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没有创立马克思主义；相反，在马克思主义刚刚出现的时候，马克思就对其进行了批判。恩格斯认为借用这个权威赋予这个曾被他们的对手所蔑视的题目对于他来说也是明智的，这使他把这个题目变成了一个荣耀。尽管如此，恩格斯更喜欢称之为“科学社会主义”，其创立的标志是马克思的“两大发现，即唯物史观和揭示资本主义生产秘密的剩余价值”（《反杜林论》）。
至于第一个“发现”，马克思谦虚地称之为他研究的“指导方针”，并且简单地称之为“唯物主义方法”。恩格斯对马克思第二个伟大发现的表述与第一个相比似乎不是很满意。马克思有时不得已要说明他和“科学经济学”的关系。在未编辑的手稿里，在给密友的信里，他不止一次这样做。第十八章之后的内容有助于读者的记忆，其中包括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方面改革的主要观点。
恩格斯本应提到第二个发现。马克思事实上已经提出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假设，他称之为“无产阶级专政”：
至于讲到我，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家就已经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已经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所加上的新内容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257]
1.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258]
2.以货币形式为完成形态的价值形式，是极无内容和极其简单的。然而，两千多年来人类智慧对这种形式进行探讨的努力，并未得到什么结果，而对更有内容和更复杂的形式的分析，却至少已接近于成功。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已经发育的身体比身体的细胞容易研究些……而对资产阶级社会说来，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或者商品的价值形式，就是经济的细胞形式。[259]
3.奇怪的是，这个家伙并没有觉察到这部书中的三个崭新的因素：
（1）过去的一切经济学一开始就把表现为地租、利润、利息等固定形式的剩余价值特殊部分当做已知的东西来加以研究，与此相反，我首先研究剩余价值的一般形式，在这种形式中所有这一切都还没有区分开来，可以说还处于融合状态中。
（2）经济学家们毫无例外地都忽略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既然商品二重性——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那末，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也必然具有二重性，而像斯密、李嘉图等人那样只是单纯地分析劳动本身，就必然处处都碰到不能解释的现象。实际上，对问题的批判性理解的全部秘密就在于此。
（3）工资第一次被描写为隐藏在它后面的一种关系的不合理的表现形式，这一点通过工资的两种形式即计时工资和计件工资得到了确切的说明（在高等数学中常常可以找到这样的公式，这对我很有帮助。）[260]
4.一般利润率日益下降的趋势，只是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日益发展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所特有的表现……尽管这个规律经过上述说明显得如此简单……以往的一切经济学都没有能把它揭示出来。经济学看到了这种现象，并且在各种自相矛盾的尝试中绞尽脑汁地去解释它。由于这个规律对资本主义生产极其重要，因此可以说，它是一个秘密……亚当·斯密以来的各种学派之间的区别，也就在于为揭开这个秘密进行不同的尝试。[261]
5.我的书的最好的地方是：（1）在第一章就着重指出了劳动或是表现为使用价值或是表现交换价值这种劳动的二重性（这是对事实的全部理解的基础）；（2）研究剩余价值时，撇开了它的特殊形态——利润、利息、地租等等。这一点将主要在第二卷中加以论述。[262]
6.可是，我证明情况恰好相反：正因为商品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商品平均价格决不能等于商品价值（只有一个情况除外，就是某一个生产领域的所谓个别利润率，即由这个生产领域本身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决定的利润，等于总资本的平均利润率），虽然平均价格这个规定只是从由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引伸出来的。[263]
7.如果把这一切谬论抛开……这些谬论后面的核心剩下来的，只是下面的论断……农业同这样一些工业生产领域属于一类，这些工业生产领域的可变资本对不变资本之比，高于各工业生产领域的平均数。因此，农业中的剩余价值，按它的生产费用计算，必然高于各工业生产领域的平均数。这就是说，农业中的特殊利润率高于平均利润率即一般利润率。这也就是说，如果剩余价值率相等，而剩余价值本身又是既定的，那末各个生产领域的特殊利润率，取决于各个领域中可变资本对不变资本之比。由此可见，这只是把我从其一般形式上论述的规律应用到一个特殊生产部门而已。[264]
8.这里我要提醒读者，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这两个范畴是我最先使用的。亚当·斯密以来的政治经济学都把这两个范畴中包含的规定性，同那种由流通过程产生的形式区别，即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混淆起来了。[265]
9.这个不幸的人看不到，即使我的书中根本没有论“价值”的一章，我对现实关系所作的分析仍然会包含对实在的价值关系的论证和说明……庸俗经济学家根本想不到，实际的日常的交换关系和价值量是不能直接等同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症结正是在于，对生产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识的社会调节。合理的东西和自然必需的东西都只是作为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数而实现。[266]
