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马克思来说，既没有思想的根本性，也没有观念的运动性；相反，存在的是关于事物的具体或抽象的思考，以及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合理内核”。他在制订整个“经济学”计划时超越了这一合理内核，并且希望在某一天能写一篇关于方法论的论著来阐述合理内核的合理方面。“完全由于偶然的机会……我又把黑格尔的《逻辑学》浏览了一遍，这在材料加工的方法上帮了我很大的忙。”[14]

因此，对这一计划的选择就等同于一种学术上的责任。如果马克思在详细制订了未来研究的指导原则之后却改变了这个计划，那么他在很多科学领域的历时十五年的研究成果必然被抛弃。此外，马克思将会被迫重新开始整个计划，并且首先要对方法论的巨大变化的科学假设进行阐述。然而，他生前已经出版的文章和在他去世后出版的手稿中没有对他的方法论选择进行怀疑的痕迹。因此，那些想真正研究马克思的人，不应该只关注以怎样的代价来保卫他的思想的系统性结构，而应该研究可以改正和继承的思想系统的未完成的计划的性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如果可以作为按马克思的思想路线进行的研究的名称，那么它应当被理解为科学连续性的意识，也就是达到马克思没有能够完成的研究。然而，说到继承和完善，马克思主义者（很少有例外）仍然难以摆脱那些不是服务于科学，而是服务于政治目标的辩护的教条主义和意识形态的煽动行为。

当他开始审视最初设想为一种“对经济学基本特征[15]的阐述”的计划和方法的时候，我们追寻到了马克思一步一步的学术成熟的过程。从1844年到1853年，马克思积累的研究笔记的数量成倍增长。这些笔记中有一些初步的批判性思考，也有一些是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和一些当代的读物中所做的简单摘录。他的研究成果明显体现在《神圣家族》（1845），体现在关于《雇佣劳动和资本》的文章（1849）以及《哲学的贫困》（1847），同样体现在1852～1857年寄给《纽约每日论坛报》的关于财政、商业和工业问题的大量通信报道。严格说来，这些文章并不是专题论文，而是马克思用于称为“导言”或“政治经济学原则”的材料。

方法的难题在马克思开始进行这种研究之前就出现了。当时，他决定写一个最终他并不愿意发表的总的导言。在一个始于1857年8月23日的标有字母“M”的笔记本中，他将这个导言分为四个部分：生产一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关系；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商业。马克思并未均等地阐述这些章节，但是它们的理论定位非常明显。事实上，马克思在面对关于这些概念的以前的和当代的学派的经济学家的观点，并再一次从事他的早期设想的主题。另外，他在面对这些经济学家时没有谴责其中的争论，不管是蒲鲁东还是凯里，不管是约翰·S.穆勒还是J.B.萨伊，不管是“通信的社会主义者”（socialist men of letters）还是“黑格尔主义者”。

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虽然不是同一的，但是构成了一个相互影响的“有机整体”，其中，生产是根本性的、决定性因素，叙述方法的选择与这种关系所表示顺序问题存在不可分割的联系。事实上，马克思认识到了这种必要性。[16]

17世纪的政治经济学家们按照传统方法开始他们的分析，就是讨论“生动的整体”，即人口、民族、国家或若干国家，包含所有广泛而复杂的概念——他们从分析中找出一些具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的关系，如分工、货币和价值。换言之，他们从一个非常抽象的整体出发，到最后得出了越来越精细的抽象概念。根据马克思的看法，18世纪赞成科学方法的政治经济学家们已不再使用这种方法，即“从劳动、分工、需要、交换价值等等这些简单的东西上升到国家、国际交换和世界市场的各种经济学体系”[17]开始出现了。在《剩余价值理论》中，马克思在观念上和方法论上解释了政治经济学分析以世界市场为**的必要性：

但是，只有对外贸易，只有市场发展为世界市场，才使货币发展为世界货币，抽象劳动发展为社会劳动。抽象财富、价值、货币、从而抽象劳动的发展程度怎样，要看具体劳动发展为包括世界市场的各种不同劳动方式的总体的程度怎样。资本主义生产建立在价值上，或者说，建立在包含在产品中的作为社会劳动的劳动的发展上。但是，这一点只有在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因此，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既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又是它的结果。[18]

为了更好地理解从具体“上升”到抽象，马克思提到了黑格尔，并采纳了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开头的与“意识确定性”相对的认识理论。但是，马克思谨慎地将读者的注意力吸引到了他的老师黑格尔所犯的错误上：后者将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然而，对马克思来说，“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这个过程不能与“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相混淆。[19]

