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计划与方法的关系

1859年1月，在伦敦，马克思完成了他即将写作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导言。《政治经济学批判》是计划由一系列连贯的单独的小册子构成的综合性批判的著作。根据马克思1844年制订的一个计划，政治经济学是第一个即将被研究的主题。在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描述之后，是对“法律、道德、政治等的批判”。这个计划将通过一个“特殊著作”来结束，它将说明世界的统一性，揭示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结尾是“直到现在研究这些主题时仍使用的思维方式的批判”。换言之，马克思在早期就设想《政治经济学批判》为众多小册子之一，并将其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系统性批判的基础著作的序言。

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向读者解释了他是怎样开始构想对资产阶级经济进行批判的计划的，并对他的思维过程做了简要概括。经过一段长时间的研究、反思和个人的许多困难之后，马克思觉得可以开始他的计划了，这项计划可追溯到十五年前，当时马克思决定放弃“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形式来批判法学和政治学”。在这篇序言中，马克思形成了关于经济学论述的周密计划。该计划包括两大部分，或者说前后三个标题。第一部分主要关于三大社会阶级——农民、资本家和工人——的经济生活状况。至于第二部分，马克思仅仅列出了主题，指出“其他三个标题之间的关系是非常明显的”。很明显，他认为他的读者——无一例外地——都能够抓住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这三个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因此他无须做进一步说明。然而，我们可能会问，马克思为何笃信他的读者一定能无条件地接受他对这些既不是一个简单的“主题范畴”也不是一个“临时的”分类的概念上的概括。[1]

虽然前三个主题的关系看起来非常明显，后三个主题的关系却绝不会这么明显。如果马克思完全确定它们之间的关系，那么他的坚定的看法必定源于叙述方法的选择。这种方法的选择也排除了他任意采取他的论题的顺序或颠倒已经阐述的顺序。但是，他含糊地提到“总的导言”，明显设想“结果仍然必须得到证实”，并推荐给“如果真想跟着我走……从个别上升到一般”的读者。[2]

尽管马克思看起来非常谨慎，但他并不打算向他的读者掩饰写作两大部分的计划源于一种方法论规则，而且他将因此被迫依据一种确立的概念译文来继续他的写作。对概念的叙述会让读者遵循文章一步步阐述的过程，发现整篇文章的方法，从而对马克思的方法是否合理做出自己的判断。马克思好像是故意将读者引入他的自信，他对自己改变哲学和文学事业做出了最简明的解释。他特别强调了他的研究中的“指导方针”的重要性就是在“对文明社会的解剖”的研究成果。对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描述尽管简短——后来促使恩格斯称之为一个与生物领域中达尔文进化论同等重要的“科学发现”，然而说明了为什么“经济学”的写作计划与十五年前形成的方法以及在此期间进行的研究是不可分割的。为了避免读者对他热衷于方法论步骤的程度产生任何困惑，马克思宣称（可能夸大了他的写作的实际进度）他的计划必需的所有材料都已经以专题论文的形式编纂好了，长时期不固定地写作是为了实现他自己的目的而不是为了出版：“至于能否按照上述计划对它们进行系统整理，就要看环境如何了。”[3]

这些以清晰而坦白的语言表述的声明毫无疑问不会使人们对1859年计划的明确的逻辑性产生怀疑。马克思故意将这个计划放在小册子的开头，作为他的著作的第一部分。这样，他给整个著作建立了一个逻辑框架，同时也使他自己遵循这种既定的逻辑路径。因此，很难想象他竟然决定将计划和“指导方针”分开——换言之，改变这一计划。他没有通知他的读者，也没有解释这种改变必需的方法论基础。这个计划和方法是同时选定的和宣布的，二者相互联系。如果这个包含着两个三方面主题的计划被放弃了，那么可能需要一种新的叙述方法。马克思在没有解释他的动机的情况下，就对他的计划做了这样改变，这是令人疑惑的。

