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暂时结束了上述的探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偶然发现了许许多多的侧路旁径。起初，我们都有意地避开了它们，但它们中有许多都为我们提供了洞察事物本质的可能性。现在，我们希望能够重新拾起一些曾被搁置一旁的观点。

一、起初我们研究了两类人为构建的大群体，即军队和教会，这两类群体轻松地例证了自我对客体的认同作用与客体替代自我理想之间的差别。

显然，假如士兵认同与自己同级的人，并从自我共同体中得知了友谊所暗指的相互帮助和共享财产的责任，那么，他也就将他的上级，即军队的领袖视作了自己理想的榜样。但是，倘若他试图将自己与将军等同，那么他就会变得滑稽可笑。《华伦斯坦的军营》（Wallensteins Lager）中的士兵，就是因为这个理由才嘲笑中士：

瞧他咳嗽的样，

瞧他吐唾沫的样，

亏他学得那样像！

天主教教徒便不是如此。每位基督徒都爱基督，将其视为自己的榜样，并凭借认同作用的纽带与其他的基督徒团结在一起。然而，教会对基督徒的要求会更多。基督徒还要将自己等同于基督，并像基督爱他们那样爱其他的基督徒。因此，在这两个方面，教会都要求由群体形式所决定的力比多的存量得到补充。认同作用必须补充到客体选择发生的地方，并且客体之爱必须补充到认同作用发生的地方。这种补充显然在群体结构之上。一个人可以丝毫没有占据基督的位置，也不像他那样博爱，但这不妨碍他成为一个优秀的基督徒。一个孱弱的凡夫俗子，不必认为自己能拥有救世主的伟大灵魂和强烈的爱。然而，分布在群体中的力比多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基督徒也许就是据此因素宣称自己的道德素质达到了更高水准。

二、我们曾经提到具体阐明这种论点的可能性：在人类心智的发展史上，从群体心理到个体心理的演进同样由组成群体的个体成员所达成。(60)

为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必须暂时回归到原始部落的父系社会的神话上。父亲在后来被推崇为世界的创造者，这是合理的，因为他培养了组成第一个群体的所有儿子。他是每个儿子的典范，既被畏惧又被尊崇，这样的事实后来催生了禁忌的概念。许多个个体最终联合起来，杀死了父亲，并将他碎尸万段。然而，这群胜利者中没有一人能够取代父亲的地位，或者说，倘若他们中有一人这样做了，战争便会重新开始，直至他们意识到他们必须全都放弃父亲的遗产。于是乎，他们形成了图腾制的兄弟团体，分享同等的权力，并借助图腾禁律团结了起来；这些禁律可以保存和救赎谋杀的记忆。然而，他们对已经取得的东西的不满足依旧存在，并且这种不满足成了促成新发展的源泉。团结在这个兄弟群体里的人逐渐趋向于在新水平上恢复事物的旧状态。男性再次成了家庭的领袖，并打破了父权缺席时期确立下来的女权政治的特权。作为补偿，他可能在此时承认母亲的神圣；为了保护母亲，他还阉割了母亲的祭司。这是在仿效原始部落的父亲所确立的范例。然而，新家庭不过是旧家庭的影子。许许多多的父亲存在着，每一位父亲的权力都会受到其他父亲的限制。

也许就是在此时，某个个体出于殷切的渴望，采取步骤逐步脱离了群体的控制，并占据了父亲的位置。完成此举的便是首个史诗诗人；诗人借用自己的想象力实现了这样的跨越。这位诗人遵循自己的渴望来用谎言掩盖真相。他创造了英雄神话，英雄孤身一人杀死了父亲，父亲则作为图腾怪物仍旧出现在神话中。正如父亲是男孩的首个榜样，如今在渴望获得父亲地位的英雄身上，诗人创造了最初的自我理想。最年幼的儿子更可能转变为英雄，他深受母亲的宠爱，母亲保护他免遭父亲的嫉妒。并且，他在原始部落时期还是父亲的继任者。女性曾经是战争的战利品、谋杀的诱因，但在史前时期虚妄的诗意幻想里，她们可能成为犯罪活动主动的引诱者和煽动者。

英雄声称自己独自完成了只有整个部落才敢冒险一试的壮举。然而，正如兰克所观察到的那样，童话保留了那些被否认了的事实的清晰痕迹。我们常常在童话中看到，那个不得不肩负起某种重任的英雄（通常是幼子，他向来在父亲的替身面前表现得愚钝蠢笨，让他觉得自己天真无害），往往要在一群小动物（譬如蜜蜂和蚂蚁）的帮助下才能够完成任务。在原始部落中，这些小动物其实就是英雄的兄弟姐妹。这就像是梦里面具有象征意义的昆虫和害虫，它们所代表的同样是兄弟姐妹（被轻蔑地视为婴儿）。此外，神话和童话中的每一项任务都可以被看作是英雄事迹的替代。