这些方法论上的反映是在马克思重新阅读黑格尔的书之前，可能与《法哲学》中某一段进行了比较，而这本书也是马克思在这篇论文中提到的，并且首先对与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关于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的思维结构（speculative construction）进行批判。在写作“总的导言”时，马克思费了很大力气确定他与被承认具有科学声望的古典经济学家相对的在政治经济学上的贡献。黑格尔的确是一个老师，但只有在允许他的学生在相反的意义上学习他的辩证法时，他才是一个老师。那些非常抽象的经济学范畴，如果没有明确界定的人际关系（如家庭、国家、社会的类型）所组成的社会整体做背景是无法被理解的。交换价值也有类似的情况。换言之，早在资本和雇佣劳动之前，货币也有一个“古老的存在形式”。这是关于劳动的一个非常简单的一般范畴，事实上像人类一样古老。

这样的“具体整体”当然是我们思考的结果，是科学探索世界经验的反映性的思想的结果，其方式不同于对理论思考一无所知的艺术家或宗教信仰者们。如果远古的组织在更先进的社会保存下来，但没有明显的术语上的相似性，从而显露出导致具有全新特征的社会形式和反映的突变过程的秘密，那么一个长期的历史磨砺是必要的。例如，关于货币，“可以说，比较简单的范畴可以表现一个比较不发展的整体的处于支配地位的关系或者一个比较发展的整体的从属关系，这些关系在整体向着以一个比较具体的范畴表现出来的方面发展之前，在历史上已经存在。在这个限度内，从最简单上升到复杂这个抽象思维的进程符合现实的历史过程”[20]。“简单”“具体”“抽象”“复杂”“发达”“欠发达”，这些词是马克思用来对经济体系的批判分析提供的科学知识工具而使用的方法论上的词汇的一部分。有了这个工具，人们就可以科学地决定人类、个体以及社会发展方向。在1857年，他决定不出版他在方法论思考上的最初成果。然而十年之后，当用更简洁的语言来揭露它们的时候，马克思却发现如果不按照早期的完整的陈述，是无法理解这些词语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陈述了读者在开始阅读这本著作时（关于商品和它们的价值形式部分）可能会遇到的困难。在这里，马克思提醒我们：“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21]

由于马克思放弃了1857年的“总的导言”，而且他在1867年序言中进行的说明也被证明是不充分的，所以马克思感觉有必要在1873年的跋中回到他的方法论主题，然后却不详述《〈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的所有细节。在后面一部著作中，历史说明和理论解释是结合起来的。因此，我们可以跟随马克思的思想过程。这一过程使得他选择的出发点不是作为“一切多少固定的社会的最初的生产形式”的土地所有制即农业问题，而是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的资本。[22]根据马克思所采用的方法论原则，科学考察早期社会体系必须在下一个更复杂的社会系统中寻找其经济组织的钥匙。马克思在1857年写道：“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三年后，他宣称达尔文关于生物起源的理论“为我们的观点提供了自然史的基础”[23]。然而，为了用这种方式理解早期的演变阶段，研究者必须具备某种程度的批判精神，从而使研究者不会将文明的最后阶段看作偶然演变的结果。社会学对制度以及它们的观念形式的理解也要求选择一种不同于简单的编年史交替的历史视角。“在研究经济范畴的发展时，正如在研究任何历史科学、社会科学时一样，应当时刻把握住：无论在现实中或在头脑中，主体——这里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都是既定的；因而范畴表现这个一定社会即这个主体的存在形式、存在规定、常常只是个别的侧面；因此，这个一定社会在科学上也决不是把它当做这样一个社会来谈论的时候才开始存在的。这必须把握住，因为这对于分篇直接具有决定的意义。”[24]

马克思完成了第一阶段的经济学研究之后，为继续研究而采取了以下的方法论规范：由简单到复杂，由抽象到具体，从现在角度理解过去，从对想象的未来旨在现在生活和行动起来。如果我们不承认这就是马克思的写作方法，我们会觉得他的学说的双重特征——分析性和指导性——一定是自相矛盾的。马克思在制订研究计划时，还在坚持这种模式。在1857年，他仍然认为他能够比较快速地完成这个计划。然而，事实最终证明，他在估计他所掌握的经济学知识和在计划中设想的“经济学”各个部分的规模上存在考虑欠妥的问题。因此，在第一本小册子出版以后，他又一次开始了对各个经济学家的研究。现在，他用他的研究成果补入整本“书”而不是“章”。但是，这个量的改变并没有影响到原先计划的方法论结构。由于马克思选择了由古典经济学家们完成的结构模式，他在安排经济学范畴时，是根据他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重要性，而不是他们在历史上起作用的先后次序。马克思对古典模式的最初贡献是双重的：（1）他努力对经济学范畴和在具有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特征的社会中存在的制度之间的关系进行辩证解释；（2）他从一个抽象模式推导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这一推导似乎在一个理想的真空中运作，他可以交替地把任何影响的因素加进来或剔除出去。最关键的是牢记这个双重的方法，当考察“总的导言”最后关于政治经济学方法的一章中发现的“经济学”计划的第一份手稿时：