10.现在，在各特殊生产部门内，利润和剩余价值之间——不仅是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之间——实际的量的差别，把利润的真正性质和起源完全掩盖起来，这不仅对由于特殊利益在这一点上欺骗自己的资本家来说是这样，而且对工人来说也是这样。随着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价值规定的基础本身就被掩盖起来……这个内在联系在这里还是第一次被揭示出来……以前的经济学，或者硬是抽掉剩余价值和利润之间、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之间的差别，以便能够坚持作为基础的价值规定，或者在放弃这个价值规定的同时，也放弃了对待问题的科学态度的全部基础，以坚持那种在现象上引人注目的差别。[267]
11.目光短浅的单个资本家（或每一个特殊生产部门的全体资本家）有理由认为，他的利润不只是来自他所雇用的或他那个部门所雇用的劳动。这就他的平均利润来说是完全正确的。这个利润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由总资本，即由他的全体资本家同伙对劳动的总剥削产生，——这对他来说完全是一个秘密，因为连资产阶级的理论家，政治经济学家，直到现在也没有揭露这个秘密。[268]
12.现在我想简要地跟你谈谈在通读我的论利润率手稿时我想起的一个“细节”。这就轻而易举地解决了一个最困难的问题。这就是：当货币或黄金的价值下降时，利润率就上升，而当货币的价值上升时，它就下降……全部困难在于把剩余价值率同利润率搞混了。[269]
13.经济学家们既不区分不同的循环形式，也不分别考察它们和资本周转的关系。他们通常是考察G…G′形式，因为这个形式主宰着单个资本家并对他的计算有用，即使货币只是在计算货币的形式上成为出发点。另一些人则从生产要素形式上的支出出发，一直考察到收回，但是对收回的形式是商品还是货币则闭口不谈。[270]
14.我必须从理论上证明的唯一的一点，是绝对地租在不违反价值规律的情况下的可能性。这是从重农学派起直到现在的理论论战的焦点。李嘉图否认这种可能性；我断定有这种可能性。同时我还断定，他否认这种可能性，是基于一种理论上错误的、从亚·斯密那里继承下来的教条，即假设商品的费用价格和价值是同一的。[271]
15.经济学家先生们一向都忽视了这样一件极其简单的事实：20码麻布＝1件上衣这一形式，只是20码麻布＝2英镑这一形式的未经发展的基础，所以，最简单的商品形式——在这种形式中，商品的价值还没有表现为对其他一切商品的关系，而只是表现为和它自己的天然形式不相同的东西——就包含着货币形式的全部秘密，因此也就包含着萌芽状态中的劳动产品的一切资产阶级形式的全部秘密。[272]
16.我在《哲学的贫困》中已经把必须说的话都说了，在那里我第一次提到工场手工业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形式。[273]
17.顺便提一下，在博物馆里，我除钻研其他著作外，还钻研了老毛勒……关于德国的马尔克、乡村等等制度的近著。他详尽地论证了土地私有制只是后来才产生的……我说过，欧洲各地的亚细亚的或印度的所有制形式都是原始形式，这个观点在这里（虽然毛勒对此毫无所知）再次得到了证实。[274]
18.第二种情况。在工人数量不变时，每个工人可以摊到比过去更多的资本，因而追加资本可以被用于、被花费于加强对同一数量工人的剥削的唯一的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改变生产方式。这种情况决定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有机比例的改变。换句话说，这里资本同劳动相比的增加，和不变资本同可变资本以及一般来说同可变资本使用的活劳动相比的增加，是等同的。
因此，这里霍吉斯金的见解可以归结为我所阐述的一般规律。
剩余价值即对工人的剥削增加了，但是同时利润率下降了，因为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减少了，活劳动量同推动它的资本相比，一般来说相对地减少了。在劳动的年产品中，一个较大的部分会在资本的名义下为资本家所占有，一个较小的部分会在利润的名义下为资本家所占有。
[1] 这是1868年4月11日，马克思写给女儿劳拉·拉法格（Laura Lafargued）的英文信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2卷，533页。
[2] 这个细节是马克思的母亲和燕妮·冯·威斯特伐伦（Jenny von Westphalen，马克思夫人燕妮结婚前的名字。——译者注）的家庭阻挠两人的婚姻，见马克思于1842年7月9日、1843年1月25日和3月13日给阿尔诺德·卢格（Arnold Ruge）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7卷，428、438、440页。
[3] 马克思的文章发表在Rheinische Zeitung （Cologne，1842）和Anekdata zur neuesten deutschen Pbilosopbie Publizistik ［1843年，由阿尔诺德·卢格（Arnold Ruge）在瑞士编辑］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1卷，206～22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 Cf.Marx's articles on the“Debates on the Wood Theft Laws”；Rheinische Zeitung （Oct.and Nov.184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1卷，267页。
[5] Cf.the article on“The Estates Committees in Prussia”；Rheinische Zeitung （Dec.31，184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1卷，345页。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591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卷，131页。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卷，40页。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卷，42页。
