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一下我们已知的各类形态的群体，便可以发现，要区分迥然不同的群体以及他们截然相反的发展路径并不困难。有些群体犹如昙花一现，有些则长久地存在着；有些是同质的群体，由相同类型的个体组成，有些是异质的群体；有些群体是自然形成的，有些则是人为构建的，需要外力来将个体凝聚起来；有些群体粗陋简单，有些则组织严密、结构清晰。但出于某些有待阐明的原因，我们想要特别强调一项差异，因为论述过这一主题的研究者们大都不太重视它。我是指有领袖群体和无领袖群体之间的差异。我们不会选择从相对简单的群体类型入手，与这种惯常做法全然相反，我们会把高度组织化的人为长期群体作为切入点展开研究。具备后者特征的最耐人寻味的范例是教会（信徒团体）和军队。
教会和军队都是人为构建的群体，也即是说，必须要借助外力方能阻止它们分裂(20)，以及防止群体结构的改变。一般而言，个体在加入这类群体时是没有商议或选择的余地的。任何脱离群体的企图，通常都会面临群体严厉的迫害和惩罚，或是被附带上严苛的限定条件。然而，我们目前并不关心为什么这些组织需要如此特殊的保全措施。我们只想要探究清楚一种情形，即在以上述方式防止群体瓦解的高度组织化的群体中可以清晰观察到的某些事实，在其他类型的群体中被深深地遮掩起来了。
不论教会（我们以天主教会为例）和军队于其他方面的差异如何巨大，有一个相同的幻觉始终在发挥着行之有效的作用——存在着一位领袖，他无差别地爱着群体中的每一个人。在天主教中，这位领袖是基督；在军队中，这位领袖是总司令。所有事务都要仰仗这一幻觉。倘若这一幻觉被打破了，只要外力允许，教会和军队便会土崩瓦解。基督曾经清晰地表达过这种平等之爱：“这些事你们既然做在我这最小的弟兄身上，便是做在了我的身上。”基督如同慈善的兄长般帮扶着信徒群体的个体成员，代替了父亲的作用。所有施加在个人身上的要求都根源于基督的这种爱。教会中贯穿着民主的张力，原因则恰恰在于基督面前人人平等，每个人都接受了他同等分量的爱。基督教团体和家庭的相似性由此可见一斑，此外，基督教的信徒们彼此称为兄弟，而这种兄弟名分就来自基督给予他们的爱。毋庸置疑，将每个个体与基督相联合的纽带，同时也是将个体彼此联合起来的缘由。军队中的情形同样如此。军队中的司令就如同父亲，他平等地爱着所有的士兵。也是出于这样的原因，士兵们成了志同道合的战友。军队的结构与一系列由上述群体构建的教会不同，每位上尉都是他率领的中队的司令官和父亲，而指挥小队的军士同样也是如此。的确，教会也构建了与此相类似的等级体系。但就经济效益而言，这种体系未能扮演相同的角色，因为基督给予个体的理解和关怀，远超人类司令官。
军队中存在力比多结构的论点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人们的驳斥，原因在于那些令军队紧密团结在一起的重要理念，譬如保家卫国、民族荣誉，在这个力比多结构中毫无容身之处。我们的回应是，那些是群体纽带的不同例子，且并非看起来那样简单。因为恺撒（Caesar）、华伦斯坦（Wallenstein）或拿破仑（Napoleon）这些伟大将军的事迹向我们表明，这些理念对于一支军队的存续并非不可或缺。我们此刻将触及主导理念替代领袖的可能性，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忽视军队中的力比多因素，即便它并非是唯一发挥作用的因素，似乎不仅仅是理论上的疏忽，还会带来实际的危害。普鲁士军国主义（Prussian militarism）和日耳曼科学一样排斥心理性，因而似乎也必然会吞下世界大战的苦果。我们知道，肆虐于德国军队的“战争神经症”（war neuroses）被认为是个体对军队给予自身的期望角色的反抗。根据齐美尔（Simmel，1918）的观点，上级军官对士兵的虐待可以被视为疾病产生的首要因素。如果力比多因子的影响能够得到更好的重视，那么，美国总统提出的不切实际的“十四点和平原则”（Fourteen Points）也就不会被轻易相信了，而德国军队这样的战争利器也就不会被德国统帅亲手所毁。
我们注意到，在这两种人为构建的群体中，每个个体借助力比多纽带一方面与领袖（基督、司令官）联结在一起，另一方面又与群体的其他成员联结在一起。这两种联结的彼此关系如何，它们是否属于同一类型、具备相同的价值，以及如何从心理学上描述它们，这些问题都有待继续研究。但即便如此，我们现在还是要冒险对先前的作者稍加责备，因为他们没能充分认识到领袖在群体心理中的重要性，并且，我们选此作为研究的第一主题，这也给予了我们优势地位。看起来，我们似乎是走在了正确的道路上，并且将会阐明群体心理学中的首要现象——个体身处群体之中，便会丧失自由。倘若每个个体都在两个方向上被这种强烈的情感纽带所联结，那么，我们便可以毫无困难地将在个体人格上观察到的改变和局限归因于那个环境。