1.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因此它们或多或少属于一切社会形式。

2.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它们的相互关系。城市和乡村。三大社会阶级。它们之间的交换。流通。信用事业（私人的）。

3.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就它本身来考察。“非生产”阶级。税。国债。公共信用。人口。殖民地。向国外移民。

4.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出和输入。汇率。

5.世界市场和危机。[25]

我们在这里就有了一个计划的、逻辑的和辩证的结构。这个结构除了在一些细节上并且最终以严格而明确的顺序确定前后三项，都是不用进一步修改的。因此，马克思不仅在道德上和科学上承诺完成已经建立的先验图式，而且他正是根据这种精神描绘他的计划，并告知他的最亲密的朋友它的具体化的。仔细阅读《〈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和马克思为他的研究笔记做的索引，我们就会发现作者完全意识到了他研究的目的和方向。这个手稿的七个笔记本只有两章，第一章关于货币，第二章关于资本。但是，很明显，从一开始我们就可以看到马克思非常尊重整个计划。不过他并没有预料到在写作过程中他将会遇到一些章节由于分析和批判论点增加而超过原定规模的问题。最后，他为“资本章”制订了以下计划：

Ⅰ.资本的生产过程

Ⅱ.资本的积累过程

Ⅲ.资本和利润[26]

尽管马克思继续为了六个标题中的第一个标题而用材料填充笔记本，但是他却从没能详细地论述他的主题。尽管如此，他从没有放弃在1857年“总的导言”中建立的最初的先验图式。事实上，他似乎特别强调对这个方法的选择，检验它的一致性，因此使自己确信忠实地实行它。一旦“总的导言”和该研究的第一个手稿完成，马克思使自己重新阅读了黑格尔的《逻辑学》，那他就不可能抵制“戏谑”其昔日的老师的**。在关于货币那一章中，他批驳了蒲鲁东的弟子达里蒙的货币乌托邦思想，他开始犹豫不决地运用从“客观逻辑”那里借用的表达方式，逐渐变得越来越自信，甚至大胆地运用它们。他在分析商品及其等价物的市场价值和实际价值之间关系的过程中，运用了“否定之否定”极好的辩证法公式。[27]为了指出商品作为具体产品和交换价值的双重性质，马克思只好求助于“矛盾”这一本身有些模糊的逻辑学概念：人们认为商品的“特殊属性”与它作为“交换价值的一般属性”不相容。[28]最后，在对货币作为一般财富的代表、“商品中的神灵”和世界市场的创立者的各种功能进行大量阐述之后[29]，马克思加入了一段插入语。他这样做的目的，很明显是要使读者注意到他的“经济学”计划的革命性的观点：

在考察交换价值、货币、价格的这个第一篇里，商品始终表现为现成的东西。形式规定很简单。我们知道，商品表现社会生产的各种规定，但是社会生产本身是前提。然而，商品不是被设定在这一规定上。事实上，最初的交换也只是表现为剩余物的交换，并不涉及和决定整个生产。这是一种处于交换价值世界之外的总生产的现成的剩余物。即使在发达的社会中，这些剩余物同样会作为直接现成的商品世界而出现在社会表面上。但是，商品世界通过它自身便超出自身的范围，显示出表现为生产关系的经济关系。因此，生产的内部结构构成第二篇。（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上的概括构成第三篇，（生产的）国际关系构成第四篇，世界市场构成末篇；在末篇中，生产以及它的每一个要素都被设定为总体，但是同时一切矛盾都展开了。于是，世界市场又构成整体的前提和承担者。于是，危机就是普遍指示超越这个前提，并迫使采取新的历史形态。[30]

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了用一些黑格尔语言修饰的“总的导言”的五册计划。这是作者第一次表明他要将这一著作分成几册，后来，当他认为原来计划五部分中的前两部分还远未完成，并且他还需要好几年的时间才能开始详细地阐述后面的部分的时候，他又将这几册重新命名为卷。因此，他喜欢对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提到的五本书保持沉默。正是现存的未发表的一些手稿，主要地说明了这一问题。

就像在货币章中一样，马克思在资本章中又回归到计划的问题和“经济学”的方法，并且每次都会详尽阐述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从逻辑上升到历史，从辩证上升到经验的方法，常常在很多段落里用自己的方式进行阐述。例如，在下面的一段中，我们会注意到他把资本放到土地所有权之前，首先在方法论上进行了阐述：