因此，神话是个体在群体心理中崭露头角所借用的手段。最初的神话必然是心理学意义上的，即英雄的神话；而诠释性的神话必然是很晚才出现。诗人借助这一手段在自己的想象中摆脱了群体的控制，但仍旧能够（正如兰克进一步观察到的）在现实中找到回归群体的路径。因为他回归了，并且还将自己创造的英雄事迹与群体相关联。这个英雄不是别人，正是诗人自己。由此，诗人将自己放置在了现实层面上，而将其听众提升至想象层面。然而，诗人的听众理解诗人，并且，因为他们全都渴望原始父亲，他们可以使自己与英雄相认同。(61)

英雄神话的谎言在英雄的神圣化中达至顶点。也许，神化的英雄先于父神（Father God）而出现，并且可能是作为神的原始父亲之回归的先兆。那么，诸神按照历史顺序来排列则是：母亲女神（Mother Goddess）(62)——英雄——父神。但正是因为永垂不朽的原始父亲的崇高化，天神方才拥有了我们如今在原始父亲身上辨识出的种种特质。(63)

三、在本书中，我们阐述了关于直接的性本能和目的受抑制的性本能的内容，希望这种区分方式不会遭到太多的质疑。不过，翔实地讨论这一问题不会显得不合时宜，即便只是重复许多先前已经讨论过的观点。

儿童的力比多的发展提供了目的受抑制的性本能的首要范例，并且已经为我们所熟知了。儿童对其父母以及照料者的全部感情，可以轻易地转变为表达儿童性冲动的愿望。儿童向他所爱的客体索求自己所知晓的一切情感信号；他想要亲吻他们，触摸他们，凝视他们；他充满好奇地观察他们的**，想要和他们一起完成私密的排泄活动；他承诺要迎娶母亲或保姆，而不论自己如何理解婚姻；他还提议自己为父亲生育一个孩子，诸如此类。直接的观察以及后续对童年残余的分析研究，毫无疑问地表明了亲昵与嫉妒感情的全然融合，以及各种性意向的全然融合。这些研究还表明了，儿童是以怎样的基本方式令其所爱之人转变为他尚未恰当集中性冲动的客体。(64)在典型的范例中，儿童之爱的最初形态呈现为俄狄浦斯情结的形式。我们知道，它从潜伏期（period of latency）(65)开始便屈从于波浪般的压抑作用。它所遗留下的能量将自身呈现为纯粹感性的情感纽带，并指向相同的个体，但已经被形容为与“性”无关了。精神分析意在阐述深层次的精神生活，它轻而易举地表明，童年早期岁月里的性纽带仍旧存在，尽管被压抑进了无意识之中。它使我们有勇气断言：无论我们在何处遭遇了深情之爱，它都只是延续了与议题中的人或者说那个人的原型（或者说心像[imago](66)）的纯粹“性欲”客体纽带。倘若没有专门的研究，它的确无法向我们揭示，在既定情况下这种原本纯粹的性冲动究竟是仍旧存在于压抑作用之下，还是已然被消耗殆尽。确切而言：我们完全可以肯定这种冲动作为一种形式和可能性仍旧存在于那里，并且总是能够被关注，以及借由退行来再度活跃。唯一的问题是（我们并非总是能解答它），在当下，心力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贯注于它，以及它拥有多大的行动力。就此而言，我们必须同等程度地努力避免两种错误根源：低估了被压抑的无意识之重要性的斯库拉（Scylla），以及全然用病理学的标准评判正常人的卡律布狄斯（Charybdis）。(67)

不愿深入洞察或者不能深入洞察被压抑的深层心理的心理学，往往认为感性的情感纽带始终不蕴含性目的之冲动的表达，即便它们衍生自蕴含了此种目的的冲动。(68)