[10] 在这里，马克思模仿了他的老师费尔巴哈。费尔巴哈“揭示”出颠倒主谓关系是推测性哲学的根源。对黑格尔的政治哲学运用这种批判的方法，马克思超越了费尔巴哈的意图。费尔巴哈是《哲学改革临时提纲》（Provisional Theses for the Reform of Philosophy，1842）以及《未来哲学原理》（Principles of the Philosophy of the Future，1843）的作者。Cf.Ludwing Feuerbach，Samtliche Werke ；vol.2（Stuttgart，1959），pp.222-320。马克思的批判是对黑格尔著作的267～269页的内容的直接反击；Cf.MEW1，pp.209-2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卷，5～12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卷，59～61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卷，65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卷，69～74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卷，82～83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卷，117～118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卷，124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卷，132页。批判黑格尔关于继承制的观点，马克思回到《权利哲学》的第一篇，其中的第一章就是阐述财产。黑格尔著作的65～67页的内容涉及的是“财产异化”。Cf.MEWⅠ，pp.305-3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卷，317～322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卷，135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卷，135～138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卷，148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卷，150页。
[22] 关于马克思作为一位历史学家的相关评述，参见M.Rubel，Karl Marx devant la bonapartisme，Paris，The Hague，1960，pp.7ff。
[23] 马克思对24本书做了超过七百页的摘要，这些材料包括法国（从公元前600年到1589年）和德国（从其建国之初到17世纪的结束）的年表。参见MEGA1，1/2，ⅩⅩⅣ-ⅩⅩⅨ，105-106，118-136；以及M.Rubel，“Les Cahiers de Lecture.1840～1853”（“Les Cahiers d｀ etude de Marx”），in Marx Critique du marxisme，Paris，1974，pp.301-359。
[24] the Saint Bartholomew's Day，1572年发生的大杀戮纪念日。——译者注
[25] 1843年10月末，在到巴黎的第一个月，马克思开始了他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目的是要写一本关于历史规律的书。他在巴黎写的这些东西证明了他对历史的研究兴趣。例如，对前议员R.勒瓦塞（R.Levasseur）的评论（1829），马克思表现出对建立“公共权力”的主动性的共鸣。1791～1792年，那些“改进中央集权，表现出无政府主义”的人引领了革命。马克思同情地关注了建立“民众权力”的动力，那些“临时政府的中心，使无政府蔓延开来”，这导致1791～1792年的宪章运动。马克思在他的笔记中对勒瓦塞的思想进行了评论，从而反映了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未来工作的本质以及他对无产阶级自发性的褒扬：“所以，当前成为少数人狂热的是全体人的共同情感，并且以它现在的方式在发展。”（MEGA1，3，p.419）但在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几个月后，马克思也没放弃他在历史方面的工作。事实上，这里才是他真正发挥其天分之所在。结果，对法国大革命的论述在《神圣家族》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例如，他写到的一些特征与布鲁诺·鲍威尔对在法国大革命中“观念”的作用的评述相呼应：“思想永远不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范围，在任何情况下，思想所能超出的只是旧世界秩序的思想范围。思想本身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思想要得到实现，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320页）
[26] 在他的克罗茨纳赫笔记中，马克思对以下英国历史著作做了摘要：John Russell，Geschichte der englischen Regierung und Verfassung von Heinrich Ⅶ.Regierung bis auf die neueste Zeit，from English（Leipzig，1825）；J.M.Lappenberg，Geschichte von England （Hamburg，1834）；John Lingard，Geschichte von England seit dem ersten Einfalle der Romer，from English，（Frankfurt，1827～1828）。
