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1857年8月至9月完成的导言，马克思在1859年的序言中模糊地称之为“总的导言”，并在1903年首次由考茨基出版。这篇在马克思死后发表的文章使“科学社会主义”的追随者面临着一个严重的理论难题：一方面，它证明了马克思早在着手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之前就选择好了方法论；另一方面，它揭示了马克思所选择的方法与六册计划的内在联系，而这种联系马克思在1859年序言中并没有阐释过。考虑到导言的出版，马克思对1859年序言中揭示的“经济学”计划保持沉默——恩格斯也从来没打算解释这种沉默——或者被解释为对不自愿取消这一计划的默许，或者被解释为对选择一种新方法的间接证明。

然而，事实上，考茨基出版的导言在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各种倾向中并没有太大的反响。它并没有引起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怀疑或争论。它似乎已经被编纂为法典，因此是不能触及的。这没有引起讨论，因为马克思的计划改变只是模糊地被提及，似乎很自然，而且恩格斯也没有留下任何其他解释的痕迹。假如这个问题在马克思主义者的圈子里或其他任何地方被提及，恩格斯在去世之前作为马克思著作方面的权威，会毫不犹豫地发表他的观点。但是，他在马克思自己的判断之后保持沉默成为一种保证，从而导致对马克思手稿的任何重要评价都是表面化的。在编辑《资本论》时，恩格斯丝毫没有解释为什么马克思在第一分册的序言和后记中都没有提到1859年计划，也丝毫没有解释马克思在“资本”这一册之后为这五册准备的大量没有编辑的材料。综合考察这些情况，恩格斯很可能乐于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他的亡友的遗愿，围绕关于资本的第一个主题而准备的未编辑的手稿“做些事情”。

让人感到非常奇怪的是，恩格斯接管马克思的手稿的时候，尽管马克思已经声称在构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计划时所有的材料都收集好了，然而恩格斯并没有试图将用于马克思所列举的五个主题的材料进行分类。我们似乎可以得出结论，要么这个计划只是马克思在学术上的一个虚构，要么这些手稿由于偶然原因，或者因为马克思在某些方面认为它们没有进一步的用途而丢失了。尽管我们在这里不是有意审视恩格斯作为马克思遗留手稿的继承人和编者完成任务的方式，但是我们应该遗憾地注意到恩格斯仍然还不熟悉1857年的“总的导言”和宏大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手稿，因为这些文章可能促使他重新认真地考虑黑格尔对马克思影响的本质。无论如何，恩格斯是马克思的所有朋友中最适合承认他的“资产阶级苦难”和他的科学兴趣的深刻性的人。因此我们可以推测，他在储存大量马克思写于1857～1861年的手稿之后，仅仅将这些在1859年第一分册出版之前的那些手稿放到了一边。他之所以对马克思留给他的大量手稿采取不感兴趣的态度，似乎是因为他认为这些手稿是过时的和无用的材料。

恩格斯为马克思的遗产所增加的东西与其说是创造性的，不如说是在注释层面上的。尽管是不情愿的，但他是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编制成法典的主要人，并且为未来的继承者形成指导路线。他赋予这个体系以严格的模式，而实际上这个体系是需要扩展和丰富演绎的未完成的理论体系。

马克思认为他已经为他所构建的批判提供了“精华”，他给他的追随者留下了详尽阐述的任务。这一精华主要是（并不仅仅包括）《资本论》的三个过程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一些材料——马克思曾设想他能够将这些材料压缩成一个小册子。他曾做过计算，认为整个著作需要三十到四十个印张（每一个印张总共有十六页），或者说最多六百页。当时他的这一计算结果是基于他已经准备好的、包含第一卷的精华的“专题著作”（monographs）。他仍然希望能够压缩这些材料，可实际上却对其他五本已经构思的书的规模没有具体的理念。另外，由于意识到他的习惯性的写作方式，他谨慎地致信给斐迪南·拉萨尔（他曾是马克思的“经济学”的德文编辑），说六百页是一个大概的数字。他附加说：“整个著作将分成六分册，不过我并不准备每一分册都探讨得同样详尽；相反地，在最后三册中，我只打算作一些基本的叙述，而前三册专门阐述基本经济原理，有时可能不免要作详细的解释。”[7]