我们有理由说，感性的情感纽带已经绕开了这些性目的，即便对这样的目的转移做出符合元心理学要求的阐述还存在一些困难。此外，那些目的受抑制的本能始终保留了一些原初性目的的残余，即便是虔诚的信徒、好友或仰慕者，也会渴求如今只能在“保罗教义”（Pauline）意义上爱着的人的身体亲近和目光凝视。我们可以将这种目的转移看作性本能升华（Sublimation）(69)的开端，或者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将升华的限度固定在一个更高点。目的受抑制的性本能比目的未受抑制的性本能在功能上更具优势，因为它们无法获得真正的彻底的满足，所以特别适宜于创建永久的纽带。而那些直接的性本能在每次获得满足后，都要蒙受能量的损失，并且必须等待性欲力比多的重新积累方能恢复，而与此同时，性欲客体可能已经转变了。目的受抑制的本能能够在任何程度上与未受抑制的本能相混合；前者可以转化为后者，正如后者衍生出了前者。众所周知，情爱的愿望很容易自友谊性质的情感关系中孕育而出；后者建立在欣赏和感激（对比于莫里哀[Molière]的“请为希腊之爱吻我”）之上，存在于导师和学生之间，演奏者和愉悦的听众之间，对女性而言则尤其如此。事实上，这种情感纽带的增强，连同其漫无目的的开端，为性客体的选择提供了惯常的路径。在其著作《亲岑多夫伯爵的虔诚》（Fr?mmigkeit des Grafen von Zinzendorf, 1910）中，普菲斯特（Pfister）提供了一个极为清晰而又绝不孤立的范例：甚至是牢固的宗教纽带也可以轻而易举地复归为炽烈的性兴奋。另外，直接的转瞬即逝的性冲动也会频繁地转变为持久而纯粹的情感纽带。**之爱带来的婚姻的巩固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一过程。

当内部或外部的障碍使得性目标不可企及时，目的受抑制的性冲动便会从直接的性冲动中衍生而出。知晓这一点自然不应该让我们感到震惊。潜伏期里的压抑作用便是此类内部障碍的一种——确切而言，是转变成了内部障碍。我们假定，原始部落的父亲由于其性偏狭而强迫所有的儿子禁欲，从而迫使他们加入其性目的受抑制的纽带，而父亲却为自己保留了性享乐的自由，并借此避免了纽带的束缚。群体所依赖的所有纽带都具备本能冲动的目的受到抑制的特点。此时，我们已经接近于新主题的讨论——解决直接的性本能和群体形成之间的关系了。

四、最后两点评论引导我们发现，直接的性冲动不利于群体的形成。在家庭的发展史上，的确存在过群体的**关系（群婚制）。但**于自我变得越是重要，它就越是会演变为恋爱的特征，同时也就越是迫切地要求局限于两个人之间（一对一）——正如生殖目标的本质所规定的。一夫多妻的倾向必须在不断改变性欲客体中求得满足。

两个人为了获得性满足而聚集到一起，就寻求独居而言，他们是在展示对群居本能即群体感情的反抗。他们越是在爱情中沉浸，就越能彻底满足彼此的需求。他们对群体影响的抗拒以羞耻感的形式表现出来。极端暴力的嫉妒情绪被鼓动起来，用以保护性客体的选择免于群体纽带的侵犯。在爱情关系中，只有当感情性的也即私人的因素全然让位于性因素时，两个人才有可能在他人在场的情况下**，或者群体中才可能出现群交的情况，譬如公开纵**的聚会。但到了此时，两性关系已经退行至早期阶段，在这一阶段，坠入爱河尚未起到任何作用，所有的性客体都被赋予了同等的价值。这有些类似于萧伯纳（Bernard Shaw）恶毒的格言：恋爱意味着严重地夸大了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差异。

有大量的迹象表明，恋爱只是在男女性关系的后期才会出现的现象，以至于**和群体纽带之间的对立同样是后来才得到发展的。现在看来，似乎这一假定与我们原始家庭的神话并不相容。因为毕竟我们已经推定，正是借由对母亲和姐妹的爱，一群兄弟们才被驱使着去弑父。我们很难将这种爱想象成分化的非原始之物，即感情和性欲紧密结合的产物。不过，进一步的思考将这种针对我们的理论的反驳变成了对于它的确认。弑父引发的结果之一终究是图腾异族婚姻制度的建立——禁止与从儿童时期起便温柔关爱的家族妇女产生任何性关系。如此一来，男人的情感便和性欲割裂了开来，直至今日，人们依旧坚定地维系着这种裂隙。作为这种异族婚姻的结果，男人必须从不爱的陌生女子身上获得性满足。

在人为构建的庞大群体如教会和军队中，没有任何余地来让女性充当性客体。男女之间的爱情关系被阻挡在了这些组织之外。甚至在由男女共同组成的群体里，两性之间的差别扮演的角色仍旧无关紧要。探究凝聚群体的力比多本质是同性的还是异性的几乎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它并非依据性别来区分，并且这尤其展露出了对力比多生殖组织目的的全然漠视。

一个人可能其他方面都已经完全沉浸在群体之中，但即便如此，直接的性冲动仍旧保留了一些他的个人活力。如果这些性冲动变得太过强烈，便会瓦解所有形式的群体。天主教会有充分的理由劝告其信徒保持单身，并将独身生活强加于教会牧师。然而一旦坠入爱河，即使是牧师也往往会被驱使着离开教会。同样地，对女性的爱也会打破种族、地域和社会阶级体系的群体纽带，并作为文明的因素进而产生重要的影响。似乎可以肯定的是，同性之爱与群体纽带要更能够兼容共存，甚至是在它采取不受抑制的性冲动的形式时——这个事实显而易见，对其做出阐释可能只会让我们偏离主题。