[27] 马克思使用的是这本书的德文版。这本书的作者汉密尔顿也是小说《西里尔·思勃顿》（Cyril Thbornton）的作者。该小说在当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在很短的时间内出了三版德文和两版法文。关于北美，马克思在1843～1844年引用了托克维尔的著作《论美国的民主》（1835）以及他与古斯塔夫·德·博蒙（Gustave de Beaumont）的《论美国的刑事制度及其对法国的应用》。
[28] Men and Manners in America （Edinburgh/London，1833）；reprint，2 vol，in one（New York，Augustus Kelley，1968），vol.1，pp.299-308.
[29] Cf.M.Rubel，“Notes on Marx's Conception of Democracy，”in New PoliticsⅠ，no.2（1962），esp.83-86.
[30] Cf.MEGAⅠ，1/2，ⅩⅤⅱff.；Ex libris Karl Marx und Friederich Engels；B.Kaiser and I.Werchan，Schicksal und Verzeichnis einer Bibliothek，ed.B.Kaiser and I..Werchan［Berlin（East），Dietz Verlag，1967］。这些也揭示出马克思在1843～1844年开始对乌托邦方面的文献感兴趣。
[31] 关于赫斯对《莱茵报》和《二十一印张》的投稿，乔治·赫尔韦格（Georg Herwegh）后来将其收集起来，并于1843年在瑞士出版。参见August Cornu，Karl Marx et Friedrich Engels，vol.2，Paris，1958），pp.71ff，136ff；also August Cornu and Wolfgang Monke，eds.，Moss Hess，Philosophische und sozialistische Schriften，1837～1850［Berlin（East），1961］；Edmund Silberner，ed.，Moss Hess Briefwechsel （The Hague，1969）。
[32] 综合对人类未来的政治的和有远见的推测，伴随着社会的、政治的变化的物质条件的调查，赫斯预见了即将来临的革命。一个“有效的革命……与早期的革命相比，将对社会生活产生的不是某些相对的影响而是绝对的影响”（Cornu and Monke，Moss Hess，p.120）。它本应是英国的著作，但综合了德国的推测精神和法国的行动意愿。工商业集中的发展减少了资本家的数量。“仅仅在英国，贵族和乞丐之间的对立将会引发对革命的强烈需要。”（M.Hess，Die europaische Triarchie （1841）；Cornu and Monke，Moss Hess，p.160）
[33] “Der Kommunismus und die Augsburger Allgemeine Zeitung”（1842年10月16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1卷，264页。
[34] “Der Kommunismus und die Augsburger Allgemeine Zeitung”（1842年10月16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1卷，295～296页。
[35] 给阿尔诺德·卢格的信，于1843年9月，在克罗茨纳赫，在《德法年鉴》上发表（1844年2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7卷，64～6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6] Cf.his praise of Weitling'Garantien der Harmonie und Freibeit （1842）in“Kritische Randglossen zu dem Artikel ‘Der Konig von Preussen und die Sozialreform.’Von einem Preussen.”（Vorwarts，Paris，Aug.1844）；MEW1，pp.392-409。他对下列著作进行了评论：Lorenz Stein's Sozialismus und Kommunismus des heutigen Frankreichs （1842）in an article devoted principally to Karl Grun's book，Die soziale Bewegung in Frankreich und Belgien （1845）；cf.MEWⅠ，pp.404-405，and MEW 3，pp.473ff。
[37] 在转向社会主义期间，马克思对这些正式的研究的影响持怀疑态度。我们应该注意下面的一些东西：David Koigen，Zur Vorgeschichte des modernen philosophischen Sozialismus in Deutschland （Berne，1901）；Charles Andler，Introduction historique et commentaire au Manifeste Communiste （Paris，1901）；Gustav Adler，Die Geschichte der erstem sozialpolitischen Arbeiterbewegung in Deutschland （Breslau，1885）。虽然他们在某些方面已经过时了，但是这些著作以赞扬的方式，阐述了文化环境，使马克思的思想得以实现。他们都强调了洛仑茨·冯·施泰因著作的重要性，进而形成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马克思在施泰因那里找到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并首先在关于法国社会改革的著作中使用。
[38] 参见Horst Stuke，Philosophie der Tat：Studien Zur“Verwirklichung der Philosophie”bei den Junghegelianern und den Wahren Sozialisten，Stuttgart，1963。