从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结束到《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八年多的时间过去了。为第三章（“资本一般”）准备的材料，再加上前两章（商品和货币）的资料，本来是用来完成第一本书的，现在都成为大量的手稿，而且都是为同一主题服务的。最后，马克思不得不把这些资料还没有加工整理完成的部分留给了他的朋友恩格斯，而恩格斯的任务变成了整理四本书中的后三本。第二个小册子因此为三本或最终四本书提供资料！

读者一定会对这些评论感到惊讶，也许因此会采纳一个快速而简单的回答：当马克思开始构思他的“经济学”的时候，他就决定改变起初包括的六个标题，这个标题中“资本”就是第一个标题。新的计划将六个标题变成一个，即“资本”。因此，新的小册子具有这么大的范围是很自然和符合逻辑的。它现在得包括1859年序言所提到的六本书的资料。另外，马克思也绝对不会明确评论这一计划的改变：仅仅题目的改变就足以说明马克思已经放弃了1859年的计划！并且，马克思确实用“资本论”作为他的“经济学”的标题，将原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副标题也清楚表明他已经放弃了这一计划。因此《资本论》就足以包含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

然而，任何熟悉阐述“资本”各个不同“过程”的这三本书的读者都会毫不犹豫地表示反对：《资本论》各部分的题目不同于1859年计划的任何一个标题！更细心的读者甚至会说，马克思在这一点上很明确，他曾很正式地宣称“资本”既不是描述“雇佣劳动”也不是描述“土地所有制”。在《资本论》中，他有意引起读者对这些标题的注意。第一次开始对各种形式的工资进行讨论的时候，他写道：“阐述所有这些形式是属于专门研究雇佣劳动的学说的范围，因而不是本书的任务。”[4]类似地，在第三卷第六部分的开头，他做了关于“土地所有制”这一标题的一般评论：“对土地所有权的各种历史形式的分析，不属于本书的范围。”[5]

事实上，这些论断应该足以结束关于“计划的改变”的所有争论，因为它们证明了作者尊重起初至少关于前三个标题的计划的意愿。马克思在描述工资和地租这两个主题的时候，不得不做出这样的具体分析，旨在使他的读者不会将这种经济范畴与来自阶级的社会学的“工资劳动”和“土地所有制”概念相混淆。一个社会学家认为，《资本论》是一本可以分析阶级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角色的经济学方面的著作，紧接着的两本书是要以相同的观点研究土地拥有者和工资劳动者的各自角色。尽管马克思对后三个标题的陈述不是很正式，不过它们仍然是马克思在理论上关注的一部分。

1859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发表八年后，马克思又为《资本论》写了序。马克思明确指出，序言展示了早期工作的连续性。马克思故意忽略提及放弃六册计划的可能性很小。然而，马克思为什么没有把1859年的序言写进《资本论》呢？为什么马克思在《资本论》的第一章局限于简要概述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而没有揭示他的选择的思维定位和导致他发现其研究方法的“唯物主义基础”（马克思在1873年《资本论》的德文第二版这样做了）？尽管就马克思的这一计划而言，许多问题尚待解决，但我们可以承认一个明显的事实：在1867年，马克思认识到他不可能完成他在1859年宣称的“经济学”计划。因此，他对这种无法实现的承诺保持沉默。他不再对自己的学术传记做评论，仅仅简要说明他与黑格尔政治哲学及其结果的冲突。

从其他方面来看，没必要介绍计划发生改变的思想，从而解释“经济学”手稿中的多个角度。我们可以在马克思的研究习惯中发现理由，即马克思实际上受到文献暴食的困扰。“我只不过是一架机器，注定要吞食这些书籍，然后以改变了的形式把它们抛进历史的垃圾箱。”[6]马克思最初以章来陈述的东西，被界定为部分，最后用册来详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第一分册刚一出版，马克思利用它的时代的方式，充分证明了他无法满足地奢望将他研究中的每一位重要的经济学家都包括进来。然而，当马克思在1857年又拾起他在1844年之后的研究笔记和所积累的各种手稿时，他的关注点是重新审视主题本身。因为1856～1857年的国际经济危机看上去在威胁资本主义社会和发达工业国家的根基，所以马克思的希望与日俱增。此外，“历史性的党”正等待着他长期许诺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