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我采纳了达尔文的一个猜想，其大意是人类社会的原始形态是被强大的男性专制统治的部落。我试图证明，这种部落的命运在人类的延续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尤其是图腾制度（totemism）(45)的发展，它本身囊括了宗教、道德和社会组织的开端，并且与暴力杀死领袖和父系部落向兄弟团体的转变相关。(46)诚然，这只不过是一个假设，和考古学家为探明史前历史所做的诸多假设无异。一位并无恶意的英国评论家打趣说：“这太像故事了。”但我认为，倘若能够为越来越多的新领域赋予前后一致的理论解释，这样的假设便是值得信赖的。

人类群体再度展示了一幅熟悉的图景：力量优越的个人凌驾于平等的同伴群体之上。这样的图景同样包含在我们对原始部落的看法之中。正如我们自频繁援引的描述中所知的那样，这种群体心理，如意识层面的个体人格的衰退，将思想与感情聚焦在共同的方向上，心智的情感方面和无意识精神生活占据主导，将浮现的意愿即刻付诸行动的倾向性，所有这些都相当于退行至初级的心理活动状态，如同我们倾向归诸于原始部落的那种心理状态。(47)

因此，这种群体在我们看来是原始部落的复现。正如原始人潜藏于每个个体身上一样，原始部落可能会因为随机的聚集而再度形成。只要人们还习惯性地受到群体的支配，我们就能从中辨识出原始部落的存在。我们必须得出结论说，群体心理是最古老的人类心理。我们借由忽视群体的所有痕迹而抽离出来的个体心理，也许只是经由一个渐进的、描述不完整的过程，而在古老的群体心理中凸显出来的。我们随后将冒险尝试具体说明这一演变的出发点。

进一步的思考将会让我们知道，需要对这一论述做出哪些修正。事实恰恰相反，个体心理必须与群体心理一样古老。因为从一开始便存在两种心理，即群体中个体成员的心理以及父亲、首领或领袖的心理。群体成员受到情感纽带的支配，正如我们如今所见到的那样，但原始部落的父亲是自由不受控的。他的智力活动即便在独处时也是有力且不受约束的，他的意志也不需要其他人的强化。一致性原则致使我们相信，他的自我只具备极少的力比多纽带。他只爱自己，除此再无他人，或者只爱那些能够满足自身需求的人。他的自我仅仅在必要时才会让位于客体。

自人类历史发生之初，他便是尼采期许能够在未来出现的“超人”。甚至在今天，群体成员也迫切需要这样的幻象：领袖给予了他们同等而公正的关爱。但领袖本人不需要爱任何人，他可能专横傲慢、狂热自恋、信心十足且不受拘束。我们知道爱能够阻断自恋，并且，我们还有可能证明，爱是如何借助阻断自恋来充当文明的因素的。

部落的原初父亲（primal father）最初并非不朽的存在，他只是在后来才被神化。倘若他去世了，就必须要有人来取代他。他的地位很可能由幼子继承，在此之前，这个幼子和其他人一样，也是群体的成员。因此，这里一定存在群体心理向个体心理转变的可能性。我们还必须寻找一种情境，在这种情境下，上述转变可以轻易完成，正如蜜蜂在必要时刻可以将幼蜂转变为蜂王而非工蜂那样。我们只能够想象出一种可能性：原初父亲阻碍儿子们满足直接的性冲动，他强迫儿子们禁欲，进而让他们彼此之间以及与自己之间形成情感纽带。这种情感纽带就源自性目的被抑制的冲动，也即是说，原初父亲迫使儿子们获得了群体心理。他的性嫉妒和偏狭最终变成了群体心理的成因。(48)

无论谁成为原初父亲的继任者，他都被赋予了获得性满足的可能性，并借此打通了脱离群体心理的路径。对女性的力比多固着，以及不需要任何延迟或累积便可获得满足的可能性，终结了性目的受到抑制的冲动的重要性，并允许其自恋总是处于极致的高度。我们将在附录中再次谈论爱与品格形成之间的关系。

我们将进一步强调，人为构建的群体与原始部落建制之间存在的关系，因为这很有启发意义。我们可以看到，就军队和教会而言，这种人为群体营造了领袖同等而公正地爱着所有人的错觉。但这仅仅是对原始部落的形态的理想主义重塑。在原始部落中，所有的儿子都知道他们遭到了原初父亲同等程度的迫害，并无差别地畏惧于他。所有的社会责任都建立在这种重塑过程之上，并且人类社会的下一种形式，图腾氏族（totemic clan），已经为这种重塑提供了条件。家庭作为自然群体形式不可摧毁的力量有赖于这样的事实：父亲给予同等之爱这一先决条件，能够真正地适用于家庭。