[3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7页。
[4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8页。这种“大党”，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有提升代表性系统的任务。批判的思想家迫使这种政党“超越自身”，因为“它的胜利同时也是它的失败”。这种从相互依赖到辩证，在我看来，仅仅增加了马克思的模糊不清。在同一篇文章中，他还定义了“政治参与”。
[41] Cf.F.Engels，“Progress of Social Reform on the Continent：Germany and Switzerland”。该文于1843年11月在欧文主义报纸《新道德世界》（The New Moral World）和人民宪章运动的报纸《北极星报》（The Northern Star）上发表。这一研究是为了证明在德国的“知识分子中”建立“共产党”的必要性。根据恩格斯的说法，德国的哲学，从康德到黑格尔，都不可避免地在共产主义上达到顶点。参见Engels's article in the appendix to Shlomo Avineri，“The Hegelian Origins of Marx's Political Thought，”The Review of Metaphysics21，no.Ⅰ（sept.1967），pp.50-56。
[4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9页。
[4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9页。
[4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10页。我们在下面引用马克思的文章《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在MEW 1，pp.347-377，378-39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21～55、3～18页），是根据德文翻译过来的。
[45] 马克思也称之为“Gemeinwesen”，被翻译为“社会存在”。它的使用很快就成为唯一的说法。参见马克思在他给自己的老师费尔巴哈的书信中的说明。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14～15页。
[46] Cf.M.Rubel，Karl Marx.Essai de biographie intellectuelle，new edition，Paris，1971，pp.80ff.We are not partisans of Edmund Silberner's views on Marx's anti-Semitism in Sozialism zur Judenfrage.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von Anfang des 19.Jahrhunderts bis1914（Berlin，1962）。更为详细的、具有细微差异的判断，参见Helmut Hirsch，“Marxiana judaica，”Cahiers de l'Institute de Science Economique Appliquee.no.147（Aug.1963），pp.5-52；Roman Rosdolsky，“La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et les juifs，”Helmut Hirsch，“Marxiana judaica，”Cahiers de l'Institute de Science Economique Appliquee.no.147（Aug.1963），pp.53-71；and by the same author“Friedrich Engels und das Problem der ‘geschichtslosen Volker’，”Archiv fur Sozialgeschichte4（1964）。《论犹太人问题》就是马克思“从没公开承认”的“年轻的过失”，参见S.M.Dubnow，Die neueste Geschichte des judischen Volkes，vol.2，Berlin，1920，pp.113ff。犹太历史学家认为马克思是“叛徒”，并冒险做出以下比喻：“马克思就和以色列的神一样，拥有金色的小腿。”（115页）如果马克思的错误可能在于仅考虑到“奸商”等犹太金融业者，都布诺（Dubnow）则走向了另一种极端，即把“犹太人”的历史与“犹太教的精神和文化内容”等同，忽视了对反犹太人现象的社会学分析。
[4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13页。
[4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16～17页。
[4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18页。仅仅在这一预兆性文章出版后的几个月，西西里纺织工人起义就爆发了。马克思从这里得到了社会革命和德国无产阶级迈向社会主义的物质上的证据——由裁缝工魏特林的理论领域提供：社会革命的“经典的职业”和德国无产阶级走向社会主义。这次起义也证明了国家无法完成一次纯粹的政治革命。马克思的文章“Kritische Randglossen zu dem Artikel ‘Der Konig von Preussen und die Sozialreform.’Von einem Preussen”，反击了卢格发表在《前进报》上的文章。
[50] K.Marx，Zur Kritik der Nationalokonomie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Paris，184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111～114页。
[51] Cf.Aus den Exzerptheften，Paris，early 1844 to early 1845；MEGA1，3，pp.411-416，437-583.
