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情感上的寄托与意念上的意义

1.意义底清楚或情感上的寄托底多少底关系。字与句子既有情感上的寄托和意念上的意义，这二者当然有关系。我们在本条所注重的关系是它们底冲突。大致说来，意念上的意义愈清楚，情感上的寄托愈少，意念上的意义愈不清楚，情感上的寄托愈容易丰富。说大致者当然就表示有例外。同时我们以字与句子为单位来讨论，没有提到段与篇。从段与篇着想，我们很可以因字句清楚而增加对于篇与段的情感。另一方面我们在这里所谈的也不是一字多义问题。果然有一符号，而此符号有不同的意义，它底情感上的寄托多的机会也比较地多。但是，这也可以说它实在是不同的字，每一字有它底情感上的寄托而不是一个字底情感上的寄托多。这也可以说是符号底意义多少问题而不是意义清楚与否底问题。一符号的意义多不必就是一字底意义不清楚。我们所注重的是意义清楚与否和情感上的寄托底多少这二者底关系。

2.宇底综合的意味。以上所说的意义底清楚和多少是两件事。情形虽如此，而结果也许一样。如果我们不管以上的分别，我们也可以讨论意念上的意义与情感上的寄托问题。我们可以先从字说起。“青”字似乎就有问题。别人的反感如何我不敢说，我个人就感觉到青之为青就不容易思议，它究竟是甚么颜色，我就说不出来。但是妙处就在这里。如果我不去思议它，只让我所习惯的反感无阻碍地发展下去，我不但不感觉到不“懂”这个字，而且会情意怡然。又如“礼”字，这字非同小可。懂两国文字的人总会感觉到对于这个字没有办法。就我们这本书所谈的思议说，“礼”是不大容易思议的。从前的中国人也许“懂”这个字的多，想来也有不懂得它的；但是无论懂与不懂，礼字对于他们会引起恭敬景仰底意味。这样的字在各国文字都有，不仅是中国文字有这样的字而已。

3.句子底综合的意味。字有以上的情形，句子更是免不了。也许字有情感上的寄托其根据是句子有情感上的寄托；无论如何，句子有情感上的寄托。“礼禁未然之前”这句句子中的“礼”字决不只是仪式的礼，因为说仪式的礼禁未然之前就不容易满足我们理性上的要求，礼字底意义一定超过仪式的礼，我个人不懂这所谓礼是甚么，虽然如此，我仍然接受它，并且念到这句话时，情感似乎非常之丰富。“大江流日夜”这句句子似乎不只是说一条大河一天到晚在那里流而已，它能够引起思古的幽情。“That which we call a rose by any other name would smell as sweet”这样一句句子情感很丰富不只是有意念上的意义而已。

4.意义和寄托纠缠不清。字与句子底意义和其情感上的寄托既然纠缠在一块，要把它们分开来，有时容易，有时的确是很困难的。生活是综合的，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许不会感觉到二者纠缠不清，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要求它们彼此分别清楚；有时我们简直要求它们混在一块，因为我们对于语言文字底欣赏大都是综合的。可是，有的时候我们的确要把这二者分别清楚。有的时候，我们要得到综合的欣赏而得不到，例如没有英国人底历史风俗习惯的人，要得到上条所说的那句话底丰富意味，就得不到。在用不同语言文字的人们，总有语言文字之间彼此隔膜的情形。普遍要免除此情形，须利用翻译。

B.翻译

1.译意与译味底分别。翻译大致说来有两种，一种是译意，另一种是译味。这里所谓译味，是把句子所有的各种情感上的意味，用不同种的语言文字表示出来，而所谓译意，就是把字句底意念上的意义，用不同种的语言文字表示出来。相当于某一方面的文字也许显而易见要译意，相当于某另一方面的文字也许显而易见要译味。可是有的时候，我们也许有究竟应当译意或应当译味的问题。在这情形之下，假如我们决定译意，我们免不了忽略味，或者假如我们决定译味，我们难免忽略意，究竟注重何者，当然要看所译的字句与译者底注重点。这我们根本不讨论。至于权衡轻重何取何舍，那是翻译工作上的问题，与本文不相干，也不是本书作者所能讨论的问题。