精神官能症的精神分析研究告诉我们，该疾病的症状可以追溯至直接的性冲动，这类冲动虽然被压抑，但仍旧保持活跃。我们可以做出补充来完善这一论述：“或者是，可以追溯至目的受抑制的冲动，这种抑制并非全然成功，因而为被压抑的性目的的返回留下了余地。”正是因为这一点，神经症会使其受害者不喜交际，并使受害者从一般的群体形式中脱离。可以说，神经症同坠入爱河一样，对群体具备同等的瓦解效果。另外，似乎在获得巨大助力的群体中，神经症可能随之消失，至少也是暂时性地隐匿。分析师也已经在合理尝试将神经症与群体形成之间的对立应用于治疗价值。一些人对宗教幻想从今日文明世界消失丝毫不感到遗憾，但他们也会承认，只要这种幻觉仍旧强大，它们就会为那些被自身所束缚的个体提供对抗神经症的最坚固的铠甲。不难分辨的是，所有将个体与神秘宗教或哲学宗教派别及团体联结起来的纽带，展现的都是针对各类神经症的曲折治疗。所有这些都关系到了直接性冲动与目的受抑制的性冲动之间的差异。

倘若孤身独处，神经症患者就将不得不以自身的症状来代替将其驱逐出去的群体。他创造了自己的想象世界，自己的宗教，自己的妄想体系，进而以歪曲的方式重述人性体系。这无疑是直接性冲动占据主导地位的明显证据。(70)

五、最后，我们将从力比多理论的观点出发，对我们所关注的恋爱、催眠、群体形成和神经症等状态作比较研究。

恋爱的基础是直接性冲动和目的受抑制的性冲动的同时在场，并且，客体将主体自恋性的自我力比多（ego-libido）吸引到了自己的身上。恋爱是一种只容得下自我和客体的状态。

催眠在局限于两个个体这一点上与恋爱相似，但它完全建立在目的受抑制的性冲动上，并将客体置于了自我理想的位置。

群体复杂化了这一过程。在凝聚群体的本能性质和客体占据自我理想的位置方面，群体与催眠相一致。不过，群体中还包含了对其他个体的认同作用，也许其最初得以成为可能的原因还在于成员们与客体的相同关系。

催眠和群体形成这两种状态，都是继承自人类力比多发展史的遗产——催眠呈现为天性的形式，而群体除此之外还采用直接遗存的形式。目的受抑制的性冲动取代了直接的性冲动，进而促成了自我和自我理想的分离状态。这种分离最初出现在恋爱状态里。

神经症居于以上体系之外。它同样以人类力比多发展中的特性为基础——直接性功能带来的两次重复性开端，还在潜伏期介入了两者之间。(71)就此而言，神经症在退行特征上类似于催眠和群体形成，而恋爱就缺乏这种特征。神经症出现在直接性本能尚未完全演变为目的受抑制的性本能的地方，它代表了在经历这一演变后两类本能之间的冲突：被自我所接纳的那部分本能，以及源自被压抑的潜意识且竭力去获得直接满足的那部分本能（正如其他那些被完全压抑的本能冲突）。神经症在内容上极为丰富，它囊括了自我与客体之间的所有可能关系（既可以是客体得到保留的情形，又可以是客体遭到遗弃或在自我内部建立起来的情形），以及自我和自我理想之间的冲突关系。

(1)“Object”有时也译作对象、物体，此词源自拉丁文“objectum”，其中“ob”为英文“over against”，而“jacere”为英文“to throw”，合起来有“迎面丢来之物”的意义。客体指独立于心灵之外而存在的事物，在哲学中，通常包括下列意义：（1）呈现于感官之前的物，具有可见、可碰触到等可感的性质；（2）呈现于意识(consciousness)之中，使意识有所知觉的物；（3）可在言语中论及并命名的物，特别是具有实际意义的名词(Noun)。客体与人类意识之基本关系有二：（1）客体是外在世界中的事物(Thing)，为物质性的客体(Material Object)，独立存在于人的感官与意识之外，且可为人所注意；（2）客体是一种心智性内容(Mental Content)，可以进入人的意识中。

(2) 深层心理学的重点是认为见于表面的心理状况，可能和隐含在内心深层的恰好相反，若只根据外在表现，不足以确定真实的心理，要深入了解内在的感受，尤其要了解人格，则须进入深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