[5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6～86页。
[5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75页。
[54] K.Marx，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185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592页。Das Kapital （186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96～97、117、190～191页。
[55] Cf.M.M.Cottier，“Une source de K.Marx et de F.Engels：De la misere…d'E.Buret，”in Nova et Vetera2（1956），pp.132-152.
[5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255～256页。
[57] Karl.Kautsky，Aus der Fruhzeit des Marxism （1935），p.53.
[58] 1846年8月1日给出版商列斯凯的信。他给拉萨尔的信中有着同样的观点（1862年4月28日）：“……要是隔一个月重看自己所写的一些东西，就会感到不满意，于是又得全部改写。无论如何，这部著作不会因此而受到什么损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7卷，384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180页）
[5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1卷，553页。
[60] 1860年2月29日，他给斐·弗莱里格拉特的信暗指重建共产党。这是由他那已经移居美国的朋友于1857年提出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0卷，481页）。
[61] 阿尔诺德·卢格是完全的自由主义者，留下了对马克思令人惊奇的敏锐观察：他是一个这样的人，“特别有个性，最适合从事有学者气的、文学方面的工作，但是却完全放弃了新闻业。他的阅读量很大。他拥有不平常的热情工作，并且拥有批判的天赋。这种天赋也不时地使他陷入自大的辩证论点中。他无法完全断绝读书，不停地把自己一次又一次地投入到深不可测的书的海洋中”。1844年5月15日，卢格给费尔巴哈的信；cf.Arnold Ruge，Briefwechsel und Tagebuchblatter aus den Jahren1825—1880，vol.1-2.Edited by Paul Nerrlich，Berlin，1866，p.344。
[62] 《经济学哲学手稿》写于巴黎，时间是1844年3月至8月。
[63] 在今天，我们仍然要记住重要的一点，即马克思时常用一种不平常的术语来掩饰他哲学家的身份。下面就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这里马克思自己从没认为是可能的：“这是第二次读马克思：这次阅读我们可称之为征兆，从某种程度上说在同一运动中，它揭示了隐藏在文本中的东西。它涉及现在的另一文本，伴随着必要的缺失。起初，伴随着缺失的出现没有显示出这种症候，好像它本身是不可见的。对马克思的第一次和第二次阅读支持了两个文本的存在事实，第一次的标准就是第二次的标准。”Louis Althusser，Lire le capitalvol.1，Paris，1965，pp.31-32。作者在语言上仍然被鼓励选择使用马克思给其法国出版商的信作为开篇：“我很欢迎你的想法，以期刊连载的方式出版《资本论》的译本。在这种形式下，这本书对工人阶级将产生更大的影响。这对我来说胜过一切。”对马克思的“早期著作的阅读”帮助你发现一半的真理：“这绝不是说马克思青年时期的观点就等同于马克思主义。”Pour Marx，Paris，1965，p.81。然而，对马克思著作的仔细阅读也产生了这样的真理：在马克思职业生涯的任何阶段，他都从没涉及过马克思主义，提出过由他人或他自己创建的某种思想体系，而且，这些也不是他的目的所在。我们应该保有恩格斯对最初的法国弟子的警示（这些人远比他们现代的继承者易于了解！）。“法国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完全是一种特殊的产物，以致有一次马克思对拉法格说：‘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487页）
[6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29页。
[65] 恩格斯宣称即将在欧文主义报纸《新道德世界》（1845年3月8日和5月10日）上发表这一著作；cf.MEW2，pp.514，519。
[6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327页。在费尔巴哈那里，我们也能见到这个题目，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14～516页。在“正统的人道主义方面”，可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109～144页。最近发现的马克思给费尔巴哈的信，揭示了他要写本小册子抨击鲍威尔的计划；他坚持对费尔巴哈的热情的敬仰，并宣称：“在这两部著作中，您（我不知道是否有意地）给社会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而共产主义者也就立刻这样理解了您的著作。建立在人们的现实差别基础上的人与人的统一，从抽象的天上降到现实的地上的人类这一概念。如果不是社会这一概念，那是什么呢？……人完全是在他的情欲中表现出来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14页）