2.译意底根据是同一的意念或概念意思或命题。译意底根据是意念或概念。这二者都是思议底内容。所思都是普遍的。普遍的意念无分于特殊的时空，当然也无分于不同的语言文字或引用不同语言文字的人。尽管所引用的语言文字不同而所思是一样的。如果不是一样的，则根本无所思，只有所想而已，这就是说，所牵扯的不是思议而是想像。单就思议底内容说，或单就意念或概念意思或命题说，不同的语言文字不影响到思议底内容。译意应该是比较容易的事。当然翻译者要懂得，真正懂得，两种语言文字，至少两种语言文字。语言文字虽不同种，然而各有各的结构，各遵守各底文法，表示意念或概念意思或命题。懂得两种语言文字的人，可以在该两种语言文字中，得到共同的意义。这也就是说，如果他在一语言文字中得到意念或意思，他可以用另一语言文字表示。这就是译意。也许意念不是用两种语言文字的人所共有的；在此情形下，或者是我们根本不能译，或者要译时非大绕其圈子不可。

3.正觉底所与是必要条件。可是懂两种不同的语言文字底必要条件是客观的官觉。我们在这里不必讨论字典。就日常的翻译说，字典当然重要，可是字典本身底成立底必要条件仍然是客观的官觉。这里所说的当然是两种（或几种）文字彼此对译的字典。这种字典是懂两种（或几种）语言文字的人底作品。而懂不同的语言文字底必要条件是客观的官觉。最初所要得到的是字底意义，而字底意义总是要从正觉方面所得的共同的所与（引用不同语言文字的人们底共同的所与）才能得到。两不同语言文字中的字底相等，最初总不是由语言文字中看出来的，而是他们同样地指示某种官觉呈现。由此我们又可以感觉到有客观的官觉呈现这一假设底重要。无此假设我们在理论上不能承认，引用不同语言文字的人，有懂得彼此底语言文字底可能。既然如此，翻译底必要条件也有此假设。虽然此假设满足之后翻译不一定成功，而无此假设，在理论上翻译是不可能的。

4.译味底困难。译味麻烦得多。味包括种种不同的趣味与情感，而这些又非习于一语言文字底结构而又同时习于引用此语言文字底历史环境风俗习惯的人根本得不到。得一语言文字所表示的意义是比较容易的事，得一语言文字所表示的味是比较困难的事。洋人之中也许有很好的汉学家，然而得到中国文字底意味的，恐怕是非常之少。在中国学习英文的人非常之多，然而得到英文意味的人恐怕并不很多。有一位英国文学家说“And the Lord said”这几个字神妙到不可言状，可是，就我个人说，我就得不到这神妙的味。这还是就一种语言文字底味说。如果我们要译味，我们不但要得到一种语言文字底味而且要得第二种语言文字底味才行。最简单的说法也许是说，要译味非习于双方最丰富的生活不行。习于双方最丰富生活的人也许不能译味，能译味的人一定是习于双方非常丰富的生活的人。

5.译味也许要重行创作。译意也许要艺术，译味则非有艺术不行。译意只要求达求信。这不是容易的事，有时非常之困难，但是这困难可以说是一种技术上的困难。译味则不同。译味也许要重行创作。就一方面说，译味当然仍是译，也有达也有信的问题，可是，所欲达的和所求信的，不但是意义而且是意味。能够意与味二者得兼固然很好，有时二者不能得兼。在此情形之下，有时也许只好取味而舍意。从另一方面说，译味不只是翻译而已，因为要在味方面求达求信起见，译者也许要重行创作。所谓重行创作是就原来的意味，不拘于原来的表示方式，而创作新的表示方式。

C.翻译与意义及情感

1.对于某些句子我们习惯于把情感撇开。本段以句子为限，讨论底范围不及字也不及段或篇。有些句子底翻译毫无问题，例如“二加二等于四”。这样的句子不一定没有情感上的寄托。小孩背算学时，对于这类的句子，似乎有情感上的寄托。这情感也许是不大容易形容的，可是，小孩之有此情感似乎是事实。问题不在情感上的寄托之有无，而在成人之后，我们习惯于把这情感撇开。结果是这类句子可以译成英文法文……等等而不至于发生问题。就意念说，二之为二无分于不同的语言文字。据说张巡许远庙有对联云：“国士无双双国士，忠臣不二二忠臣”，也许我们对于这对联中的“双”与“二”都有情感上的寄托，可是，这与“二加二等于四”这一句句子毫不相干。从前有人说，某地有未开化土人，其所谓“一”实在是“五”，结果是其所谓“二”也就是“十”。请注意这不是概念底不同而是符号底不同。从我们底立场说，这些人把五叫作“一”，而从他们底立场说，我们把一叫作“五”而已。并且二加二依然等于四。

