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我们审视今日个体的生活，同时牢记权威们给出的互为补充的群体心理学理论，那么，面对显露出来的错综复杂的问题，我们可能会丧失尝试去做出综合阐述的勇气。每个个体都是形形色色的群体的组成部分，在许多方面都会受到认同作用纽带的束缚。并且，个体依照各式各样的典范建立起了自己的自我理想，因而，每个个体都共享了许许多多的群体心理——个体的种族、阶级、教义、国家，诸如此类。个体还能够使自己超乎这些心理之上，进而获得少量的独立性和原创性。相对于迅速成形、短暂存在的群体，这种稳定而持久的群体形式，以及其团结且长存的附带效应，并没有让研究者感到太过讶异。而针对前者，勒庞已经就其心理特征做了精妙绝伦的心理学概述。并且，正是在这些仿似叠覆在其他群体之上的嘈杂而转瞬即逝的群体中，我们见证了已经被我们确认为个体才能的品质的彻底消失，即便这样的奇观只是短暂存在着。

我们将这种奇观解读为，个体放弃了自我理想并代之以具化在领袖身上的群体理想。我们必须修正补充说，这种奇观不是在每一个案例中都同等显著。在许多个体身上，自我与自我理想之间并没有明显的鸿沟，两者仍旧很容易重合。自我常常会保持早期的自恋性自满，这种情形很大程度上促进了领袖的选择。领袖往往仅仅是具备了个体的典型品质，尤其是那些显在的纯粹形式化的品质。并且，领袖只需要给予人强力和力比多不受约束的印象，在这种情况下，对强力领袖的需求往往就会致使个体向他妥协，进而赋予他原本无力宣称的支配权力。除此之外，该群体的其他成员不会在没有修正的情况下将自我理想具化在领袖身上。并且，他们会和其余人一起被“暗示”即认同作用所裹挟。

我们意识到，我们对阐释群体力比多结构所能做出的贡献，回归到了自我和自我理想的区分上，以及使其成为可能的两类纽带上，即认同作用和将客体置于自我理想的位置。这类将区分自我等级作为自我分析的第一步的设想，必须逐步地在心理学的各个领域确立其合理性。在论述自恋心理的文章中，我已经收集整理了所有的病理学资料，它们当下就可以用作这种区分的事实依据。但可以预见的是，随着我们对精神病心理学的研究越发深入，便会越发认识到它的重大意义。我们认真思考一下，如今自我进入了客体同自我理想的关系之中，而自我理想正是从自我之中发展而来。另外，我们在研究神经症的过程中便已经了解到，外部客体与作为整体的自我之间的所有相互作用都可能在自我内部这种新的活动场景中重现。

在此处，我将仅仅关注从上述观点中可能得出的一个结论，进而来重新探讨一个我在其他地方不得不悬置的问题。(54)我们所知的每一种心理分化，都代表了心理功能困难的恶化，加重了它的不稳定性，并且可能成为它崩溃的起点，也即是说，导致一种疾病的发作。从出生的那刻起，我们便从绝对自足的自恋走向感知变化着的外部世界的状态，并开始发现客体。并且，与此相关联的事实是，我们无法长时间地忍受事物的新状态，我们在睡眠中周期性地回退到先前缺乏刺激和逃避客体的状态。然而，事实是我们以此来遵循来自外部世界的暗示，并借助日夜的周期性变化，暂时性地退出影响我们的大部分刺激。这样一个阶段的第二个范例，从病理学角度来说更为重要，并且不受上述条件的限制。在成长变化过程中，我们成功地从自身的心理存在中分离出了连贯的自我、无意识以及无意识之外的被压抑部分。并且，我们知道这种新获得物的稳定性还暴露在持续的冲击之下。在梦境和神经症中，被如此驱逐的东西便会叩门要求进入，尽管会有阻抗作用来防御它们。在健康的清醒生活里，我们使用特定的技巧来允许被压抑之物绕过阻抗作用，并暂时性地接纳它进入我们的自我，以增加我们的快乐。玩笑和幽默，以及部分喜剧都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解读。每一个熟悉神经症心理学的人，都会联想到不那么重要的类似范例， 但我只关注视野范围内的应用范例。