[67] 他完成了一打读书笔记，总数超过400页，但不像他的巴黎笔记，这些笔记中包含注释。马克思与恩格斯于1845年7、8月都在曼彻斯特，马克思在这里也做了许多笔记。这些笔记主要涉及的作者包括：艾金（Aikin）、安德森（Anderson）、埃文南特（Avenant）、巴贝奇（Babbage）、布雷（Bray）、布朗宁（Browning）、布莱特（Buret）、卡莱尔（Carlyle）、钱勃南特（Chanborant）、科贝特（Cobbett）、 科普尔（Copper）、迪福（Defoe）、伊登（Eden）、伊德曼兹（Edmonds）、费里尔（Ferrier）、菲克斯（Fix）、吉尔巴特（Gillbart）、吉拉丁（Girardin）、吉斯勃恩（Gisborne）、格雷格（Greg）、希尔迪思（Hilditch）、霍普（Hope）、贾罗尔德（Jarrold）、拉博德（Labord）、麦卡洛克（MacCulloch）、穆勒（Mill）、米森登（Misselden）、莫罗-琼斯（Moreau de Jonnes）、莫尔斯（Morse）、欧文（Owen）、帕金森（Parkinson）、皮克赫（Pecchio）、I.佩雷拉（I.Pereire）、佩蒂（Petty）、凯施内（Quesnay）、罗西（Rossi）、萨德勒（Sadler）、萨格拉（Sagra）、L.萨伊（L.Say）、西尼尔（Senior）、西斯蒙弟（Sismondi）、斯托奇（Storch）、汤普森（Thompson）、图克（Tooke）、特里恩（Trioen）、尤尔（Ure）、维莱加德尔（Villegardelle）、维尔纽尔-巴尔蒙特（Villeneuve-Bargemont）、韦德（Wade）、沃茨（Watts）。特别要提到的是Georg von Gulich，Geschichtliche Darstellung des Handels，der Gewerbe und des Ackerbaus der bedeutendsten handeltreibenden Staaten unsrer Zeit （Jena，1830～1845），马克思明显在1847年阅读过这些书，并做了两个近200页对开纸的笔记；cf.M.Rubel，“Les Cahiers d'etude de Marx，”in Marx Critique du marxisme，pp.307-312。我们可以把这些书名加入到他的个人书库中，这个书库在马克思离开科隆后，由他的朋友罗兰特·丹尼尔斯（Roland Daniels）于1850年建立；参见Ex libris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Schicksal und Verzeichnis einer Bibliothek，Berlin，1967，pp.211-228。另外，许多历史学著作（其中包括Memoires of the Cardinalde Retz，the Duke de Saint-Simon，the Princess de Lamballe，Levasseur，Peuchet，Gregoire，Caussidiere，the Duke de Gramont，and Bertrand de Molleville）清单中有经济学家和经济历史学家们的名字。其中由布阿吉尔贝尔（Eugene Daire）编纂的两卷经济学家著作集尤其值得一提：Les Economistes financiers du ⅩⅧe siecle （Paris，1843），and Les Physiocrates （Paris，1846）。
[6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111页。
[6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192页。如果这足够表明马克思是“存在主义者”，那么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仅仅是来自对推测性思维模式的否定的总结。当我们去看第二篇论文时，就会发现另一位黑格尔模式的思想家克尔凯郭尔在不同的领域进行了类似的批判。
[7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186页。
[7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255、263～264页。比埃尔·纳维尔（Pierre Naville）在他的著作中对马克思和蒲鲁东之间的对立进行了相关的分析［De I' alienation a la jouisssance （Paris，1957），p.291］。然而，他并没有强调工资体系中生产者的异化的中心论点。
[7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7卷，384页。
[7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88～594页。
[74] MEGAⅠ 6，pp.451-472.