2.另一些句子就麻烦得多。有好些句子就麻烦得多；“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几句话就不容易翻译。就英文说，“性，命，道”这几个字似乎就没有相当的英文字。用比较相近的字去译它，译出来的句子也许没有这几句句子所有的意义。这还可以说是有不能或不易翻译的字。有些句子没有一个字是不能翻译或不容易翻译的。前面已经谈到“大江流日夜”，这句子里没有一个特别的字，然而翻译起来，并不因此容易。又如“杏花细雨江南”也没有不能翻译的字，翻译起来也非常之困难。有舜庙对联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卿云烂兮糺缦缦兮”，这类句子何等庄严堂皇，念起来总不免悠然神往，可是，要翻译似乎就没有办法。这类的句子非常之多，而它们也不限于中文。A段所引的那英文句子也有这情形。徐志摩先生曾把那句话译成中文，我现在记不得他如何译法，我底印象是他没有成功。

3.有时意味不能兼顾。在译意即不免失味，或译味则不免失意底情形之下，我们当然有取舍问题。这问题前此已经提到过，我们不预备提出。显而易见有些地方以译意为宜，有些又以译味为宜。诗歌也许要重味，普通所谓科学大都是要重意。重味则取味，重意则取意。有的时候也许二者可以得兼，例如“Vox populi，Vox dei”可以译为“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这当然有不妥的地方，但大致说来，意与味都相当的兼顾到了。但能兼顾的似乎是少数，大部分的句子，在翻译时，似乎是意与味二者不能兼顾的。在这情形下，我们总得有取舍才行。

4.就知识底立场说，我们注重译意。在知识论底立场上，我们所注重的是命题。以后我们专章讨论命题。照我们底看法，所谓知识，就内容说，就是我们所能思议的一片有结构的或有系统的真命题。在知识论底立场上，我们既然注重命题，在语言文字方面我们当然注重陈述句子。既然如此，我们所注重的是意念上的意义，因此对于翻译，我们注重译意而不注重译味。在译意底立场上，我们如不得已而有所舍，则我们所舍的是味。严格地说，味与命题不相干。我们对“江南”也许有丰富的情感，然而就“南京在江南”这一句子所表示的命题说，这情感不相干。我们知道在日常综错杂呈的生活中，语言文字底意与味也是综错杂陈的。在意与味综错杂呈的语言文字中，我们取意舍味也许是非常之不容易的事。对于一些句子，我们这取舍也许根本就办不到，可是，不是所有的句子都是这样的。对于一些句子，取舍也许困难，对于另一些句子，取舍也许容易。并且即令所舍的味非常之可爱；我们也没有法子想，我们只得割爱。

D.文学哲学上的翻译

1.散文翻译底困难。文学是很难翻译的。这还是从小说、戏剧、论文方面着想。味是不容易传达的，有时简直就不能传达。懂两国语言文字的人用不着翻译。用得着翻译的人应该是不懂原文的人。不懂原文的人，对于用原文的人底生活习惯环境……等等，或者是没有认识，或者是没有经验，所以得不到引用原文的人对于该原文所有的意味。他们只能在译文中去求此意味，然而在译文中与原文意义相同的句子，不必有原文中所有的味道。重意的作品问题小，重味的作品问题大。有的时候，问题大到毫无翻译底用处。红楼梦似乎是没有多大问题的作品，然而有好些地方似乎是没有法子翻译的。我们不必从两国文字着想，我们从不同时代的中国人着想，我们也可以看出这困难，有好些地方是现在的青年人所不能体会的。这些地方要翻译起来，其麻烦可以想见。

2.诗差不多不能翻译。诗差不多是不能翻译的。诗之所重，即不完全在味，也一大部分在味。即有时我们注重意，我们也似乎是想因意得味。我们可以引用王静安先生底名词说，诗所要传达的是意境。所谓意境似乎不是意念上的意义，而是境界上的意味。这意境更是不能独立于历史、风俗、习惯、环境、山河、城市……等等。没有这一方面的经验，意识，体会，意境是得不到的。还有更重要的一点，诗中的意境大都是“特殊”的。我不大愿意用这两字，可是，我想不到别的字。这本书里的特殊两字总牵扯到具体，或者说总牵扯到普通所谓东西或事体，而在本条特殊两字没有这意思。诗底意境当然可以用普遍的字眼去形容，但是念诗的人所得到的意味，并不寄托在这普遍的情形上面，而实在是寄托在诗对于他所引起的，他自己经验中所供给的，类似特殊的意像上面。即以“千山鸟飞绝”那首诗而论，每一字都有普遍的意义，如果我们根据普遍的意义去“思议”，对于这首诗所能有的意味就会跟着鸟而飞绝了。诗既有此特殊的意境，它底意味大都是不容易以言传的。用本国文去传达本国诗底意境已经是不容易的事，何况用别种文字去表示它。大致说来，译诗总牵扯到重复的创作。