“精华”实际上包括前三个标题：资本、土地所有制和雇佣劳动。马克思已经积累了关于这三个标题的大量材料，然而实际上只能把三个标题中的第一个以“专论”（monograph）进行阐述。这也可能证明这个概念包括1844年巴黎手稿，因为它们包含与第二个和第三个标题相关的章节。[8]

在马克思写信给拉萨尔告诉他自己的计划之后，他又打算给另一个朋友重新写一封关于他的写作的实际进展情况的信，这封信和前一封信差不多：“第二部分终于脱稿……这部分大约有30印张。它是第一分册的续篇，将以《资本论》为标题单独出版，而《政治经济学批判》只作为副标题。其实，它只包括本来应构成第一篇第三章的内容，即《资本一般》。这样，这里没有包括资本的竞争和信用。这一卷的内容就是英国人称为‘政治经济学原理’的东西。这是精髓（同第一部分结合起来），至于余下的问题（除了不同的国家形式对不同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关系以外），别人就容易在已经打好的基础上去探讨了。”[9]

在这里，马克思明显背叛了他的意图，即将详尽阐述土地所有制和雇佣劳动（关于前三个标题中的后两个标题）的任务留给了他的后继者。然而，他却为自己保留了后三个标题，即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这一决定再一次证明了马克思忠实于他在十八年前做出的计划。当时他与编辑列斯凯签订了关于“政治学和政治经济学的批判”[10]两卷本著作的合同。换言之，在1862年，马克思确信他仍然可以创作出“经济学”的“精华”，而且他也愿意将一个重要部分留给“其他人”。一旦将《资本论》寄给出版商，他希望从这方面能够继续研究他认为非常基本的主题：对国家的批判。他的这种乐观主义却被证明是空洞的。五年多以后，他已不能出版“经济学”的“精华”，而仅仅出版了《资本论》的一部分——1867年出版的阐述资本生产过程的第一卷。在马克思最后十五年的生命里，他的身体状况继续恶化。他既不能完成第二卷，也不能完成以1865年以来的最初草稿为基础的第三卷。对于将要描写理论史的第四卷，马克思在1862～1863年积累了题目为“剩余价值理论”[11]的12个笔记本。马克思认为他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精华”留下了各种各样的手稿。有些手稿是完成的，有些只是零碎的。很明显，他只能完成他在1859年宣称的计划的六分之一，没有机会去写他曾留给自己来写的关于国家的批判。尽管如此，他确实给我们留下少量的手稿（主要是关于历史的主题），这些手稿作为一个整体为无政府主义理论打下了基础。[12]

就像我们所知道的，实际上我们没有必要对马克思没能完成他的计划感到惊讶。他也受到“悲惨的资产阶级”的支配。然而，这个失败意味着另一个结论，孕育着这种结果：如果马克思坚信并详细阐述过他已经为他的后继者们留下他的教义的精华，那么他一定会认为这些后继者已经掌握他的思想方法的精髓——理解的工具和阐述的方法。一个合理的方法具备双重特征——分析性和教导性——是为了判断过去和预测未来。一旦马克思摆脱了他的老师黑格尔的影响，并发现了自己的思想和研究的“指导原则”，马克思的任务就是严格按照他已经发现和采取的方法来构建理论研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计划包括两个三位一体，也就是六个标题。这个计划是根据这种方法设想的：对马克思来说，这个方法像辩证法之于黑格尔那样具有同样的重要性。黑格尔将他的方法界定为“在其纯粹本质上构建任何事情”[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