在资产阶级社会制度内，价值之后紧接着就是资本。在历史上则先有其他的制度形成尚不充分的价值发展的物质基础。因为在这里交换价值在使用价值之旁只起次要的作用，所以表现为交换价值的真实基础的，不是资本而是土地所有权关系。相反，现代土地所有权如果没有资本这个前提就根本无法理解，因为它没有这个前提就不能存在，而且在历史上也确实表现为由资本把以前的土地所有权的历史形态改变成适合于资本的形式。[31]

不管是在他的研究笔记中，还是在可追溯到不同历史时期的写作中，马克思都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关于土地所有权这一分册的历史材料。因此，很有可能他会在资本之后写作土地所有权这一册。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又一次重复了不同类型的土地所有权的历史概况，他最先在另一本未编辑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论述过这个问题。只有到现在，马克思才通过对他在不断中断的岁月里积累的相关文献的阅读来对此加以补充。[32]当马克思最后意识到仅资本一篇就需要不止三册，每一册都有好几百页时，很可能他在第一分册的写作期间继续了他的研究。借助于黑格尔的《逻辑学》，就像我们从下面的提纲中所看到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第二本笔记的最后一部分把提纲放在了括号里。

[（A）资本]

Ⅰ.1.资本的一般概念

2.资本的特殊性：流动资本、固定资本（资本作为生活资料，作为原料，作为劳动工具）

3.资本作为货币

Ⅱ.1.资本的量，积累

2.用自身计量的资本、利润、利息、资本的价值：即同作为利息和利润的自身相区别的资本

3.资本的流通

a）资本和资本相交换，资本和收入相交换，资本和价格。

b）资本的竞争。

c）资本的积聚。

Ⅲ.资本作为信用

Ⅳ.资本作为股份资本

Ⅴ.资本作为货币市场

Ⅵ.资本作为财富的源泉，资本家

［B］土地所有权[33]

［C］雇佣劳动[34]

以所有这三者为前提，价格运动作为在流通的内在整体性被规定的流通来进行考察。另一方面，三个阶级作为在生产的三种基本形式上和流通的各种前提上来看的生产。

［D］国家[35]

国家和资产阶级社会。——赋税，或非生产阶级的存在。——国债。——人口。

［E］对外贸易

国家对外：殖民地。对外贸易。汇率。

［F］世界市场[36]

资产阶级社会越出国家的界限。危机。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式的解体。个体劳动实际转化为社会劳动以及相反的情况。[37]

在这里，我们第一次发现，这项计划分六个部分展开论述。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每个部分都计划单独成篇。这个计划按照作者所选定的方法论路线的提纲来展开。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结构最复杂的《资本》一册明显是在“玩弄”黑格尔“主观逻辑”的形式与方式：马克思用罗马数字和阿拉伯数字接着用希腊字母来建构《资本》册的框架，结果产生了黑格尔最热衷的三段式。我们甚至可以想象马克思故意选取黑格尔三段式中最难的那部分——概念逻辑——作为论证主观辩证法反面的例子。模仿着黑格尔三段式中的三个部分，即一般、特殊和个别，马克思不断看似自信地追求这种辩证法游戏，直到他最终完成了《资本》分册的一个新计划。

资本

Ⅰ.一般性：

1.a）货币转化为资本。

b）资本和劳动（以他人劳动为媒介）。

c）按照同劳动的关系而分解成的资本各要素（产品、原料、劳动工具）。

2.资本的特殊化：

a）流动资本、固定资本。资本周转。

b）资本的个别性：资本和利润。资本和利息。资本作为价值同作为利息和利润的自身相区别。

Ⅱ.特殊性：

1.资本的积累。

2.资本的竞争。

3.资本的积聚（资本的量的差别同时就是质的差别，就是资本的大小和作用的尺度）。

Ⅲ.个别性：

1.资本作为信用。

2.资本作为股份资本。

3.资本作为货币市场。[38]

对于这种三段论式的结构，不管我们有什么意见，一个事实就是：计划的逻辑严密性更多地源于它符合于社会整体性的辩证法，而非来自对概念的“重要性”的正式安排。其中每一个部分都必须单独阐述，并有一个固定顺序。然而，对“黑格尔的模仿”很快成为多余。在详细阐述观点时，马克思发现了在方法上简化的手段，从而使他把所有的资本问题都围绕于最初设想的三个“过程”：生产、流通以及类似于“分配”。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1867年的《资本论》仍然玩弄黑格尔的形式，然而其在对这种形式的运用和对辩证法的人为处理上很少有相似之处。此外，在方法论上，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一开始就采取措施，避免掉进纯粹形式上的辩证法的陷阱。他略写了下面一条注释——回顾起来仿佛意味着一种警告，一系列“不该忘记的各点”：

生产力（生产资料）的概念和生产关系的概念的辩证法，这样一种辩证法，它的界限应当确定，它不抹杀现实差别。[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