群体的本质在于自身的力比多纽带，这一相同效应的迹象可以在恐慌现象中寻找到，而恐慌现象的研究最适合在军事团体中展开。军事团体的瓦解会导致恐慌，其特征便是士兵不再服从上级下达的命令，每个人都只是关心自己的利益，不再顾及他人。相互间的纽带不复存在了，一种强大而盲目的恐惧被释放了出来。此时此刻，有人自然会再次反驳说，事实恰恰相反：恐惧已经积聚得如此巨大，以至于可以摧毁所有纽带，漠视对他人的所有感受。麦独孤甚至拿恐慌（尽管不是军事上的恐慌）作为情绪经由感染（初级诱导，primary induction）而被强化的典型范例，然而，这种理性的推理解释在此处毫不妥当。问题恰恰在于，为什么恐惧会变得如此巨大？危险的巨大是不能作为原因的，因为如今深陷恐慌泥潭的军队先前可能经历过同等乃至更为凶险的威胁，并且全都安然化解了危机。恐慌在本质上与人们面临的危险无关，且往往在最微不足道的情形下爆发。倘若身处恐慌之中的个体开始变得自私自利，那么，他在这样做时便表明那种一直使他对危险无所畏惧的情感纽带不复存在了。既然现在是独自面对危险，他肯定会把危险估计得更严重些。因此，事实上恐慌的出现是以群体力比多结构的衰弱为前提的，并且是对这种衰弱的合理反应；而相反的观点，即群体的力比多纽带是因为在危险面前感受到了恐惧而被摧毁的，则可以被驳倒了。
群体中的恐惧会经由诱导（感染）作用而急剧增长，这一观点丝毫不违背上述论述。倘若危险真的非常巨大，而群体又没有牢固的情感纽带，麦独孤的观点便全然符合事实。譬如，剧院和娱乐场所发生火灾时便是这种情形。然而，真正富有教益且能够阐明我们的观点的事例正是上段所叙及的情况：在危险并未严重到超乎寻常，且之前早已经历过的情况下，一支军队陷入了恐慌之中。我们不曾奢望“恐慌”一词的用法能够得到清晰而明确的界定。有时，它被用来指代所有形式的群体性恐惧，有时甚至被用来表述个体超出了一切限度的恐惧。“恐慌”常常还被用来形容恐惧毫无缘由地爆发的情形。如果在群体性恐惧的意义上使用“恐慌”一词，那么，我们便能够做出意义深远的类比。个体的恐惧感不是被凶险的情境所唤起，便是被情感纽带（力比多贯注）的中断所诱发。后者正是神经症恐惧或神经症焦虑的诱因。(21) “恐慌”与此完全一致，它要么来源于共同危险的不断积聚，要么产生自将群体凝聚到一起的情感纽带的消失。而后者类似于神经性焦虑症。(22)
谁要是和麦独孤一样，将“恐慌”描述为“群体心理”最显著的功能之一，谁便会陷入这样的悖论境地：群体心理在其最为显著的表现形式之中消解了自身。“恐慌”意味着群体的瓦解，这是毋庸置疑的。它意味着，群体成员在以往表现出的对彼此的情感关照中止了。
恐慌爆发的典型情形，像极了内斯特罗伊（Nestroy）为讽刺黑贝尔（Hebbel）的戏剧而写作的模仿作品。黑贝尔的戏剧讲述的是朱迪斯（Judith）与赫罗弗尼斯（Holofernes）的故事。一位士兵大声疾呼：“将军的脑袋被砍掉了！”听闻此事的亚述人随即一哄而散。领袖的殒命，或者是威信的丧失，会导致恐慌的爆发，尽管情境的危险性还是一如既往的程度。一般而言，群体成员与领袖的纽带消失后，成员彼此间的纽带也会随之消散。群体成员散落四方，正如尾端断裂的“鲁珀特之泪”（Prince Rupert’s drop）(23)。宗教团体的解散并不容易被观察到。不久前，我拿到了一本讲述天主教起源的英文小说，它是伦敦主教（Bishop of London）推荐给我的，书名叫作《黑暗降临时》（When It Was Dark）。在我看来，这本书巧妙而令人信服地描绘了宗教群体解散的可能性及其后果。据传言，这部小说意在指涉当下的现实，讲述了敌视基督其人（the person of Christ）和基督教信仰的那些人成功地策划了一场阴谋的故事，这些人在耶路撒冷制造了一起“圣墓”被发掘的事件。圣墓中有一块石碑，亚利马太的约瑟（Joseph of Arimathaea）(24)在碑文中忏悔说，出于虔敬，他在基督入葬后第三天，秘密地将基督的遗体从坟墓中迁移到了此处。如此一来，基督的复活以及他的神性便全都被消解了。这一考古发现撼动了整个欧洲文明，还导致了犯罪和暴力活动的剧增。一直到伪造者的阴谋被揭露后，风波才得以平息。
在此处，宗教团体突然遭遇崩解后所催生的并非恐惧——这种情境下恐惧是缺失的。取而代之的是对他人的残忍和敌对的冲动，而先前由于基督的平等之爱，他们不能去那样做。(25)但即便是在基督教信仰盛行时期，那些不隶属于信徒团体的人，那些不爱基督也不被基督所爱的人，也都身处这种纽带之外。因此，一门宗教，即使自称为爱的宗教，对于宗教之外的人也必然是冷酷无情的。的确，每一门宗教对于自己接纳的人而言，基本上都是爱的宗教；而每门宗教对那些异教徒的残忍和偏狭也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不论我们个人觉得这多么难以理解，我们都不应该在这一点上对信徒们太过苛责。那些不信教或者对宗教漠不关心的人，对于这件事情的心境要好得多。即便在今日，这种偏狭现象已不再像前几个世纪那样暴力和残忍，我们也很难得出结论说人类的行为方式变得温和有礼了。原因无非在于，宗教情感和附着于这种情感之上的力比多纽带，已经出现了不可否认的衰弱。如果有新的群体纽带取代了宗教纽带（社会主义纽带似乎就成功做到了这一点），那么，宗教战争（Wars of Religion）时期针对自身群体之外的人的偏狭也就会再度出现。倘若在群体中科学观念的分歧能够取得类似的重要性，那么同样的狭隘态度也会因这种新的驱力而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