3.哲学文字有容易译的有不容易译的。哲学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差不多完全是理性的，另一部分不完全是理性的。前者靠分析靠批评，后者靠综合靠创作。前者近乎科学，后者近乎宗教。大多数不学哲学的人所注重的是后者，从前的中国人所注重的似乎也是后者。现在学哲学的人有注重前者而不注重后者，也有注重后者而不注重前者，也有二者都注重的。就翻译说，前者是容易翻译的，后者是不容易翻译的。知识论是比较容易翻译的，玄学或形上学是比较不容易翻译的。中国哲学底纯理成分少，所以也不容易翻译。中国人底“道”字恰巧有希腊文中的logos，在别的文字如英文似乎就没有相当的字，其它如天、性、命、体、用、诚、仁、义、礼，都是意味深长而意义在别的文字中得不到相当的字眼去表示的。在这种情形下，翻译即令不是不可能的，也是非常之困难的。

4.即令能译，原动力也许仍得不到。这种困难不必是意义不清楚的困难。有的时候，因为字句底意义底多歧而有意味底丰富，如果翻译出来的字句底意义不是多歧的，而是限于某一方面的意义，原来字句底意味当然会有损失。有的时候，因为字句底意义虽可以翻译，然而翻译底字句没有原来字句底意味。假如我们能够把（3）条所举的中国字底意义，先用中文明白地表示出来，能够把它们彼此之间的意念上的关联，精细明白地组织成一意念上的结构，然后在另一文字，例如英文，创造相当的新字以表示此整个的结构，也许我们在意念上把原来的字句完全翻译出来了。在此情形下，原来的字句所表示的意念，就纯思说，或纯理说，已经是翻译成功了，然而就意味说，或就情感说，原来字句所能引起的情感译文中一点都没有。哲学字句底情感上的寄托有时是原动力，这种情感上的寄托翻译不出来，这种原动力也得不到。即令我们能从译文中懂得原文中的意义，我们也不见得能够受感动。圣经里有这么三句话：“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对于这三句话，现在的中国人底感想如何，我们不敢说，我们可以想到从前的中国人底感想。从前的读书人对于头一句话，会把中国人原有的情感寄托到它身上去，会想到天人合一的意味或味道体真的境界；可是对于第二句与第三句，难免经验到一种格格不相入的情形。这就是说，他大概得不到基督教徒底情感，而基督教徒底情感，也许是比较地寄托在第二句与第三句上面。从前的中国人得不到基督教徒底情感，也就得不到这情感上的推动力。从引起情感上的意味着想，头一句底翻译比较成功，第二句和第三句底翻译都失败了。然而从另一方面着想，头一句底翻译也是失败，因为所引起的意味不是所要传达的意味。请注意这三句话底意念上的意义问题并不十分困难。意念上不十分困难的翻译尚有这样的问题，意念上有困难的翻译，其问题更多了。

5.哲学文字底另一种困难。以上是就意义虽能由翻译传达而意味不能由翻译传达这一方面着想。这也许还不是普通的情形，也许普通的情形是意念上的意义也难于翻译。哲学有一种情形不是普通所谓科学所常有的。科学不常引用日常生活所引用的字，即不得已而引用，它也用种种方式表示意义底不同。哲学似乎常用日常生活所常引用的字，却不给它们以日常生活中所有的意义，而又引用日常生活中的语言以表示意思，其结果是我们很容易把日常生活中的情感及意义渗入非常的意义。这种情形不但无分于东西而且差不多无分于古今。差不多到最近的多少年内，哲学上的表示方式才有点技术化。在这种情形之下，不但翻译困难而且就是在所谓本国文字也有困难。在（3）条所举的中国字中似乎就有这里所谈的问题，“性命天道”一方面有哲学上的意义，一方面又有日常生活中的意义。中国哲学对于中国人本来就有不容易懂的问题（英国哲学对于英国人也有同样的问题……）。在本国文字有这样的问题，翻译底问题更大。专就意念上的意义说，也许有思想因翻译而清楚的，但是，即令有这样的情形，它也少到可以不必顾虑的程度上去了。本段所讨论的问题引起思想与语言底问题，这我们在下节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