[7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88～592页。
[76] 下面的著作对这个笔记本的内容进行了描述：Die deutsche Ideologie，Voiksausgabe （Paris，1832），pp.547ff。这里我们也发现了一张包含37本书的清单“不是买来的就是采购来的”，包括的作家有布纳诺蒂（Buonarotti）、 西斯蒙第（Sismondi）、李斯特（List）、欧文、孔西得朗（Considerant）。
[77] MEW 3，p.537.（马克思对于最后四个方面编号为8′、8″、9′、9″）
[7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44页。
[7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73页。［不像一些人将其翻译为“推翻这个国家”（Paris，Editions Sociales，1966），p.135］
[8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42、543页。
[8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603页。
[82] 《哲学的贫困》第二章。见例证，“第七个即最后一个说明”。《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612～617页。
[8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616页。
[84] Cf.“Lettres et documents de Karl Marx 1856～1883.Avant-propos a Misere de la philosophie dans Egaliten.12 1880，”in AnnaliInstituto Giangiacomo Feltrinelli，Milan，1（1958），204.
[8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22页。
[8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655页。
[8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283～286页。
[8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874～875页。
[89] Cf.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konomie.Vorwort；MEW13，p.10.
[90] Cf.MEW6，pp.550ff.；Capital，Book Ⅰ； MEW23，pp.640ff.，Capital，Book Ⅲ；MEW 25，pp.151ff（《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707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162～163页）。
[9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722～723、727～728页。
[92] “Die Klassenkampfe in Frankreich，”Neue Rheinische Zeitung Revue，185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77～187页）。
[9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176页。恩格斯把这一部分插到了《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The Class Struggle in France，1848～1850）中。
[9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175页。
[95] 他最初的阅读包括：John Fullarton，Regulation of Currencies2d ed.（London，1845）；Robert Torrens，Principles of R.Peel'Bill （London，1848）；Thomas Tooke，A History of Prices （London，1848）。
[96] 他于1850年出版了他的争论，标题就是“无偿信贷”（Gratuite du credit）。
[9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175页。
[98] 我们找到了1850年最后几个月来的关于三个方面研究的笔记本，并且包括后来被《资本论》引用的著作的摘要。马克思阅读的对象中的一个就是李嘉图。他又阅读了此人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这里的英文是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也就是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译者注）的英文版，并对一系列关于金融问题的篇章进行了翻译和注释。
[9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7卷，159页。
[100] 参见1851年1月7日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63～66页。
[101] 恩格斯自己已经在他1844年的《概论》中使用了这些观点，祝贺他的朋友说：“如果世间还有公理和正义的话，那么至少一年的全部地租现在应该归于你。”恩格斯认为他发表了一篇关于土地租让的文章，并强调尽快完成“经济学”的重要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67～68页）。他收到的马克思的回复是一种令人悲痛的讽刺。马克思的妻子正期盼着他们的第四个孩子：“土地肥力和人的生殖能力成反比，这不免使像我这样多子女的父亲很受触动。尤其是，我的婚姻比我的工作更多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68页）
[10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8卷，237～23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103] M.Rubel，Bibliographie des oeuvres de Karl Marx （Paris，1956），pp.225-226.
[104] Franz Mehring，ed.，Aus dem literarischen Nachlass von Karl，Friedrich Engels und Ferdinand Lassalle，vol.4（Stuttgart，1902），pp.30-31.