原都是正常的事情。可是，由于杨秀清握有假托天父附身传言的特权，他的神权高过了洪秀全的王权，这就成了准备子孙万代相传的洪家王室之大忌。建都以后，东王府权势显赫，威风张扬，杨秀清一切专擅，几乎重要的事都得通过他决定。

1856年杨秀清把他的战功推到了最高点。天京受南、北大营的困扰已久，这次东王下决心全力加以扫除。这一战，历时五月，从江北横扫到江南，江苏巡抚吉尔杭阿在高资战败自杀，从孝陵卫东逃的钦差大臣向荣在丹阳自缢身亡。在天京外围纠缠了三年多的一支威慑力量宣告瓦解，清廷大受震动。

太平军第一次打了个大规模的歼灭战，而且打得漂亮，这是值得称道的。东王自以为了不起，志得意满，骄傲了。其实，清廷经此挫折，更识得了太平军的厉害，正在重新部署，准备卷土重来，严重的拼死决战就在眼前，而天国领袖却陶醉了起来。老话说，“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现在对外打了一个对于消灭清廷实力而言并不具有决定意义的胜仗，竟然祸起萧墙，实在是令人惋惜的。天京热烈举行祝捷大会，享有最大光荣的当然是班师回朝的东王。东王出门，坐四十八人抬的大轿（天王洪秀全坐六十四人大轿），由二十七节的龙灯开道。龙灯五色洋绉长达数十丈，高丈余，行不见人，鼓乐从其后，谓之“东龙”。东王仪仗次于天王，排场的豪华煊赫，“侯相为之侧目”。自信心特强的东王自我陶醉的热度狂烈地高升了，天王和其他各王怎能看得过去。

仅仅为巩固权力而除掉一个东王，只要不多牵动其他将士，影响力亦不大。可是动手的北王韦昌辉做法极蠢，杀了东王一家后就此大开杀戒。先用计诱集东王部属和关系人，聚歼在东王府；再转到外边，大肆株连屠杀有关士兵和家属，据说总数至少两万，以致从观音门内漂流出江的“长发尸骸数日不断，江流因血污为之变色”。内讧接着演出第二幕。石达开返京不满韦昌辉所为，韦即图谋杀石；石星夜缒城逃出南京，韦又把石全家老小杀了。第三幕，惩办韦昌辉和秦日纲，由幸存的东王部属来动手了，先杀了几百人，正要按照北王方式继续杀下去，幸经陈玉成及时赶到劝阻。他说：“太平军皆东、北王旧部，如欲株连，非杀尽太平军不可。”一场大屠杀才算告一段落。

在这场历史上罕见的内讧屠杀中，不少转战万里的起义将士，农民军骨干，不是死在与清军鏖战的沙场，而是倒在自相残杀的血泊之中。石达开惊叹：“自攻自杀，从此元气大伤，十年未可即复。”说得多么痛心！正如后来李秀成所追忆的，从此“人心改变，政事不一，人各一心……各有散意”。这是上层的反应。下层呢？当时流行起一首歌谣说：“天父杀天兄，总归一场空，打打包裹回家转，还是做长工。”

天京事变的真相是洪秀全排除异己，巩固自己统治地位的一次行动。他借韦昌辉、秦日纲之手除掉了对自己威胁最大的杨秀清。又借东王余党诛杀了韦昌辉、秦日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