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得到，自我理想与自我的分离同样无法持久，并且必须被暂时性打破。在施加于自我身上的所有压制和限制中，时常违反禁忌成了一种常规，这一点的确在节日制度上体现了出来。就起源来看，节日制度不过是由法律所准许的过度放纵，而节日的欢乐气氛则要归功于它们所带来的豁免状态。(55)古罗马的农神节（Saturnalia）和现代的狂欢节在这一本质特征上与原始人的节日是一致的，它们通常都以各种类型的纵情酒色以及僭越原本最神圣的戒律而告终。然而，自我理想囊括了自我不得不默许的一切禁忌，并且出于这个原因，废止这种理想必然会成为自我的盛大节日，而这可能会再次让自我感到满足。(56)

只要自我中的某些东西与自我理想相符合，个体便会体验到胜利的欣喜。而罪恶感（以及自卑感）也可以理解为自我与自我理想之间的张力的表达。

众所周知，有些人的情绪状态会出现周期性的波动，从极度的抑郁进入某种中间状态，再演变为高涨的幸福状态。这些波动以不同的幅度呈现出来：从仅仅是可觉察的变化，到那些极端的范例（包括忧郁症[melancholia]和狂躁症[mania](57)），后者使得当事人的生活承受了极大的苦恼和折磨。在这种周期性抑郁的典型例子中，外部介入的因素似乎不会起到任何决定性的作用。至于内在的动因，在这些病人身上并不会比在其他人身上找到更多或更少的东西。结果就是，人们习惯于将这些案例视作非心因性疾病。我们当前将论及其他极为相似的周期性抑郁案例，它们可以被轻易地追溯至心理创伤。

情绪的这些自发性波动的基础是不为我们所知的，我们无法洞察忧郁症被狂躁症置换的机制。于是，我们随意假定，这些病人也许正是适用于我们的猜想的人——他们的自我理想先是严格地支配着他们的自我，之后又短暂地融合进了他们的自我。

让我们梳理一下已经明晰了的知识：根据我们对自我的分析，毫无疑问，在狂躁症的案例中，自我和自我理想融合到了一起，以致这个身处狂喜和自满心境的人不会受到自我批评的困扰，可以无所顾忌地行事，不去考虑其他人的感受，同时不必受到良心的责备。没有如此显而易见，但依旧非常可能的是，忧郁症患者感受到的痛苦是其自我的两个代理之间的尖锐冲突的体现。在这场冲突中，过度敏感的自我理想无情地谴责处于自卑和自我贬低错觉中的自我。唯一的问题是：针对自我和自我理想的关系变化，我们究竟应该在上文假定的对新体制的周期性反叛中寻找原因，还是应该判定是其他环境因素导致了这种结果。

转变为狂躁症并非忧郁症症候不可或缺的特征。某些单纯的忧郁症（或是只发作了一次，或是反复发作）从来就没有显露出这种病症转换特征。

另外，在某些忧郁症病例中，外部介入因素显然扮演了病因的角色。这些因素随着爱之客体的丧失而出现，导致丧失的可能是死亡，也可能是环境因素，但不管怎样，它们都迫使力比多从客体身上撤回。这类心因性的忧郁症可能会以狂躁症告终，并且极易像自发出现的病例那样，重复多次出现这种循环。因此，事情的状态还不甚明朗，尤其是因为精神分析学只研究了很少的忧郁症形式和因素。(58)迄今为止，我们仅仅能理解那些客体被抛弃的案例，因为客体已经表明自己不值得被爱。接着，借由认同作用，自我在内部再度构建了客体，这个客体经受了自我理想的严厉谴责。最终，直接指向客体的责备和攻击以忧郁性自我谴责的形式呈现了出来。(59)

这种类型的忧郁症也可能以转变为狂躁症而告终，因此，这种事情发生的可能性代表了它与其他临床特征无关的特点。

然而，我发现可以毫不困难地将自我对自我理想的周期性反抗特征同时赋予两种忧郁症，即心因性忧郁症和自发性忧郁症。在自发性忧郁症中，可以假定自我理想倾向于施加严格的限制，其后又自动地导致了自身的短暂停摆。在心因性忧郁症中，自我因为自我理想的暴虐迫害而奋起反抗。暴虐迫害发生在个体认同于遭拒绝的客体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