然而，我们甚至期待能够从原始部落看到更多的这种派生群体。它还应该帮助我们理解群体形式中仍旧难以理解的神秘之物——所有潜藏在“催眠”和“暗示”这两个莫测高深的词语之下的东西。我认为我们同样能在这一方面取得成功。我们还记得，催眠之中拥有某种积极的神秘怪异之物。然而，神秘怪异的特性暗指某种遭受压抑的古老而熟悉的东西。(49)让我们思考一下，催眠是如何被诱导产生的。催眠师声称，他拥有剥夺被催眠者意志的神秘能力。或者，被催眠者相信催眠师拥有这种能力，两者没有差别。这种神秘力量（尽管如今它常常被称为“动物磁力”[animal magnetism]），必定与原始人视为禁忌来源的力量相同，也与国王和酋长散发出的力量相同，这种力量使得人们很难靠近他们（神力，mana）。催眠师被认定拥有这种力量，那么他是如何呈现这种力量的？催眠师告诉被催眠者直视自己的眼睛，他最典型的催眠方法就是运用自己的目光。而这正是令原始人感到危险和难以忍受的酋长的目光，如同后来上帝对芸芸众生的凝视。就连摩西（Moses）也必须充当耶和华（Jehovah）及其子民之间的中介，因为其子民无法承受上帝的凝视。摩西从上帝那里归来后，他的脸庞闪耀着光芒——某些神力被转移到了他的身上，相同的情形也会发生在原始人的中介身上。(50)

的确，用其他方式也可以唤起催眠，譬如，注视发光的物体，或者聆听单调的声音。这具有误导性，且为偏驳的生理学理论提供了论证依据。事实上，这些程序仅仅起到了转移有意注意，并将其固定下来的作用。这种情景就类似于催眠师对被催眠者说：“现在，你要完全专注于我一个人，世界上的其他事物全都无聊乏味。”催眠师的这番话在技术上当然是不妥当的，它仅能够勉强使被催眠者脱离自身的无意识态度，还会刺激他产生有意识的对抗态度。催眠师要避免引导被催眠者的意识思维进入他自己的意图之中，且应令其施加影响的个体沉浸在一种活动中，同时这个世界似乎于个体必定要索然无味。这个时候，被催眠者实际上无意识地将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催眠师身上，从而进入了一种情感融洽的状态，并移情（transference）(51)于催眠师。这种间接的催眠方法，与讲笑话时运用的许多技巧是一样的，具有阻碍精神能量的特定分布的效果，这种精神能量能影响无意识事件的进程。它们最终带来了与凝视或言语引导的直接影响方式相同的结果。(52)

费伦齐获得了重大发现：催眠一开始时，催眠师会下令让被催眠者入睡，而在这个过程中，催眠师将自身放在了被催眠者父母的位置上。费伦齐认为有两种催眠需要区分：一种是劝诱抚慰，费伦齐认为这效仿的是母亲；另一种是威胁恫吓，费伦齐认为这脱胎自父亲。催眠中要求入睡的命令，恰恰意味着指使被催眠者收回对外部世界的一切兴趣，并将注意力集中在催眠师一人身上。被催眠者正是如此理解的，因为睡眠的心理特征就存在于兴趣自外部世界中的回退，而睡眠与催眠状态的紧密联系正是以此为基础的。

催眠师借助催眠手段，唤起了被催眠者一部分古老的遗存物，这种遗存物同时也让被催眠者服从于其父母，并在被催眠者与其父亲的关系之中实现了独特的复苏。如此一来，被唤醒的东西其实是一种对至高无上又危险至极的人格的意识。面对如此人格，只有被动受虐的态度才是可能的，个人的意志也不得不受其支配——单独与他相处，或者“望向他的脸庞”，似乎就成了一项危险的事业。正是仅仅在如此这般的方式中，我们方能想象出原始部落的个体成员同原初父亲的关系。我们从其他情形中得知，个体保留了不同程度的恢复此类旧反应的倾向性。某些观点认为，不管怎样催眠只是一种游戏，是对这些旧印记的欺骗性复兴，而这样的说法也许稍有不妥。请注意，在催眠之中，意志悬置的一切太严重后果都会遭遇抵抗。

群体形成中的离奇性和高压性与暗示作用相伴而生，并呈现在暗示现象之中，我们也许可以合理地将它们追溯至自原始部落起源的事实。这种群体的领袖仍旧是令人畏惧的父亲，且仍旧希望被无限制的力量所支配。它极度地迷恋于权威，借用勒庞的话来说，它对服从充满了渴望。原始父亲是群体的理想，它站在自我理想的位置对自我发号施令。催眠可以被恰当地描述为两个人组成的群体，此处潜藏着暗示作用的定义：以性欲纽带而非知觉和推理为基础的坚定信念。(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